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从加利波利到乌卢鲁
第三部分 从加利波利到乌卢鲁
第十二章 止战之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势力接近巅峰状态。澳大利亚人沐浴在温暖的大英阳光下。在许多方面，这两个国家都如同一体。二者间的移民流动、大宗商品往来和理念交换通常都十分顺畅。1914年，大多数澳大利亚的高级政府职位仍由出生在不列颠群岛并在那里接受教育的人所占据。澳大利亚总督和6个州的总督都来自不列颠群岛。总理约瑟夫·库克是一名英国移民，而在战争开始时接替他的安德鲁·费希尔则是一名苏格兰移民。这看上去几乎有一点开历史倒车，因为澳大利亚的前四位总理均是在南半球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而在这四位总理中，两位最杰出者——巴顿和迪金——都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在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尤其是大企业的高层圈子，移民并不占主要地位。
在教堂的布道坛和报社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听到不列颠群岛的口音。在那些分布于澳大利亚各地的圣公会和天主教主教中，很可能连一个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人都没有。在四大教派中，唯独只有卫理公会主要由澳大利亚人构成，与其英国的母教会几乎没什么联系。私立的文法学校与英国的联系相当牢固。英国学者至少占据了澳大利亚大学中半数以上的教席，而且会将他们有志于深造的最聪明的学生送回牛津和剑桥。如果是主修音乐的学生，则送去德国进修。在音乐商店里出售的大多数流行歌曲和圆筒唱片[1]都是从英国海运而来的。来自不列颠群岛的新闻充斥了日报的版面。唯一一份颇有影响力而又敢于经常讥笑英国和英国王室的报纸，是每周出版的《悉尼公报》，而它也渐渐闭上了嘴。
在学校里，英国地理和澳大利亚地理同样需要学习。聪明的女学生可以将英国所有河流和高山的名字牢记于心。星期日的时候，他们会唱起赞美诗，只不过歌中会把与干旱的澳大利亚相似的耶路撒冷圣地的景色，转换为英格兰的青翠山峦和湍急溪流。在书店里，大多数畅销书都是从伦敦来的，而澳大利亚人或许要比英国人更热衷于读书。
港口中大多数的船只都是英国船，尽管德国和法国也运营着开往澳大利亚的客轮。英国公司拥有那些像蛇一样穿过海底、将澳大利亚沿海的主要电报传送站连接在一起的电报线。英国是澳大利亚羊毛、黄金、黄油、牛肉和其他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尽管越来越多的产品——尤其是贱金属——卖到了德国、比利时和法国。这三个国家实际上购买了31%的澳大利亚出口产品，而英国购入产品的比例是44%。精明的生意人预测，英国在贸易领域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下滑。
在那些出生或长期居住于澳大利亚的成年人中，大多数都以身为大英帝国的成员而自豪，但他们视自己为不同于英国人的一群人。他们相信，他们拥有更完备的英伦品质——勇气、自力更生以及独立和忠诚的完美组合。典型的14岁的澳大利亚人，要比他们生于英国的堂表兄弟姐妹更身强力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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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那些酒吧里的矿工，还是俱乐部里的银行家，澳大利亚人的言行举止都和英国人不一样。从英国来的访客用不了多久就能笃定地做出这种区分，而在仅仅几十年前，这些差异还可能不为人所察。19世纪90年代最受欢迎的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曾让拟人化的悉尼咏出了一行诗，其中善意地提到了这个城市作为流放地的起源：“你好！我已将出生时的污点，变为美善”[2]。吉卜林是位受人尊敬的个人主义者，可以自由表达好恶。但在1899年，当比彻姆伯爵作为新总督来到悉尼时，这个只有27岁的浪荡子未经深思便引用了吉卜林的这句诗，只不过文字上略加改动为“你出生时的污点，已让你改过自新”，结果引起了群情激愤。在墨尔本和阿德莱德，肯定有人在愤慨之外也颇感幸灾乐祸，但在悉尼，这段作为流放地的历史依旧是禁忌，而就算在提到的时候，也是作为一段家族秘密。不过，比彻姆好歹学乖了，领会到澳大利亚人心中的这股新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他随即成为年轻的激进作家亨利·劳森的资助人。
H. H. 蒙哥马利主教在担任塔斯马尼亚主教时深受众人爱戴，但如今我们知道他，却更多源自他大名鼎鼎的儿子蒙哥马利陆军元帅。在蒙哥马利主教返回英格兰的途中，他决定应当为前往殖民地的年轻神职人员提供一些指导。在1910年的一本小册子中，他建议这些人到澳大利亚后自己擦靴子，学会如何给马钉马掌。他写道，要小心“拿腔拿调的谈吐”。他警告说，永远不要提到“下层人士”，因为在奉行民主的澳大利亚，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属于下层人士。他知道，澳大利亚人正变得敏感起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前，英国移民的快速涌入触发了一股反英情绪。分辨刚来的英国移民变得简单起来，因为澳大利亚人的口音乃至着装如今都不一样了。为了描述那些英国移民，一个略带贬义的词开始被使用。有那么几十年的时间，移民会被称作“新丁”（new chum），这种说法本身没什么恶意，但说的时候可以带上一丝嘲笑之意。但为移民起的新外号就颇为放肆了，或许还有*辱侮**嘲笑的色彩。这个词是在1912年前后出现的“英国佬”（Pommy）。“英国佬”这个词源自当时伦敦土话——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所操的伦敦土话——中一个常见的谐音押韵俚语。在这种俚语中，人们会开玩笑地改变普通名词的名字，所以“蛇”（snake）就成了“乔·布莱克”（Joe Blake），而“石榴”（pomegranate）就成了“移民”（immigrant）的俚语。似乎“英国佬”这个词就是从这流变而来的。
与不列颠群岛的一些文化纽带开始略现磨损。某些澳大利亚的公共机构，包括各类工会和互助会，与那些一度曾是其母会或姊妹会的英国组织如今只有很少的一点接触。同样地，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和画家通过迎合本地的趣味和偏见，找到了一个广泛而热情的受众群体。在商店里，独特的甚至是标新立异的澳大利亚品牌名称赢得了大众的欢迎。比利茶[3]成为一个著名的茶叶品牌，而多纳吉公司出产的绳索，则以袋鼠为商标。此外，还有澳洲野犬牌的桉树油——澳洲的国药和万灵药。轮胎和白兰地都拿飞去来器当招牌，而从镀锌铁皮到番茄沙司，一大堆商品均以“库伊”[4]为名。
其他一些产品也都冠上了澳大利亚名字，比如鸭嘴兽、袋貂、鱼狗、锦鹦、金*欢合**树、特洛皮、异叶瓶木、尤里卡[5]、金块和天鹅（当然是黑天鹅）等。民族主义在商店里要比在学校中表现得更突出。在商场上，澳大利亚的制造商直接与英国产品展开竞争，而且在进口税的帮助下，销量渐渐超过了后者。
即便是在金融方面，民族主义也开始崭露头角。由英国人拥有的大型银行，逐渐在与澳大利亚本土银行抢生意时败下阵来。他们不仅输给了那些业务遍及全国的银行巨头，比如新南威尔士银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和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银行，也不是阿德莱德银行和北昆士兰银行这些小型地区银行的敌手。在所有那些关于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紧密联系的溢美之词中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民族主义在商业贸易领域要比在艺术领域强势得多。
在言辞交锋最为激烈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方面，一种帝国一统的感觉依然占上风。为了保持这种团结一致，在1899年到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澳大利亚派出了1.6万名骑兵和更多的马匹，横跨印度洋，与英国人一道与布尔人作战。然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1905年日本海军在东亚海域中对俄国的压倒性胜利，被许多澳大利亚人视为一个警告信号：有朝一日，日本或许会挥师南下。可英国和日本如今已经是海上同盟了，澳大利亚在这个国际三角关系中到底居于何处呢？
日本的军事崛起和德国在太平洋上海军势力的增长，都令许多澳大利亚人忧心忡忡。工*党**和自由*党**的政客都认定，澳大利亚应当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同时也帮助保护大英帝国。1911年，联邦政府推出了面向男孩和年轻男性的强制军事训练。在堪培拉郊区附近的邓特伦，一所学院开始培训军官，而在杰维斯湾也开办了一所海军学院。新成立的皇家澳大利亚海军已经向英国造船厂订购了几艘造价高昂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当第一艘交付使用的“悉尼号”于1913年抵达澳大利亚时，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五年中，澳大利亚在海军和陆军上的巨大开支成了这样一个小国的沉重负担。
对澳大利亚在战争爆发于欧洲时几乎不假思索地卷入其中，一些今天的历史学家会倍感困惑。他们会问，对于如此重大的一个决定，积极投身于一场发生在遥远的世界的另一边的战事，为什么澳大利亚没有犹豫一下呢？但当时的澳大利亚人并不需要踌躇。一旦发生战争则必定与英国站在同一战线的这个决定，早在几年前便已经在无意识中做下了，而且它得到了舆论的大力支持。澳大利亚在情感上和文化上都与英国联系在一起。她主要的贸易伙伴是英国。她的海军防务仰仗英国。她甚至在绝大多数外交事务上将政策制定权交给了英国。毫无疑问，自身利益和情感都将她紧紧地与英国绑在了一起。澳大利亚依赖英国对日本加以遏制，她也依赖英国阻止法国和德国侵入澳大利亚在西南太平洋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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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常被视为澳大利亚人带着对英国利益的盲目忠诚而远离国土进行的一场冒险。但恰恰相反，最开始的几场战斗其实离澳大利亚本土很近，而且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澳大利亚至为宝贵的通信线路。大家都早已忘记了，在战争最初的8个月里，澳大利亚的两次重大军事行动都是以无线电台站和电报站为中心的，而那个时候，由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似乎很可能成为海战的关键因素。
在战争初期，澳大利亚向德属新几内亚派出了一支海军部队，占领了拉包尔的港口及其强大的无线电台站——这个发射台的功率很可能要比澳大利亚境内的任何一座都大。澳大利亚人还夺取了德国的瑙鲁岛和岛上的无线电台站。德国人这时候准备要予以还击了。在科科斯群岛上，耸立着一座英国的海底电报和无线电台站，此外，澳大利亚和科伦坡以及苏伊士之间的一条关键海上航线也从这里经过。1914年11月9日，有报告说，德国的破袭舰“埃姆登号”驶进了视野范围之内。澳大利亚的轻型巡洋舰“悉尼号”正好离得不远。在一场速战速决的海战中，“悉尼号”的火力压制住了“埃姆登号”，将后者逼入了浅海。尽管这场战事的前半部分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主要是在海上进行的，但那之后，就轮到陆军浴血奋战了。
澳大利亚人认为，在他们的历史上，1915年4月25日是最值得自豪的一天。在那个星期日，当澳大利亚的千家万户或是前往教堂，或是享用着自己的周末烤肉大餐时，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队却在漆黑的凌晨登陆于拥挤的土耳其海滩之上。对达达尼尔海峡口的这个狭长半岛发动的袭击，目的是粉碎德国的盟国土耳其，从而开辟一条通往俄罗斯的军需运输线，帮助其数目庞大但却装备不足的*队军**。
澳大利亚的伤亡名单很长。数百人在试图向内陆挺进很短一段距离的过程中战死。曾经在尤里卡围垒起义中成为矿工中的英雄的彼得·莱勒，他的一个孙子就是阵亡者之一。澳大利亚部队的指挥官布里奇斯将军被*击狙**手的*弹子**射中，死于停泊在离岸几公里之外的一艘医疗船上。在战斗中，对于那些勇敢却孤立无援的土耳其民兵的敬意逐渐增长，澳大利亚士兵给这些对手起了一系列外号，比如贾科、阿卜杜勒等。
在登陆13天后，关于澳大利亚人英勇事迹的第一批详细报道出现在几乎每一家日报上。伦敦记者埃利·阿什米德·巴特利特曾经在前两场战役中担任战地通讯记者，他坚持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比这次暗夜中的突袭登陆更杰出的英勇事迹了”。对于一个拥有几个世纪军事传统的国家，这种赞颂想必会是激动人心的。但对于一个本国部队此前从未参加过任何主要战役的国家来说，加利波利登陆则被视作登上世界舞台的一次荣耀出场。战场被视同体育场，拥有英雄品质的国家是光荣的胜利者。此外，澳大利亚的士兵还为他们的家乡父老带来了另一种自豪。这个不太情愿接受自己曾作为流放地之历史的国家，将加利波利当成了弥补其出身缺陷、终于壮大成年的一个标志。
医生和护士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些光彩与荣耀。他们的医疗船会下锚停泊一两天，治疗以驳船和拖船从岸上运来的伤员。刚从霍巴特赶来的埃尔茜·吉布森修女曾描述过那些用担架抬上船的重伤员和自行走上来的战士，他们的脸上淌着血，有些人的衣服早已被海水湿透。偶尔，她也会为某个流血不止的土耳其人或廓尔喀人提供护理。有时候，这些送来的伤员“差不多所有人都面带微笑”，但在另外的一些夜里，数百名士兵来之前已经在战壕里待了一个星期，此刻正处于“一种极其恐怖的血污狼藉的状态下”。几天后，这艘船就会停泊在“臭气熏天、蝇虫纷飞、嘈杂不堪的亚历山大港”，红十字会的救护车队正等在那里。
在最开始的几个月中，50万协约国*队军**登陆加利波利半岛，尽管大多数人并不是同时驻于陆上。他们在狭窄的海滩上扎稳了脚跟，夺下了陡峭的山麓和干涸的溪谷，但却无法再深入一步。战斗进入僵持状态。没有任何一支*队军**可以突破敌人的战壕防线，而当他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全都蒙受了沉重的损失。
8个月后，协约国*队军**静悄悄地放弃了加利波利。最后一批澳大利亚士兵在离1915年的圣诞节还有6天的时候在黑沉沉的冬夜中撤离。他们留下了数千座坟墓。在所有牺牲的协约国将士中，有21000名英国人，9900名法国人，8700名澳大利亚人，7500名印度人和2700名新西兰人。土耳其的阵亡人数远远超过了所有这些数字的总和。
此次登陆的周年纪念日，将会成为两个遥远国度的国庆日。澳新军团日（Anzac Day）——ANZAC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代号——将成为一个比星期日更神圣的日子。在这一天，从库尔加迪到达尼丁[6]，在成千上万个举行于黎明拂晓时或白天的纪念仪式上，你能看到洋溢着爱国热情的*行游**，听到布道般庄严肃穆的公开演讲，老兵们戴上了军帽和他们的军功章，降至一半的旗帜迎风飘扬，而号手们则吹响最后一班岗的号声。一些军事观察家会将加利波利归为一场失败的战役，但许多澳大利亚人却珍而重之地将其视作一次在恶劣的敌国战场上进行了英勇战斗、最终不分胜负的平局。
大多数澳大利亚士兵后来都转战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场，那里发生了最激烈的战斗。来自加利波利的老兵将会与应征入伍的新兵在那里会合。死亡人数很快便超过了加利波利的纪录。当战斗陷入僵持状态、法国战场上协约国的伤亡人数超过100万时，征召更多澳大利亚士兵的呼声变得强烈起来。1916年底，工*党**总理比利·休斯决定，依赖志愿兵的制度将被强制征召年轻男性前往异国他乡服役的制度取代。如今回过头去看，他本可以说服自己的工*党**在战争刚开始、群情乐观激昂的那几个月便采取这一强制征兵的政策，但在两年后，对战争的热情已经在衰减。无论是以人命还是以金钱计，这场战争都远比预想中的代价要更巨大。此外，战斗发生在离本土十分遥远的地方，而随着附近德国殖民地的陷落，德国海军被困守在几个彼此相距遥远的孤港之中，澳大利亚似乎也不再处于危险之中。
曾经支持工*党**的那些工会组织，开始抱怨工人们比雇主更多地成为战争的经济牺牲品。在战时通货膨胀之下，真实的工资水平在下降。英国针对爱尔兰的惩罚性政策，也令许多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对战争报以不温不火的态度。休斯本人则拥有一种广泛树敌的天分。他激怒了墨尔本助理大主教丹尼尔·曼尼克斯，四年前才刚刚从爱尔兰来澳的后者因此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咄咄逼人的演讲。天主教徒意见的摇摆不定，最终将维多利亚从休斯强制征兵方案的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
已经令许多支持者离心远去的休斯，试图以举行全国公民复决投票的形式转移火力，让选民决定是否应当强迫年轻男性参军并奔赴海外作战。但在这项公民复决于1916年以微弱劣势遭到挫败之前，休斯便已面临了来自*党**内的打击。工*党**四分五裂。1916年11月，休斯和24名同事脱离了工*党**，开始与保守派缔结联盟，意图在强制征兵方案失败后依然把持权位。在联邦政坛上，工*党**将自此进入一段流浪于旷野的时期，在接下来的五十六年中仅有十年执政。工*党**对强制征兵赴海外作战的强烈敌意，将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那时澳大利亚自身便处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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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四年的战事，以一种无人预见到的程度重塑了本土的经济生活，而部分原因在于，这场战争要比人们预测的漫长且昂贵得多。食物价格和房租的上涨速度都超过了工资上涨的速度，而战争中的1917年，是至此时为止人们经历过的*工罢**和劳资纠纷最频仍的一年。关于战时强制征兵制度的争论，某种程度上是工作场所中资方与劳方之争的延伸，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一直在走下坡路。
战争让人们的工作地点发生了变化。运营成本的上涨令金矿陷入瘫痪，因为它们卖出金条的价格依然和以前一样。蒙受损失的淘金市镇或许有一百个之多，在西澳大利亚的干旱乡村，当一些淘金镇上的士兵从战争中返回时，发现他们的故乡几乎已经成了死城。同样，那些在战前卖给德国和比利时冶炼厂的贱金属，现在没了市场，为了对铅进行处理，皮里港的几家冶炼厂不得不扩建，直至最终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冶炼厂。羊毛作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必须被大量储存起来。在德国潜水艇赢得对北大西洋上几条航道的控制权后，航班的稀缺阻碍了欧洲制造的商品的流入。至少这给澳大利亚的工厂们带来了某些激励。因此，进口钢铁的短缺促进了布罗肯希尔控股公司刚刚开办于纽卡斯尔的几家钢铁厂的繁荣。本地*火军**、铜缆和碳化钙的制造因进口商品的稀缺而得到了提升。
这场战争也增加了澳大利亚人的自尊心。在战事的最后阶段，*队军**里的大多数高级职位不再把持于战前的终身制军官手中，而是由业余军人担任：他们是工程师、银行家、生意人，甚至还有政客，当战争开始时，他们最初不过是些业余民兵。拥有犹太背景的约翰·莫纳什爵士就是这些全能型选手之一。当他还是一个墨尔本的年轻已婚男子时，便显示出了自己的多才多艺。利用下班后的闲暇时间，他在两年时间里便迅速读完了几门法律课程并拿下一个文科学位。作为一名采用新型强化混凝土修筑桥梁的土木工程师，他将接受军事训练作为和平时期的业余爱好。1918年，在指挥一支约有20万人、包括美国士兵在内的部队时，他在冲锋时身先士卒，率先冲破德军防线，从而有助于迫使德军投降。
据说，与同级的英国士兵相比，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士兵显示出了更强的战斗力和更大的勇气。人们观察到，许多澳大利亚士兵在离开开罗或伦敦时，都会戏仿着英国军官一本正经的样子，或是在街上疯跑。一个澳大利亚兵要比英国兵更容易开小差或不辞而别。《曼彻斯特卫报》的C. E. 蒙塔古留意到，在西线的战壕中，来自世界遥远的另一边的这些士兵“已经学会了用一种半好奇半怜悯的眼光打量我们这帮人，就像阶层地位较高、较幸福的人看待地位较低的人”。并不是所有的澳大利亚士兵都比英国兵个子高。毕竟，一大部分澳大利亚士兵是在战前的那十年中从英国移民到澳大利亚的，那时候他们还是男孩和年轻人。
澳大利亚士兵是自告奋勇、志愿参战的一群人，而他们被证明是一群十分勇敢的战士。他们的伤亡率要比新西兰士兵高，甚至比英国和加拿大士兵高得多。每100个被实际或准备派往海外作战的男性中，澳大利亚的伤亡人数高达63人。莫纳什将军私下写道，在加利波利，他的部队因为愿意挺身而出接受那些危险的任务而受到了人们的崇敬。“我们的伤员是最棒的，”他补充道，“他们唱歌，他们彼此打气，他们抽着自己的烟。”而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像那些实行了强制征兵的国家一样付出高昂的战争代价。如果单纯计算每个国家处于入伍年龄的男性人数的话，英国和新西兰人应征入伍的比例要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人高。
在超过30万名前往海外参战的澳大利亚人中，大多数人都服役于加利波利和法国，但也有数千人被派到了其他战线之上。艾伦比的部队在1917年从土耳其人手中夺下了耶路撒冷，其中就包括了来自西澳大利亚的轻骑兵。许多在西线或美索不达米亚上方低空盘旋的小飞机，都是由澳大利亚人驾驶的。当协约国*队军**对爆发于新成立的苏联境内的内战进行军事介入时，一位参战的澳大利亚人因此而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7]。澳大利亚的随军护士工作在每晚停泊于加利波利附近的医疗船上，她们一身白衣闪闪发光。
一共有59258名澳大利亚人在战争中阵亡或因伤而死。1917年才参战的美国，死伤并不惨重。这场战争最重大的后果，或许将永远无法被尽数：失去的，是所有那些才华横溢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可能会成为联邦总理和各州州长，他们可能会是法官、神职人员、工程师、教师、医生、诗人、发明家和农场主，他们可能会是市长、镇长和工会领袖，他们还可能是另一代澳大利亚人的父亲。在这场战争中，那些拥有领导天分、浑身闪耀着勇气的火花、心甘情愿做出牺牲的人，常常冒着最大的风险。一个年轻的国家很难负担失去这样一群人的沉重代价。
如此巨大的损失，必定影响了或许高达半数的婚姻以及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出生的半数以上的人口。假如没有战争，1918年之后的婚姻登记表可能要被改写，许多正在阅读着像本书一样的历史著作的人，甚至是这些书的作者，可能都不会出生，而他们的母亲或许还是其他什么人的妻子。
比利·休斯和约瑟夫·库克爵士代表澳大利亚出席了巴黎和会。这是澳大利亚全新地位的一个标志，而几个主要的英国自治领全都在划分欧洲*疆新**界的和会上被给予了一席之地。休斯很咄咄逼人——他说，他有资格咄咄逼人，因为他在替6万名死者说话。在和平协议中，澳大利亚被赋予了对包括布干维尔岛在内的德属新几内亚的委任统治权。在那里，将会于20世纪60年代建起一座巨型铜矿。澳大利亚还获得了另一个德国殖民地——太平洋小岛瑙鲁——上的三分之一利益，这里盛产磷盐岩，以之制成的肥料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澳大利亚内陆的麦田。澳大利亚事实上比在战争中牺牲巨大的意大利得到了更多的领土，虽然后者对殖民地也有强烈的渴求。1919年6月，澳大利亚如同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一样签署了和平协议。在战后继续当了四年总理的休斯，希望自己能够在任何可能影响本国利益的英国政策上均拥有发言权：他坚持澳大利亚必须独立签署对几个大国的海军做出限制的《华盛顿条约》[8]。
这场战争令澳大利亚成了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后来签订的涉及与英国正式关系的法令和协议，能在影响力上与之相提并论。当国际联盟于1920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大会时，澳大利亚是42个列席的正式会员国之一。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正式赋予了澳大利亚事实上已经拥有的独立地位。
理想主义者以为，这会是一场终止所有战争的战争，但它却很可能以隐蔽的方式促成了另外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令日本势力大增，而这个国家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损失微乎其微。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海上势力已经排到了世界第三位或第四位。这场战争还加速了几乎没有被察觉到的英国的经济衰退。甚至早在1900年，英国就已经在钢产量上落在了德国和美国的后面，而这是当时工业实力的晴雨表。然而，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仍坚信那句被爱德华·埃尔加谱上了新曲、以《希望与光荣之土》这首歌的形式被传唱一时的祈祷词：“上帝使你坚而益强。”在澳大利亚，很少有人察觉到，英国已经不再如此强大。它的经济力量和海军势力，或许都不能为一个无远弗届的庞大帝国提供防御，而日本人对这个帝国垂涎已久。
[1]流行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种录音和放音媒介，以蜡或赛璐珞制成，可以在圆筒留声机上*放播**。
[2]出自吉卜林的组诗《城市之歌》。
[3]即Billy Tea，澳大利亚人将一种带有铁丝环和盖子、用于在野外烹饪、煮茶或盛装食品的圆筒形罐子称为billy。
[4]澳大利亚人在丛林徒步时发出的尖厉、拖长的招呼声，原本为土著居民所用，19世纪中期后为许多英国移民所效仿并蔚然成风，参见本书第八章。
[5]参见第六章关于尤里卡围垒起义的部分。
[6]新西兰南岛第二大城市，教育和文化名城。
[7]英联邦国家中的最高级军事勋章，奖励给对敌作战中表现最英勇的人，无论其担任何等职务、处于何等级别。
[8]即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对美、英、日、法、意五国之间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总吨位比例做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