棒球才是日本第一运动吗 (日本棒球vs美国棒球)

|远方历史说

编辑|远方历史说

前言

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占用了工薪族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他们的穿着被限制在日本商业文化允许的范围内:冬天穿深蓝色或灰色西装,配白色衬衫和领带;在闷热的夏季,他穿着短袖衬衫、休闲裤,配领带。他要在拥挤的车厢里忍受长距离的通勤才能到办公室。无论哪个行业或哪家公司的办公室,设计都千篇一律。这或许就是组织阶层的生动体现:每一列6-8张办公桌,互相面对面,高级经理坐在每一列离门口最远的一端。座位的安排反映位阶,严格有如*队军**。

工薪族文化

工薪族很少在午夜前回家。他们在空闲的晚上通常与同事外出喝酒。在男性的工作圈内,其他男人会成为情感支持及人际关系的主要来源。即使他们不是,也要表现得他们好像是。大部分工薪族会在一定时间内结婚,婚姻是晋升中层或中层以上管理阶层的不成文规定。但工薪族只能深夜或周末才能见到妻子,而且是不会被公司拉出去应酬的周末,因为如果他想在企业不断晋升,便要陪客人或供货商打高尔夫球。

日本棒球和美国棒球的区别,日本第一运动是足球还是棒球

高尔夫球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恋爱结婚”变得越来越普遍,虽然很多婚姻仍然按照传统方式安排,新娘和新郎在婚礼当天几乎不认识对方。但由于工作占据了工薪族大部分醒着的时间和情感能量,激情在许多婚姻中已经消退,即便最初两人是因爱情而结合。因此,不少工薪族宁可在同事的陪伴下外出发泄性欲,也不找自己的妻子。在高速增长年代,随便哪个晚上都能看到在东京新宿或大阪难波等地区的街头挤满一群群工薪族男性,他们摇摇晃晃地前往“土耳其浴室”[トルコ,本意为“土耳其”,也用来指日本当地的土耳其浴室(带有风俗店性质)。

后来由于土耳其使馆的抗议,“土耳其浴室”后来改名为“泡泡浴室”]或环境恶劣的夜总会,在那里女侍应可以在桌子底下进行*交口**。1956年,在首批女议员的努力下,日本通过了一项禁止卖淫的法律。昔日江户的高级娼妓中心吉原地区在该法律通过后,表面上被关闭。但除此以外,上述法律的效力(或严格来说是执行力)与18世纪禁止男上女下以外*交性**姿势的法律不相上下,后者今天仍能在美国的出版物上看到。

日本棒球和美国棒球的区别,日本第一运动是足球还是棒球

“土耳其浴室”

即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薪族文化的鼎盛时期,也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日本男性能够成为成熟的工薪族,也就是说,在日本的著名企业从事白领工作,领取薪水,并受“终身”雇佣协议保护。但是,工薪族的规范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普遍存在,影响着蓝领工人和在规模较小、不太稳定的公司工作的白领。在有名的大公司工作的蓝领工人,他们的雇用条件和福利条件与白领员工的几乎相同。而一家小公司若要看起来可信,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其职员在行为和着装上与规模更大、更老牌公司的员工一样。

棒球的兴起

在日本社会传播工薪族文化的主要工具是一项从美国引进的运动棒球。棒球在明治时期传入日本,并在日本一所重要的中学(后来并入东京大学)引入这项运动后流行起来。棒球是日本最早的团体运动(相扑、柔道和剑道等日本传统的运动项目都是一对一的比赛),而且一直是日本最流行的。棒球被证明出奇地适合日本。

球、足球等团体运动具有连续的动作和简单的战略(如果战术复杂的话),与此不同,棒球比赛打打停停,可以在比赛过程中的任何时间点停下来详细讨论各种策略。这就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让球场内外讨论,直到达成共识。因此,棒球的节奏反映和体现了日本人组织化生活的节奏。棒球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兴起,工薪族在这项运动中找到了最具象征性的符号。

日本棒球和美国棒球的区别,日本第一运动是足球还是棒球

棒球

在灌输和传播工薪族文化的过程中,电视、通俗小报(“体育报”)和漫画(通常非常俗艳和骇人,因此主要针对成年读者而非儿童)与棒球同等重要。但要划分棒球与媒体作用的界限并不容易,因为为工薪族或未来的工薪族诠释这个世界的棒球运动和媒体,很大程度上由同一个庞大的官僚企业控制着。

这个官僚企业就是读卖集团(Yomiuri Group)——日本最大的媒体帝国。在上一章我们已经提及广告公司日本电通集团在“管理现实”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在高速增长年代里确保日本人朝着一个方向齐心协力。读卖集团的角色大概同等重要。读卖集团拥有日本(如果不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个主要的电视网,从体育报到高水平学术期刊等一系列报刊,大量房地产事业,一个交响乐团,一个大型游乐场,还有一大批小型企业。

日本棒球和美国棒球的区别,日本第一运动是足球还是棒球

读卖新闻

但它“王冠上的宝石”是棒球队“读卖巨人”,一支在高速增长年代雄霸日本棒球界的球队。就连纽约洋基队或英国的曼联队,它们各自在全国运动赛事中的地位,也无法与巨人队在日本棒球界的地位相媲美。在棒球赛季,电视上播出的似乎只有巨人队的连续比赛。当然,这不完全是真的,但体育报纸确实会用无数篇幅报道巨人队的起起落落。

日本棒球的规则基本上和美国的一样。美国球迷观看日本队的比赛不会有任何困难。(最大的不同可能是,日本棒球允许平局。)但与企业和政治一样,内容是另一回事。

日本棒球和美国棒球的区别,日本第一运动是足球还是棒球

美国球迷

美国棒球界诞生的文化英雄,比如巴比·鲁斯、威利·梅斯、桑迪·柯法斯、乔·迪马乔,拥有突出的个人特质。与此不同,在高速增长年代,日本棒球的典型代表是长岛茂雄、王贞治这样极具团队精神的球员,只为读卖巨人一队比赛。他们从不为薪水多少争吵,给多少他们都能接受。

日本棒球球队

日本的棒球训练强调的不是个人技能的发展,而是普遍的努力和艰苦,以至于球队经理被指责把有天赋的球员逼过了极限而最终毁掉了他们。这直接反映了日本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原则:克服困难是一件需要可见的努力与团队协作的事;日本企业的优势就是它卓越的团队精神和人民无私的工作伦理——用日本人自己的话,就是他们的“韧劲”(根性)和“干劲”(ガッツ)。

日本棒球和美国棒球的区别,日本第一运动是足球还是棒球

长岛茂雄

要进入日本企业和政府的上层,就要经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并最终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此相同,日本职业棒球之路始于学校运动场,到初中校队和高中校队,最后是参加每年在神户甲子园球场举行的全国高中棒球联赛。即使在今天,甲子园(已成为联赛的代称)仍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光环。其他任何“业余的”体育赛事都不能与甲子园引发的全国性的兴趣和热情相媲美。

美国最与之接近的是大学美式橄榄球碗赛,例如玫瑰碗和砂糖碗。美国会对获胜的球队及其最伟大的球员大加赞扬,而在日本,往往是失败的球队引起最强烈的反应。每年,数百万人会紧盯着电视上一队队哭泣的男孩,他们已经付出最后的努力和热忱。

日本棒球和美国棒球的区别,日本第一运动是足球还是棒球

橄榄球碗赛

日本棒球界的伟大球员大部分出身于甲子园,其中最好的通常都会进入读卖巨人队。当然,巨人队需要有一些竞争好让其胜利可信,其他球队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弱者。理想的比赛或赛季应该是看到巨人队艰难地取得胜利(或冠军)。对巨人队的拥护如此超出常情,以至于有人说,某个早上在东京数百个通勤车站中随便哪一个,只要看看上班途中工薪族的脸,大概就能猜到前一晚巨人队是输了还是赢了。在任何一家总部位于东京的大型私立或公立组织中,只要你不是巨人队的狂热球迷,马上会被怀疑为另类,有时甚至会更糟。

最大的例外来自大阪及其附近地区。大阪地方球队阪神老虎队所激发的热情程度,比巨人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是给一个永远的失败者的热情。不出所料,老虎队经常被比作波士顿红袜队,它与巨人队的对抗则被拿来与红袜队和扬基队之间的竞逐比较。当然,老虎队作为高贵失败者的地位可以说完全符合日本最古老的原型之一。但更重要的或许是,这种强弱悬殊的竞争象征着东京及附近的关东地区的最终胜出,而关西的大阪、京都、神户和奈良则处于劣势。

日本棒球和美国棒球的区别,日本第一运动是足球还是棒球

大阪

自镰仓幕府建立以来,日本的重心便一直在向东移动。然而,关西一直坚持到高速增长时期。从整个江户时代一直到20世纪,大阪一直是日本最优秀的商业城市,而京都则一直是日本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宝库。但东京官僚作风的最终胜利见证了京都和大阪的衰落,最终沦为只是有着过去荣光的地方省会。

上面提到的对京都的破坏,让它看起来只是一个平庸的地方首府。与此同时,所有在大阪崛起的大企业(如住友、野村、夏普、东丽等),都会在东京开设所谓的“第二”总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清楚真正的权力重心在哪里。

因此,巨人队的霸权不仅在日本棒球界,而且在工薪族的整个精神领域(他的梦想、他的奋斗、他对胜利者的认同)。它是东京官僚化组织的权力象征,在高速增长时期掌控着日本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日本棒球和美国棒球的区别,日本第一运动是足球还是棒球

日本工薪族

然而,今天大家都知道,巨人队在日本棒球的整体结构中的优势及其在工薪族文化中的地位,即使没有被打破,至少也受到了严重挑战。上述情况的转变,大概始于1995年著名投手野茂英雄离开日本转投洛杉矶道奇队,接着是日本顶尖球员纷纷转投美国的职业棒球大联盟。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所谓的泡沫经济崩溃后,其他日本组织可以说面临同样的命运。

日本棒球和美国棒球的区别,日本第一运动是足球还是棒球

巨人队

日本男孩现在梦想为扬基队或红袜队效力。铃木一郎或黑田博树参加的美国大联盟比赛在日本吸引的电视观众往往比巨人队的比赛还要多。在日本企业界,虽然没有看到野茂、铃木、黑田那样的“背叛”,但正如痴迷体育运动的年轻人现在把目光转向美国一样,如今幼稚的“极客”痴迷的是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而不是索尼的最新产品。

与此同时,在经济高速增长年代,大藏省和通商产业省的经济精英们发号施令、施行控制,他们原来的使命感现在被没完没了的*场官**摩擦取代。日本经济已经失去优势,不得不将不断缩水的福利分配给日渐老化的人口。

上述变化的根源,部分可以追溯至高速增长体制对一大群人生活的改变,这些人对那些体制的形成毫无发言权,她们就是日本女性。日本的蓝领工人、工薪族、农民、小企业老板、身份模糊的极端右翼分子、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以及东京大学出身的充斥在日本金融和政府上层的官僚,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都对高速增长体制的最后形成有一定的贡献,只有妇女是缺席的。她们被排除在外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对她们自己、她们所嫁的男人以及她们的孩子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