宥罗的爸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在浙江某贫困的小山村里，改革开放前，那里的人大多以砍柴、耕地为生，宥罗的爷爷奶奶也是其中之一。但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宥罗的祖辈们也曾是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家族做着卖酱油的生意，而且手握村里大片土地的地契，光租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随着列强的入侵、战争的荼毒，中华大地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加上宥罗曾祖父自身不善经商，家族逐渐走向了没落。
二十世纪初直到全国解放，人民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本就苦不堪言，还要被抢夺、征缴来之不易的粮食，为了生存，村子里的青壮年都纷纷出走，有去参军的（宥罗的大爷爷成为了*产党共**地下*党**;三爷爷更是在田间干活的时候偶遇*产党共**征兵，扔下锄头投身革命参加了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有长途跋涉去到发达一些的地方做苦力的......常年都不曾回家，甚至有些再也回不来了。而家里的老人、儿童和妇女只能靠下地干活、翻山越岭上山砍柴拿回来变卖勉强来养活自己，除了劳作，他们每天都会盯着村口那狭窄的小路，祈祷着某一天看到在外打拼的家人出现在村口，笑着脸平安归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能够如愿团聚的家庭是少之又少。
在外打拼的人侥幸活下来并且混的好一些的，时不时的还能给家里寄点钱补贴家用，而大部分出去的人从此杳无音信。身在那个通讯极其不便利的年代里，在外的人与留守的人建立联系的方式除了极个别同村人带回来的口信以外，只有那用各式各样的家书，有不知哪里撕下来的破布、有别人写过再覆盖的久纸......甚至还有从战场带回来的破旧不堪的血书,即便再破再久，这一封封家书都寄托着彼此无尽的相思。
现在的人可能觉得书信往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那个年代的问题是，信虽然回来了，但收信的人不识字，看不懂怎么办？在那个时候，生活在农村的大多数人为了生计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没几个人上过学堂，能够全篇把信读完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而宥罗的曾祖父是村子里有名的秀才，往日里对村民也是乐善好施，自然而然的担起了为他们读信和回信的工作，村民们对此无不感恩戴德。通过战争的洗礼，家族已经流淌着红色的基因，宥罗曾祖父更是积极响应土地改革，早早的就把手里的土地全部上缴国家。
话说回来，宥罗的曾祖父孕育了六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共九个孩子，宥罗的爷爷兄弟姐妹排行老九，宥罗的爸爸又是家族同辈里最小的，再加上宥爸宥妈属于“老来得子”，如无意外，宥罗也会是那个同辈里面最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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