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大致内容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第二十一章

阿尔卡狄早晨起来,打开窗,第一眼看到的便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这个老年人穿了一件布哈拉的宽睡衣,腰间束着一条手绢,正在起劲地挖他的菜园。他看见了他的年轻的客人,便把身子靠在锄头上,大声说:“祝您健康!您睡得好吗?”

“非常好,”阿尔卡狄答道。

“您瞧我在这儿像辛辛纳图斯那样挖地种晚萝卜呢。我们现在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感谢上帝!——人人都应当用自己的手来维持生活,靠别的人是没有用的,一个人总得自己劳动。现在看起来让·雅克·卢梭究竟是对的了。要是在半点钟以前,我的亲爱的先生,您就会看见我在干一桩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个乡下女人来抱怨她‘肚子绞痛’——那是她的*法讲**,可是在我们却叫做痢疾,我……我怎么说才好呢……我给她服*片鸦**;我又给另一个女人拔了一颗牙齿。我劝这个女人上麻药……她却不肯。我干这些事都是免费的——安那马脚尔。而且这也不足为奇;您知道我是一个平民,新人,我不是世家出身,像我妻子那样。……您要不要在喝早茶以前到这儿荫凉处来,呼吸一点儿早晨的新鲜空气?”

阿尔卡狄便出去到了他身边。

“再欢迎一次,”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把手举到他头上那顶油腻的无边小帽旁边,行了一个军礼。“我知道,您过惯了阔的、快乐的日子,不过就是当代伟人也不至于不高兴在茅屋里头住上几天的。”

“啊哟,”阿尔卡狄叫起来,“您怎么把我比作当代伟人呢?我也没有过惯阔日子。”

“请原谅,请原谅,”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客气地笑答道。“虽然我现在是不中用的古董了,可是我也曾见过世面的——我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他的为人。我多少也算得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观相家。要是我没有那种——我姑且大胆地说吧——本领,我早就完蛋了;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是立不住脚的。我这样对您说并不是恭维您:我看见您跟我儿子的交情,万分高兴。我刚才看见他了;他同往常一样,起得很早——您一定知道他这种习惯——到附近散步去了。请许我问一句——您跟我儿子认识很久吗?”

“从去年冬天起的。”

“不错,先生。请许我再问一句,——我们坐下来谈谈不好吗?请许我这个做父亲的人直爽地问您一句,您觉得我的叶甫盖尼怎样?”

“您的儿子是我所遇见的一个挺了不起的人,”阿尔卡狄起劲地答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两只眼睛突然睁得很圆;两颊略微发红。锄头从他的手里落了下来。

“那么您以为……”他说。

“我相信,”阿尔卡狄打岔道,“您的儿子有一个伟大的前程;他会给您的大名增光。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这样地相信。”

“这……这是怎样的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费力地慢慢说道。一个快乐的微笑使他的阔嘴张开了,那笑容一直留在他的嘴唇边。

“您要不要我告诉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

“要的……而且大概讲一下……”

阿尔卡狄便讲起巴扎罗夫的故事来,他这次比他跟奥津左娃跳玛祖卡舞的那个晚上谈得更起劲,更热烈。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注意地听着,他一会儿擤鼻涕,一会儿把他的手帕放在两只手里搓成一团,一会儿咳嗽,一会儿又把头发搔得直立起来,——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俯下头去,在阿尔卡狄的肩头吻了一下。

“您使我快乐极了,”他说,笑容一直没有消散。“我应当告诉您,我……崇拜我的儿子;我的老妻就更不用提了——我们都知道母亲对儿子是怎样的!——可是我也不敢在他面前表露我的感情,因为他不喜欢这样。任何的感情流露他都反对;许多人因为他的性格坚强,不满意他,认为这是骄傲、无情的表示,可是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能够用平常的尺度来衡量的,不是吗?随便举个例子说,别的许多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成为他父母的累赘;可是他,您相信吗?从生下来的那天起他就没有多花过一个戈比,上帝知道的。”

“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正直的人,”阿尔卡狄说。

“的确是没有私心的。可是我,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我不但崇拜他,我还以他自豪,我的虚荣心就是:有一天他的传记里面会写上这样的几行:‘一个寻常的军医的儿子,不过这个父亲很早就看得出他的伟大,并且不惜花任何代价来完成他的教育。’……”老人讲不下去了。

阿尔卡狄捏了捏他的手。

“您的意思怎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停了一会儿又问道,“他是不是会在医学方面得到您所预料的名声呢?”

“当然不是在医学方面,不过就是在这方面他也会成为第一流的学者。”

“那么在哪一方面呢,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

“现在很难说,不过他会成名的。”

“他会成名的!”老人跟着说了一遍,他静静地思索起来了。

“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叫我来请你们进去喝茶,”安非苏希卡走来说,手里端着一大盆熟了的马林果。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吃了一惊。

“有没有凉的奶油来拌马林果?”

“有的,老爷。”

“记住,要冷的!不要客气,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多拿一点儿。怎么叶甫盖尼还不来呀?”

“我在这儿,”巴扎罗夫的声音从阿尔卡狄的屋子里送出来。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忙转过身去。

“啊哈!你想拜望你的朋友;可是你去得太晚了,朋友,我跟他已经谈了好久了。现在我们得进去喝茶去:母亲在叫我们。哦,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事情?”

“这儿有一个农民;他在害着黄疸病……”

“是说黄疸病吗?”

“是的,一种慢性的、顽强的黄疸病。我给他开了矢车菊和小连翘,叫他吃红萝卜,又给他苏打;可是这些都只是姑息剂;我们还想给他用点更有效的药。你虽然看不起医学,不过我相信你可以给我一点很好的建议。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现在先进去喝茶。”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高高兴兴地从凳子上跳起来,口里哼着《罗勃》里面的句子:

法则,法则,法则让我们自己来规定,活……活……就是要活得快乐!

“好大的活力!”巴扎罗夫说着,就离开了窗口。

到了中午的时候。隐在一片连绵不断的浅白色薄云后面的太阳好像在燃烧一样。四周很静;除了公鸡在村子里挑衅般地对啼,让听见的人发生一种古怪的瞌睡和烦闷的感觉以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在什么地方的一棵树顶上,有一只小鹰高高地在那儿连连发出哭唤似的哀鸣。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躺在一个小小的干草墩的荫处,身子底下垫了两三抱草,这虽是干了的草,并且发出沙沙的声音,可是它们仍然带绿色,仍然有香味。

“那棵白杨,”巴扎罗夫开始说,“使我记起了我的童年;它长在土坑边上,那儿原先是个烧砖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土坑同白杨有一种特殊的法力;我在它们旁边,从来不觉得厌烦。我当时并不明白我之所以不厌烦,只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唔,我现在长大了,法力也就没用了。”

“你在这儿一共住了多少时候?”阿尔卡狄问道。

“连续住了两年的光景;后来我们就出去旅行。我们过一种漫游的生活,老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搬来搬去。”

“这所宅子盖了很久吧?”

“很久了。是我外祖父盖的,就是我母亲的父亲。”

“你的外祖父,他是个什么人?”

“鬼知道。大概是个二级少校吧。他在苏沃罗夫手下干过事,他老是讲他那些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故事——说不定是在吹牛。”

“怪不得你们客厅里挂了一幅苏沃罗夫的像。我喜欢像你们这样的小宅子:又古老,又暖和;还有一种特别的气味。”

“灯油和草木犀混在一块儿的气味,”巴扎罗夫打个哈欠说。“这些可爱的小宅子里的苍蝇……呸!”

“告诉我,”阿尔卡狄停了一下又说,“你小时候他们管束得严不严?”

“你看得见我父母是怎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严厉的人。”

“你爱他们吗,叶甫盖尼?”

“爱的,阿尔卡狄。”

“他们多爱你啊!”

巴扎罗夫静了一会儿。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他后来把两只手托住后脑勺,问了这一句。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父母在世界上活得非常快乐。我父亲已经六十岁了,他还到处跑来跑去,谈着姑息剂,给人治病,对农民厚道——一句话说完,他过的是称心如意的日子;我母亲也很快乐;各种各样的事务把她的时间全占去了,她一会儿唉声,一会儿叹气,她连想到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可是我……”

“可是你呢?”

“我想:我躺在这儿草墩底下。……我占的这块小地方跟其余的没有我存在、并且和我不相干的大地方比起来是多么窄小;我所能生活的一段时间跟我出世以前和我去世以后的永恒比起来,又是多么短促。……在这个原子里,这个数学的点里,血液在循环,脑筋在活动,渴望着什么东西……这是多么荒谬!这是多么无聊!”

“让我来说一句,你这番话可以应用在一般人的身上……”

“你说得对,”巴扎罗夫打岔道。“我正要说,他们——我是指我的父母——现在整天忙着,并不去想一想他们自己的渺小;他们并不因为这个感到不舒服……可是我……我只感到厌倦和愤怒。”

“愤怒?为什么愤怒?”

“为什么?你怎么能够问为什么?你已经忘记了吗?”

“我什么都记得,可是我仍然不承认你有愤怒的权利。你不幸福,我承认,可是……”

“呸!那么你,阿尔卡狄·尼古拉耶维奇,我看得出,你对爱情的看法是同一般新的年轻人一样了。你咯、咯、咯地唤着母鸡,可是等到母鸡走过来,你又跑开了!我不是这样的。可是用不着再讲这个了。再说那些没有办法的事,未免太可羞了。”他翻了一个身。“啊哈!这儿有一只勇敢的蚂蚁在拖一只半死的苍蝇。带走它,兄弟,带走它!不要去管它怎样抵抗,你得利用这个事实:你作一个动物就有不承认怜悯心的权利,不像我们这些毁掉自己的人。”

“你不应该这样说,叶甫盖尼!你什么时候毁过你自己来的?”

巴扎罗夫抬起头来。

“这是唯一的我可以自傲的事。我没有毁掉我自己,所以一个女人也不会把我毁掉。阿门!现在完结了。关于那件事你不会听见我再讲一个字了。”

这两个朋友静静地躺了一会儿。

“不错,”巴扎罗夫又说,“人是奇怪的生物。要是我们从远处、从旁边来看‘父亲们’在这儿过的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你吃啦,喝啦,并且知道你的举动是最合理的,最聪明的。可是不然;你不久就会感到苦闷了。你总想跟别人来往,哪怕是去跟他们吵架也好,总想跟他们来往。”

“一个人应当好好地安排生活,要使它每一刻的时光都过得有意义,”阿尔卡狄带思索地说。

“谁说的!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错误,也是好的;就是没有意义的事也可以忍受……可是——无聊的闲话,无聊的闲话……这却是受不了的。”

“一个人只要不承认无聊的闲话,对他无聊的闲话也就不存在了。”

“哼……你不过是把大家都知道的道理颠倒过来说罢了。”

“什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告诉你:比如说教育是有利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可是要说教育是有害的,就是把大家都知道的道理颠倒过来了。它听起来好像更漂亮,其实是合二而一的。”

“那么真理是在——哪儿,在哪一方面呢?”

“哪儿?我像回声那样地回答你:在哪儿?”

“今天你心里不痛快,叶甫盖尼。”

“真的?我想大概是太阳把我晒得太厉害了,而且也不应该吃那么多的覆盆子。”

“那么睡一会儿午觉倒不坏,”阿尔卡狄说。

“好吧;只是你不要望我:每个人的睡相都是愚蠢的。”

“别人对你怎样想法,在你看来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不知道跟你讲什么好。一个真正的人是不应当顾虑这个的;对一个真正的人,别人用不着去议论他,别人对他只有两个办法:不是服从他,就是恨他。”

“这倒古怪!我什么人都不恨,”阿尔卡狄想了一下说道。

“我恨的人很多。你是个心肠又软、感情又脆弱的家伙;你怎么会恨人呢?……你胆小;你不大相信你自己。……”

“那么你呢,”阿尔卡狄打岔地说,“你相信你自己吗?你把自己看得很高吗?”

巴扎罗夫不响了。

“等到我遇着一个在我面前不低头的人,”他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说,“那么我再来改变我对我自己的意见。恨!不错,比如,我们今天走过我们的管理人费立卜的小屋的时候,——就是那座又漂亮、又白的小屋,——你说,要是连最后的一个农民也有这样一所房屋的时候,俄国就到了完善的境地了,我们大家应当努力促成它的实现。……我却特别恨这个最后的农民,不管他叫费立卜,或是西多尔,我应当为他出力,他对我连谢也不谢一声……本来他为什么要谢我呢?唔,他将来要住在干净的白色小屋里头,而我的身上要长起牛蒡来;以后又怎么样呢?”

“得啦,叶甫盖尼……要是有人听见你今天讲的话,他会跟那班骂我们没有原则的人表示同意了。”

“你讲话就同你伯父一样。一般地说,原则是不存在的——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只有感觉。一切都依靠着感觉。”

“怎么这样呢?”

“就这样的。比如拿我来说,我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这是由于我的感觉;我喜欢否认——我的脑子是那样构成的,就再没有别的了!为什么我喜欢化学?为什么你爱苹果——这也是由于我们的感觉。这都是一样的。再要比这更深一层,人就看不透了。这样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肯对你说的,而且我下次也不会再跟你讲它。”

“什么?那么正直也是一种感觉吗?”

“我倒是这样想的。”

“叶甫盖尼!……”阿尔卡狄声音忧郁地说。

“啊?什么?这句话不合你的胃口吗?”巴扎罗夫打岔说。“不,兄弟。既然下了决心要把所有的东西全割下,就该把自己的脚也砍掉。可是我们也谈够哲理了。普希金说得好:‘大自然送出睡梦的静寂。’”

“他从没有说过这一类的话,”阿尔卡狄说。

“好吧,倘使他没有说过,他既然是一个诗人,他就很可以说——而且也应当说这句话。我想,他一定在*队军**里头干过。”

“普希金从来没有当过军人。”

“对不起,在他的每页书上都是:‘战斗去,战斗去,为了俄罗斯的荣誉!’”

“啊,看你乱编些什么!我要说这实在是毁谤了。”

“毁谤?事情太重大了!你想拿这句话来吓唬我!不管你怎样去毁谤一个人,他实际上总要比你讲的坏二十倍。”

“我们还是睡一会儿觉吧,”阿尔卡狄带着不痛快的调子说。

“我非常赞成,”巴扎罗夫答道。

可是他们都睡不着。两个年轻人的心里都充满了一种差不多仇视的情感。过了五分钟的光景,他们张开眼睛,默默地对望了一下。

“你瞧,”阿尔卡狄突然嚷道,“一片枯萎的枫叶离开了树枝,正朝地上落下来,它飘着就像一只蝴蝶在飞一样。这不奇怪吗?最悲惨的死的东西——却跟最快乐的活的东西一样。”

“呵,朋友,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巴扎罗夫大声说,“我求你一件事:不要用美丽的辞藻。”

“我会讲什么就讲什么。……你这真是*制专**了。我脑子里头有了一个思想,我为什么不该把它讲出来呢?”

“不错;那么为什么我又不该讲出我的思想呢?我觉得那种美丽的辞藻实在不好听。”

“那么什么话好听呢?骂人吗?”

“啊—啊!我看你真想步你伯父的后尘呢。要是那个白痴听见了你的话,他不知道会多么高兴!”

“你把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叫做什么?”

“我叫得非常恰当,他是一个白痴。”

“可是这叫人太难堪了!”阿尔卡狄嚷起来。

“啊哈!家族的情感在讲话了,”巴扎罗夫冷静地说。“我早看出来这种情感在人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破除一切的偏见;可是要他承认他那个偷手绢儿的兄弟,这是随便举例说的,是一个小贼,——那就办不到了。老实说:我的兄弟,我的——不是天才……这是可能的吗?”

“是单纯的正义的感情在我心里讲话,一点儿也不是家族的情感,”阿尔卡狄热烈地答道。“不过你既然不了解那种感情,你既然没有那种感觉,你就不能够批评它。”

“换句话说,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太高深了,我是不能够了解的。我只好低头不做声。”

“请你不要说吧,叶甫盖尼;我们结果会吵起来的。”

“啊,阿尔卡狄!给我一个恩典。我求你,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吵一回。”

“可是我们后来也许会弄到……”

“打架吗?”巴扎罗夫打岔地说。“好吧?这儿,在干草上面,在这种牧歌的环境里,离开世界和人们眼睛又远——那是不要紧的。不过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一动手就会掐住你的咽喉。”

巴扎罗夫伸开他那瘦长的、结实有力的手指。……阿尔卡狄掉转身走开,玩笑似的做出准备抵抗的姿势。……可是他朋友的脸色在他眼里显得非常凶恶——在他那嘴唇上似笑非笑的微笑里,在他那发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是开玩笑的恐吓的表情,他不由自主地觉得害怕起来。……

“啊!原来你们跑到这个地方来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声音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老军医在年轻人的面前出现了,他穿一件自己家里做的亚麻布上衣,头上戴一顶也是自己家里做的草帽。“我到处找你们。……可是,你们倒挑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你们干得很好。躺在‘大地’上面,仰望‘天空’。……你们知道,这句话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意思吗?”

“我除了要打喷嚏的时候,从来不仰望天空,”巴扎罗夫嘟哝说,他又转过脸对阿尔卡狄小声说:“可惜他打了我们的岔。”

“唔,不要说了,”阿尔卡狄低声说,他暗暗地捏一下他朋友的手。“就是再深的友情也不见得长久受得住这样的冲突。”

“我望着你们,我年轻的朋友,”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也在这个时候说,他把头摇了摇,两手交叉着按在他亲手做的弯曲得很好看的、柄上雕一个土耳其人头的手杖上头,——“我望着你们,我就止不住我的赞美。你们有多大的力量,精力最旺盛的青春,多大的能力,多大的才干!简直是……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

“现在你瞧——他来卖弄他的神话学了!”巴扎罗夫说,“你一听就知道他从前是一个了不起的拉丁文学者了!啊,我好像记得你从前得过拉丁文作文的银牌奖章——是不是?”

“狄俄斯库里,狄俄斯库里!”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反复地说。

“啊,得啦,父亲;不要婆婆妈妈的了。”

“偶尔来一次是可以的,”老人喃喃地说。“不过先生们,我并不是找着来恭维你们的;我是来,第一,告诉你们快开午饭了;第二,我要通知你一声,叶甫盖尼……你是一个聪明人,你通晓人情,你知道女人家的脾气,那么你会原谅的……你妈妈因为你回家来要做一次谢恩礼拜。你不要以为我来请你去参加谢恩礼拜——它已经做完了;可是亚历克赛神父……”

“这儿的教士吗?”

“是的,那个教士;他要在我们这儿……吃饭。……我并没有料到,我也不赞成……可是也不知道怎样弄出来的……他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唔,而且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不过他倒是一个很好的、明理的人。”

“我想他不会把我的一份午饭也吃掉吧?”巴扎罗夫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笑了起来。

“啊呀!这是什么意思!”

“好啦,我不再要求什么了。我不管同谁一桌吃饭都可以。”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戴正他的帽子。

“我早就相信你不受任何偏见的拘束。就拿我来说吧,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儿了,我也没有偏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敢承认是他自己要做谢恩礼拜的。……他对宗教的虔诚不亚于他的妻子。)并且亚历克赛神父很想跟你认识。你也会喜欢他的,你等一会儿瞧吧。他并不反对打牌,并且有时候——这句话只有在我们中间讲——他还抽一袋烟呢。”

“好吧。我们吃过饭来打一圈‘杂牌’,我会好好地赢他一场。”

“嘿!嘿!嘿!我们瞧吧!恐怕靠不住。”

“我知道你是一个老手。”巴扎罗夫特别加重语气地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青铜色脸颊上泛起一层局促的红晕。

“你不害臊吗,叶甫盖尼。……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好的,我愿意在这位先生面前承认我年轻时候有过这种嗜好,——这是事实;而且我为它也受够苦了!啊,天气真热!让我跟你们坐一会儿。我想,我不会妨碍你们吧?”

“啊,一点儿也不,”阿尔卡狄答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吟呻**一声,在干草上坐了下来。

“亲爱的先生们,”他说,“你们现在这个睡铺叫我想起了我从前在*队军**里的露营生活,包扎所也是在一个像这样的靠近干草堆的地方,而且就是这样的地方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他又叹了一口气。“我一生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举一个例子说吧,要是你们愿意听的话,我给你们讲一桩比萨拉比亚大瘟疫中的古怪事情。”

“你就是为了那桩事情得到符拉季米尔勋章吗?”巴扎罗夫插嘴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那么,你为什么不把它挂在身上?”“我不是跟你讲过我没有偏见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结结巴巴地说(他刚刚在前一天叫人把红丝带从他的衣服上拆了下来),他接着就讲起瘟疫的故事来。“您瞧,他睡着了,”他突然指着巴扎罗夫对阿尔卡狄轻轻地说,又好意地眨了眨眼,然后大声叫道:“叶甫盖尼!起来,我们去吃午饭吧。……”

亚历克赛神父生得魁伟、肥胖,一头浓发梳得很光,他那件淡紫色绸法衣上面束了一根绣花腰带,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圆滑知趣的人。他连忙先伸出手给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好像他预先知道他们并不要他祝福似的,他的举止大都是毫无拘束的。他既不降低自己的尊严,也不得罪别人;他偶尔也笑话神学校里教的拉丁文,却极力维护他的主教;他喝了两杯酒,却不肯喝第三杯;他接了阿尔卡狄的一根雪茄,并不马上抽它,说是他要带回家去。他只有一桩事叫人看了觉得不大舒服,就是他时时小心翼翼地、慢慢地伸起手去捉脸上的苍蝇,有几回居然把苍蝇压扁了。他坐在牌桌旁边并不显得十分高兴,结果他却从巴扎罗夫手里赢了两个半卢布的钞票(在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的家里,没有人会用银子计算)。……她照旧坐在她儿子的身边(她是不打牌的),她照旧拿一只小拳头支住她的脸颊;她只有去叫人端一点儿新的吃食上来的时候才站起身子走开。她不敢去亲巴扎罗夫,他不给她一点儿勇气,也不鼓励她去亲他;而且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也劝过她不要太把他“麻烦”了。“年轻人不喜欢那种事情,”他这样地跟她讲了好几次。(这儿用不着说那天的午饭是多么丰富;季莫费以奇大清早就亲自赶车去买一种特别的切尔卡瑟的牛肉;管理人到另一个方向去买淡水鳕、鲈鱼、龙虾;单是蘑菇一样就给了那个乡下女人四十二戈比。)可是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的眼睛牢牢地盯着巴扎罗夫,眼里表示的不只是深爱与温情;那里面还有忧愁,也掺杂有恐惧和好奇心;那里面还可以看出一种温顺的责备来。

可是巴扎罗夫却无心去分析他母亲眼里的那一种表情;他很少掉过脸去跟她讲话,不过偶尔问她一两句简短的话罢了。有一次他要借她的手来换一换“手气”;她就静静地把她那柔软的小手放在他的粗大的掌上。

“怎样,”她等了一会儿,问道,“有没有用处?”

“更坏了,”他漫不经心地笑了笑答道。

“他打的牌太冒险了,”亚历克赛神父好像表示惋惜地说,他一面抚摩他的漂亮的胡子。

“拿破仑的方法,好神父,拿破仑的方法,”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插嘴说,他打出了一张“爱司”。

“可是它把拿破仑送到圣赫勒拿去了,”亚历克赛神父说,他拿出王牌把“爱司”吃了。

“你要不要喝一点儿红醋栗水,叶纽谢奇卡?”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问道。

巴扎罗夫只是耸了耸肩。

“不成!”第二天巴扎罗夫对阿尔卡狄说,“我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我烦透了;我想工作,可是在这儿无法工作。我想再到你们的村子那儿去;我的实验标本也都留在那儿。在你们家里一个人至少可以关起门来。在这儿虽然我父亲老是对我说这一句话:‘我的书房让给你用——没有一个人打扰你。’可是他自己始终就没有离开过我一步。我又不好意思把他关在门外。我母亲也是这样。我听见她在隔壁不住地叹气,可是倘使我去看她,我又没有话对她说。”

“她一定会很伤心,”阿尔卡狄说,“他也会那样。”

“我还要回来看他们。”

“什么时候?”

“唔,我到彼得堡去的时候。”

“我特别同情你的母亲。”

“为什么呢?是她请你吃饱了草莓吗,还是别的缘故?”

阿尔卡狄埋下了眼睛。

“你不了解你的母亲,叶甫盖尼。她不只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她的确是很聪明的。今天早晨她跟我谈了半小时,谈的话都是非常切实,非常有趣的。”

“我想你们自始至终都是在谈论我吧?”

“我们并不是单单谈论你。”

“也许;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会看得清楚些。倘使一个女人能够谈得上半小时的话,那往往是一个好的现象。可是我仍然要走。”

“可是你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也不是一桩很容易的事。他们一直在议论怎样安排我们这两个星期里的生活。”

“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今天有什么魔鬼鼓动我去把我父亲挖苦了一顿;他前两天叫人把他的一个纳租的农民打了一顿鞭子,——他打得很对;不错,不错,你用不着这样生气地望着我——他打得很对,因为那个农民是一个惯贼,一个酒鬼;只是我父亲没有想到我,像一般人那样说的,‘已经知道了’这桩事情。他非常狼狈。现在我又要叫他格外伤心了……不要紧!他不久会好的。”

巴扎罗夫虽然说是“不要紧”;可是这一天已经过完了,他还不能够下决心把他的主意告诉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最后,他在书房里跟他父亲道过了晚安,他才假装打一个哈欠,说道:

“啊,……我差点儿忘了告诉你。……明天请你差人把我们的马带到费多特那儿去换班。”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吓了一跳。

“基尔沙诺夫先生要走吗?”

“不错;我跟他一块儿走。”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脚也站不稳了。

“你要走?”

“不错……我一定得走。请你叫人把马预备好。”

“很好……”老人结结巴巴地说,“去换班……好……只是……只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一定得到他那儿去稍微住一些时候,以后我还要回来的。”

“啊!稍微住一些时候……很好。”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掏出手绢来,擤了擤鼻子,身子差一点儿弯到地上了。“好吧……都会给你办妥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我们这儿……住长些。三天……分别了三年,这,这实在少;实在少,叶甫盖尼!”

“可是我对你说过,我马上就回来的。我一定要去一趟。”

“一定要。……那有什么办法呢?责任超过一切。那么得把马送去吧?很好。不用说,阿利娜和我都没有料到这个。她刚从一个邻居那儿讨了一点花来,预备给你装饰屋子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没有提起他自己每天早晨天刚亮就光着脚趿起拖鞋去找季莫费以奇商量,用他那打战的手指掏出一张一张的破钞票,差遣季莫费以奇去买各种东西,特别关照他买好的饮食,买红葡萄酒,据他看来,这两个年轻人是极喜欢喝红葡萄酒的。)主要的是……自由;这是我的规则。……我不想妨碍你……不……”

他突然闭了嘴,向着门走去。

“我们不久会再见的,父亲,真的。”

可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并不掉转身来,他只是摇摇他的手,便走出去了。他回到他的卧室,看见他的妻子已经睡着了,他便轻轻念他的祷告词,免得把她惊醒。可是她仍然醒了。“是你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她问道。“是的,妈妈。”

“你从叶纽沙那儿来吗?你知道不知道,我害怕他睡在沙发上不舒服?我叫安非苏希卡给他铺上你的旅行褥子,放上新枕头;我本来应该把我们的鸭绒被给他,可是我记得他不喜欢睡太软的床。”

“不要紧,妈妈;你不要担心。他睡得很好。主啊,怜悯我们罪人吧,”他又继续小声地念他的祷告辞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很可怜他的老妻;他不想现在就告诉她明天有一个多大的悲痛在等着她呢。

巴扎罗夫和阿尔卡狄第二天便走了。从大清早起全家就充满了忧郁、沮丧的气氛;安非苏希卡打碎了盘子、碟子;连费季卡也弄得糊涂起来了,结果他无缘无故脱掉了脚上的靴子。瓦西里·伊凡内奇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惊扰过;他显然竭力装出勇敢、镇静的表情,大声讲话,用力走路,可是他的面容显得消瘦,他的眼睛一直在避开他儿子的眼光。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轻轻地哭着;她简直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要不是她的丈夫在大清早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工夫劝她,她就会没法控制自己了。巴扎罗夫不止一次地答应他一定在一个月里头回来,最后他终于从他们的挽留的拥抱中挣脱了身子,坐上四轮敞篷车;马跑起来,铃子在响,车轮在转动,——他们的影子再也看不见了,尘土定了下来,季莫费以奇伛偻着身子,摇摇晃晃地爬进他的小房子去了;这所小小的宅子里就只有这一对老人,连宅子也突然显得老朽龙钟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前一会儿还立在台阶上起劲地摇着手绢,现在他却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的头垂到自己的胸前。“他丢开,丢开我们了,”他喃喃地说,“丢开我们了;他不高兴同我们在一块儿。孤独,现在就像手指一样地孤独!”他接连念了几遍,每次他都把一只手伸出来,食指单独地举起。后来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走到他身边:把她的灰白的头靠着他的灰白的头,说道:“瓦西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子不再需要我们照管了。他就像一只鹰,高兴飞来就飞来,高兴飞去就飞去;你我却像生在树孔里的两朵蕈子,我们紧紧靠在一处,从来不移动一下。只有我对你永远不变,你对我也是一样。”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手从他的脸上取下来,抱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抱得紧紧的,比他年轻时候抱她还要紧些:在他悲痛的时候她安慰了他。

第二十二章

我们的朋友除了偶尔交换几句没有多大意思的话以外,就闭上嘴,一直坐车到了费多特那儿。巴扎罗夫并不怎样满意自己。阿尔卡狄也不满意他。他也感到了那种只有很年轻的人才知道的无名的悲哀。车夫换好了马,爬上驾车座位,问道:“向右去还是向左去?”

阿尔卡狄打了一个颤。向右去的路是到城里去的,从城里便可以回家;向左去的路是到奥津左娃的家去的。

他望了一下巴扎罗夫。

“叶甫盖尼,”他问道,“到左边去吗?”

巴扎罗夫把脸掉开。

“这多愚蠢!”他喃喃地说。

“我知道这愚蠢,”阿尔卡狄答道。“可是这有什么害处呢?难道这是第一回吗?”

巴扎罗夫把帽子拉下来盖住前额。

“随你的意思办吧,”他末了说。

“向左去!”阿尔卡狄大声说。

四轮敞篷车便朝尼科利斯科耶的方向转动了。可是这两个朋友决定了这件愚蠢的事情以后,反而比先前更不高兴开口了,他们都好像是在生气似的。

奥津左娃的管事在宅子的台阶上迎接他们,他那种态度使这两个朋友马上觉得:他们这次突然顺从了自己一时的冲动,是一种欠审慎的举动。这儿的人显然并没有料到他们会再来。他们带着一副尴尬的面貌,在客厅里坐了大半天。后来奥津左娃进来见他们了。她像平日那样亲切地接待他们,可是对他们这样快回来表示惊讶;并且从她那缓慢的举动和言语上看来,她是不大高兴他们回来的。他们连忙声明:他们只是路过这儿顺便来拜访她,三四小时以后他们就得动身进城去。她不过轻轻地发出了一声惊叹,她请阿尔卡狄代她问候他的父亲,随后就叫人去请她的姨母来。公爵夫人带着睡容出来了,这使她那满是皱纹的老脸显得更凶恶了。卡契雅不大舒服,没有出来。阿尔卡狄忽然觉得他想见卡契雅的心至少是同想见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心一样迫切。四个小时在没有多大意义的闲谈中间消磨过去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不论听他们讲话,或者自己说话,始终没有露出一丝笑容。一直到他们告辞的时候,她从前的那种友情才似乎又在她的心中活动起来。

“我这一阵子脾气不大好,”她说,“不过你们千万不要介意,一半天请再来——我是对你们两位说的。”

巴扎罗夫同阿尔卡狄两个人默默地鞠躬回答,然后坐上车去,他们一路上也不再停留,让车子一直往马里诺跑去,第二天的傍晚他们就平安地到了那儿。在这长途中他们谁都没有提过奥津左娃的名字;尤其是巴扎罗夫,他很少开口,却带着一种冷酷的紧张表情不停地朝路旁边另一个方向望去。

马里诺的每一个人看见他们回来,都非常高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因为儿子离家太久的缘故,心里开始有点儿着急,所以在费涅奇卡眼睛发亮地跑来告诉他“年轻先生们”回家的时候,他马上发出一声叫喊,摇摆着两腿从沙发上面跳起来;连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也多少感到一点儿愉快的兴奋,他跟这两个回家的游子握手的时候还露出谦和的微笑。接着是谈论和问询;阿尔卡狄谈得最多,尤其是在晚饭的时候,这顿饭一直吃到半夜。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叫人拿出几瓶刚从莫斯科送到的黑啤酒来;他也同他们一块儿喝酒,直喝到两颊通红,他不断地发出一阵一阵的半小孩气的、半神经质的笑声。连用人们也都传染到了这种普遍的快乐。杜尼雅霞好像发了疯似的、不停地跑来跑去: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彼得在早晨两点多钟还拿出吉他来弹一支哥萨克旋舞曲。琴弦在静寂的空气中发出一种哀婉的、悦耳的音调;可是除了开始的几下装饰音以外,这个有教养的听差就弹不出什么来了;他天生没有音乐才能,就同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才能一样。

在这个时候,马里诺的生活并不十分美满,可怜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处境很不好。田庄上的麻烦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这都是些令人心烦的没有道理的麻烦。他雇的长工给他的麻烦简直是不能忍受的。有的人要求算清工钱,有的人又要求增加工资,还有一些人领了预支的工钱就带着跑了。马病了;马具好像是给火烧坏了似的;工作做得很草率;从莫斯科买来的一架打麦机因为太重不合用,另一架只用了一次就坏了;牛舍给烧去了一半,只因为用人中间有一个瞎眼老太婆在刮风天拿了一块烧着的木头去熏她自己的病牛……那个老太婆一口咬定说这个灾祸的起因是:主人想做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新式干酪和各种牛奶食品。总管突然懒起来了,他开始在发胖,俄国人凡是得到舒服的位置的,都长得很胖。他只要远远地望见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就会丢一块木片去打一只在旁边走过的小猪,或者骂一个光着半身的小孩来表示他热心工作,可是在其余的时候他大半是在睡觉。那些佃农不但不按期纳租,还偷盗树林里的木材;看守人差不多每夜都在“农庄”的牧地上捉住几匹农民的马,有时候要经过一番争夺以后才能够把马带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本来规定了一笔罚金作为赔偿损失,可是每回的结果总是马白白吃了主人的一两天草料,仍旧由原主领回家去。末了,又加上这样的事:农民中间发生了争执;弟兄闹着分家,他们的妻子不能够住在一处;突然间打起架来了,就好像听到谁的号令似的,一下子整个村子都惊动了,全村的人立刻跑到事务所的台阶前面,往往有的人喝得酩酊大醉,有的人被打得满脸伤痕,都围着主人要求公平裁断,他们中间闹的闹,叫的叫,还有女人的哭号,同男人的咒骂混在一块儿。主人在这个时候不得不费力把打架的两方面的人拉开,他不得不把嗓子都叫哑了,虽然他自己早就知道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公平的解决。在收割的时候人手不够;附近地方一个单户农民做出极恳切的样子来商量,表示他愿意供给收割的人,讲定了两个卢布一亩的代价,结果他却用最无耻的手段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骗了;他自己村子里的妇女要着从没有听见过的高的工钱,却让麦子落在田里;一方面收割的工作不能好好进行,另一方面监护院[却逼他并且威吓他要他立刻把借款的利息付清……

“我已经用尽我的力量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止一次灰心地说。“我自己不能够打架;要是叫警察来吧,又跟我的原则冲突;可是对付这班人:要是不用刑罚去吓唬他们,便什么都干不了!”

“安静点儿,安静点儿,”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听见了,就会拿这样的话安慰弟弟,可是连他自己也不免要哼几声,皱皱眉头,拉拉小胡子。

巴扎罗夫完全不管这些“无谓的争吵”,而且他是一个客人,也实在不便去干预别人的事情。他到马里诺的第二天就着手研究他的青蛙、纤毛虫同化合物,整天忙着这些工作。阿尔卡狄却跟他相反,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即使不给父亲帮忙,至少也得做出准备给父亲帮忙的样子。他耐心地听父亲讲那些事,有一回他还贡献了意见,他并没有想到要父亲采用他的意见,只不过借此表示他的关心罢了。田地上的事情他并不讨厌,他甚至高兴地幻想过将来从事农业的工作,可是这个时候他的脑子里却装满了别的思想。阿尔卡狄,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现在不停地想着尼科利斯科耶;要是前一些时候有人对他说,他同巴扎罗夫住在一个屋顶下面,而且是住在怎样一个——住在他父亲的屋顶下面,他会感到无聊的话,他一定只会耸耸肩头,可是现在他实在感到无聊,而且只想走开。他想出去散步,走到疲倦为止,可是这个办法也没有用。有一天他跟他父亲讲话,听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收藏着几封颇有趣味的信,是奥津左娃的母亲从前写给阿尔卡狄的母亲的,从此他就缠着父亲,不让父亲安静一会儿,一直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翻遍了二十个各种各样的箱子和抽屉,把信找出来交给他为止。阿尔卡狄拿到这些已经半腐烂了的信笺以后,他觉得心里安宁了,就好像看见了他现在应该去的目的地似的。“我是对你们两位说的,”他不断地低声念道,“这是她自己说出来的!我要去,我要去,管它的!”可是他记起上一次的拜访,她的冷淡的接待和他自己的狼狈的情形,他又胆怯了。到底是年轻人的“瞎碰”的精神,和那种碰碰自己的运气、不要人保护试试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的私愿——最后得到了胜利。他回到马里诺以后不到十天,便借了研究星期日业余学校的机构的名义,坐车到城里去了。他从那儿又转到了尼科利斯科耶。他一路上不停地催车夫快跑,他没命地往那儿跑去,就像一个年轻的军官奔赴战场一样:他又害怕,又高兴,又急得快要透不过气来。“最要紧的事情是——我不该乱想,”他接连对自己说。他的车夫碰巧是一个雄赳赳的小伙子,见到酒店便停下车来问:“喝一杯吗?”或者“要不要喝一杯?”可是他喝过以后就不顾惜自己的马了。最后那所熟悉的宅子的高屋顶望得见了……“我是做什么呀?”这个思想突然在阿尔卡狄的脑子里动了一下。“好吧,现在不好转回去了!”三匹马步伐一致地向前飞跑;车夫对它们吆喝着,吹着口哨。一会儿小桥在马蹄和车轮下面轰响起来了,一会儿剪齐的枞树荫路过来迎接他们。……在深绿丛中露出了一个女人的粉红衣裳,一张年轻的脸从一把阳伞的细穗子下面望着他们。……他认出了卡契雅,她也认出他来。阿尔卡狄吩咐车夫拉住马,他跳下车来,走到她面前。“原来是您!”她说道,渐渐地整个脸都红了;“我们去找姐姐去,她就在花园里,她一定高兴看见您的。”

卡契雅领着阿尔卡狄走进花园。他觉得他遇到她正是一个特别幸运的预兆;他很高兴见到她,仿佛她就是他自己的妹妹似的。一切都很顺利:不用管事,不用通报。在一条小路的转角他看见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她背朝着他立在那儿。她听见脚步声,便静静地转过身来。

阿尔卡狄又发慌了,可是她的第一句话就使他马上放下心来。“您好,逃亡的人!”她用她那平静而亲切的声音说,一面走过来迎接他,她脸上带笑,同时又眯起眼睛避开风和阳光。“卡契雅,你在哪儿找到他的?”

“我给您带了一件东西来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他说,“您一定料不到的。……”

“您带了您自己来了,这比什么东西都好。”

第二十三章

巴扎罗夫带着讥讽的怜悯送走了阿尔卡狄,他还让阿尔卡狄明白他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一点儿也没有瞒过他,随后他一个人关起门来:一阵工作的狂热占有了他的心。他现在不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争论了,尤其是因为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他面前过分地摆起贵族架子,而且不大用字句来表示意见,却常用一些声音。只有一次他们谈到当时算是很时髦的关于波罗的海各省贵族的权利的问题,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跟这个虚无主义者争论起来;可是他忽然自己打住了,冷冷地客气地说:“不过,我们是不能够彼此了解的;至少我没有了解您的荣幸。”

“当然啊!”巴扎罗夫嚷道。“一个人什么都能够了解——以太怎样颤动啦,太阳上面发生了什么啦;可是别人擤鼻子怎么能够跟他擤鼻子不一样,他就不能够了解了。”

“什么,这是一句俏皮话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带着询问的口气说,便走到一边去了。

然而他有时候也要求巴扎罗夫允许他参观他的实验,有一次他还把他那张用上等化妆品洗得很干净而且擦得香喷喷的脸挨近显微镜,去看一只透明的纤毛虫怎样吞下一小粒绿色灰尘,又怎样用它的喉咙里那些非常灵活的类似拳头的小东西咀嚼它。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到巴扎罗夫的屋子里去的次数比他哥哥多得多;要是没有田地上的事情绊住他,他一定会天天去,照他自己的说法,“学习”了。他并不打扰这个青年自然科学家:他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专心望着,偶尔发出一句小心谨慎的问话。在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也往往设法把话题转到物理学、地质学,或者化学上面去,因为他知道所有其他的题目,连农业也包括在内,更不用说政治了,要不引起冲突,至少也会引起彼此的不痛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料到他的哥哥对巴扎罗夫的憎恶并没有减少。在许多事情中间只要举出一件小事就可以证明他的猜想不错。附近一带发现了霍乱症,连马里诺这个村子里也给它“拉去”了两个人。有一天夜里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忽然有了相当厉害的病象。他熬了一整夜的痛苦,可是他并不去请巴扎罗夫给他医治。第二天他们见到面,巴扎罗夫问他:为什么不叫他去看看,他回答道:“啊,我好像记得您自己说过您不相信医学。”他的脸色还很苍白,但已经仔细地梳洗过而且刮过脸了。日子就这样地过去了。巴扎罗夫毫不懈怠地、但又闷闷不乐地做他的研究工作……这个时候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宅子里头还有一个人,他虽然没有对她吐露过胸怀,可是他却高兴跟她谈话……这个人就是费涅奇卡。

他遇见她的时候大半是大清早,在花园中或者在院子里;他从不到她的屋子里去看她,她也只有一次到过他房门口来问他——应不应该给米奇亚洗澡?她不但信任他,不但不怕他,并且她在他面前反而比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面前举动更自由,更随便。要说明这个原因倒不是容易的事;也许她无意识地感觉到巴扎罗夫没有一点儿贵族气派,没有一点儿那种既引人神往又叫人害怕的高贵气派。在她的眼睛里看来,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又是一个朴实的人。她当着他的面毫无拘束地照应她的孩子;有一次她忽然头晕接着又头痛,还从他的手里喝过一调羹药。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面前她好像在躲开巴扎罗夫:她这样做并不是在作假,却是为了尊重礼俗。她比从前更害怕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了;最近一些时候他开始在暗中观察她,有时候他会突然在她背后出现,就像是从地底下跳出来似的,穿一身英国式样的衣服,带一张没有感情的、又好像在侦察什么似的脸,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好像淋了你一身的冷水似的,“费涅奇卡对杜尼雅霞抱怨道,杜尼雅霞的回答是一声长叹,她想着另一个“无情的”人。巴扎罗夫自己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竟成了杜尼雅霞心里的残酷的暴君了。

费涅奇卡喜欢巴扎罗夫;巴扎罗夫也喜欢她。他跟她谈话的时候,连他的脸也变了样子了: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愉快的、而且差不多是和善的表情,他平日那种毫不在乎的态度现在也换上了一种开玩笑的关心。费涅奇卡长得一天比一天地漂亮了。在年轻女人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时期她们会像夏天的蔷薇一样忽然开花吐艳;费涅奇卡现在到了这个时期了。一切都给她添了美丽,连这个时候的七月的暑气也是这样。她穿了一件薄薄的白衣衫,显得她自己更白净,更轻盈了;太阳并没有把她晒黑;可是这种她躲避不了的炎热在她的脸颊上和耳朵上轻轻地染上了一层浅红色,这炎热使她全身感染到一种软软的慵懒,给她的美丽的眼睛添一种睡梦恍惚的表情。她差不多不能够做事情了,两只手不知不觉地滑到膝盖上。她连路也不大走了,只是带着那种可笑的无可奈何的样子整天唉声叹气。

“你应当多洗澡,”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她说。

他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干掉的水塘上搭了一个帐篷,把水塘改做了浴池。

“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走到池子那儿,人就要死了,再走回来,又要死一次。您瞧,园子里头就没有一个荫凉地方。”

“真的,园子里头没有荫凉地方,”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答道,一面摸自己的前额。

一天早晨七点钟,巴扎罗夫散步回来,在丁香凉亭里遇见费涅奇卡。丁香花早谢了,可是枝子上还是浓密的一片绿色。她坐在一条凳子上,照旧在头上包着一条白头巾,身边放了一大堆还带着露水的红色的和白色的蔷薇花。他跟她道了早安。

“啊!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她说,稍微揭起头巾的边儿来望他,她举起手的时候,那只膀子连肘也露出来了。

“您在这儿做什么?”巴扎罗夫说,就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您在扎花束吗?”

“是的;预备早饭桌上用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喜欢花。”

“可是现在离早饭时间还很远呢。这大堆的花!”

“我现在摘了它们,只是因为过一会儿天就热起来了,我也不能够出来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还透得过气。天热起来我就连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真害怕我是不是要生病了。”

“您真想得古怪!让我来摸摸您的脉。“巴扎罗夫拿起她的手来,摸了摸她那跳得很均匀的脉搏,可是他连脉动的次数也不去数就放下她的手来,说:“您要活一百岁呢!”

“啊,您不要乱说!”她嚷道。

“为什么?您不想长寿吗?”

“好啦,可是一百岁!我们祖母活到八十五岁——她受了多少活罪!又脏,又黑,又聋,又驼背,又是不停地咳嗽;她只是自己的一个累赘。这算是什么生活!”

“那么,还是年轻好?”

“可不是吗?”

“可是为什么年轻好呢?告诉我吧!”

“您怎么能够问为什么呢?我现在在这儿,我年轻,我什么事都能够做——来来,去去,拿这个,拿那个,用不着求别人帮忙……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

“在我看来,年轻年老都是一样的。”

“您怎么说——都是一样的呢?像您说的那样是不可能的。”

“那么,您自己判断吧,费多西雅·尼古拉耶夫娜,我的青春对我有什么用处。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

“这一直是由您自己决定的。”

“这完全不由我!我倒希望有个人可怜我。”

费涅奇卡瞟了巴扎罗夫一眼,不过并没有讲什么。

“您拿的是什么书?”她停了一会儿问道。

“这个吗?这是一本很深奥的书,很难念的。”

“您老是在用功吗?您就不觉得厌烦吗?我猜您已经什么都懂得了。”

“好像并不什么都懂得似的。您试着念念看。”

“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懂。这是俄文吗?”费涅奇卡问道,她双手接过这本封面很重的书。“这本书真厚!”

“不错,这是俄文。”

“这还是一样的;我还是一点儿也不懂。”

“我并不要您懂它。我想看您念书的样子。您念书的时候,您那小小的鼻尖动得非常好看。”

费涅奇卡随手翻到论“木焦油”的一章,便低声拼着念起来,她忽然笑了,把书丢开……书从凳子上滑到地上去了。

“我也爱看您笑的样子,”巴扎罗夫说。

“不要讲了!”

“我爱听您讲话。就好像溪水在淙淙地流着似的。”

费涅奇卡把头掉开。“您真古怪!”她说,又动手挑选花去了。“您怎么肯听我讲话?您是跟那些聪明的太太小姐们讲惯了的。”

“啊,费多西雅·尼古拉耶夫娜!相信我:世界上所有的聪明的太太小姐们也抵不上您这小小的肘子。”

“是啦,您编出一套话来了!“费涅奇卡合起两只膀子,低声说。

巴扎罗夫从地上捡起那本书来。

“这是一本医书,您为什么把它丢开?”

“医书?”费涅奇卡跟着说了一遍,她又转过脸向他。“您知道吗?自从您给了我那点儿药以后,您还记得吗?米奇亚就睡得很好了!我不知道要怎样谢您才好;您真是一个很好的人。”

“可是说实话,医生是要酬报的,”巴扎罗夫微笑道。“您一定知道,医生都是贪心的人。”

费涅奇卡抬起眼睛望巴扎罗夫,她的上半边脸上正照着一片白色的反光,这使她的眼睛显得更乌黑了。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说笑话。

“要是您愿意的话,我们是很高兴的……不过我得问问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为什么,您以为我要钱吗?”巴扎罗夫打断了她的话。“不,我并不要您的钱。”

“那么要什么呢?”费涅奇卡问道。

“要什么?”巴扎罗夫跟着说了一遍。“您猜猜看!”

“我怎么猜得着呢?”

“好吧,我来告诉您;我要……一朵这样的蔷薇花。”

费涅奇卡又笑了,她甚至拍起手来,她觉得巴扎罗夫的要求有趣极了。她一边笑,一边又很得意。巴扎罗夫不转眼地望着她。

“好的,好的,”她末了说,便俯下身子去挑选凳子上的花。“您要哪一种——红的还是白的?”

“红的,却不要太大。”

她又坐直了。

“这儿,您拿去吧,”她说了,可是立刻又缩回她那只伸出去的手,咬了一下她的嘴唇,看看凉亭的入口,又侧耳听了一会儿。

“怎么啦?”巴扎罗夫问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吗?”

“不。……老爷到田上去了……而且我也不怕老爷……可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我觉得……”

“什么?”

“我觉得大老爷[179]到这儿来了。不……并没有人。您拿去吧。”费涅奇卡把蔷薇花给了巴扎罗夫。

“您为什么要害怕巴威尔·彼得罗维奇?”

“我看见大老爷就害怕。话——他倒不说什么,却总是很古怪地望着我。我知道您不喜欢他。您该记得您在先老是跟他吵架?我不知道您跟他吵些什么,可是我看得出您把他弄得团团转。……”

费涅奇卡用她的手做出在她看来巴扎罗夫怎样摆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样子。

巴扎罗夫微微笑起来。

“可是倘使他把我打败了呢,”他问道,“您肯来给我帮忙吗?”

“我怎么能够给您帮忙呢?可是没有一个人打得过您。”

“您这样想吗?可是我知道有一只手只要它愿意,就可以用它的一根指头把我*倒打**。”

“这是什么样的手?”

“什么,您真的不知道吗?您闻闻看您给我的这朵蔷薇花多香。”费涅奇卡伸过她的脖子来,把她的脸凑近这朵花。……头巾从头上滑到肩头了;她那一头柔软的、乌黑的、发光的、略微蓬乱的浓发露了出来。

“等一下;我要同您一块儿闻,”巴扎罗夫说。他俯下头来,在她那微微张开的嘴唇上用力吻了一下。

她吃了一惊,连忙用她的一双手推他的胸,可是她的力气不够,他还可以再亲一个时间较长的吻。

丁香后面发出一声干咳。费涅奇卡马上移到凳子的另一头去。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出现了,微微弯一下身子,带着一种含恶意的忧郁的表情说:“你们在这儿,”便走开了。费涅奇卡立刻将花全收拾起来走出凉亭去了。“这是您的不是了,叶甫盖尼·瓦西里叶维奇。”她走开的时候低声对巴扎罗夫说。从她的声音里他听出来她是真的在责备他。

巴扎罗夫记起了最近的另一个情景,他一边觉得惭愧,一边又感到傲慢的遗憾。可是他马上又摇摇头,带着讥讽的口气庆贺他自己“认真扮演了赛拉东这个角色”,便回到自己的屋子去了。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走出了花园,慢慢地走到树林那边。他在那儿耽搁了好一会儿;他回来吃早饭的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关心地问他,他是不是身体不大舒服——他的脸色很不好看。

“你知道,我有时候会发黄疸病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安静地答道。

第二十四章

两个多小时以后他去敲巴扎罗夫的房门。

“请原谅我打扰您的科学研究,”他说,就在靠窗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两只手撑住一根精致的带象牙柄的手杖(他出门的时候通常是不带手杖的),“可是我不得不要求您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不会再多的。”

“我的全部时间都听凭您支配,”巴扎罗夫说,他看见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跨进门槛,脸色马上有了一点儿改变。

“我只要五分钟就够了。我有一个问题要向您请教。”

“一个问题?关于什么的?”

“请您听我讲吧。您初到我弟弟家来住的时候,我还没有放弃跟您谈话的快乐,我领教过了您对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可是我回想起来,您不论跟我讲话,或者在我面前讲话,都没有提到打架和一般的决斗的问题。现在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巴扎罗夫先前站起来迎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现在就在桌子边上坐下了,交叉着两只胳膊。

“我的意见是这样,”他说,“从理论上讲起来决斗是很荒谬的;可是从实际上讲起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么要是我没有听错的话,您是在说,不管您在理论上对决斗的意见怎样,在实际上您受了别人的*辱侮**一定不肯白白地放过了?”

“您完全猜准我的意思了。”

“很好,先生。我听见您这样说心里很高兴。您的话可叫我免掉疑惑了。”

“您是想说,免掉踌躇吧。”

“这都是一样的,先生;我只要讲得让别人了解就成了;我……不是神学院里的耗子。您的话替我省掉了一桩不愉快的手续。我决定了要跟您决斗。”

巴扎罗夫睁大了他的眼睛。

“跟我?”

“的确是跟您。”

“为着什么?请许我问一句。”

“我可以对您说明理由,”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说的好。据我看来,您在这儿简直是多余的;我忍受不了您;我看不起您;要是您还觉得不够……”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眼睛发亮了。……巴扎罗夫的眼睛也在闪闪地发光。

“很好,先生,”他同意说。“用不着再解说了。您倒忽然异想天开,要在我身上试试您那骑士精神来了。我本来可以不给您这种愉快的,不过——就照您的意思办吧!”

“我很感谢您,”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那么我可以盼望您接受我的挑战,用不着我采取激烈的手段了。”

“那就是,直截了当地说,用这根手杖吗?”巴扎罗夫冷静地说。“这是很对的。您用不着再*辱侮**我了。老实说,那种办法对您也不是很安全的。您可以保留您那‘尖头曼’的面子。……我也像一个‘尖头曼’似的接受您的挑战。”

“那就很好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便把他的手杖放在角落里。“我们再简单地谈一谈我们的决斗的条件;可是我倒想先知道,您是不是以为我们应该正式吵一次架,作为我挑战的借口呢?”

“不;最好不要什么形式。”

“我也这样想。我还以为我们不必去找我们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我们彼此不能相容。这还不够吗?”

“真的,这还不够吗?”巴扎罗夫讥讽地跟着他说。

“至于决斗的条件,我们只好不要公证人,——因为我们到哪儿去找公证人呢?”

“一点儿也不错,我们到哪儿去找公证人呢?”

“那么请容许我向您提出下面一个办法:决斗在明天大清早举行,就定在六点钟吧,地点在林子后面,*器武**是手枪,距离定为十步……”

“十步吗?好吧;我们在这样一个距离,是可以你恨我,我恨你的。”

“那么八步也可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

“可以的;怎么不可以呢?”

“每人放两枪;而且为了预防万一起见,每个人的袋子里先放好一封信,说是自寻短见。”

“这一点我不大赞成,“巴扎罗夫说,“这未免带了一点儿法国小说的气味,有点儿不像是真的了。”

“也许是的。不过您一定同意:犯了杀人的嫌疑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那我同意了。可是也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种罪名。我们不要公证人,不过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见证人。”

“请问找谁呢?”

“那么找彼得吧。”

“哪一个彼得?”

“您弟弟的听差。他是一个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峰的人,他会‘郭米尔浮’尽他在这种场合中应尽的职责。”

“我想您是在开玩笑了,亲爱的先生。”

“一点儿也不。您要是把我这个提议仔细想一想,您就会相信这是很合理的,而且很平常的。袋子里藏不住锥子;不过我得负责把彼得准备妥当,好带他上战场去。”

“您还是在开玩笑,”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就从他坐的椅子上站起来。“不过承您很客气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也没有权利再向您要求什么了……这样一切都讲定了。……啊,也许您没有手枪吧?”

“我怎么会有手枪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我又不是军人。”

“那么我把我的借给您用。您可以相信我已经有五年没有用过手枪了。”

“这倒是个叫人放心的消息。”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拿起他的手杖来……

“现在,我亲爱的先生;现在我只有对您表示谢意,再没有别的了;我不再打扰您的工作了。请允许我向您告辞吧。”

“到明天我们有幸运碰头的时候再见吧,我亲爱的先生,”巴扎罗夫说,他把他的客人送到了门口。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走出去了,可是巴扎罗夫还在门前站了一会儿,他忽然嚷起来:“呸,好吧,见鬼!多漂亮,多傻!我们演了多出色的喜剧!就跟训练过的狗用后腿站着跳舞一样。可是要拒绝也不行;唔,我相信他会打我的,那么……(巴扎罗夫想到这儿脸都变白了;他的骄傲一下子都引起来了)那么我就会掐死他,就像掐死一只小猫一样。”他回去看他的显微镜,可是他的心跳得厉害,而且从事观察的时候所必须有的平静的心境已经失去了。“他今天看见我们了,”他想道,“可是他真的是在帮忙他的弟弟吗?接个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定还有别的缘故。呸!说不定他自己也爱上她了?一定的,他爱上她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想起来多么复杂!……真糟!“他最后断定说。“不管你怎样看法,总之很糟。第一,要把问题摊开,而且无论如何得走开;还有阿尔卡狄……同那只瓢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这事情很糟,非常之糟。”

这一天过得特别静,特别沉郁。世界上好像就没有费涅奇卡这个人似的;她同洞里的老鼠一样整天守住她的小屋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带着一种焦虑的神气。他刚刚听见人说他的麦子生了黑穗病,他对他的麦子本来抱着极大的希望。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那种冷冰冰的礼貌把每个人,连卜罗科非奇在内,都吓坏了。巴扎罗夫给他父亲写信,却又把信笺撕掉,丢在桌子下面。“要是我死了,”他想道,“他们会知道的;不过我并不会死。不,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地活一阵子呢。”他吩咐彼得第二天天一亮就到他的屋子里来办一件重要事情。彼得还以为他要把他带到彼得堡去。巴扎罗夫睡得很迟,整夜做着乱梦……在这些梦里奥津左娃老是在他面前转来转去,她同时又是他的母亲,她后面还跟着一只生黑髭须的小猫,这只小猫却是费涅奇卡;然后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又变作一座大树林出现了,可是他仍然不得不跟他决斗。彼得在四点钟就来把他叫醒;他马上穿好衣服同彼得一块儿出去了。

这是一个可爱的、清凉的早晨;浅蓝明净的天空里飘起鱼鳞似的彩色小云片,晶莹的露珠撒满在草茎和树叶上面,蜘蛛网上沾了露水,银子似地闪闪发光;润湿的黑土上仿佛还留着玫瑰色晨曦的余痕;百灵的歌声漫天地撒下来。巴扎罗夫到了树林那儿,就在林边树荫里坐下来,这个时候才把他要彼得做的事情跟彼得讲明白了。这个文明的当差吓得不得了;可是巴扎罗夫安慰他说,并不要他做别的事,他只要站在远处望着他们就成了,并且他也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同时,”巴扎罗夫又说,“你想一想你扮的是多重要的角色!”彼得摊开两只手,埋下头,身子靠在一棵桦树上,吓得脸都发青了。

从马里诺来的路是绕着这座树林的;路上铺了一层薄薄的尘土,昨天以来还不曾有车轮或者脚步踏过。巴扎罗夫不由自主地顺着这条路望去,他摘了一片草放在口里嚼着,一面不停地对自己说:“多么傻!”清晨的寒气使他打了两三次冷噤……彼得垂头丧气地望着他,可是巴扎罗夫只是微微笑着,他并不害怕。

路上响起了一阵马蹄声……一个农民从树背后转了出来。他赶着两匹拴在一块儿的马,他走过巴扎罗夫面前的时候,有点儿奇怪地望了望他,并没有谄媚地摘下帽子,这又叫彼得不安了,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吉的预兆。“还有一个也起得很早的人,”巴扎罗夫想道,“可是他至少是起来工作的;而我们呢?……”

“好像大老爷来了,先生,”彼得忽然低声说。

巴扎罗夫抬起头,看见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他穿一件薄的方格子上衣,配一条雪白的裤子,急急地顺着路走过来;他胳肢底下挟了一个用绿布包着的匣子。

“对不起,我想你们等了好久了,”他说,先向巴扎罗夫鞠了一个躬,然后又向彼得鞠一个躬,他认为彼得此刻带有几分公证人的性质,所以也向彼得行礼。“我不愿意弄醒我的听差。”

“没有关系,先生,”巴扎罗夫答道,“我们也是刚刚到的。”

“啊!那就更好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朝四下望了望。“这儿看不见一个人,没有人来妨碍我们。……我们可以动手吗?”

“我们动手吧。”

“我想您不要什么新的解释吧?”

“不,我不要。”

“您高兴装*弹子**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他从匣子里取出手枪来。

“不;您装吧,我来量步数。我的腿要长些,”巴扎罗夫带笑地说。“一,二,三……”

“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彼得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说(他像发寒热似地浑身在打战),“随便您怎么说,我要走开了。”

“四……五……走开,小兄弟,走开;你还可以躲在一棵树后面,塞住你的耳朵,只是不要把眼睛闭上就成了;倘使谁倒下了,你就跑去扶他起来。六……七……八……”巴扎罗夫站住了。“够了吗?”他转身向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要不要我再加两步?”

“随您办吧,”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他把第二颗*弹子**也塞进了。

“好吧,我们就再加两步,”巴扎罗夫用他的靴尖在地上划了一道线。“这儿就是界线。啊,我们每个人要从这道界线往后退多少步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点昨天并没有讨论过。”

“我想,十步吧,”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他把两支手枪都递给巴扎罗夫。“您肯费神挑选一支吗?”

“我肯费神的。可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您得承认我们的决斗真是古怪到了可笑的程度了。您只要看看我们的公证人的脸色。”

“您老是爱开玩笑,”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我并不否认我们这次的决斗是古怪的,可是我认为应当警告您,我是准备认真跟您交手的。对会听话的人不用多说!”

“啊!我们两个都下了决心要消灭对方才罢手,这一点我并不怀疑;可是为什么不要笑笑,把有用同愉快联在一起呢?您对我*法讲**国话,我就对您讲拉丁文。”

“我是在认真地跟您交手,”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又说了一遍,就走到他的位置上去了。巴扎罗夫也从界线起数了十步,站住了。

“您好了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好了。”

“我们可以彼此走近了。”

巴扎罗夫慢慢地往前走,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把左手插在裤袋里也向着他走来,渐渐地举起了枪口。……“他瞄准我的鼻子,”巴扎罗夫想道,“他多么注意地眯起眼睛,这个流氓!这种感觉可不舒服。我来望他的表链吧。“有什么东西嘶的一声在他耳边擦了过去,同时响起了枪声。“我听见了,可见并不要紧,”“这个思想在巴扎罗夫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他再走一步,并不瞄准,就扳了枪机。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微微抖了一下,用手按住他的大腿。顺着他的白裤子流下一股血来。

巴扎罗夫丢下手枪,跑到他的对手身边。

“您伤了吗?”他说。

“您有权叫我回到界线上去,”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伤是不要紧的。照我们的规定,我们每人还可以再放一枪。”

“好吧,可是,对不起,下一次来吧,“巴扎罗夫答道,他连忙扶住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这位先生的脸色渐渐变成惨白了。“现在,我不是一个参加决斗的人,我是一个医生,我得先验一验您的伤。彼得!到这儿来,彼得!你躲到哪儿去了?”

“全是废话。……我用不着别人帮忙,“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慢吞吞地小声说,“我们应当……再……”他要拉他的小胡子,可是他的手不听他的指挥了,眼睛模糊了,他失去了知觉。

“这倒是桩新事情!他昏过去了!又该怎么办!”巴扎罗夫不由自主地大声说,他一面把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放到草地上。“来看看伤口怎样吧。”他掏出一方手绢,揩去血迹,摸了摸伤口的四周。……“没有碰到骨头,”他从牙齿缝里说,“枪弹进去不深,一条筋,股外巨筋[187]擦伤了。不到三个星期他就可以跳舞了。……可是他昏过去了!啊,这些神经质的人!真是,多嫩的皮肤!”

“他给杀死了吗,先生?”彼得的颤抖的声音在他背后响了起来。巴扎罗夫回头去看。

“快去拿点儿水来,小兄弟,他还要比你我活得久呢。”

可是这个改良的听差似乎不懂他的话,他动也不动一下。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要死了!”彼得低声说,他在自己的胸口上画起十字来。

“您说得不错。……多傻的一副脸相!”受伤的“尖头曼”勉强露出微笑说。

“去拿水去,笨蛋!”巴扎罗夫叫道。

“不用。……这是一种短时的头晕。请帮忙我坐起来……这就好了。……现在只消用什么东西把伤口包扎起来,我可以走回家去,不然您可以替我叫一辆出租马车来。要是您同意的话,我们的决斗也用不着再来了。您做得很光明、豪爽……我是说今天,今天——请注意。”

“过去的事情用不着再提了,巴扎罗夫答道,“说到将来呢,您也用不着操心,因为我打算马上就走了。现在等我来给您把腿包扎好;您的伤势并不重,可是最好要止住血。不过我还得先把这个家伙弄醒转来才成。”

巴扎罗夫抓住彼得的领子,要他去叫一辆马车来。

“当心不要惊动我弟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对他说,“不要去对他讲什么。”

彼得飞跑去了;他跑去叫马车的时候,这两个仇人就坐在地上,一句话也不讲。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努力不去看巴扎罗夫;他无论如何不肯跟巴扎罗夫和解;他为他的高傲、为他的失败害羞,为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整个事件害羞,虽然他心里想这样的结束是再好没有的了。“至少,他不会待在这儿讨嫌了,”他拿这种想法安慰自己,“这一点倒是我应该感谢的。”他们一直沉默着,这是一种痛苦的、烦恼的沉默。他们两个人心里都不痛快。每个人都明白对方看透了他的心。这种感觉在朋友中间是愉快的,在仇人中间却是不愉快的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既不能解释明白,又不能彼此分开。

“我没有把您的腿绑得太紧吧?”巴扎罗夫最后问道。

“不,一点儿也不;非常好,”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弟弟是瞒不过的;我们得告诉他,我们是为了政治问题吵起来的。”

“很好,”巴扎罗夫说。“您可以说我把所有的亲英派全痛骂了。”

“那好极了。您想,那个人会以为我们在干什么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指着旁边一个农民继续说,那个人在决斗前几分钟赶着两匹拴在一块儿的马走过巴扎罗夫面前,这时候他又打原路走回来,他望见了“老爷们”便摘下帽子,往一边走开了。

“谁知道!”巴扎罗夫答道,“倒好像他什么都不想似的。俄国农民是个神秘的未知数,拉德克利弗夫人已经讲得很多了。谁能够了解他!他连他自己都不了解。”

“啊!您又来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他突然嚷了起来:“您瞧您那个傻瓜彼得干的好事!我弟弟现在坐车赶来了!”

巴扎罗夫掉过头来,正看见坐在马车上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惨白的脸。他不等车停就跳下车来,跑到他哥哥的面前。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带着激动的声音说。“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请告诉我,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他们用不着惊动你的。我跟巴扎罗夫先生有过一番小小的争论,我受到了一点儿惩罚。”

“可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吧!”

“我怎么跟你讲好呢?巴扎罗夫先生讲起罗伯特·皮尔爵士[190]的时候,态度很不恭敬。我得赶快声明一句,这全是我一个人的错,巴扎罗夫先生的举动很光明。是我向他挑战的。”

“哎哟,你一身都是血!”

“那么你以为我血管里流的是水吗?不过这样流一点儿血对我倒也有好处。医生,您说对不对?搀我上马车去,不要只管愁闷。我明天就会完全好了。就是这样;很好。走吧,车夫。”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跟在马车后面;巴扎罗夫正打算待在后面……

“我得请您照应我哥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他说,“等到我们从城里请了医生来的时候。”

巴扎罗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过了一小时,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已经躺在床上了,他的腿包扎得很妥帖。全家的人都给惊动了;费涅奇卡很不好过。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声不响地扭自己的手,可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却在笑,讲笑话,特别跟巴扎罗夫开玩笑;他穿一件细麻布衬衣,罩上一件很漂亮的短晨衣,头上戴了一顶土耳其毡帽,他不许人拉下窗帘,他用诙谐的口吻抱怨那种不许他吃东西的办法。

到了傍晚他就发起热来,头也痛了。城里的医生也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没有依他哥哥的话,真的,连巴扎罗夫也劝他不要听从;巴扎罗夫在自己的屋子里坐了一整天,脸色黄黄的,带着一脸的怒容,他去看病人的时候总是竭力不多耽搁;他碰见费涅奇卡两次,可是她害怕地避开了。)新来的医生主张进一点儿清凉饮料;不过他也赞成巴扎罗夫的意见,说是并没有危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医生说,他的哥哥不小心地打伤了自己,医生的回答只是一个“哼!”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二十五个银卢布,便又说:“是这样吗!啊,这样的事的确时常发生的。”

这晚上宅子里没有一个人上床睡觉,也没有一个人脱衣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断地踮起脚到他哥哥的屋子里去,又踮起脚走出来;他的哥哥迷迷糊糊地睡着,轻轻地在*吟呻**,对他用法语说:“您睡吧,”并且要水喝。有一回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差费涅奇卡送了一杯柠檬水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注意地望着她,把一杯水都喝光了,连一滴也不剩。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他的热度稍微高了一点儿,他还讲起胡话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起初说了些不连贯的话,后来他忽然睁大眼睛,看见他弟弟站在床前,俯下身子焦虑地望着他,他便说:

“尼古拉,你是不是觉得费涅奇卡有点儿像奈利吗?”

“哪一个奈利,巴沙?”

“你怎么还要问?P公爵夫人。尤其是上半边脸。这是一家的人。”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没有回答,可是他暗暗地惊奇一个人的旧情会这样地深长。

“这下子我明白了,”他想道。

“啊,我多么爱这个没有头脑的东西!”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把双手放在脑袋后面*吟呻**地说。“我不能够让随便一个胆大妄为的人去挨……”过了几分钟他又轻轻地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只是叹气;他一点儿也没有疑心这些话指的是谁。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巴扎罗夫来见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并且把他的青蛙、昆虫、鸟儿全放走了。

“您是来告别的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站起来迎着他说。

“是的,先生。”

“我了解您,我完全赞成您。自然我那可怜的哥哥是不对的:他已经受了罚了。他自己对我说是他逼着您那样做。我相信您没有办法避免这次决斗,那是,……那大半是由于你们两位平日的见解老是冲突的缘故。(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讲得连他自己也有点儿糊涂了。)我哥哥是一个旧式的人,脾气躁,又顽固。……谢谢上帝,事情就这样地了结了。我已经布置好了,不让这件事情声张出去。……”

“我把我的地址留给您,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巴扎罗夫随随便便地说。

“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我很抱歉,您在我家里做客会得着这么的……这么一个结局。更使我痛苦的是阿尔卡狄……”

“我想,我会见到他的,”巴扎罗夫答道,他素来只要听到“解释”“抱歉”一类的话就觉得不耐烦。“要是我见不到他的话,我求您代我问候他,并且让我道歉吧。”

“我也求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面答礼一面说。可是巴扎罗夫不等他讲完这句话,就转身走了。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听说巴扎罗夫要走了,他表示他想跟巴扎罗夫见一次面,握一握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巴扎罗夫还是像冰一样地冷冷的;他知道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想表示自己的大量。他没有能够向费涅奇卡告别:他只是隔着窗子跟她对望了一眼。他觉得她的脸色很不好看。“她说不定给毁掉了,”他暗暗地想道,“不过她总会挨过去的!”彼得心里很难过,他居然俯在巴扎罗夫的肩头哭了,直到巴扎罗夫问他:他的眼睛是不是水做的,才把他阻止了;杜尼雅霞不得不跑到林子里去,免得在人前哭出来。那个引起这一切悲痛的人坐上了一辆大车,抽着一支雪茄,大车走完了三里,到了转弯的地方,基尔沙诺夫的田庄同它的新宅子像一根线似的最后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只吐了一口唾液,喃喃地骂了一句:“可恶的小绅士!”他用外衣把身子裹得更紧了。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不久就好起来了;可是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他耐心地忍受这种他所谓的囚禁生活,不过他也花了很多的工夫在化妆上,而且不停地叫人洒香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常常读报给他听;费涅奇卡照常地伺候他,给他端肉汤,端柠檬水,送半熟鸡蛋,送茶;可是她每次走进他的屋子来,她心里总是怀着一种恐怖。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出人意外的举动把宅子里所有的人都吓着了;费涅奇卡吓得比别人更厉害;只有卜罗科非奇一个人不觉得惊奇;他向人解释,在他年轻的时候老爷们是时常打架的,“不过只有老爷跟老爷打,至于像那样的*人贱**,要是有什么无礼的举动,叫人把他拉到马房去打一顿鞭子就完事了。”

费涅奇卡的良心并不怎么责备她;可是她有时候想起了这次吵架的真正原因,心里就难过起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又是那么古怪地望着她……就是她背对着他的时候,她也觉得他的眼睛盯在她身上。这种一直没有停止的内心的不安使她渐渐地消瘦了,但是又照例地使她变得更动人了。

有一天——这件事情是在早晨发生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觉得身子好多了,从床上起来躺到沙发上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看见他哥哥这天好多了,便出去到打麦场去了。费涅奇卡送了一杯茶进来,放在一张小桌子上,她正要退出去,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留住了她。

“您这样匆忙地到哪儿去,费多西雅·尼古拉耶夫娜?”他问道。“您还有事吗?”

“不,大老爷。……是,大老爷。……我得去倒茶。”

“您不去,杜尼雅霞也会倒的;您陪我这个病人坐一会儿吧。啊,我有几句话得跟您说。”

费涅奇卡默默地在一把扶手椅的边沿上坐了下来。

“听我说,”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拉拉他的小胡子说,“我很久就想问您:您好像怕我似的?”

“您说我怕您,大老爷?……”

“是的,您。您从来不看我,好像您的良心有点儿不安似的。”

费涅奇卡红了脸,可是她正眼望着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她觉得他有点儿古怪,她的心开始跳得厉害了。

“您的良心清白吗?”他问她道。

“它为什么不清白呢?”她低声说。

“谁知道为什么!而且您会对不起谁呢?我吗?那是不会有的。这宅子里的别的什么人吧?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会是我弟弟吗?可是您爱他,不是吗?”

“我爱他。”

“用您的整个灵魂,用您的整个心吗?”

“我用我的整个心爱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真的?望着我,费涅奇卡。(他第一次这样地唤她……)您知道,说谎是一桩很大的罪过。”

“我并没有说谎,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要是我不爱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以后我就不该再活下去!”

“您决不会抛弃他去爱别人吧?”

“我抛弃他去爱谁呢?”

“真的去爱谁呢!那么刚离开这儿的那位先生怎样?”

费涅奇卡站起来。

“啊,我的上帝,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您为什么要折磨我?我对您做过了什么错事吗?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费涅奇卡,”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忧郁地说,“您知道我看见了……”

“您看见了什么,大老爷?”

“在那儿……在凉亭里。”

费涅奇卡脸红得连耳朵和发根都红起来了。

“那怎么是我的过错呢?”她吃力地说。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坐了起来。

“您没有过错吗?没有吗?一点儿也没有吗?”

“在世界上我只爱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个人,而且我要永远爱他!”费涅奇卡突然用力大声说,她的咽喉让抽泣哽住了。“至于您看见的那件事,就是在最后裁判的那一天我也要说,我在这件事上是没有过错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是没有过错的;要是有人疑心我背了我的恩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做出那种事情,我马上就死……”

可是说到这儿她的声音哑了,同时她觉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抓起她的手紧紧地捏住。……她望着他,呆了。他的脸色比先前更惨白了;他的眼睛发光,最叫人惊奇的,是一大滴孤寂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

“费涅奇卡!”他用一种古怪的低声说,“爱吧,爱我的弟弟吧!他是一个这么善良、这么好的人!不要抛弃他去爱世界上任何别一个人;不要去听任何别一个人的话!您想一想,还有什么比爱一个人而得不到人爱更可怕的事!永远不要离开我那个可怜的尼古拉!”

费涅奇卡的眼睛干了,她的恐怖消失了,——她非常惊讶。可是她看见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本人把她的一只手贴在他的嘴唇边,头朝着她的手埋下去,他并不吻它,只是偶尔发出痉挛的叹息,那个时候她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觉。……

“主啊,”她想道,“是不是他的病又发作了?……”

这个时候他的整个毁掉了的生命在他的内心里激荡了。

楼梯在急速的脚步下面咯吱咯吱地响起来。……他推开她,把自己的头放倒在枕上。门开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走进来,带着高兴的样子,精神健旺,脸色红红的。米奇亚跟他父亲一样气色很好,也是红红的脸,只穿一件小小的衬衫,在他父亲的怀里跳跳蹦蹦,还用他那光着的脚趾去捉他父亲那件乡下外套的大纽扣。

费涅奇卡马上朝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跑过去,把他同他儿子一块儿抱着,拿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吃了一惊,费涅奇卡,这个平日害羞的、谨慎的费涅奇卡,从没有在第三个人面前跟他亲热过的。

“什么事?”他说,他又望了他哥哥一眼,便把米奇亚递给她。“你不觉得不舒服吧?”他走到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跟前问道。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把脸藏在一条细麻布手绢下面。

“不……这……没有什么。……相反的,我倒觉得好多了。”

“你搬到沙发上太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转过头去向费涅奇卡问了一句:“你到哪儿去?”可是她已经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我抱了我的勇士来给你看;他吵着要他的伯伯。她为什么把他抱走了呢?可是你有什么事吗?啊,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闹了什么事情?”

“弟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庄严地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大吃一惊,他有点儿害怕起来,可是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缘故。

“弟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又说,“答应我你要照我的要求做一桩事。”

“什么要求?你说吧。”

“这是很重要的;照我看来,你一生的幸福都靠着它。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我这些天来已经想了好久了。……弟弟,尽你的责任,尽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的责任。你原本是一个最好的人,不要再让自己受到诱惑,不要再让你这个不好的榜样继续存在下去!”

“巴威尔,你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跟费涅奇卡结婚。……她爱你;她是你儿子的母亲。”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向后退了一步,惊讶地拍起手来。

“你这样说吗,巴威尔?我一向以为你是最不赞成这种婚姻的!你这样说!可是你也许不知道,正因为尊重你的缘故,我才没有尽了你说得很对的我的这个责任!”

“在这种场合中尊重我,你就错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带了一种忧郁的微笑答道。“我渐渐觉得巴扎罗夫骂我的贵族气派的话是对的了。不,亲爱的弟弟,我们不要再顾什么面子,也不要再去管人们怎么*法讲**:我们如今老了,心定下来了;我们现在应该把一切的虚荣心丢开。让我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尽我们的责任吧;瞧着吧,我们这样还可以换来幸福。”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跑过去拥抱他的哥哥。

“你毕竟把我的眼睛打开了!”他大声说。“我常常说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心肠最好的人,果然没有错,现在我又知道你明白事理同你心地高贵的程度一样。”

“轻点儿,轻点儿;”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打岔说。“不要弄痛你这个明白事理的哥哥的腿,他快到五十岁的年纪还像一个准尉似的跟人家决斗呢。那么事情已经决定了;费涅奇卡要做我的……弟媳了。”

“我亲爱的巴威尔!可是阿尔卡狄会怎样说呢?”

“阿尔卡狄?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你可以相信我的这句话!结婚是违反他的原则的,可是他的平等的观念却可以满足了。而且,老实说,社会的地位在十九世纪[194]还有什么意义呢?”

“啊,巴威尔,巴威尔!让我再亲你一次吧。不要怕,我会小心的。”

弟兄两个又拥抱了一下。

“你觉得怎样,是不是现在就该把你的意思让她知道?”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为什么要这样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答道。“是不是你们已经谈过了?”

“我们已经谈过了?什么想法”

“好啦,那就对了。第一你得先好起来,而且那桩事情不会逃掉的。我们应当仔细地想一下,商量商量……”

“可是你不是已经决定了吗?”

“自然,我已经决定了,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你。我现在要走了;你需要休息;任何的兴奋对你都是不好的。……不过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讨论。好好地睡吧,好哥哥[195],上帝保佑你恢复健康。”

“他为什么要这样地感谢我?”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他弟弟走了以后一个人想道。“好像这不是由他做主似的!他结了婚,我马上就走开,到一个远的地方去——或者德累斯顿[196],或者佛罗伦萨[197],我要一直在那儿住到我死的时候。”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用香水打湿他的前额,闭上了眼睛。他的美丽的消瘦的头承着鲜明耀眼的白日的光辉,静静地放在雪白的枕头上,好像是一个死人的头。……他的确是一个死人了。

第二十五章

在尼科利斯科耶,花园里一棵很高的梣树荫下,卡契雅同阿尔卡狄正坐在一个长凳形的草土墩上面;非非躺在他们近旁的地上,它的瘦长身子带了一种猎人们所谓的“兔伏式”的漂亮的曲线。阿尔卡狄同卡契雅都不作声;他手里拿着一本半打开的书,她在一个篮子里捡起剩下来的一点儿白面包屑,丢去喂一小群麻雀,它们不失它们那种又害怕、又大胆的本性,只顾在她的脚边唧唧喳喳地跳来跳去。一阵微风在梣叶丛中吹过,使得阴暗的小径上同非非的黄色的背上那些淡金色的光点慢慢地来回移动;匀静的树荫罩着阿尔卡狄同卡契雅的全身,只是偶尔有一线日光在她的头发上亮起来。两个人都不讲话,可是他们不讲话和他们坐在一块儿的样子正可以表示他们的互相信任的亲密:他们两个人似乎谁都不去注意身边的同伴,可是同时谁都暗暗地高兴这个同伴在自己身边。他们的面貌,自从我们上次跟他们分手以后,也有了改变了:阿尔卡狄看起来更安静些,卡契雅更活泼些,更大胆些。

“您不觉得,”阿尔卡狄说,“俄国人给梣树起的名字很好吗;再没有一种树的叶子在空中是这么轻,这么‘鲜明的’。”

卡契雅抬起眼睛向上望了望,说声:“是,”阿尔卡狄便想道:“这一位并不责备我用了美丽的辞藻。”

“我不喜欢海涅”,卡契雅望了一下阿尔卡狄手里拿的那本书说,“不管是他笑的时候,或者哭的时候;只有在他沉思和忧郁的时候我才喜欢他。”

“我却喜欢他笑的时候,”阿尔卡狄说。

“这是您那种爱讥讽人的脾气的痕迹。(“痕迹!”阿尔卡狄想道——“要是巴扎罗夫听见了怎样?”)等着吧,我们要把您改造的。”

“谁要改造我?您?”

“谁?——姐姐;还有波尔非利·卜拉托雷奇,您现在已经不跟他吵架了;还有姨妈,您前天还陪她到礼拜堂去的。”

“我不能说不去啊!至于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您不记得,她在好些地方都是跟叶甫盖尼一样的意见吗?”

“我姐姐那个时候受了他的影响,就跟您一样。”

“跟我一样?那么让我问一句,您是不是看出我现在已经摆脱了他的影响了?”

卡契雅不答话。

“我知道,”阿尔卡狄接着说下去,“您从来就不喜欢他。”

“我不能够评论他。”

“您知不知道,卡捷林娜·谢尔盖耶夫娜,我每回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就不相信。……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是我们谁都不能够评论的!这只是一种遁词罢了。”

“好吧,那么我告诉您,我……不能说是我不喜欢他,不过我觉得,他跟我不是一类的人,我跟他也不是一类的……您跟他也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

“我怎么跟您讲呢?……他是猛兽,您同我却是驯服了的。”

“我也是驯服了的?”

卡契雅点了点头。

阿尔卡狄搔了搔他的耳朵。

“我对您说吧,卡捷林娜·谢尔盖耶夫娜,您知道,这是一种*辱侮**。”

“那么您喜欢作猛兽吗?”

“不是作猛兽;却是要坚强、有力。”

“这样的事并不是可以想望到的。……您瞧,您的朋友并不想望这样,可是他做到了这样。”

“哼!那么您以为他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有很大的影响吗?”

“是的。不过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支配她的,”卡契雅低声说。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

“她很骄傲……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她把她的独立看得很重要。”

“谁又不看重独立呢?”阿尔卡狄问道,这个时候在他的心中闪过了一个思想:“独立有什么好处?”“独立有什么好处?”卡契雅也这样想着。年轻人时常亲密地在一块儿谈得很好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起同样的念头。

阿尔卡狄笑了笑,他挨近卡契雅轻轻地说:“老实说,您有点儿怕她吧?”

“怕谁?”

“怕她,”阿尔卡狄带着深意地说。

“那么您怎样呢?”卡契雅反过来问他道。

“我也怕;您注意,我说:我也怕。”

卡契雅伸一根手指威吓地指着他。

“我倒觉得奇怪,”她说,“我姐姐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待您好的;比您头一回来的时候好多了。”

“真的!”

“怎么,您没有注意到吗?您不觉得高兴吗?”

阿尔卡狄想了一会儿。

“*靠我**了什么取得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好感呢?是不是因为我把您母亲的信带了给她呢?”

“这是一个原因,也还有别的原因,我不说。”

“什么原因?”

“我不说。”

“啊,我知道:您是很固执的。”

“我是这样。”

“并且会观察人。”

卡契雅瞟了阿尔卡狄一眼。

“也许是这样的;这叫您生气吗?您觉得怎样?”

“我奇怪您从哪儿学会了这样观察人的。您这么怕羞,不相信人;您跟谁都不接近。……”

“我一向都过着孤独的日子;这叫人不得不想得很多。可是我真的跟谁都不接近吗?”

阿尔卡狄感激地望了卡契雅一眼。

“那固然很好,”他说,“可是处在您的地位的人,我是说,处在您的环境的人,很少有这种观察的能力;他们就跟帝王一样,不容易知道真理。”

“可是您知道,我并没有钱。”

阿尔卡狄愣了一下,他没有马上懂卡契雅的意思。“不错,事实上财产都是她姐姐的!”他突然明白了;这个思想并没有使他不高兴。

“您说得多么好!”他说。

“什么?”

“您说得很好;简单明白,并没有不好意思,也没有做作。我说, 我常常想,一个人知道并且说出来自己是个穷人,他的感情里头一定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一种骄傲吧。”

“靠了我姐姐的好心,我倒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体验。我刚才提到我的环境,也只是顺口讲出来的。”

“好的;不过您得承认您也有一点儿我刚才所说的骄傲的。”

“请您举一个例子吧?”

“例如,您——原谅我问您这句话——您不肯嫁一个有钱人吧,是不是?”

“要是我很爱他的话……不,我想就是那个时候我也不肯嫁给他。”

“啊!您瞧!”阿尔卡狄大声说,停了一下又说:“您为什么不肯嫁给他呢?”

“因为歌子里面也唱过不平等的婚姻了。”

“大概您喜欢支配人,不然……”

“啊,不!为什么我要这样呢?刚刚相反,我倒愿意顺从别人;只有不平等才是难受的。一个人尊重自己,顺从别人,那是我能够了解的;那是幸福;可是一种依赖的生活……不,我已经过够了。”

“过够了,”阿尔卡狄跟着卡契雅说了一句。“是的,是的,”他接着往下说,“您并没有白做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妹妹;您跟她一样,是喜欢独立的;不过您不肯讲出来罢了。我相信,不管您的感情是多么强烈,多么神圣,您一定不肯先表示出来。……”

“那么您以为应该怎样呢?”卡契雅问道。

“你们是一样地聪明;您的性格纵使不比您姐姐的强,至少也是跟她一样。……”

“请您不要拿我跟我姐姐相比,”卡契雅连忙打岔道,“那是对我很不利的。您好像忘记了我姐姐又漂亮,又聪明,而且……尤其是您,阿尔卡狄·尼古拉耶维奇,不应该说这种话,不应该做出这种正经的脸色。”

“您说‘尤其是您’,是什么意思——您怎么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自然,您是在开玩笑。”

“您这样想吗?可是要是我真相信我说的话呢?要是我认为我还没有把我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呢?”

“我不懂您的话。”

“真的吗?好吧,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把您的观察力估得太高了。”

“怎样呢?”

阿尔卡狄不回答,却把脸掉开了,卡契雅在篮子里找了几粒面包屑,向着麻雀抛去;可是她挥手的时候用了太大的劲,那群麻雀没有啄面包屑就飞走了。

“卡捷林娜·谢尔盖耶夫娜!”阿尔卡狄突然说道,“也许在您看来,都是一样的;可是让我告诉您,我不但把您看得比您姐姐高,而且还把您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高。”

他站起来,很快地走开了,好像他嘴里吐出来的话把他自己吓跑了似的。

卡契雅让她的两只手同篮子都落在膝上,她垂下头,把阿尔卡狄的背影望了许久。渐渐地一片红晕透出她的脸颊来了;可是她的嘴唇并没有笑,她的乌黑的眼睛露出一种惊惶的跟一种没法说明的感情。

“你一个人在这儿?”她听见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声音在她的身旁说,“我还以为你跟阿尔卡狄一块儿到园子里来的。”

卡契雅慢慢地抬起眼睛望她的姐姐(姐姐打扮得很雅致,甚至可以说是很讲究,站在小径上,用她那撑开的阳伞的伞尖去搔非非的耳朵),慢慢地答道:“是的,我一个人。”

“那我也看见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微笑地说,“那么他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

“是的。”

“你们在一块儿念书吗?”

“是的。”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托着卡契雅的下巴把她的脸抬起来。

“我盼望,你们没有吵嘴吧?”

“没有,”卡契雅说,她轻轻地推开了她姐姐的手。

“你回答得多么正经!我以为可以在这儿找到他,打算约他出去散步。他说了好几次要我跟他出去散步了。城里给你送来了皮鞋;你快去试试看;我昨天已经注意到你那双皮鞋实在太旧了。你对这些事情总不大留心,其实你倒有一双漂亮的小脚!你的手也不错……不过稍微大一点儿;所以你得特别注意你这双小脚。可是你又是一个不爱打扮的人。”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顺着小径走了,她那身漂亮的衣服一路上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卡契雅从凳子上站起来,拿起那本海涅的诗集,也走了——可是并不去试她的皮鞋。

“漂亮的小脚!”她想道,一面慢慢地、轻轻地走上了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露台的石级;“你说漂亮的小脚。……唔,以后他要跪在这双脚跟前的。”

可是她马上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跑上楼去了。

阿尔卡狄经过走廊朝他的屋子走去;管事从后面追上来,通知他说,巴扎罗夫先生在他的屋子里等他。

“叶甫盖尼!”阿尔卡狄差不多带一种害怕的样子喃喃说。“他来了好久了吗?”

“刚刚到,他吩咐不用通知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一直领他到您的屋子里去。”

“难道家里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吗?”阿尔卡狄想着,急急忙忙跑上了楼梯,推开了房门。他看见巴扎罗夫的脸色,马上放了心,其实这位不速之客的脸上虽然是照常地精神饱满,但也已经消瘦些了,一个经验多一点儿的人可以从那张脸上看出一种内心不安的表征来。他的肩头披了一件满是尘土的大衣,头上戴了一顶便帽,他正坐在窗台前;就是在阿尔卡狄大声欢呼着扑到他身上去的时候,他也没有站起来。

“真想不到!什么好运气把你带来了?”阿尔卡狄反复地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就像那种自以为、而且也想让人看见自己很高兴的人一样。“我想,我们家里一切都顺遂吧,人人都好吧?”

“你们家里一切都顺遂,可是并不是人人都好,”巴扎罗夫说。“不要多讲话,叫人给我倒一杯克瓦斯来,你坐下,听我用几句我想是直截了当的话把事情给你讲明白。”

阿尔卡狄静了下来,巴扎罗夫便讲了他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决斗。阿尔卡狄大吃一惊,而且很伤心,不过他觉得用不着把这种感情表露出来;他只问他伯父的伤是不是真的不重;他听到巴扎罗夫这样回答:伤倒是很有趣的,不过不是从医学方面来说,他也勉强笑了笑,可是他心里却很难过,又觉得惭愧。巴扎罗夫好像知道了他的这种心事。

“不错,兄弟,”他说,“你瞧,这就是跟封建的人物住在一块的结果。你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封建人物,去参加他们的骑士的比武了。好吧,先生,所以我现在动身回‘父亲们’那儿去了。”巴扎罗夫这样地结束了他的故事。“我顺路弯到这儿来……把这桩事情全部告诉你,我要说,要是我不把无用的谎话当作傻事的话。不,我弯到这儿来——鬼知道为了什么。你知道,一个人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起来,就像从菜园地里拔起一根萝卜似的,有时候也是很好的事;这就是我最近做的事情。……可是我又想再看一下我刚刚丢开的东西,看一下我在那儿生长的菜园地。”

“我盼望这些话不是指我说的,”阿尔卡狄发急地说,“我盼望你不是想丢开我吧?”

巴扎罗夫掉转眼睛注意地、而且差不多要看透对方的心似的望了阿尔卡狄一眼。

“这会叫你这么难过吗?我觉得你早已把我丢开了。你看起来气色多好,多整齐漂亮……你跟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事情一定进行得很顺利了。”

“你说我同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什么事情?”

“怎么,你不是为了她才从城里到这儿来吗,小鸡儿?哦,那儿的星期日业余学校调查得怎样了?难道你不爱她吗?或者你已经到了该说话审慎的时期了?”

“叶甫盖尼,你知道我一向对你是很坦白的;我可以对你明说,我可以对你发誓,你弄错了。”

“哼,从前倒是没有这样说过,”巴扎罗夫低声说。“可是你也不用着急,这事情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一个浪漫派会说:‘我觉得我们的路开始分岔了,’可是我只说我们彼此讨厌了。”

“叶甫盖尼……”

“好朋友,这不是什么不幸的事情。我们这一辈子讨厌的东西不是很多吗?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分手了,是不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以后,我就觉得浑身都不舒服,就像我读了果戈理写给卡卢加省长夫人的信似的。而且,我并没有吩咐他们把马解下来。”

“我敢说,这是不行的!”

“可是为什么?”

“我不讲我自己;可是这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未免太失礼了,她一定想看见你。”

“啊,那你就错了。”

“刚刚相反,我相信我并不错,”阿尔卡狄答道。“你为什么要装假呢?我们既然讲到这个,那么我问你,你自己不是为了她才到这儿来的吗?”

“那也许是的,可是你总错了。”

可是阿尔卡狄并没有错。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想见巴扎罗夫,差了管事来请他去。巴扎罗夫去见她之前还换了衣服;原来他预先把新衣服放在箱子里容易拿到的地方。

奥津左娃接待他的地方,不是在他那次突然表白他的爱情的屋子,却是在客厅里。她恳切地把她的指尖伸给他,可是她的脸上现出一种不由自主的局促的表情。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巴扎罗夫连忙说,“我第一件事就得使您放心。现在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个早已恢复了他的理性、并且希望别人也忘记了他的傻事的人。这次我离开的时间要很长;您会承认,尽管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可是我想到您对我仍旧怀着厌恶的心思的时候,我就是走了,心里也会难过。”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一个人刚刚爬到了高山顶上似的,一个微笑使她的脸显得更漂亮了。她第二次伸出手给巴扎罗夫,而且在巴扎罗夫握着她的手的时候,她也把他的手握了一下。

“过去的事不用提了,”她说。“我尤其不愿意提它,因为凭我的良心说,我那个时候也有错,倘使不算挑逗,至少也是别的东西。一句话说完,让我们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做朋友吧。那是一场梦,不是吗?谁记得梦里的事情呢?”

“谁记得它们?而且,爱情……您知道,只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感情罢了。”

“真的吗?我听了很高兴呢。”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是这样地说,巴扎罗夫是这样地说;他们都以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他们的话果然是真的,完全真的吗?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作者更不知道了。可是他们接着又谈下去,好像他们彼此完全信任似的。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问了巴扎罗夫一些话,也问起他在基尔沙诺夫家中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差一点儿就要讲出他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决斗的事了,可是他想到她也许会疑心他是想显露显露自己,便忍住不说了,他只回答她说,他这些时候都在做他的研究工作。

“我呢,”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我起初很忧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您想不到,我还准备到外国去呢!……后来又好了,您的朋友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来了,我又回到旧轨道上去。我扮起我擅长的角色了。”

“什么角色呢,我可以问吗?”

“姨妈,女教师,母亲一类的角色——随便您怎么说都可以。哦,您不知道我从前总不大明白您怎么会跟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成了亲密的朋友;我觉得他实在平凡得很。可是现在我知道他比较清楚一点儿,也看出来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主要的是他年轻,他年轻……不像您同我,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

“他在您面前还是那么害羞吗?”

“他是那样吗?……”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她想了一会儿又说下去:“他现在跟我熟悉多了;他常常跟我谈话。他从前老是躲开我。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不想找他谈话。他跟卡契雅非常要好。”

巴扎罗夫觉得不耐烦了。“自然一个女人总免不了要骗人的,”他想道。

“您说他老是躲开您,”他冷笑地说,“可是也许您已经明白他爱着您吧?”

“怎么!他也?”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顺口说了出来。

“他也是的,”巴扎罗夫恭敬地鞠了一个躬,跟着她说。“难道您会不知道,难道我告诉您的还是新的消息?”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埋下她的眼睛。

“您错了,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

“我不这样想。可是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个。”随后他又暗暗地在自己心里说:“你以后不要再对我耍狡猾吧。”

“为什么不该呢?可是我以为您这样一来未免把那个过眼即逝的印象看得太重了。我现在开始疑心您是喜欢夸张的了。”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谈它吧,安娜·谢尔盖耶夫娜。”

“为什么呢?”她回答道;可是她自己就把话题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她跟巴扎罗夫在一块儿仍然觉得有点儿拘束,虽然她已经对他说过,并且还叫她自己也相信,过去的一切事情全忘记了。她跟他谈着最简单的话的时候,甚至于在她跟他开玩笑的时候,她也还感到一阵轻微的恐惧。就好像航海的人无忧无虑地在轮船上谈笑,跟在陆地上完全一样;可是只要发生了一点儿最小的故障,只要有了一点儿不寻常的征象,他们每个人的脸上立刻会现出特别惊惶的表情,这证明出来:他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那个随时都会发生的危险。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跟巴扎罗夫并没有谈多久的话。她开始露出沉思的样子来;她答话的时候也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气,后来她提议他们一块儿到厅子里去,他们在那儿看到公爵夫人同卡契雅。“可是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到哪儿去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问道;她听说他已经有一个多小时没有出来了,便差人去请他来。人们找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寻到;他藏在花园里树木繁茂的地方,两只手交叉地支着下巴,坐在那儿出神。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严肃的,却并不是忧郁的。他知道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跟巴扎罗夫单独在一块儿,并不像以前那样地感到嫉妒;相反的,他的脸上渐渐地发出光彩;他似乎在同一个时候又是惊奇,又是快乐,而且决定了一桩事情。

第二十六章

奥津左娃的亡故的丈夫生前并不喜欢新奇的东西,可是他也不反对“某种高尚趣味的活动”,因此他在花园里面、温室和池塘的中间,用俄国砖修了一座类似希腊柱廊式样的建筑物。奥津左夫在这个柱廊或者画廊的后山墙上,造了六个壁龛,预备安置他在外国定购的六座石像。这六座石像代表着孤独、静默、沉思、忧郁、羞耻和敏感。其中的一个,就是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的静默的女神,已经运到而且安置好了;可是当天便有几个农家孩子把她的鼻子打坏了;虽然附近一个泥水匠给她补上了一个“比先前的还要好过一倍的”新鼻子,奥津左夫还是叫人把她搬开,她现在还立在打麦仓的角落里,已经放了好些年了,引起一般乡下女人对她的迷信的恐怖。柱廊的正面早已被繁茂的矮树掩盖了;只有那些圆柱顶还在浓密的绿叶丛中露出来。在这个柱廊里便是在正午时候也是很凉爽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自从在那个地方看见一条蛇以后便不喜欢到那儿去了;可是卡契雅还常常来坐在一个壁龛下面的宽石凳上。在这个地方,在树荫和清凉中,她不是念书,便是做别的事情,再不然便是沉浸在完全宁静的感觉里面,这种感觉我们每个人一定都知道,它的好处就在于:半意识地静静听着生命的洪流在我们身外同在我们内心绵绵不息地泛滥。

巴扎罗夫来到以后的第二天,卡契雅坐在她心爱的石凳上,阿尔卡狄又坐在她的旁边。是他求她带他到“柱廊”这儿来的。

这个时候离早饭时间还有一小时的光景;带露的清晨已经变做炎热的白天了。阿尔卡狄的脸上还保留着前一天的表情,卡契雅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她的姐姐刚刚用过早茶便把她叫到姐姐的屋子里去,起先跟她亲热了一下,姐姐的这种举动常常叫卡契雅害怕,接着姐姐就劝她待阿尔卡狄要小心一点儿,尤其不要单独跟他谈话,因为她的姨妈同全宅子的人好像已经在注意了。而且在前一天晚上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不高兴;卡契雅也觉得心里不安,好像她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似的。她这次答应阿尔卡狄的要求的时候,她对她自己说,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卡捷林娜·谢尔盖耶夫娜,”他带一种不大好意思的从容说,“自从我有幸跟您同住在一个宅子里以后,我跟您谈过许多事情;可是还有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提过。您昨天说过我在这儿有了改变了,”他继续说下去,他一面去望卡契雅的盯在他脸上的询问的眼光,一面又躲避这眼光。“我的确大大地改变了,您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我实在是靠了您才有这个改变的。”

“我……靠了我?……”卡契雅说。

“我现在已经不是初来时候的那个自命不凡的少年了,”阿尔卡狄接着说。“我没有白活了二十三年;跟从前一样,我愿意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献给真理;可是我不再到我从前寻觅理想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理想了;理想自己来找我了,……就在我的身边。在今天以前,我并没有认识我自己;我要我自己去做一些我没有力量担任的工作。……我的眼睛最近才睁开了,这是靠了一种情感……我没有把话讲得十分清楚,不过我盼望您会了解我……”

卡契雅不回答,可是她也不再望阿尔卡狄了。

“我以为,”他用了更激动的声音接下去说,在他的头上有一只苍头燕雀藏在桦树叶中间无忧无虑地唱起歌来,“我以为每个正直的人都应当对那些……对那些……一句话说完,对那些跟他亲近的人讲真心话,所以我……我打算……”

可是说到这儿,阿尔卡狄的雄辩就接不上来了,他不知道要怎样才好,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终于不得不停止一会儿。卡契雅仍然不抬起她的眼睛。她好像不明白他说这些话的用意,仿佛还在等着什么似的。

“我料到我的话会叫您吃惊,”阿尔卡狄鼓起勇气又说,“尤其因为这个情感多多少少……多多少少,请留心听着,——跟您有点儿关系。您还记得吧,您昨天责备我不够严肃认真,”阿尔卡狄说,看他的神情,他好像是一个走进了沼地里的人,明知道自己每走一步就越陷越深,可是他仍然急急往前走去,总希望他能够尽快地跨过这块沼地;“那种责备的话是常常对付……常常落到……年轻人身上的,即使他们已经不应当受责备了;要是我的自信力大一点儿的话……(“来帮忙我,帮忙我吧!”阿尔卡狄十分着急地想道;可是卡契雅仍然跟先前一样,不掉过她的头来。)要是我能够希望……”

“倘使我能够确实相信您所说的,”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清朗的声音。

阿尔卡狄立刻不作声了,卡契雅的脸色变成了苍白。在这一丛遮住柱廊的矮树旁边有着一条小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同巴扎罗夫一块儿正顺着这条小路走过来。卡契雅同阿尔卡狄不能够看见他们,却听见了每一句话、她的衣服的窸窣声、连呼吸也听见了。他们走了几步,好像故意地在柱廊前面站住了。

“您瞧,”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继续往下说,“您同我都错了;我们两个人都不算太年轻了,尤其是我;我们都是生活过来的,我们都倦了;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还要客气呢?——都是聪明人;起先我们对彼此都感到了兴趣,打动了好奇心……可是后来……”

“后来我就变成枯燥乏味的了,”巴扎罗夫插嘴说。

“您知道这并不是我们的分开的原因。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彼此都不需要,这是主要的一点;我们两个人……我怎么说好呢?……相同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起初还不曾明白这一点。反而,阿尔卡狄……”

“您需要他吗?”巴扎罗夫问道。

“不要讲啦,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您告诉我说,他对我不是没有好感的,我自己一向就觉得他是喜欢我的。我知道我可以做他的姨妈了,可是我不瞒您说,我近来也常常想他。在那种年轻的、新鲜的情感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在这种情形里通常是用‘魔力’这个字眼的,”巴扎罗夫打岔道;在他那平静而低沉的声音里听得出一股怨气。“昨天阿尔卡狄在我跟前好像隐藏着什么似的,他没有讲起您,也没有讲您的妹妹,……那是一个重要的征候。”

“他像哥哥一样地待卡契雅,”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我喜欢他的这种地方,不过我也许不该让他们这样地亲近。”

“您这话是从……做姐姐的心里发出来的吗?”巴扎罗夫把声音拉长地说。

“自然是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老是站住呢?我们走吧。我们谈得多奇怪,不是吗?我绝没有想到我会跟您谈这些话。您知道,我怕您……同时又信任您,因为您实在是一个好人。”

“第一,我一点儿也不好;第二,我对您已经是毫不重要了,您还对我说我是一个好人……这好比把一顶花冠戴在死人头上一样。”

“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我们并不是常常能够控制自己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可是一阵风吹过,吹得树叶沙沙地响起来,把她后面的话吹走了。

“您知道,您是自由的,”隔了一会儿巴扎罗夫的声音说。其余的话听不清楚了;脚步声远去了……这周围又没有声音了。阿尔卡狄掉头去望卡契雅。她还是像先前那样地坐着,只是她的头埋得更低了。

“卡捷林娜·谢尔盖耶夫娜,”他把两只手紧紧地捏在一块儿,声音打颤地说,“我永远爱您,不会改变,而且除了您我再也不爱别人。我想告诉您这个,想知道您对我的意见,而且向您求婚,因为我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因为我准备为您牺牲一切。……您不回答我?您不相信我?您以为我是随便说的吗?可是请您回想最近这几天的情形吧!难道您这许久还不相信所有——请您听明白我的话,——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早已不留痕迹地消灭了吗?望着我,对我说一个字也好。……我爱……我爱您……相信我!”

卡契雅用了一种又严肃又高兴的眼光望着阿尔卡狄,她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带了一点儿笑意地说一声:“是。”

阿尔卡狄从石凳上跳了起来。

“是!您说了‘是’,卡捷林娜·谢尔盖耶夫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只是说我爱您,您相信我。……或者……或者……我不敢说下去了……”

“是,”卡契雅又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明白她了。他抓起她那双大而美丽的手按在他的心上,他欢喜得快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儿站不稳了,他只能够反复地叫着:“卡契雅,卡契雅……”她却天真地哭起来,又暗暗地笑自己流了眼泪。谁要是没有见过自己所爱的人眼中这样的泪水,他就还不了解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在害羞和感激的陶醉中能够快乐到怎样的程度。

第二天大清早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差人把巴扎罗夫请到她的书房里去,她勉强笑了笑,把一张折好的信笺递给他。这是阿尔卡狄写的信,他求她答应她妹妹的婚事。

巴扎罗夫把信匆匆地看了一遍,努力控制自己,不让他心里突然发生的幸灾乐祸的情感表露出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说,“好像您在昨天还以为他像哥哥似的爱着卡捷林娜·谢尔盖耶夫娜呢。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您以为我该怎么办呢?”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仍然带笑问道。“我以为,”巴扎罗夫也带笑答道,其实他和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一样,心里很不高兴,没有一点儿想笑的心思。“我以为您应该给这一对年轻人祝福。从各方面看来这是美满的婚姻;基尔沙诺夫的境况还不坏,他是他父亲的独养子,他的父亲又是个好人,不会反对他的。”

奥津左娃在屋子里来回踱着。她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你这样想吗?”她说。“为什么不呢?我也觉得没有障碍。……我替卡契雅高兴……也替阿尔卡狄·尼古拉耶维奇高兴。自然我要等他父亲的回信。我要差他自己去见他父亲。可是这桩事情就证明我昨天对您说我们两个人都老了的话是对的了。……我怎么早没有看出来呢?这倒怪了!”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又笑了起来,她连忙把头掉开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变得很狡猾了,”巴扎罗夫说着,也笑了起来。“再见吧,”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希望您把这桩事情解决得很圆满;我在远处也会高兴的。”

奥津左娃连忙回过脸来向着他。

“难道您要走吗?为什么您现在不住下来呢?住下吧……跟您谈话是一桩愉快的事情……好像人就在悬崖的边上走着似的。起先觉得害怕,可是走下去胆子就大了。您住下吧。”

“谢谢您留我住下,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而且称赞我的谈话的本领。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在不是我自己的圈子里耽搁得太久了。飞鱼能够在空中支持一个时候,不过它们不久就得跳回水里去;请您也答应我回到我自己原来的环境里去吧。”

奥津左娃望了望巴扎罗夫。他的苍白的脸上露出苦笑。“这个人爱过我的!”她想道,她可怜他,便带着同情伸出手给他。

可是他了解她的意思。

“不!”他说,往后退了一步。“我是一个穷人,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受过别人的周济。再见吧,太太,请您保重。”

“我相信我们这次并不是最后的见面,”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带了一种无意的动作说。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巴扎罗夫答道,他鞠了一个躬走出去了。

“那么你想给你自己造一个窠了,”巴扎罗夫当天蹲在地板上收拾他的箱子的时候,对阿尔卡狄说。“为什么不行呢,这是很好的事。可是你用不着装假。我还以为你打的是另一个主意呢。说不定连你自己也想不到吧。”

“我跟你分手的时候我的确没有料到这个,”阿尔卡狄答道,“可是为什么你自己也装假,说这是‘很好的事’呢,好像我不知道你对于婚姻的见解似的。”

“啊,好朋友,”巴扎罗夫说。“你怎么说这样的话!你看见我在干什么:我的箱子里头有一个空的地方,我正在塞点儿干草进去;在我们的人生的箱子里头也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塞点儿东西进去,倒比让它空着好。请你不要动气:你一定还记得我一向对卡捷林娜·谢尔盖耶夫娜的意见吧。有些年轻小姐得到了聪明的名声,只是因为她叹气叹得很聪明,可是你的那一位是站得稳的,的确她站得那样稳,因此她将来一定会把你抓在她的掌握中,不过这是应该的。”他砰的一声关上了盖子,从地板上站起来。“现在在临别的时候,让我再跟你说一遍……因为我们欺骗自己也是没有用的:我们这次是永别了,你自己也觉得……你的举动很聪明;你不宜于过我们这种痛苦的、清寒的、孤单的生活。你没有锐气,没有愤恨,不过你有的是青年的勇敢,青年的热情。你不宜于做我们的事。像你们这一类的贵族至多不过做一些高贵的顺从或者高贵的愤慨的举动,那是没有用处的。比如说吧,你们不肯战斗——却以为自己是好汉——可是我们却要战斗。啊,好吧!我们的灰尘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我们的污泥会把你的身上弄脏,可是你没有长到我们那样的高!你不知不觉地在自我欣赏,你喜欢骂你自己;可是我们讨厌这些——我们要压倒别的人!我们要去改变别的人的性格!你是个很好的人;不过你是一个软软的、自由派的少爷——借一句我父亲常说的话:爱渥拿都。”

“你是跟我永别吗,叶甫盖尼?”阿尔卡狄忧郁地说,“你没有别的话跟我说吗?”

巴扎罗夫搔他的后脑勺。

“不错,阿尔卡狄,不错,我还有别的话跟你说,不过我不说了,因为说起来又是浪漫气味——那是说,有点儿肉麻。你赶快结婚吧,造好你的窠,多养几个孩子。他们一定是聪明的,因为他们生得正是时候,跟你我不一样。啊哈!我看马已经预备好了。时候到了!我已经跟大家辞过行了。……现在怎样?喂,拥抱一下吗?”

阿尔卡狄跑过去抱住他从前的导师和朋友的脖子,泪水从他的眼里涌了出来。

“这就是青春!”巴扎罗夫平静地说。“可是我把我的希望放在卡捷林娜·谢尔盖耶夫娜的身上。你瞧吧,她会很快地把你安慰好的!”

“再见,老弟!”他坐上了大车以后,对阿尔卡狄说,又指着一对并排蹲在马房屋顶上的寒鸦说道,“这是你的榜样!照着办吧。”

“这是什么意思?”阿尔卡狄问道。

“怎么?你对博物学的知识就这么浅,还是你忘了寒鸦是一种最可尊敬的家禽呢?这是你的一个榜样!……再见,西鸟尔。”

车子辘辘地响着走了。

巴扎罗夫说对了。这天晚上阿尔卡狄跟卡契雅谈话的时候,他就完全忘了他的导师。他已经开始服从卡契雅了,卡契雅也觉察到这个,她并不惊奇。他得在第二天动身回马里诺去见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并不去管束这一对年轻人,只是为了礼俗的关系才不让他们长久单独地在一块儿。她很大量地把公爵夫人跟他们隔开,老公爵夫人听见他们就要结婚的消息,只气得流着眼泪乱发脾气。起初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还担心自己看见他们的幸福会觉得难过,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她看了不但不难过,反而感兴趣,后来她居然感动了。这件事情叫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一面高兴,一面又不愉快。“巴扎罗夫果然说对了,”她想道,“那原不过是好奇心,就只是好奇心,贪舒服,自私自利……”

“孩子们!”她大声说,“爱情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情感吗?”可是卡契雅跟阿尔卡狄连她的意思也不懂。他们常常躲开她;他们在无意中偷听到的谈话还时常萦绕他们的心头。可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不久就使他们心安了;这在她并不是难事:她自己已经心安了。

第二十七章

巴扎罗夫的年老的双亲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的儿子会回家来,因此他们看见他的时候更加欢喜得不得了。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非常兴奋,不停地在家里来回地跑着,惹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她比做一只“母鹧鸪”;她那件短短的衫子后面拖着短短的下摆,使她的确有点儿像一只鸟。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自己也只是唔唔地哼着,咬着他的长烟斗的琥珀嘴子,或者用手指抓住他的脖子,把脑袋往左右转动,好像他要试一下他的脑袋是不是装得很牢,随后他忽然又张开他的阔嘴,发出一阵没有声音的笑。

“我回来在你这儿整整住六个星期,老爸爸,”巴扎罗夫对他说。“我要做我的工作,请你不要来打扰我。”

“你就是把我的面貌都忘记了,我也不会来打扰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答道。

他果然守约。他像上次那样把他儿子安顿在他的书房里以后,他竭力躲开他儿子,并且还阻止他的妻子对儿子作不必要的慈爱的表示。“好妈妈,叶纽沙上次回来的时候,”他对她说,“我们吵得他有点儿厌烦了:这回我们应当聪明些。”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同意丈夫的话,可是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看见她的儿子,而且现在她简直不敢跟他讲话了。“叶纽兴卡,”她有时候会唤他,可是不等他回过头,她就玩弄她的手提袋的绳带,支吾地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这是……”随后她就去找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手支着脸颊,跟他商量说:“亲爱的,你知道不知道叶纽沙今天午饭高兴吃什么——白菜汤呢还是红菜汤?”“为什么你自己不去问他呢?”“他会讨厌我的!”

然而过了几天巴扎罗夫便不再把自己关起来了;工作的热狂消退了,苦恼的厌倦和沉闷的烦躁抓住了他。他的一切动作都显出来一种奇怪的疲倦;连他的脚步,那本来是坚定、快速、勇敢的,现在也改变了。他不再一个人散步了,他开始去找人谈话;他到客厅里喝茶,跟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在菜园里来回走着,一声不响地跟他父亲一块儿抽烟;有一回他还问起亚历克赛神父来。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起先很高兴这种改变,可是他的快乐不久就没有了。“叶纽沙真叫人担心,”他偷偷地对他妻子诉苦道,“他并不是不满意或者不高兴,那倒还不要紧;他心里难过,他不快活——那是可怕的。他老是不讲话,只要他肯骂我们也好;他一天天地瘦起来,他的脸色也不好看。”“主啊,主啊!”那个老妇人低声说,“我想在他的脖子上挂一道护身符,可是他自然不会答应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好几次极小心地转弯抹角向儿子打听他的工作、他的健康和阿尔卡狄的近况。……可是巴扎罗夫的回答却是勉强的,顺口说出来的;有一次他觉察到他父亲渐渐用话套他讲出什么来,他就生气地说:“为什么你讲话老是像踮起脚在我周围绕圈子?这个办法比从前的更坏。”“啊,啊,我没有什么用意!”可怜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忙答道。他又发挥政治的意见,这也得不到结果。有一天谈到就要实行的农奴解放,他便谈起进步来,希望用这个引起他儿子的共鸣;可是巴扎罗夫只是冷淡地答道:“昨天我走过院子篱笆那儿,我听见本地农民的小孩在唱歌,他们不唱从前的歌子,却哼着:‘正当的时候来了,我的心里感到爱了。’……这就是你的进步。”

有时候巴扎罗夫走到村子里去,用他平日的揶揄的口吻跟随便一个农民谈起话来。“喂,”他对农民说,“老兄,把你们的人生观讲给我听听;你瞧,他们说,俄罗斯的全部力量和将来都是捏在你们手里的,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要由你们来开创——我们的真正的语言同我们的法律都是你们给我们的。”农民不是不回答,就是断断续续地讲出几句这样的话来:“我们也能够,……因为这是……要看我们的,譬如说,结果。”“你给我讲讲你们的‘米尔’是什么东西,”巴扎罗夫打岔说:“是不是就是那个站在三条鱼背上的‘米尔’?”

“少爷,大地才是站在三条鱼背上的。”那个农民就用他那种家长式的慈祥的单调声音和气地答道,“可是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说‘米尔’上面,老爷的意志是很有势力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因为你们是我们的父亲。主人的规矩越严,农民越高兴。”

巴扎罗夫有一回听到了这样的回答,便轻蔑地耸了耸肩膀,转身走了。农民也慢慢地走回家去。

“他在讲些什么?”另一个脸色阴沉的中年农民问道,他一直站在自己的茅草房门口,远远地望着巴扎罗夫跟这个农民谈话。“讲欠租的事情吗?”

“什么欠租的事,老兄,”头一个农民答道,现在他讲话没有一点儿家长式的单调声音了,却反而有一种毫不在乎的粗暴的调子。“啊,他这样那样地乱讲了一会儿,他大约舌头发痒了。当然啦,他是一位少爷;他懂得什么呢?”

“他哪儿懂得什么呢!”另一个农民说,接着他们推了推帽子,又拉了拉腰带,两个人就去商量他们自己的工作和需要去了。唉!这位轻蔑地耸了耸肩膀、自以为懂得怎样跟农民谈话的巴扎罗夫(他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争论的时候这样夸过口的),这位自信心很强的巴扎罗夫却从来没有疑心过在他们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逗人发笑的小丑。……

巴扎罗夫后来终于给他自己找到了一个工作。有一天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在他面前给一个农民包扎受伤的腿,可是老人的手有些发颤,他不能够扎好绷带;他的儿子给他帮了忙,从此以后巴扎罗夫便时常帮助他父亲给人治病,虽然他同时又不断地嘲笑他自己向父亲推荐的治疗法,嘲笑马上采用这个治疗法的父亲。可是巴扎罗夫的讥笑并没有叫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心里有一点儿难过,它们反而给了他一些安慰。他用两根手指把他那件沾着油渍的便衣提起来,提到肚皮那儿,一面抽他的烟斗,一面高兴地听巴扎罗夫讲话;巴扎罗夫的俏皮话越刻毒,他那好脾气的父亲笑得越痛快,把一口黑牙齿全露出来了。他甚至于把儿子的那些无味的或者毫无意义的俏皮话,常常放在自己嘴里说来说去,比如说,有好几天他不论对题不对题都说一句:“并不是一桩了不起的事!只因为他儿子听说他去做早礼拜,用了那一句话讲他。”谢谢上帝!他的郁闷已经过去了!”他悄悄地对他的妻子说:“他今天还这么挖苦过我的——真是好极了!”而且,他想起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助手,便喜欢得不得了,心里充满了骄傲。“是的,是的,”他把一瓶古拉药水或一罐白油膏拿给一个穿粗布男大衣、包着有角的头巾的乡下女人的时候,就对她说,“因为我儿子住在我家里,你应当时时刻刻感谢上帝,好女人,现在可以用最科学的、最新的方法来给你治病。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御医也并不比他好。”那个乡下女人来抱怨她“浑身刺痛”(可是这句话的意思她自己也说不明白),她听见他的话,只是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伸手在怀里掏出了包在一条毛巾角上的四个鸡蛋。

巴扎罗夫有一次还给一个过路的布商拔了一颗牙;这虽是一颗很平常的牙齿,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却把它当作古董似的保存起来,而且把牙齿拿给亚历克赛神父看,口里不住地说:

“您瞧,多长的根!叶甫盖尼的力气真不小。那个卖布的差一点儿跳到半空中去了。……我看,就是一棵橡树,也会给拔起来的!……”

“很值得佩服!”亚历克赛神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把这位高兴得不得了的老年人对付过去,末了只好这样说。

有一天附近一个村子的农民带了他的兄弟到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家里来看病,病人害的是伤寒。这个可怜的人躺在一捆干草上面快要死了;他满身都是黑点子,他早就失掉了知觉。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惋惜地说,为什么早没有人想到来找医生看病,他表示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果然这个农民还没有把他兄弟送回家,病人就在车子上死了。

三天以后巴扎罗夫走进他父亲的屋子,问他父亲有没有硝酸银。

“有的,你要来做什么用?”

“我得用它来……烧一个伤口。”

“谁的伤口?”

“我自己的。”

“什么,你自己的!为什么有伤口?是什么一种伤口?在什么地方?”

“这儿,在我手指上。我今天到那个村子里去,你知道,就是那个害伤寒的农民的村子。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正要解剖他的尸首,我已经很久没有动这种手术了。”

“后来?”

“后来,我请求县医让我来动手;我就割伤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脸色马上变成灰白,他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跑进书房里去,立刻拿了一块硝酸银回来了。巴扎罗夫正要拿起它就走。

“看在上帝的分上,”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让我给你弄吧。”

巴扎罗夫笑了笑。

“你真喜欢做医生!”

“不要开玩笑了,我求你。把手指拿给我看。伤口不大。我弄得痛不痛?”

“压紧一点儿,不要怕。”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停止了。

“叶甫盖尼,你以为怎样,是不是用烙铁来烧一下更好些?”

“那是应该早弄的;可是现在连硝酸银,其实也不中用了。倘使我受到传染,现在已经晚了。”

“怎么……晚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差不多讲不出话来了。

“那是没有疑问的!已经隔了四个多小时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又把伤口烧了一会儿。

“那个县医就没有硝酸银吗?”

“没有。”

“怎么能够呢,我的上帝!一个医生连这样一件万不可少的东西也没有!”

“你倒没有看见他的柳叶刀,”巴扎罗夫说着便走开了。

这一天一直到晚上,第二天又一个整天,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断地找了种种口实到他儿子的房里去;虽然他一点儿也不提起伤口,甚至于找了一些极不相干的话来谈,他却紧盯着他儿子的脸,他那么惊惶地望他的儿子,所以巴扎罗夫忍受不下去了,生气地嚷着要他走开。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答应他的儿子,以后不再惊扰了,在他这方面,也得这样办,因为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他自然没有让她知道那件事情)开始担心地盘问起来,问他为什么不睡觉,他有什么心事。整整两天里面他都坚持下去了,虽然他还是偷偷地留心看他的儿子,觉得他儿子脸色很不好看……可是第三天吃午饭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下去了。巴扎罗夫埋着头,什么都不吃。

“你为什么不吃呢,叶甫盖尼?”他装出很随便的样子问道。“我觉得今天菜做得很好。”

“我不想吃,所以我不吃。”

“你胃口不好吗?你的头怎样?”他胆怯地说,“痛不痛?”

“痛。为什么不头痛呢?”

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坐直了身子,注意地听他们讲话。

“不要生气,叶甫盖尼,我求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继续说,“你肯让我给你按按脉吗?”

巴扎罗夫站起来。

“我用不着按脉,就可以告诉你:我发热。”

“有没有发寒颤呢?”

“有点儿发寒颤。我去躺一会儿,你可以给我送点儿菩提花茶来。我一定着凉了。”

“怪不得我昨晚上听见你咳嗽,”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说。

“我着凉了,”巴扎罗夫又说了一遍,就出去了。

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忙着预备菩提花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便走到隔壁屋子里去,不声不响地拉他自己的头发。

这天巴扎罗夫就没有再起床,他整夜都是在一种沉重的、半昏迷的睡眠状态中。早晨一点钟光景他勉强睁开了眼睛,看见灯光底下父亲的苍白的脸正俯下来望他,他叫他父亲出去;他父亲说声请他原谅便走了,可是马上又踮起脚走回来;半个身子藏在柜门背后,不转眼地一直望着儿子。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也没有睡,她让书房的门开着一点儿,她不停地到门口来听听“叶纽沙呼吸怎样”,又来看看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她只能够望见他那一动也不动地俯着的背,可是就是这个也叫她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清早巴扎罗夫挣扎着起来了;他觉得一阵头晕,鼻子也出了血;他又躺了下去。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默默地伺候他;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进来看他,问他觉得怎样。他答道:“好些了,”便翻身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对他的妻子摇着双手,要她出去;她咬着嘴唇免得哭出声来,便走开了。整个宅子似乎一下子就变得暗淡无光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愁容;四周静得出奇;院子里一只爱叫的公鸡让送到村子里去了,它好久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巴扎罗夫仍然躺在床上,脸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试着拿种种的问题去问他,可是巴扎罗夫厌烦了,老人便回到扶手椅上坐下,动也不动一下,只是间或拉拉自己的手指节发出响声。他到花园里去了几分钟,像一座石像那样地立在那儿,仿佛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惊惶(惊惶的表情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然后又回到他儿子的房里,竭力避开他妻子的询问。她最后抓住他的胳膊,痉挛地、几乎是威胁地问道:“他害什么病?”他连忙定一定神,勉强回答她一笑;可是叫他自己也害怕的是:他发出的不是微笑,却是一阵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狂笑。他在这天天刚亮就差人去请医生了。他觉得应该把这桩事情告诉他的儿子,免得他儿子生气。

巴扎罗夫突然在长沙发上翻过身来,用那对失神的眼睛呆呆地望他的父亲,讨着水喝。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拿了一点儿水给他,便趁势摸了一下他的前额。烧得跟火一样。

“老爸爸,”巴扎罗夫声音嘶哑地慢慢说,“我的情形很糟。我受到传染了,过几天你就得埋葬我。”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脚都站不稳了,好像什么人在他的腿上打了一拳似的。

“叶甫盖尼!”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保佑你吧!你着凉了!……”

“得啦,”巴扎罗夫不慌不忙地打岔说。“医生是不可以这样说的。一切传染的征候都有了,你自己也知道的。”

“传染的征候……在哪儿,叶甫盖尼?……哪儿的话!”

“这是什么?”巴扎罗夫说,他挽起他衬衫的袖子,给他父亲看他的胳膊上发出来的那些显示着凶兆的红斑点。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吓得浑身打起寒颤来。

“我们假定,”他末了说,“我们假定即使……即使有点儿像……传染……”

“脓毒血症,”他的儿子提醒说。

“啊,是……一种……流行病……”

“脓毒血症,”巴扎罗夫声音清楚而严厉地说,“你难道忘了你的笔记本吗?”

“啊,是的,是的——随你怎样说好了……无论如何,我们要治好你的病!”

“得啦,这是胡说八道。可是我们也不必争论这个。我没有料到会死得这么早;老实说,这是一桩极不愉快的意外事情。你同母亲你们两位应当利用你们的坚强的宗教信仰了;现在是试验它的好机会了。”他又喝了一点儿水。“我想求你办一桩事,……趁现在我的脑子还清醒的时候。明天或者后天,你知道,我的脑筋就要辞职了。就是现在我也没有十分把握我讲话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我躺在这儿,我老是觉得有些红狗在我周围跑,可是你暗中注意地望着我,好像望着一只山鸡似的。我好像喝醉了似的。你完全懂我的意思吗?”

“哪儿的话,叶甫盖尼,你说话非常清楚。”

“那就更好了。你跟我说过你已经差人去请了医生。你这样做是为了安慰你自己……你也安慰我一下吧:差一个送信人去……”

“到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那儿去吗?”老人插嘴道。

“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是谁?”巴扎罗夫说,好像他不大明白,在思索似的。“啊,不错!那只小鸟儿!不,不要去动他;他现在成了一只寒鸦了。不要怕,这还不是说胡话呢!差一个人去见奥津左娃,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她是一位地主太太……你知道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点点头。)就说叶甫盖尼·巴扎罗夫差人来问候她,并且来告诉她:他要死了。你肯办吗?”

“我就去办。……不过你真会死吗,叶甫盖尼?……你自己想一想!要是你死了,那么还有什么公道呢?”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请你差一个人去。”

“我马上就差人去,我自己给她写信。”

“不,为什么要你写呢?只说我差人问候她;不用再讲别的。现在我又要回到我的红狗那儿去了。奇怪!我集中我的思想去想死的事情,可是总没有用。我看见一个斑点一样的东西……再也没有别的。”

他又很吃力地翻过身去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出了书房,勉强支持着走进妻子的卧室,立刻跪倒在神像面前。

“祷告吧,阿利娜,祷告吧,”他*吟呻**地说,“我们的儿子快死了。”

医生,就是那个没有硝酸银的县医,来了,他给病人看了病,劝他们安心等待病势的变化,他还说了几句可望痊愈的话。

“您见过病得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到极乐国土去的吗?”巴扎罗夫问道,他突然抓住长沙发旁边一张笨重桌子的腿,摇了摇桌子,就把它推开了。

“还有力气,还有力气,”他说,“力气全在,可是我就得死了!……一个老年人至少还有时间从容地跟生命分离,可是我……好的,去试一试否认死吧。死就来否认你,这就够了!谁在这儿哭?”他停了一下又说。“母亲吗?可怜的人!她那出色的红菜汤以后又给谁吃呢?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好像你也哭了。啊,要是基督教不能给你帮忙,你就做一个哲学家,一个斯多葛派好了!怎么,你不是夸口说你是一个哲学家吗?”

“我是个什么哲学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呜咽地说,眼泪顺着两颊直流下来。

巴扎罗夫的病势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更沉重了;病进展得非常快,外科的中毒往往是这样的。他还没有失掉知觉,他可以懂别人对他讲的话,他还要挣扎。“我不愿意说胡话,”他捏紧拳头,喃喃地说,“多无聊!”他马上又说:“唔,八减十,还剩多少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像发了疯似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起先主张用这一种治法,然后又想用另一种,末了他只是不停地拉被子盖上他儿子的脚。“得用冷布单包缠……呕吐药……肚皮上贴芥末膏……放血,”他紧张地说。那个让他挽留下来的县医赞成他的意见,给病人喝柠檬水,自己却一会儿要烟斗来抽,一会儿又要点儿“添暖加力的东西”,那就是说伏特加。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坐在门口一个矮凳上,只偶尔出去祷告一会儿。几天以前,她梳妆用的小镜子从她手里滑下来打碎了,她一向把这种事情当作凶兆;就是安非苏希卡也找不到话来安慰她。季莫费以奇到奥津左娃那儿去了。

夜里巴扎罗夫很不好。……高烧使他非常痛苦。快到早晨的时候他稍微好了一点儿。他请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给他梳一梳头发,他亲了一下她的手,喝了两口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恢复了一点精神。

“谢谢上帝!”他不住地说,“转机来了,转机到了。”

“喂,现在就这样想吗?”巴扎罗夫说,“一个字眼有多大用处!他找到它了;他说‘转机’,就得到安慰了。真奇怪,一个人还相信一些字眼。比如说,人家讲他是个傻瓜,虽然没有打他,他还是要难过;人家要是叫他聪明人,即使不给他一个钱,他也非常满意。”

巴扎罗夫的这篇小小的演说,大有他从前讲的“俏皮话”的风味,把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大大地感动了。

“好啊,说得真好,真好!”他叫道,做出要拍手的样子。

巴扎罗夫悲哀地笑了笑。

“那么,据你看来,”巴扎罗夫说,“究竟是转机过了呢,还是它正来了?”

“你好些了,那是我看得出来的,这就使我高兴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答道。

“唔,很好;高兴总是不坏的。不过去她那儿,你还记得吗?你差人去了吧?”

“我当然差人去了。”

病人的这种转好的现象并没有继续多久。病又沉重起来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坐在巴扎罗夫的身边。这个老人心里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痛苦似的。他几次要讲话——却又讲不出来。

“叶甫盖尼!”他终于说出来了,“我的儿子,我的宝贝的,亲爱的儿子!”

这种不寻常的称呼在巴扎罗夫的心上发生了效力。他稍微转过头来,显然在挣扎着要把那个正压在他心上的昏迷的力量甩开,他终于吐出声音:

“父亲,什么事?”

“叶甫盖尼,”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接着往下说,他在巴扎罗夫面前跪了下来,虽然巴扎罗夫已经闭上眼睛,看不见他了。“叶甫盖尼,你现在好些了;上帝保佑,你就要好的;可是利用现在这个时机,安慰安慰你母亲和我,尽一次基督徒的责任吧!我跟你讲这种话,是很可怕的;不过更可怕的是……永久,叶甫盖尼……想一想吧,怎样的……”

老人讲不下去了,他儿子虽然仍旧闭上眼睛躺着,可是他的脸上却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要是这桩事情可以给你们安慰的话,我就不拒绝,”巴扎罗夫末了说,“不过我想不必这样着急。你自己还说我好些了。”

“好些了,叶甫盖尼,好些了;可是谁知道呢,一切都得看上帝的意思,你尽了这个责任……”

“不,我要等一会儿,”巴扎罗夫打岔说。“我赞成你的话,转机已经来了。要是我们两个人都弄错了的话,那也不要紧!你知道,失掉知觉的人也可以领圣餐的。”

“叶甫盖尼,我求你……”

“我要等一会儿,现在我想睡了。不要打扰我。”

他把他的头放回在原地方。

老人站起身来,坐在扶手椅上,捏住他的下巴,咬起他自己的手指来……

他突然听到一阵有弹簧的马车的辘辘声,这声音在乡下偏僻地方特别容易引人注意。轻快的车轮越滚越近,现在连马的鼻息声也听得见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跳起来,跑到窗口去。一辆用四匹马拉的两个座位的马车正跑进他这小小住宅的院子里来。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感到一种糊里糊涂的快乐,一口气跑到台阶上去了。……一个穿号衣的听差打开车门;从车里走出一位穿黑大衣、戴黑面纱的太太来。……

“我是奥津左娃,”她说。“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还活着吗?您是他的父亲吧?我请了一位大夫来了。”

“恩人!”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大声说,他抓起她的手,战战兢兢地放在他的嘴唇上。这个时候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请的医生,一个有德国脸型、戴眼镜的、矮小身材的人,不慌不忙地从车上走下来了。“还活着,我的叶甫盖尼还活着,现在他有救了!妻啊!妻啊!一位天使从天上下降到我们这儿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好上帝!”老妇人从客厅里跑出来,结结巴巴地说;她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事情,就在穿堂里跪在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脚跟前,像一个疯婆子似的亲起她的衣裾来。

“您这是做什么!您这是做什么!”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接连地说;可是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并不去理会她,而同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住地说:“一位天使!一位天使!”

“病人在哪儿?病人在哪儿?”末了医生有点儿生气地说。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醒悟过来了。“在这儿,这儿,请跟我来,威尔结斯结尔黑尔郭列加,”他记起了从前学过的东西,便加上这么一句。

“啊!”德国人带着苦笑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他们引进了书房。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奥津左娃请的大夫来了,”他弯下身子凑近他儿子的耳朵说,“她本人也在这儿。”

巴扎罗夫突然睁开他的眼睛。“你说什么?”

“我说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奥津左娃在这儿,她带了一位大夫来看你。”

巴扎罗夫动动眼睛朝四处望。

“她在这儿……我要见她。”

“你就会看见她的,叶甫盖尼;可是我们得先跟大夫谈谈。现在既然西多尔·西多利奇(这是那个县医的名字)已经走了,我得把你这病的历史详细讲给他听,我们要稍微商量一下。”

巴扎罗夫看了这个德国人一眼。“好吧,就请快点儿谈,只是不要用拉丁文;你知道,我懂得已经要死了的意思。”

“这位先生似乎也精通德国话。”这个埃斯枯拉庇乌斯的新弟子转过脸对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

“以黑……加伯……我们还是讲俄国话吧,”老人说。

“啊,啊!原来是这样,……好吧……”

他们就商量起来。

半小时以后,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由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陪着,走进书房里来。医生已经暗暗地告诉她:病人没有好的希望了。

她望了巴扎罗夫一眼……就在房门口站住了,她看见那张发红的、同时又带死气的脸同那对盯着她的失神的眼睛,不禁大吃一惊。她只觉得害怕,是一种冰冷的、难堪的害怕;她马上想道,要是她真的爱过他的话,她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谢谢您,”巴扎罗夫用力地说,“我没有料到这个。这是慈善的行为。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正如您所答应的。”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太好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

“父亲,请你出去一会儿。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您允许吗?好像,现在……”

他把头动一下,指点着他那睡倒的无力的身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出去了。

“好,谢谢您,”巴扎罗夫又说了一遍。“这是皇族的派头。据说沙皇也要去看垂死的人。”

“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我希望……”

“啊,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让我们说实话吧。我是完结了。我掉在车轮下面了。所以显然也用不着想到将来了。死是一种古老的玩笑,可是它对每个人都是很新鲜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害怕……不过我就要失掉知觉了,那么一切都完了!(他没有力气地摇摇他的手。)啊,我应当对您讲什么呢?……说我爱过您吧!那句话以前就没有意思,现在更没有意思了。爱是一种形体,我自己的形体已经坏了。我不如说,您生得多么动人!您现在站在这儿,这么美……”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

“不要紧,不用担心……在那儿坐下吧。……不要靠近我:我的病是传染的。”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很快地穿过屋子走了过来,坐在巴扎罗夫躺的长沙发附近的一把扶手椅上。

“高贵的心肠!”他低声说,“啊,多么近,又是多么年轻,鲜艳,纯洁……在这间不干净的屋子里!……好,永别了!祝您长寿,这是比什么都好的事情,趁着您还年轻的时候,好好地利用您的时间。您瞧,这是一个多么难看的景象,虫子给压得半死了,可是它还在蠕动。您瞧,我也想过:我还要办好那么多的事情,我不要死。为什么我要死呢?我还有使命,因为我是一个巨人!现在这个巨人的全部使命就是:怎样才死得体面,虽然在旁人看来这是没有关系的。……不管怎样:我是不会摇尾乞怜的。”

巴扎罗夫闭了嘴,伸手去摸他的杯子。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拿了一点儿水给他喝,却并不取下她的手套,而且胆怯地不敢多吸一口气。

“您会忘掉我的,”他又说,“死人不是活人的朋友。我父亲会对您说,俄国要失掉一个怎样的人了。……那是废话,不过请您不要打破老年人的幻想。您知道……无论用什么玩具哄小孩都行。……还请您安慰安慰我母亲。像他们那样的人在你们的上流社会里就是白天点起火去找也找不到。……俄国需要我。……不,明明是不需要我。那么谁又是俄国需要的呢?鞋匠是需要的,裁缝是需要的,屠户……卖肉……屠户……等一下,我有点儿糊涂了……那儿有一座树林……”

巴扎罗夫把他的手按在额上。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俯下身去挨近他。

“叶甫盖尼·伊凡诺维奇,我在这儿……”

他马上拿开手,撑起半个身子来。

“永别了,”他突然用力说,他的眼睛射出最后的光。“永别了。……请听着……我那个时候没有亲您。……吹一下快尽了的灯,让它灭了吧……”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把嘴唇挨了挨他的前额。

“够了!”他说,头落回到枕上去了。“现在……黑暗……”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轻轻地走了出去。

“怎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低声问道。

“他睡着了,”她用了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

巴扎罗夫就没有再醒过。快到傍晚时候他完全失了知觉,第二天他就死了。亚历克赛神父给他做了临终前的宗教仪式。在行最后涂油礼的时候,圣油涂到他的胸上,他的一只眼睛睁开了,没有生气的脸上现出一种类似恐怖的战栗,好像因为看见穿法衣的教士、烟雾缭绕的香炉和神像前的烛光的缘故。最后他的呼吸停止了,全家的人都放声哭起来,这个时候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突然充满了愤怒。“我说过我要抗议,”他嘶声叫着,他的脸涨得通红,而且变了相,他捏紧拳头在空中挥舞,好像在威吓什么人似的:“我抗议,我抗议!”可是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带着满脸的眼泪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两个人一齐跪倒在地上。安非苏希卡后来在用人房里对人说:“他们并排地埋着他们的脑袋,就像正午时候的一对羔羊……”

可是中午的炎热过去了,接着来的是黄昏同黑夜,人又回到了那个静寂的安身处,在那儿,疲劳的、痛苦的人可以得到安适的睡眠。……

第二十八章

六个月过去了。白色的冬天到了,它带来的东西多着呢——晴朗无云的严寒的冷寂,轧轧作声的积雪,树枝上浅红色的霜花,浅绿色的天空,烟囱上袅袅的浓烟,门突然打开时候冲出来的一阵阵的热气,还有行人的好像让寒气刺伤了的通红的脸,和冻得打战的马的飞奔。正月里的某一天已经快过完了,傍晚的寒冷在静止的空气中更觉刺骨,血红的夕阳又匆匆地逝去。在马里诺宅子的窗里正是灯烛辉煌的时候,卜罗科非奇穿了一件黑礼服,戴了一双白手套,带着特别庄严的表情在餐桌上摆了七份餐具。一个星期以前在本地区的小礼拜堂里静悄悄地举行了两对夫妇的婚礼,几乎连证人也没有——这是阿尔卡狄同卡契雅,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同费涅奇卡的婚礼。在这一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替他的哥哥饯行,他的哥哥有事情要到莫斯科去。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却在参加了婚礼、并且送了一份厚礼给这对年轻夫妇以后,马上到莫斯科去了。

正是在三点钟的时候,大家围着餐桌坐下来。米奇亚也占了一个座位,旁边有一个包着锦缎头巾的奶妈照应他,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坐在卡契雅同费涅奇卡的中间;两位“新郎”便挨着自己的妻子坐下。我们这两位朋友近来都有点儿改变了,他们都长得更漂亮,而且更有男子气概了;只有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比从前瘦了一点儿,这反而给他那富于表情的面貌添了优雅和大贵族气派…费涅奇卡也不同了。她穿了一件新绸衫,头发上扎了一条宽的天鹅绒带子,脖子上挂了一副金链子,她坐在那儿,恭恭敬敬地一动也不动,她对她自己,对她周围的一切,都很恭敬,她老是微笑,好像要说:“请你们原谅,我并没有错。”不只是她——所有其余的人也都在微笑,好像也都带着抱歉的样子;他们都觉得有一点儿拘束,有一点儿惋惜,其实都很高兴。他们带着近于滑稽的殷勤互相周旋,仿佛他们全同意来表演一出天真的喜剧似的。卡契雅算是这些人里面最镇静的了:她安心地朝她的四周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已经非常喜欢她了,这是看得出来的。午饭快吃完的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站起身来,手里拿着酒杯,脸向着巴威尔·彼得罗维奇。

“你要离开我们了……你要离开我们了,亲爱的哥哥,”他说,“当然,不会久的;不过,我还是不能不对你说,我……我们……我多么……我们多么……唔,挺糟的是,我们不会演说!阿尔卡狄,你说吧。”

“不,爸爸,我一点儿也没有准备。”

“好像我就准备得挺好似的!好吧,哥哥,我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让我们来拥抱你一下,祝你万事顺遂,盼你尽快地回到我们这儿来!”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跟每个人都亲过了,自然连米奇亚也在内;对费涅奇卡,他还亲了一下她的手,可是她还没有学会把手伸给别人去亲呢;他喝干了第二次斟满的酒,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祝你们快乐,朋友们!永别了!”这最后一句英国话谁也没有注意到;不过大家都很感动。

“巴扎罗夫的纪念,”卡契雅在她丈夫的耳边轻轻地说,她跟他碰了碰杯。阿尔卡狄用热烈的握手来回答她,可是他不敢高声提出祝饮的话。

这好像应该完结了吧?可是也许有一两位读者想知道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那些人物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愿意让他们满意。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最近嫁了人,她不是为了爱情结婚的,却只是出于聪明的考虑。她的丈夫是一个俄国未来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处世常识丰富、意志坚强、而且有惊人辩才的法学家——年纪不大,脾气好,冷得像冰一样。他们处得极和睦,可能有一天会达到幸福吧……可能会产生爱情吧。赫公爵夫人死了,她一死,马上就让人忘记了。基尔沙诺夫父子一直住在马里诺;他们事业的情况也开始好转了。阿尔卡狄现在对经营农庄的事非常热心,他们的“农庄”如今每年可以有一笔相当大的收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做了调解官他拿出全力来办事,他不停地在他那个区里奔走,发表长篇演说(他以为农民应当给“教导到明白事理”,那就是说,应当对他们把一套话反复地说许多遍,讲到他们累得哑口无言为止);可是说实话,不但一班有教养的乡绅对他并不十分满意,那班绅士讲起“解放”这个字眼来,时而讲得漂亮干脆,时而忧郁凄凉,故意把Э M a H C И П а И Я(解放)的第一个字母念掉了(而且念м а н音的时候还带了很重的鼻音);还有一班没有受过教育的乡绅也不大喜欢他,那班人常常毫不客气地咒骂“那么个解放”(那个解放)。这两种乡绅都说他心肠太软了。卡捷林娜·谢尔盖耶夫娜生了一个儿子,叫柯立亚;米奇亚一天高兴地到处乱跑,话也讲得清楚流利了。费涅奇卡,费多西雅·尼古拉耶夫娜,除了她的丈夫和米奇亚外,就最崇拜她的媳妇,要是她的媳妇弹起钢琴来,她便高兴地整天坐在媳妇的旁边。我们顺便讲一讲彼得。他越长越傻,也越是神气。他讲起话来把所有e的音都念成ю,他把“现在”(“杰别儿”)念成了“久比忧儿”,可是他也结了婚,并且得到一份相当可观的嫁妆,他的妻子是城里一家菜园主人的女儿,曾经拒绝了两个很好的求婚者,只因为他们没有表;彼得不但有表——他还有一双漆皮鞋。

在德累斯顿的布吕尔台地上,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中间——那是最时髦的散步时间——您可以遇见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他的头发完全灰白了,他好像害着关节炎似的,可是他的相貌仍然很漂亮,衣服也很讲究,而且举止间还带了一种特别的风味,那是只有在高等社会里生活了很久的人才会有的。这就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他从莫斯科到外国去休养,就在德累斯顿住了下来,在这儿他喜欢跟英俄两国的游客来往。他待英国人没有架子,差不多到了谦虚的地步,不过仍然保持着他的尊严,他们觉得他有点儿枯燥乏味,可是尊敬他是一位,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一位十足的绅士”。他待俄国人比较自由,没有拘束,他随意发脾气,常常挖苦他自己,又挖苦他们,不过他始终保持着极和蔼的、而且随便的态度,没有一点儿失礼的地方。他抱着斯拉夫派的见解,谁都知道在上流社会里这是被认为很出色的。他从来不念俄文书报,可是在他的写字台上有一个银质的烟灰碟,形状就像一只俄国农民穿的树皮鞋。我们的游历家都喜欢去拜望他。玛特维·伊里奇·柯利雅津有一个时期失势(他自己说是处在暂时的反对派的地位)出国,到波希米亚的温泉去的时候经过这儿,很堂皇地拜访了他一次;他跟本地人很少来往,可是他们非常崇拜他。倘使要找宫廷乐队演奏会、戏院等等的门票,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基尔沙诺夫男爵阁下更容易、更快的了。他尽力做些好事,还逐渐得到一点儿声名;他并没有白做大社交家啊;可是生活对他是一个负担……这个负担比他自己所料想的还重得多。……我们只消看他在俄国教堂里面,靠在墙边,想着什么事情,许久都不动一下,只是痛苦地咬自己的嘴唇,随后忽然醒悟过来,差不多叫人看不见地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库克希娜也到外国去了。她现在住在海德堡,不研究自然科学,却研究建筑学了,据她自己说,她在建筑学上已经发现了新的法则。她仍然跟一班大学生常常来往,特别是跟那些研究物理学和化学的俄国青年来往,在海德堡有的是这样的人,他们初到的时候,他们对事物的清醒的见解常常叫朴直的德国教授们吃惊,可是后来他们的完全无用与极端懒惰又叫这些教授惊奇了。西特尼科夫同两三个这一类的年轻化学家一块儿在彼得堡城里跑来跑去,那些化学家连氧气跟氮气也分不清楚,可是装满了一肚皮的否定和自尊心,还有那个伟大的叶利谢耶维奇也同他在一块儿,西特尼科夫现在准备自己做一个大人物了,据他自己说,是在继续巴扎罗夫的“事业”。外面传说他新近让什么人打了一顿,可是他对那个人也报了仇:在一份没有名气的小报上一篇没有人注意的小文章里面,他露了一点意思说打他的人是一个胆小鬼。他把这个叫做讽刺。他的父亲还是像从前那样地虐待他,他的妻子当他是一个傻瓜……和一个文人。

在俄国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乡村公墓。差不多跟所有我们的公墓一样,它的外表是很凄凉的;它四周的沟里早已长满了青草;灰色的木头十字架也倒下来了,在它们的曾经油漆过的顶盖下面慢慢地腐烂;墓石全移动过了,好像有什么人从下面把它们抬起来似的;两三棵光秃的树遮不了日光;羊群自由自在地在坟上面来来去去。……可是这些坟中间有一座却没有让人碰过,也没有给畜类践踏过;只有黎明的时候有一些小鸟在坟上唱歌。坟的四周围绕着铁栏;它的两边种了两棵小枞树。叶甫盖尼·巴扎罗夫就埋在这座坟里面。从附近的小村子里常常有一对非常衰老的夫妇来上这座坟。他们互相搀扶着,慢慢地拖着脚步走来;他们走到铁栏跟前,就跪在地上,伤心地哭上好久,他们长久地注意地望着那块不会讲话的石头,他们的儿子就睡在它底下;……他们谈了几句简短的话,揩去了石头上的尘土,整理一下枞树的枝子,便又祷告起来,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在这儿他们好像跟他们的儿子离得更近,好像跟他们对儿子的回忆也离得更近。……难道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眼泪都是没有结果的吗?难道爱,神圣的、忠诚的爱不是万能的吗?啊,不!不管那颗藏在坟里的心是怎样热烈,怎样有罪,怎样反抗,坟上的花却用它们天真的眼睛宁静地望着我们;它们不仅对我们叙说永久的安息,那个“冷漠的”大自然的伟大的安息;它们还跟我们讲述永久的和解同无穷的生命呢。……

一八六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