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提出，论精神境界我们不如西南联大那一代。西南联大办学八年，创造了教育界的奇迹。其教授治学经验，至今仍被称道。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时任西南联大总务长、校务委员，参加校常委会处理联大重大事务的同时，“坚持每天必看书”。新近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仅再现了联大办学历程，也可见郑天挺在战时的阅读历程。从那份长长的书单中，足见那一代知识分子教书育人、救亡图存的风节，对今天的我们如何读书、读什么书，仍有启示意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郑克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详谈其父郑天挺赴联大的经历及其读书特点。
孤身南下九年
郑天挺的小儿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郑克扬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这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所记并不限于个人，而是西南联大教授们中间发生的事，是了解那段历史最直观的材料。而联大的办学之所以至今仍引人关注，是因为那段历史是在战时特殊背景下，靠那一代知识分子团结合作救亡图存、教书育人完成的。他又向记者讲述了其父南下前后的情况。
郑克扬说：1937年，我父亲时任北大秘书长和中文及历史系教授，这年对他来说极不平凡。大年三十，我母亲生病住院，后因手术医疗事故，初七即突然去世。随后我和哥哥又得了猩红热，每天吃药打针，家中突遭变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当时蒋梦麟校长和胡适教授等去庐山开会，其他负责人亦分别南下，父亲是北大秘书长，他就在留校教授孟森、汤用彤和罗常培等人支持下，保护校产及师生安全，并组织教师南迁。
那时多数学生已经离校。7月28日，日军进城后形势更加紧张，同仁均希早离危城。8月8日，传闻日本宪兵队要逮捕他。25日，日本宪兵进北大搜查，以后又经常来校，他均独自应对。10月初，当得知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父亲即催促长沙速给被困的教授寄南下路费，他“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保护师生安全分批撤离。11月17日，他才和罗常培、魏建功等人，由天津乘船经青岛至香港，至梧州，取道贵县、柳州、桂林、衡阳，直至12月14日抵达长沙。他们是北大南下教授中最后一批人。
父亲南下时我们姐弟五人，大姐13岁，我3岁。他一去竟长达9年，丧母失父的生活十分困难。1938年，联大准备再迁往昆明。父亲在湖南见到逃去的叔叔，告知自己实难分身，劝叔叔返回北平，代为照顾我们，并嘱“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让我们读书”。叔叔郑少丹原学法律，后去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因在日本参加抗议日军侵华*行游**，受到日本警局监控。1932年回国后，供职京沪法院。叔叔回来后，因不肯为日本人做事就闲居在家，当时家人生活就靠父亲转寄不多的生活费及变卖家产度日。到了1942年，我们已家徒四壁。1944年，叔叔肺病吐血早逝，还不到４０岁，因家穷他一直未婚。
我父亲是个不轻易表达感情的人，当1946年回北平看到叔叔遗照时，不禁泪流满面。是叔叔代他做出了牺牲，也是侵略战争造成了我家的悲剧。
1943年，大姐郑雯因不堪忍受日寇压迫，瞒着叔叔去昆明找父亲，在过黄河时遇日机轰炸，船毁险失性命。大姐自幼学习刻苦，在联大外文系上学时，就已在杂志上发表译文。1946年7月，她返回清华大学外语系读四年级时，7月14日因飞机在济南失事而意外去世，时年23岁。大姐的意外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此后，他多年未记日记。
郑克扬说，这段童年苦难生活经历，对他影响非常大。“我从小就决心刻苦学习，立志要为国家国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后来报考的是军工专业搞发动机，一辈子从事航空航天事业。”
联大最忙的教授
教授治校，是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联大教授治学精深、自我约束、言传身教，为后人称道。1939年学校决定恢复北大文科所招收研究生，郑天挺任副所长，更倾注学术精英人才培养，他较欣赏“书院”的一些作法，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并注意提升学生人文素养。5月31日日记这样写道：“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后来所内几位导师都住在教学楼里，师生同住、学习、生活在一起。
当时西南联大，百废待兴，从经费筹措、图书、设备、校舍、住房、聘任教授等，可谓困难重重。加上日机不时轰炸，教学经常中断，此时梅贻琦重组联大，提议郑天挺做联大总务长。
郑克扬介绍说，我父亲一生热爱教育，专事学问，对行政事并无兴趣，但不知何因，每位校长都喜欢邀他出来帮忙。1940年，当时梅校长又提议要他做联大总务长，他当时正负责文科所培养研究生，并准备同傅斯年合写明史，而坚决不肯。后校常委会主动挽劝，派冯友兰、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等上门规劝，并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字条而去，但他仍未就任，并称“此次南来，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后在北大周炳琳、傅斯年、蒋梦麟等劝说下，要他“牺牲个人维持合作”才就任。此后，他就陷入经费、校舍、聘任教授、工资乃至学生公米等行政事务。他又坚持讲课和文科所科研，1942年底曾大病卧床月余。他原约只任半年总务长，不意竟不能脱身，一直做到1946年9月三校复校。
郑天挺南下九年，他每天多是五时晨起，午夜后入睡。每天来访之人络绎不绝，马不停蹄处理校务，晚上还在家备课或接待教授、学生。自南下到重回北平复校，一直事务缠身，他也成为联大最忙的教授。
一生决意读书专事学问
郑克扬告诉记者，他父亲一生酷爱读书，自称“及时学人”，坚持“多忙也不离讲台”，抗战前在北大中文和历史系做教授，讲过国文和校勘学、古地理学、魏晋南北朝史等。到联大后，在历史系先讲隋唐五代史，1939年后，因当时日本在我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学生激于爱国都要了解中国近世史，每次选课超过百人，他就改讲明清史和清史研究。后专注这方面学术研究，写成《清史探微》。他一生坚持每天必看书，在联大时确实读了不少书，也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卡片。
记者看到，郑天挺刚到长沙的第三天，“上午读《隋书》《唐书》《通鉴纪事本末》诸书，备授课之需。午巽伯来，下午二时半授课，讲述隋唐五代史，下午仍读《隋书》”。
1938年12月25日，“早起读《明史》《明史钞略》《罪惟录》《明书》，四者中以《明史钞略》为最祥，《明史》附《朱国祚传》，但言其天启三年拜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四年罢归，不言其尝修国史，或其引疾后所作。下午读明代四史，惜无王鸿绪《明史稿》同读也”。
1938年1月，傅斯年听说郑天挺欲购《新旧唐书合钞》举其所藏初引本相赠。1938年4月，吴晗听说郑天挺要完成孟森遗志研究清史，以所抄《清实录》相赠。
尽管校务繁忙，郑天挺仍坚持每日必读。哪怕是躲避日机轰炸，也惜时如金。1939年日机“轰炸甚烈，此间同人不无惊恐。校舍被毁”。9月1日七时读《左传》。有警报，北行至丛冢旁席地而坐，遇许骏斋、马学良、吴晓玲，借得《治史杂志》读之，夜读《明史钞略·李成梁传》。白天事务缠身，晚间阅读已成习惯，并有详细阅读计划。若有一日未细读，就自责不已。“中年以往之不可过于荒戏也。况举国糜烂，生民荼痡，余苟边陲已属此生之玷，勉之，勉之。余每睡前读书一两小时，此已成恶习。”
郑天挺在联大长长的阅读书单，引人关注。《明元通系通记》《新旧唐书合钞》《积古斋钟鼎款识》《汉书》《历代名人家书》《元史》《梦溪笔谈》《欧亚纪元合表》《通志》《通典》《通考》《蒙兀儿史记》《四库提要》等等，上百本各代史学名著基本涉读。
阅读过程中还发现不少史书之误记。“连日读《新唐书》，见讹误不少”。1939年6月19日，“读摘讲述札记，《明史·庄烈帝本纪》，崇祯丁未殉国为十八日，与《流贼李自成传》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之说不合。盖《明史》本纪误也。《明史》最称精审，不意竟有此失。”
新媒体编辑：李小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