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秩序重塑中的中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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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秩序重塑中的中国之治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17博欧阳火亮
摘 要未来几十年，中国会接过美国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吗？这似乎是现代国际秩序重塑中被人追问最多的问题。当今世界的自由秩序并非仅起源于西方，后西方世界的全球秩序将是一个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平行秩序。中国的崛起，并非是要彻底*翻推**现有秩序，相反，中国将坚定的支持现有自由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并且在尝试弥补现有自由秩序缺陷的过程之中完成自身的崛起和继续发展。
关键词全球秩序；后西方世界；中国道路
问题的提出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中国等金砖国家新兴势力的崛起，标志着后西方时代的真正到来。在单极化的世界形态摇摇欲坠的今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形象和责任担当，冲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下的西方自由秩序，改变着全球的力量平衡。即使是外交家基辛格也难免以西方利益为基础来看待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寻求破坏并终结西方秩序。那么，在后西方的世界，人类是走向一个西方主导地位仍然存在但是冲突加剧还是西方主导地位终结且更加和平的世界？在西方看来，中国已经成为唯一一个能够挑战西方领导秩序的国家，那么在21世纪，中国会引领全球吗？
我的假设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应对国际关系的选择是遵从现有的国际秩序，在弥补现有自由秩序缺陷的基础上逐渐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从而担当起大国责任。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以中国为主导的新战略和新机构的出现，和早前西方世界建立现有全球秩序的行为是相似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中国的影响力，并且承认当今秩序的实力，接纳当今自由等级秩序的大部分要素的同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因此，在后西方时代的全球秩序重塑中，中国和其它新兴势力并非有了解决全球问题的变革性新思想，也不是试图全盘改变全球现有秩序和规范，而是不会改变现有的自由竞争秩序，但是会反对单极化的霸权主义，目的在于实现一个更为和平和繁荣的世界秩序。
一、当代全球秩序的发展源流及其误区
现代世界流行的看法是当代西方世界的自由秩序直接起源于西欧的独特贡献，作为非西方世界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这明显是存在严重误区的，其原因在于维护现有的自由等级秩序。实际上，非西方世界对现代自由秩序的产生和发展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且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首先，就自由秩序的思维误区而言，是指非西方对现有全球秩序毫无贡献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非西方世界对全球秩序毫无贡献，那么问题就产生了，以殖民主义为例，即使是大英帝国最鼎盛的时期，英帝国的殖民地也无法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强制推行西方制度，而必须与殖民地展开合作才能进行良好的治理。更不用说作为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础的民族自决更是产生于反殖*运民**动了。认为非西方世界对当今全球秩序毫无贡献的思维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全球秩序历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比如从帝国统治到民族国家多边秩序的转变--并非是由西方引导的过程，而是西方与非西方行为体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①]这在二战之后美国利用军事和经济力量建立战后全球秩序之中同样存在，但是“西方思想家的理论思考或含蓄或直接地建立在西方独自建立起当今秩序的假设上，因此对当今世界秩序有了独占意识”。[②]
其次，就自由秩序的产生源流和发展而言，西方中心论烙印的思想家们在论述和思考时普遍认为，当代世界秩序的标准规范是以西方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中心外围模式。然而实际上在现代早期，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都积极接纳中国思想，甚至18世纪的亚当·斯密都将中国视为“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的典范”。[③]但是现代西方主流思想家却认为，15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标志着西方全球扩张的开始，17世纪中期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则标志着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秩序的核心，这一系列的事件似乎说明，是西方的进步和创新带来了全球秩序的文明。正如奥利弗·施廷克尔所言，“对于这些思想家而言，在谈及过去的时候，非西方思想在思想史上几乎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的‘全球对话’大体都局限于身处美国的评论员、学者和外交政策制定者之间”。[④]因此，无论非西方国家是融入还是*制抵**现有秩序，均极少被西方世界看作是正统的或有贡献的规则制定者和制度建设者。为了将西方理念与一些当今在西方看起来危险的或者不合时宜的理论区别开来，西方世界甚至将产生于西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非西方思想，其曲解历史来维护西方中心论的荒谬性可想而知。西方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将西方的崛起看做纯粹的内生现象，并与之当前的统治地位和历史虚构相结合，彻底地歪曲了西方的智识框架，在为世界贡献了自由秩序的同时也产生了最不自由的帝国主义。
最后，就自由秩序表现为一种等级秩序而言，把现代的西方自由秩序看做是一种等级制度的存在，是西方世界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而产生的，直接表现为霸权主义。这种霸权主义，正是后西方世界不能和平发展的主要因素。从十九世纪中期成为主导全球秩序角色的西方不断强化其在现代化中主导的认知，这种认知给西方国家带来极度自信的同时也使其不断陷入教条和狭隘。不能看到非西方世界对现有全球秩序的贡献，导致西方将新兴势力归类为挑战秩序的“崛起的搅局者”、应对全球问题“逃避责任者”和全球公共产品如安全的“免费搭车者”，这严重低估了中国等新兴势力在全球秩序的重要作用。以安全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为例，实际上中国不仅不是“免费搭车者”，反而是“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成为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维和行动军事贡献最大的一家”。[⑤]
当代全球秩序发展源流及其误区说明，当今西方世界试图维护的乃是一种自由等级秩序，西方将始终占据着主导权。基于狭隘的西方中心论视角在思考后西方世界的问题时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利于后西方世界秩序的形成，也不利于理解现有状态以及预测未来。
二、后西方世界的特征是自由秩序下的平行秩序
如果西方世界并非是仅指全球秩序的源头，那么将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称之为西方领导的“自由等级秩序”更为合理。全球秩序发展源流及其误区表明，目前西方和非西方的根本分歧点在于对于西方而言当今的全球秩序根本不需要新的构建，而新兴势力并不反对当今全球秩序具有的合理性，只是反对以西方为首的自由等级秩序，从而建立一种多极化的自由平行秩序。
当前的全球秩序存在许多的问题，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新兴势力提出了挑战也产生了机遇。首先表现为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逆转：其一是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且在全球形成规模化，合作化；其二是全球的经济体彼此之间的依赖性增强，分工合作的趋势得到增强；其三是共同的问题也在增加，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反全球化的趋势出现。其次表现为国家格局的变动与转型：其一是超级大国美国的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经济的增速放缓；其二是中国的崛起持续进行，大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其三是美国的地位相对下降，但仍然是超级大国。再次表现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增加：其一是崛起中的中国自身身份的不确定性；其二是身份的不确定性伴随着身份和利益之间的彼此矛盾和冲突。
这些挑战产生于现行的西方主导的自由等级秩序，“全球法律和全球治理往往用于将新的主权阶层和分级制度化，使破坏政治自治和自决的行为合法化，有时不禁让人联想起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⑥]后西方秩序是一个权力分布平均和合作多元化的世界秩序，其实现的复杂性和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并非后无希望，后西方世界和平发展的希望在于自由平行秩序的构建，“后西方世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赶超--将更加繁荣，相比此前任何秩序下，全球范围的贫穷状况将大幅改善”。[⑦]
但是自由平行秩序的产生和完善，是基于当今全球自由秩序和规则之上的。对现今全球问题更好地多方位地解读，对当今全球秩序的过去和未来更好地全方位地认知，才能以更开放的思维应对全球秩序重塑带来的挑战。后西方的全球秩序的说法或许具有误导性，但这种自由平行秩序的构建“也很可能会比全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民主，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切实对话，进行更广泛的知识传播，采用更具有创新性的和高效性的方式解决为了数十年我们将要面对的诸多全球挑战”。[⑧]
三、中国等新兴势力对现有自由秩序的完善
无论是西方在崛起之前是加入已有的由中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还是在十七八世纪中叶英国与亚非若干政治实体签订条约的历史事实，中国直到1870年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十九世纪之前的世纪不如现代世界联系频繁，但是世界秩序的多极化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当时的中国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西方是塑造当今全球秩序思想和规范的唯一创造者。西方崛起的叙事是因为抓住了某些特定的机遇，如亚洲的衰落、欧洲内部战争和外部殖民带来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工业文明下的政治体制创新和野蛮的殖民掠夺。而在二十一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和平的崛起，肯定不能走也不会有类似于西方崛起的全部时机，但是和平崛起的方式则可以学习和借鉴当今全球秩序的建立是在吸收西方自由秩序之前的秩序和思想的基础上的思路，从而在维护现有的全球自由秩序和规则的基础上建设自由平行秩序。
然而目前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根源于自身身份的不确定性，而在外交上，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其自身的能力和责任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因而在面临外部不确定性的时候需要平衡和权衡。面对中国的崛起，很少有人会思考中国会欣然接受现有的全球自由秩序，从而在不诉诸*力武**的前提下逐步获得世界的领导权。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中国作为新兴的势力，不仅在思想理念上坚定地维护着现有的全球自由秩序，而且在行动上履行着自己作为大国的责任。
对全球秩序的重塑中，中国等新兴势力努力将西方领导的全球等级秩序转向于多极化的全球平行秩序。这不是直接挑战现有的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完善的自由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相反，中国是全球自由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中国所作的是尽其所能的完善现有自由秩序，从而使世界保持稳定和繁荣发展。在国际议程和秩序机构的设定上即证明，中国“所构建的大多数机构都是对现有秩序的补充或与其平行”。[⑨]这些战略和机构如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具体如下表。[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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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的领域 |
中国设立的机构 |
现有传统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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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金砖国家领导新开发银行（NDB）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金（CRA）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中国银联 上海环球国际金融中心（GFC）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UCRG） 东盟+3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AMRO） |
亚洲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纽约清算所（CHIPS） VISA&Master Card 传统金融中心 穆迪，标准普尔 经济合作与发展（OC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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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投资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
T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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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 上海合作组织（SCO） 金砖国家安全顾问会议 |
亚洲地区论坛（ARF） 北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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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博鳌亚洲论坛（BFA） |
G7、OECD 世界经济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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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
一带一路 |
巴拿马运河 |
四、全球秩序重塑中的中国与美国
有资料表明，自公元前221年成为统一的国家到1870年，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地位，并且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重回顶端并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实际上，就人口而言，中国大约四倍于美国，那么“只要人均GDP超过美国的25%，经济总量就会超越美国，这是相对简单的事情”。[11]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21世纪的中国赶超美国并非一件可怕的事情，即使是追溯历史，“仅仅将中国看作是又一个普通的大玩家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玩家！”[12]
但是经济的崛起不代表必然是霸权主义，实际上二十世纪之初就是第一经济体的美国也是在借助二战中军事力量的发展才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的领导者。当今全球秩序重塑中，美国的衰落并非必然的事情，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民族之林，丛林法则的存在也需要中国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发展自己的同时根据自身的利益承担属于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责任。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作为国际事务负责任的参与者与承担者，无意改变现今全球自由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反而是现有自由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和得益者，“中国重视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变为更加精细的模式，牢牢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以期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自主权”。[13]对此，李光耀也表示赞同，现今中美之间的关系并非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既合作又竞争，但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矛盾，因此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却可以。[14]中国可能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第一，但是军事上走的却不是国强必霸的霸权主义路线，而是谋求更加和平与安全的发展道路。将强大的经济实力投入到军事竞争之中产生强大的军事威胁力成为世界领导者，这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不符。与此同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也必然保持着其强大的军事领导力，中美的合作才是最值得探索的道路，“只要中国*产党共**执政，上述情况就基本可以实现，因为*共中**是最有能力控制民族主义倾向的，而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未来几年里最可能引发冲突的”。[15]
实际上，当今自由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竞争，破坏这一原则反而有违美国最根本的利益和原则。中国崛起毫无疑问会影响未来世界发展的区域和全球动态，但其所构建的后西方国际秩序的框架能否可行也并不取决于美国或欧洲，而是中国是否有能力说服周围邻国认同中国崛起对未来的区域安全和全球发展是有利的。片面的西方中心论宣传中国崛起必然导致霸权，无非是美国试图延长其霸权地位的尝试而已，并不利于全球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中国赞同和支持自由秩序，原因在于现有的国际秩序对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的崛起起了重大的作用。现有的全球秩序的缺陷在于处于领导地位的西方经常破坏秩序规范，因此中国并非否认自由秩序规范的价值和目标，而是对其操作存有疑虑，从而塑造了中国与当今全球秩序的关系。而作为关键性的两个大国，中美之间合作则共赢，正如基辛格所言，“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
五、结语：新秩序中中国的治理选择
当今的全球自由秩序并非纯粹起源于西方，也并非西方发明了全球化，这种不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来思考当今的全球秩序重塑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中国等新兴势力不可能完全颠覆现有的自由秩序，反而中国会强化全球秩序的规则和规范。中国崛起挑战的是西方领导下的霸权主义，而不是现有自由秩序的本质。“只有那些将西方霸权而不是有效秩序看做至关重要的国家，才会将未来的发展看作是威胁”。[16]自由平行秩序的建立是对自由等级秩序的良好替代，未来的全球秩序可能仍将是一个不尽完美的自由秩序，但是会更加的务实，且以自由竞争规则为基础。
“亚洲--二十一世纪的经济中心--将成为美式和平（美国霸权下的和平）的未来和决定中国中心主义世界秩序的所在”。[17]中国作为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面临多重性的问题，在国际秩序中不仅需要保护自己的权益，还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即使蹒跚学步，也仍然需要有一个大国的视界和格局。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变革，即全面深化的改革和开放，参与国际秩序重塑的目的在于为目前的改革开放提供稳定的发展局面。因此，稳定繁荣和公正合理的国际自由秩序是需要致力的方向，即追求自由平行的全球秩序。因此，对于开篇的问题，正如哈佛大学William C·Kirby教授所言，中国已经在引领全球，而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也会努力承担起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现代西方等级秩序中存在的财富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在历史中是一种不自然的异常状态，中国不会直接*翻推**现有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但是必然会维护更加完善的自由竞争的全球平行秩序。
参考文献
1.奥利弗·施廷克尔：《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宋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
2.Graham·Allison,Robert·Blackwill:Lee Kuan Yew:The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Cambridge:TheMIT Press,2013.
[①]【巴西】奥利弗·施廷克尔：《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宋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引言，001.
[②]同上，027.
[③]同上，017.
[④]同上，引言，001.
[⑤]同上，引言，016.
[⑥]【巴西】奥利弗·施廷克尔：《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宋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引言，020.
[⑦]同上，引言，021.
[⑧]同上，引言，022.
[⑨]【巴西】奥利弗·施廷克尔：《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宋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076.
[⑩]同上，077-8.
[11]【巴西】奥利弗·施廷克尔：《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宋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042.
[12] Graham·Allison,Robert·Blackwill:Lee Kuan Yew:The Master’s Insightson 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Cambridge:TheMIT Press,2013,42.
[13]【巴西】奥利弗·施廷克尔：《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宋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046.
[14] Graham·Allison,Robert·Blackwill:Lee Kuan Yew:The Master’s Insightson 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Cambridge:TheMIT Press,2013,38.
[15]【巴西】奥利弗·施廷克尔：《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宋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046.
[16]【巴西】奥利弗·施廷克尔：《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宋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026.
[17]同上，155.
（欧阳火亮：长安街读书会博士团北京大学研究部成员）
本期责编：余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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