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镣脚铐打入大牢
眼看着八月十三日到了，这是我国正式宣布对日全面抗战的惨痛而伟大的纪念日。自从民国二十六年（ 1937)七月七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军民同胞以血肉做长城，艰苦抗战已经过了第四个年头，好悲壮、好惨烈、好漫长的岁月啊！ “七七”这一天，我曾在这间囚室号召全体难友举行纪念仪式，并上台讲了话，感于国难方殷，又各自想到本身的不幸，无不悲愤填膺，失声痛哭。结果惊动了“警卫队”前来制止又提出警告，所幸未再深究，但相信他们一定替我记了账。
现在又逢“八一三”，我照例号召大家来开会纪念。各囚室事前已接到我的通知，要同时举行，不过我提醒他们，要注重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形式，免得惹来麻烦。不巧看守所职员萧仲辉刚刚走过，发现气氛有异，特意朝室内张望了一阵，扭头走了。我恨恨地骂道：“这杂碎！小头锐面，贼眉鼠眼，准是没安着好心，大家务必小心提防着他。”又立即通知各室注意，萧某可能看到我们开会，八成要回去报告了，须作个心理准备。之后，过了好几天，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八月十七日上午十时许，久未碰头的林焕芝突然出现，他把室门猛力推开，气势汹汹的样子，我看苗头不对，准是冲着我来的。果然，他竖起眉毛，口沫横飞地叫道：“张X ,你出来！”我愣了一下，跟他出了门。 原来门外还有两名打手一左一右地站着，手里拿着脚镣*铐手**等各种铁器。 我随他走到甬道当中，林焕芝厉声吩咐道：“先把他铐起来！ ”其中一人便将一副*铐手**“咔嚓”一声铐上我的双手，我愤怒地问道：“这是为什么？”林焕芝阴森森地说：“不为什么，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明白！ ”二话不说，就叫人下手给我钉脚镣。
那脚镣锈迹斑斑，又脏又重，非但经久不用，式样也非常古老，不知他们是从何处觅来。铁圈接榫处有两个洞孔，套上脚踝之后，要用一根方身铁锥贯穿其中，下面垫上铁砧，然后再用大铁锤出力地砸，直到将铁锥砸得两头开花，翻卷过来，才算钉好。这就叫做“死镣”，乃是古时对付江洋大盗或杀人凶犯一类的死囚使用的。因为新式的脚镣*铐手**都是用钥匙的，只须套好一捏就锁上了，现在他们竟然给我钉上这种古董死镣，真令我啼笑皆非。同时我也明白了他们的用心，是故意*辱侮**我、折磨我！至于这是不是准备杀我的一个前奏，就无从猜测 了。据我所知，现下被囚禁在“七十六号”里的不下两百人，前面各囚室无人戴刑具，后面大牢里有的戴*铐手**，有的钉脚镣（据说都是刑事犯），而戴*铐手**又钉脚镣的，独我一人，岂非异数！
他们在甬道中众目睽睽之下给我钉脚镣，叮叮当当声音极大，铁镣很重，手法又笨，常常砸不准，我必须抬起一只脚去就铁砧，免得误伤。很多警卫队员在围观，有的自告奋勇来轮流敲打。两面囚室里的众难友，挤满门窗静静地瞧着，多数都面无人色，十分紧张。我朝他们做个苦笑，肉在砧上我又能奈何呢？
费了好半天的工夫，总算将脚镣钉妥了。他们架着我一直向后走， 我知道要换个地方——关进大牢了。我跨着小步慢慢地走，铁链拖在地上 “哗啷哗啷”地响，铁镣圈着脚踝又压着脚背，觉得非常沉重，更要命的是铁镣边缘锈蚀的地方锋利如刀，走一步就割一下，才走到后面的广场， 两腿两脚已经鲜血淋漓了。我顾不得痛，咬牙忍受着，抬头望望天空，天空一碧如洗，分外美丽，不由感慨万千！
“七十六号”的大牢，是坐落在后院的一所独立大屋，坐北朝南， 四面空旷，巍然耸立，占地约有40平方公尺，钢筋水泥，屋顶敷瓦，建筑简单却非常坚固。我不明白当初营造这所大屋是否专为作监牢之用的？它前面就是“犯人放风”的那个广场，右首可以遥见高洋房，左前方是几间低矮简陋的厕所。
他们打开铁锁又拉开铁门把我推进去。原来左右有两间耳房，厚重的木门上方开一个长方形的小洞，仅能看到人的半面，再往前约四公尺才是正中的大房，这间大房不设木门，却装着可以推拉折合的铁门。内外电灯虽然都亮着，但灯泡全是瓦数很低的，所以仍然显得很阴暗。
这时左边耳房窗洞中忽然露出了半个脸，嘶声叫道：“金先生（我在外工作时一度化名姓金），听说你也进来了，果然进来了！ ”那人一句话没说完，立时泪如雨下。仔细一看，竟是骆成金。他就是我行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的副队长，他于去年下半年失事被捕，是个受尽酷刑，坚不泄密，以致双腿伤残的铁汉！等我看清楚了是他，也不由心如刀绞，我安慰他道：“不要激动，有话以后慢慢再说。”林焕芝一声叱喝：“不准讲话！”我们只好闭嘴。随后他们又打开右边耳房的铁锁将我推进门去。林某临走对我没好气地说：“你在这里乖乖的，别再出什么花样！”
早就听说这间牢房里关的是一伙杀人越货的强盗（不懂“七十六 号”为何要管这个），他们在外面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原是本行，也根本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他们囚禁在此，凶性无处发泄，除了自己人经常打架滋事，头破血流之外，更时时找别人寻衅。假如有别的“犯 人”不幸关进这间牢房，那就只有自认倒霉，他们不断地欺凌你、虐待你、殴打你，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我进房一看，见有三具老旧的双层铁床，分别靠墙放着，每层坐着一个人，另外还有一个睡在地上的，共是七个人，果然个个红眉毛，绿眼睛，都是惹不起的亡命之徒。因此我立刻提高了戒心，伫立在门侧，向大家点了个头，表示友善。不想其中一年约二十四五岁、身形粗壮、面孔也方方正正、像是他们首领的人，忽地一下站起来，自我介绍道：“我叫曾水生。”旋又挨个介绍了其他六人的名字，我一时也记不清。曾水生接着说：“我们欢迎张先生！我们都知道你是英雄，都佩服得不得了，我们虽然是刑事犯，可都有一颗爱国心。依我看，这些汉奸也搞不了多久，张先生，你就在这里安安心心休养吧。”真是意外，这个曾水生不但能说国语，而且态度也甚诚恳。
可是我还不敢确定他是真是假，于是微笑着说：“太客气了，我不过是尽自己的本分而已。大家既然做了难友，也是一个‘缘’字，就该不分彼此，互相照顾才是。”另外几个一起说“那是自然”，遂将靠门的一个下铺让出来请我坐，曾水生一眼看到我的腿脚满是血，就说：“啊哟！流了这么多的血，我来想办法。”
我这才看到他们七人倒有四个戴镣的。众人七手八脚将一件旧衬衫撕成许多布条，很细心地把我的脚镣 缠了好几层，又用一根长布条拴住铁链的中央吊起来，脚镣吊到脚踝之上腿肚稍下，布条的另一头则拴在腰际，站起来走了两步试试，觉得轻快、自然得多了，只是不能迈大步罢了，果然是老经验！脚上刺伤之处还在流血不止，他又替我用热水洗净，找出一管“消治龙”（当时的一 种特效消炎化学药剂）轻轻敷上，这样一来，真减少了我不少痛苦，感激之余，也证实了他们对我示好乃是诚意的。想起受训时，也学过自行打开镣铐的技术，这*铐手**还难不住我，只须一根小铁丝就解决了，唯独这副“死镣”，要不是他们帮忙，实在没有办法，一定还有罪受呢。
晚饭时曾水生叫看守所特别加了几个菜（他有存款），说是为我“接风”和“压惊”，这使我好笑，这班江湖人物表现爱恶竟是如此粗犷而纯真，于我还是一个新的体验。我想再过几天，少不得也要好好回请他们一顿，以示答谢。夜晚睡觉的地方也干脆将靠门口的下铺让给了我，原先那人便搬下来和另外一个一起打地铺。再说这间小牢房空间狭小，密不通风，总共睡了八条大汉，挤得要命，虽是阳历八月中旬天气，晚上仍然十分闷热，外加蚊虫多，叮得人不能入睡。幸好他们有一把破葵扇，几个人便轮番为我扇凉和赶蚊子，往往直到天明。我再三拒绝他们这么做，他们却又执意不肯停手，真的是生受他们了。
这段日子，我们相处极好，我也常常讲些民族大义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给他们听，以激发他们的良知良能，勉励他们出去之后，摒弃旧业，以有用之身做一些于国家社会有益之事。曾水生说得好：“有朝一日，我们能出去，一定改过，我忘不了张先生的金玉良言！”
我在这暗无天曰的大牢里，受到帝王般的尊崇，殊非始料所及。
事后我曾细细推想，万里浪突然将我上了镣铐打入大牢，理由安在？ 想来想去找不出具体的答案，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查知我为要求改善伙食而闹事和率同难友为纪念“七七”、“八一三”而公然开会两件事。他认为我不安分，会鼓动风潮，更重要的是勾起了他的旧恨，满以为抓了我来必然大有斩获，结果却希望成空，所以才存心整我，钉了锁铐还不足， 又故意安排我和一群强盗同囚一室，好让我饱受荼毒，这种报复性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以他的卑鄙与狠毒，什么事做不出来？说穿了不值一笑。
前天晚上，忽据钱金生透露消息，又有胡尚武、封企曾等先后被捕。 我听得傻了眼。胡尚武是我“上海区”第二情报组组长，一位资深同志，外调之前担任区部助理书记有年，早在周道三先生任“上海区”区长时他就在了，他和叛逆陈明楚是湖南同乡，我们三人曾在一处办公甚久，非但工作经 验丰富，办事更极为谨慎，想不到也会出了纰漏。封企曾是我“上海区”行动第六大队大队长，徐晚枫失事后他才接任的，松江人，黔训班同学，我们虽说没见过面，但以前后期同学的关系，也存有一份特别的感情。这些中坚干部，一波接一波地连续失事，到底是怎么搞的呢？难道我们“上海区”真要决堤了吗？我忧心如焚，也一直注意着“七十六号”的动静，可惜一直没见到胡、曾露面。现在我被关进大牢，更是一时不易打听了。
吃过中饭，大家正在睡午觉。一阵“稀里哗啦”，铁门打开了，林焕芝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也说不明白我与此獠为何好像天生有宿仇，谁也不要看谁！他望着我狩笑道：“万先生有请。” 我心里在打鼓，猜不出又有什么麻烦。我拖着镣铐，跟他出去。左边耳房及后面大牢许多只眼睛都在窥看，那是好奇与关心的眼神。
又走回那条甬道，各囚室的难友看到我，议论纷纷，还见炳忠和高峻在窗口朝我打手势，匆忙中也无从理会那手势是什么意思。
这回问话换了一间房，是在“审讯室”的正对面，“警卫大队部”的隔壁。房间面积一般大，但光线明亮，桌椅光洁，像一间憩坐室似的。万里浪一见我进来，立刻站起身来想同我握手，我板着脸把戴*铐手**的双手垂在腹部，故作视而不见，他尴尬一笑，请我坐下。叫林焕芝拿钥匙打开*铐手**，又倒了一杯茶放在我面前，于是我和他隔着写字桌相对而坐。
他开口说：“我想请你把‘上海区’所属各组、队负责人开出个名单来，以供参考。我们已经知道‘上海区’现有五个情报组，六个行动大队。是不是另外还有，你要尽你所知地写给我看看。其实这件事是早就该请你做的，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大用，可也免得我们再摸索。”他话一出口，我马上联想到胡尚武和封企曾被捕的事，同时也完全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是要证实胡、曾二人的真正身份，也附带考验一下我的“诚意”，难怪一口一个“请”字的假客气。我沉吟着，飞快地打着腹稿。从他的说话中可以窥见：
一、 他知道“上海区”共有五个情报组，但还不知还有一个最有力量 的“新一组”；
二、 他知道“上海区”共有六个行动大队，却不知还有“第七大队”；
三、 我第四情报组长盛志成、第五行动大队长汪福谦、第六行动大队长徐晚枫等三人被捕已久，他早已知道了他们的真正姓名、番号与身份，但却不知道我和他们已经在这里分别见了面，并交换了情况；
四、 我第二情报组长胡尚武、新任第六行动大队长封企曾近日被捕， 他犹在保密中，却不知道我已接获情报，知悉其事。
我盘算好了，遂故示坦诚，说：“我可以写出来，不过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人事，我外调以后有无异动，就不知道了。”万里浪很高兴，把一叠十行纸和一支自来水钢笔送到我面前说：“没关系，你照实写就行了。” 他站起来，俯着身子看我动笔。
不多久，我将“上海区”一至五个情报组长、一至六个行动大队长的 姓名，依次开列完毕，看上去齐齐整整，毫无破绽。
我动手脚的所在：
一、 凡是已经落在他手上的如汪福谦、徐晚枫、盛志成等人，一概径写真姓名，他若查对起来，自必无误，因而旁及其他亦可取信了；
二、 其余各组、队长的姓名，概出于临时编造，连他们的化名也不能泄露。我追索一些小学同学，把我最熟悉的、也最容易记忆的挨个填上去，一张二王地在心里反复背熟了。因为我必须防他事后再要我重新写一遍，如果前后不符，那就坏事了；
三、 我知道胡尚武、封企曾已经被捕，可是不及查悉他们所供认的姓名、身份各如何，我认为仍有保留的必要，因此我填上了胡的化名“白石”。封企曾接任徐晚枫的行动六队为时不久，所以我把他也撇开不提， 而且我说徐晚枫是行动六大队长乃是千真万确的事，万里浪当必入目霍然，点头称是。
万某看我写完，一把抢过去，迫不及待地细看。从他的眼神中可以察觉，我写的几个真名字果然使他激动了，连呼：“好、好，麻烦你啦。” 林焕芝又将*铐手**给我扣上，一路押返大牢。我不说一句话，也没提任何的反要求。
过了好几天，安静无事。一日上午十一时许，看守所的老马来了， 隔着门洞叫道：“张先生！”我赶紧凑上去和他脸对脸地问道：“有什么事？”老马说：“你的未婚妻来探望你。”我大惊失色，情急地说：“她在哪里？”老马说：“上头不准接见，她还在外面等着。你把东西收好打了收条给她，就可以回去了……她并且留下话，下礼拜会再来。”老马掏出钥匙把门开了，一个武装警卫帮着搬进两三包东西，其中有我最爱吃的一大块锅饼，四五根又大又嫩的鲜黄瓜，更“妙”的还有一盘葱烤鲫鱼——我说 “妙”亦就是“大不妙”的意思；另外就是两条*裤内**、四件汗背心，都是新买的。
老马办事很细心，他将我留在前面囚室里的睡衣内衣及盥洗用具等也全带进来了。随后他又从皮包里找出一张粗极的草纸，连同毛笔、小墨盒等物递给我说：“你点一点这些东西，一件件都写在收条上，我拿给你的未婚妻，就可以打发她走了。”我心急如焚地写了收条交给老马，对他说：“请你转告她，我在此一切平安，叫她以后不必再来……大热的天！ ”我心中默默祈祷，希望淑英尽速离开这虎口，别再回头！
我将衣物等推给曾水生：“你们分了吧，给我留下一块大饼就行了。”却赶紧把那盘鲫鱼端到一旁角落里，拿筷子细细翻检，每条鲫鱼的肚腹和鳃部全都看过了，什么都没发现。我的眉头反而更深锁了，我所担忧的事终于来了，因为我敢判定，淑英准是自作聪明在鱼腹中藏了“夹带”，被“七十六号”搜查出来。像这种隐藏方法实在太原始了，早为人所共知，而且她所送来的小菜又只有一味鲫鱼，岂非明明告诉人家“此地无银”吗？
横在眼前的问题是：
一、 淑英果真在鱼肚里藏了书信文件之类被“七十六号”抄去了吗？
二、 “夹带”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三、 她说她下礼拜还会再来，“七十六号”当然可以守株待兔。
由于这件事关系重大，且又迫在眉睫，我不能不立即筹思对策，以求应付并消弭这场祸事。
晚上坐在床边与曾水生、顾小宝（另一刑事犯）聊天，觉得心乱如麻，无情无绪。顾小宝问道：“张先生，你好像有点儿坐立不安，你怎么了？ ”我说：“你看出来了？我有事在发愁，不信你们等着看，也许今晚，最迟明天早上，他们必定又找我问话。”水生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这是判断。”
到第二天上午八点，果然林焕芝又来了。先知之明，连我也几乎佩服起自己来。
在“审讯室”，万里浪已不像上回那么客气。他说：“自从你在法捕房打过电话，我们相信你与‘上海区’已经没有联系，现在才知道事实不然！”
我佯作莫名其妙地问道：“何以见得？”
他拿起一张小纸条把玩着：“这就证明你仍和外面通信。”
“你的话我听不懂。”
他扬一扬小纸条说：“你就别装糊涂啦，昨天你的未婚妻前来探监，带来了这个，这就是证据。”
我不在意地说：“不错，我有个未婚妻住在海盐乡下，她知道我出了事，赶来看看我，带封信安慰我，也是人之常情啊！”
“不！我们怀疑她也是你们的工作同志。”
“不怪你怀疑，但事实上她的确和我们的工作丝毫没有关联。”猛然记起在我拉都路寓所被吴顺生抄去的两件报告，其中一件原本是介绍淑英的二哥仇士俊充当我队的交通员，因未及送出，以致落在他们手上的，现在正好来个“移花接木”，于是我立刻补充道：“她名叫仇士俊，我原想保荐她当我的交通员，可是报告写好了，尚未送出，就被你们抄来了。不信你可以查对一下。”
万里浪果然在活页夹里翻弄了半天，终于找了出来，低头细看。
我认为机不可失，请求道：“你能不能把她昨天写来的信拿给我看看？ ”我是渴望能了解它的内容，也好针对情况随机应变来对付。
万里浪摇头：“不能给你看！”
我讥嘲地道：“你也太小气了，我的人握在你手里，看看又能怎样？同时我也相信在她的信里绝对找不出一句话、一个字涉及组织与工作的。”
万里浪犹豫了一下，居然把那小纸条交给了我，说道：“你拿去看。” 我心里谢天谢地，表面上却很从容。淑英这次还算聪明，她信里写道 “当心自己的身体……好汉不吃眼前亏”等的话，此外没有说别的。不过在信末却留下了打浦桥X号的通信地址。
我把纸条还给他，笑着说：“如何？”
万里浪很固执，还是摇头。我问：“那你要怎么办呢？”
“我要你亲笔写一封信，叫她来。是我们忽略了，昨天没有将她当场扣留。”
这话一说，我忽然发现了他们的一个大漏洞。原来他们内部办事各自为政，彼此是脱节的，他根本不知道淑英下礼拜还要再来的事，乃至于淑英给我送来一些什么衣物，他也不接头。
我说：“事情已经弄明白了，一个无辜的女孩子何必叫她白跑一趟， 吓唬她呢？”
万里浪站起来朝外走，招招手要我跟着。吴顺生、林焕芝则跟在我身后。这三个人每逢传我问话，总是秤不离砣的。
又进了前回那间“憩坐室”，坐在老地方。我知道他要逼我写信，这时我已打定了主意，叫他再喝一次“洗脚水”。万某将十行纸、信封和钢笔拿给我说道：“你自己斟酌，这信怎么措辞，我们的目的是要她来。” 我故意逗他：“你说着我来写好不好？”
他说：“不用，你先起个稿，有不合适的地方再改正。”
我这时提出了要求，或者说是一种要挟，我说：“我是诚心诚意地同你合作，信一定写得包君满意，保证她会来，不过，你得把我的脚镣去掉。我知道你只是想要折腾我罢了，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人，不是十恶不赦的匪徒，这又何必呢？”
他低头看看我的脚，非常爽快地说：“好吧，我答应你！”
我欢然道：“好，咱们现在就写信。老实说，这是骗她来，既然是骗，就得弄得似模似样，让她深信不疑。首先，这信纸、信封和钢笔就不能用。试想，我在监牢里私自给她写信，又哪里来的如此现成的纸笔呢？ 必须找张烂纸头拿铅笔来写，写好之后折成一个小方块就行了。同样道理，也不宜用信封。你说是不是呢？”
万里浪眼睛放光，连忙点头说:“对、对。”
我又说：“据我所知，你们的伙夫和警卫常常替犯人‘跑条子’（术语，为狱中犯人私下送信之谓），这信也须派个便衣按址送达，有人收了信还得向他讨赏钱，这样，才能使对方相信送信人是我暗中买通的。是不是呢？”
“很好！就这么办。”万又满脸堆笑，非常高兴地说。
于是，他找出一页白报纸和一支铅笔，我又特意将报纸弄皱些开始写信。
信的大意是说：“一切平安，勿虑。即将结案，谅无死罪。下周再来或可蒙准接见也。来时务祈代购*裤内**两条、汗背心四件，俾在狱中有所替换，切莫忘记！”云云。“切莫忘记”四字侧边画圈，表示很需要。对淑英的称谓，我自己的署名，却用了两个从来不曾用过的名字。我对万说：“要她送点儿东西是个好借口，更容易诱她前来，名字是我们两个一向惯用的昵称，外人是不知道的，这样就天衣无缝了。”
万里浪拿着信稿推敲了半晌，又递给吴顺生看，彼此相对点头。万说：“就这样了，连改都用不着改，晚上我就派人送去。”
我要过信来，将多余的空白撕掉，讨好地说：“送佛送到西。”索性由我把方块也折好了。
看似一封很平常很简单的信，我留了三大疑点：
第一，双方的名字都是从未用过的，淑英看了一定起疑。
第二，淑英送来的*裤内**背心，她已取得我的亲笔收条，我的笔迹她是 极熟悉的，方始收到现在又要，且又两条四件恰如其数，更不能无疑。这 是我完全确定万里浪不接头淑英送物这件事才大胆这么做的。
第三，“切莫忘记”四字侧边画圈，是暗示她特别注意，提高她的警觉，要反复推详，则疑窦立见。
至于那天我叫老马传话，嘱咐她不要再来，假如话已传到，现在忽然又写信要她来，岂不前后矛盾，这种怪事她也会多想想的。
我心中暗自得意，不是我高明，是万里浪他们太愚蠢。
开镣的事兑了现，林焕芝找来行动员并搬来了铁砧、铁锤、钢凿等物，在甬道上动了手。只为当时砸得太结实，中间那根铁锥又粗，凿了许久凿不断。石云志站在一旁观看，急着说：“我来！”果然凿了六七下就打开了。两边囚室的难友们有的为我高兴，但大部分为我担起心来，因为依照惯例，凡是开掉脚铐而不除*铐手**，那就表示该犯即将处决了，而我，正是开掉脚镣而未除*铐手**的。不过我自己心中有数，这是我凭着机智换来的。我抬头四顾，朝大家点头微笑，我猜也许有人在说： “可怜的张先生，你死在眼前而不自知，亏你还笑得出来呢！”石云志轻轻推我一下说道：“恭喜你！”也不知这话是好心还是歹意。我说： “谢谢你替我开镣哇！”
跟随林焕芝走回大牢，一路行来反觉脚下很不自然，心里却轻松多了。进了牢门，林焕芝将我引领到正中的大牢房，打开铁栅栏让我进去。 我感到奇怪，问道：“你弄错了吧？”林某露出一点儿难得一见的笑容：
“万先生关照的，给你换个地方。”
在这间大牢房，我和平祖仁、吴念中、汪福谦、蔡文龙等见了面，大 家住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平祖仁，江西人，上海暨南大学毕业，现年三十四五岁，从事*党**政工作有年，是现任江苏省第三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所有关在大牢里的人数他地位最高，所以也受到大家应有的尊敬。据说他是在法租界福履理路他的驻沪办事处被捕的。此人肤色黧黑，相貌漂亮，谈吐风雅，眉宇间有英气，看得出相当有才干，也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人。我们在“放风”的时候已经接触过，如今一经深谈，颇有一见如故的意思。
吴念中，福建连江人，年约三十七岁，旧学渊博，工于书法，有谦谦君子之风。他是陈群的背景，现任伪杭州市市长。因为掩护我“上海区” 的一个杭州工作小组，事发被捕，不但丢了“官”也惹上了牢狱之灾。我同情他也敬佩他，彼此很投缘。
汪福谦和蔡文龙都是我们“上海区”的人，血浓于水，自不消说。
另外，还有一位杭州老画师郑大农，擅山水，造诣不凡，可是不很有名。他则是因吴念中一案被牵连进来的。
这间大牢房共住了将近20人，全部是重庆分子，有“上海区”的、有 “忠义救国军”的、有“中统局”的，也有其他*党**工单位的，相处都甚融洽，任何一个有了困难，便找几位年长而有经验的商量，来共同对付。
这天下午下起大雨来，原指望钱金生或郭福岭随便哪个来朝个面， 我有事要交代他们。可能事先没约好，或临时出勤，等到五点多都未见，心中焦急，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我是想到淑英收到万里浪派人送去的信，万一不经大脑信以为真，仍然十分危险，我必须再写一封“真”的信告诉她有关此事的真相，才算牢靠。我与汪福谦密谈，他说：“平先生有办法，你不知道警卫大队第三分队长张萍，就是他在牢里收的‘学生子’，你托平先生保险可以送出去。”我说：“现在正下着大雨。”汪说：“就是下铁也没有关系。”
我又转找平祖仁先生商量，他笑笑说：“这是一件小事，你把信交给我好了。”我从汪福谦那里弄来了纸和一支铅笔头，赶着写好了信，内容是告诉淑英，今后凡是具名一个“碧”字的才是我的信，此外随便写什么名字都是假的，是被迫写的，说得天花乱坠也莫听信！我将信包成极小的小包，拿米饭糊了交给平祖仁。也没注意到他是怎么办的，晚上九点左右，那张萍来查勤，在铁门外吩咐站岗的警卫几句话，又冒雨走了。就见平祖仁朝我抿嘴一笑，又拿食、拇二指做个圆圈，表示OK,我也笑了，连说谢谢，我真是感激得不得了。
这天晚上耳听外面滂沱大雨，我睡得很香。
不知“七十六号”的什么人忽然心血来潮，规定每早六点“放风”， 而且按日实施。想是大牢及各囚室，有的用马桶，臭得要死；有的没有马桶，犯人要大小便出出入入不胜其烦，才不得不如此。平日偶有内急的还是要呼叫警卫开门、锁门，不免还得跟着监视，这究竟省事多了。这毋宁说是“犯人”的一个福音，不但方便解手，活动一下筋骨，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最有意义的是增加了彼此接触的机会。别看监管得紧，“犯人” 是无隙不入，无所不能的。譬如大牢正房里就有用竹头雕刻的牌九牌，他们有小锯条，有铁钉打成的小刀，又有毛笔、墨盒，乃至于各种纸张，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到手的。还有人香烟不断，时时蹲在墙角里大过其瘾，实在神奇。
平祖仁烟瘾就很大，他吸的是美国的“吉士”香烟，他拿一支让我试试，那时候我不会吸烟，觉得很呛很辣，吸了两口就扔掉了。郑大农也是个“老枪”，他吸的是硬纸盒二十支装的“大前门”，在当时也算是上等烟了。我问平先生香烟是哪里来的？他神秘地笑了，告诉我是女朋友送的。我说：“平太太也在吃官司，你外边还另有女朋友啊？”他说：“她知道，并不干预。这人也算是个知名的。”我说：“既然知名，她到底是谁？ ”他又笑而不言。
相处既久，我发现平祖仁有学识，有才华，对*国党**忠贞，对朋友热心，实在是一个难得的青年才俊。唯一的缺点就是爱露锋芒，不知自敛。 在大牢里也学江湖人的行径，广收门徒，警卫大队的分队长之流拜他为 “先生”的就有好几个，素常言行，又太嫌招摇了些，他常常告诉人说： “我的问题，李士群也解决不了，非到南京不可。”从他的言谈中得知， 每逢万里浪找他问话，也是态度傲慢，总是弄得不欢而散。我几次想劝他，总觉交浅言深，不便启口。倒不是“事后诸葛亮”，我早就对汪福谦谈过，我说：“平先生的作风不改，是祸非福，我为他担心。”
有天早晨“放风”，我故意和平太太走在一起。平太太是个肥胖妇 人，大肚皮，双下巴，年纪看上去要比平祖仁大得多。我说：“听说平先生的问题近期可获解决（确有此说），我先恭喜啦！ ”平太太叹了口气说：“他的问题解决了，我这个太太也得办交代了。”我问：“为什么说这个话？ ”平太太说：“张先生，你还不知道吗？他出去就要和英茵同居 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平祖仁的女朋友就是英茵（英茵，满族旗人，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电影女演员。人长得很健美，一口纯粹的京片子更不在话下，而演技洗练自有独到之处，曾与赵丹、白杨合演《十字街头》而享有盛誉。最难能可贵的是她有头脑，有骨气，不肯与世俯仰，上海沦陷后多数男女演艺人员都参加了敌伪影业公司拍戏，她却孤芳自赏， 悄然引退），她和平祖仁相恋数年，铭心刻骨，有白首之约，对有妇之夫的平祖仁而言，固然算是有了外遇，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未尝不是“英雄美人”惺惺相惜的一段佳话。
平祖仁不幸被“七十六号”逮捕之后，英茵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完全忘我地到处奔走求援，终于无济，而平祖仁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元月十九日，与我“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同遭杀害（其时本人已移往南市伪看守所监禁）。平祖仁死为烈士，国人哀之，而英茵竟于平祖仁死后的第三天也在上海国际饭店跳楼自杀以殉，当时成为轰动上海的大新闻。但英茵之死，一般人咸莫知其底蕴，揣测纷纭。是英茵之专情刚烈，亦堪称是一位奇女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