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大英帝国诗人鲁迪亚德·吉卜林最初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文明与混乱的对决，并设法帮助儿子约翰进入爱尔兰卫队服役。他曾为约翰写了一首诗《如果》，后来在英国儿童及军官中广为流传。这首诗以“如果众人皆醉你独醒，而你却因此遭到非难”开始，最后以“我的儿子，你将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结束。 [1] 1915年约翰在洛斯战役中失踪，想必是阵亡。最近人们又发现了吉卜林的一首诗《赌徒》，其中写道：“三次负伤/三次中毒气/三次被摧毁，最后我还是输了，彻底崩溃。”另一段写道：“在疯狂之前，它的灵魂神圣如上帝。不要紧，坟墓会使它最终完全。” [2] 在《战争的墓志铭》中，吉卜林则痛苦地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何死亡/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父辈说谎。” [3] 显然，连吉卜林对这场大战的反应也是情绪复杂、一言难尽的。
一战爆发已经一百年了，而对于它的起源、影响和意义，人们仍然处于一种痴迷又无法厘清的沮丧状态。2014年《经济学人》指出，关于一战的书籍及学术文章总数已超过两万五千种。对于这场短短数年的大战争，大到国际秩序更广泛的意义，小到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具体事件的细节，每一个可能的方位和角度，无不被仔细考察。还有更多的相关书籍正在陆续出版。 [4]
杰出的一战史学者杰·温特最近做出有力的论证：语言界定战争记忆，一战在“盎格鲁系”国家仍最具震撼力。在英联邦国殇纪念陵园里，一战牺牲者的墓碑上都刻着“非为荣耀，意义非凡”。在温特看来，一战期间“荣耀”在英国的名声并不好。但一战是用多种语言来叙述的。在法国，荣耀的说法仍然是战争时期甚至战后日常语言的一部分。 [5] 最近，评论员们已经准备好将一个世纪以前的巴尔干半岛局势与中日之间的情形进行类比，或者更有针对性地，在今日充满政治震颤的中东地区看到了堪与1914年相比的危机四伏。这些辩论无疑将会继续下去。
一战在今日亚洲的回响
在亚洲，关于一战的严肃的学术讨论和辩论才刚刚开始。对一战在亚洲的影响和亚洲人在一战中的贡献的研究，特别是从亚洲的视野出发的研究尚付阙如。虽然我们现在对日本、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个别国家的研究有翔实而富有洞察力的著作，但还没有一本书揭示亚洲的集体参与和一战对其社会的影响。此外，亚洲国家卷入一战的最终结果各不相同，尚无哪一本书以任何一种语言探讨它们的共有经历。人们可以争辩说，鉴于一战对亚洲国家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在那里对事件的定义和在其他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当纪念一战一百周年时，我们对这部分故事的了解仍然有限。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关注，而且无疑还有许多问题尚未提出。
只有当我们了解中国和日本在一战冲突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了解导致冲突产生的那一代人之后，才能认清一战对于今天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我将论证，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国和日本争相加入欧洲这场冲突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动力。一战可能早已结束，但它的幽灵仍然以许多扭曲的方式困扰着亚洲人。威廉·福克纳说：“过去并没有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话带讥讽，但用来描述一战对亚洲的影响似乎恰到好处。 [6]
评论者、学者、政治家们在讨论当前中日关系时，已经开始用一战来进行类比。2014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公开对一名听众说，日本与中国的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与英国的竞争相似，暗示国家利益和外交的差异将取代密切的贸易关系，中国将扮演德国的角色。中国人当然不喜欢这样的类比。王毅外长在同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2014年不是1914年，更不是1894年……与其拿一战前的德国来做文章，不如以二战后的德国做榜样。”但在回应日本记者关于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提问时，他又语带警告地说：对中国而言，在历史与领土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7]
美籍德裔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称这场大战争“是20世纪的第一场大灾难，是其后所有灾难的根源”。 [8] 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与日本之外。今天朝鲜、韩国的对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又直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亚洲民族国家之间更大的领土争端问题是一战结果的另一个侧面。1962年，印度与中国因为边境争端开战，两国人民至今仍然担心利益冲突会导致另一场战争。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南海问题纠纷，经常把两国带入外交或军事上的冲突之中。当前亚洲依然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并提醒我们这一地区过去，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它为日本十五年的侵华战争（1931—1945），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朝鲜和越南的兴起，以及印度走上漫长的独立道路奠定了基础。亚洲人也许对这场大战争没有什么认识，但正是这场大战以重要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现代命运。
鉴于当代现实和历史意识的广泛缺乏，本书旨在突出亚洲人对20世纪“空前的大灾难”的多层次参与和认识。其实这是个迟来的工作。一战对整个地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塑造了民族愿景及发展，影响了外交关系以及亚洲人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随着亚洲在世界事务和全球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亚洲人不断发展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国家发展的新方向，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用可以为解决至今仍然困扰我们的许多难题提供答案。
主要议题
虽然本书的标题为“亚洲与一战”，但并非涵盖与一战有关的所有内容，它主要考察的是中国、印度、日本、朝鲜与越南的经历。土耳其是亚洲国家，在一战中的地位也至关重要，但它的故事值得单独书写。 [9] 不过，正如杜申（A. E. Duchesne）所指出的，土耳其在我们所要讲的故事中起着间接的作用：它对印度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威胁到埃及，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造成负面影响。 [10] 其他相关的东亚地区，例如新加坡 [11] 、泰国（暹罗）及马来西亚都受到一战影响，甚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其中。 [12] 遗憾的是，受篇幅所限及主题约束，我在书中不得不将它们排除在外。我只能查考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本书着重研究一个崛起的大国（日本）、一个拼命试图利用一战改变其民族命运的国家（中国）、一个英属殖民地（印度）、一个法属殖民地（越南）和一个日本殖民地（朝鲜）。这五个国家之间长期交往，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日本、中国、朝鲜、越南、印度五国相邻，由于近代以前中*帝国华**势力延伸到这些国家的影响，以及佛教的传播，他们共有某种相同的文化源头，进而建立起一种若隐若现的共性。印度与中国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有时是间接的文化交流。南北朝之前，佛教从印度传至中国，许多诗词、戏剧及小说，无论民间俗传和文人雅作都深受佛教浸润，其语言表达也多有翻译自印度文化的外来语。而朝鲜和中国的佛教很快便成为日本社会、文化及政治中的重要元素。除了佛教的输入，日本也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学识，并将其融入文学、近代以前的政治文化甚至茶道之中。朝鲜、越南的上层精英曾以汉字为书写文字，两国直到19世纪后期仍是向中国朝贡的王国。后来，它们都试图利用一战促进自身民族发展或建立国际威望，或两者兼而有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另一个凝聚力却来自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认为他们全都是划一的有色人种，即便印度人与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和朝鲜人截然不同。通过研究这些国家及其人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我希望在书中指出至今仍然使该地区和整个世界感到担忧的问题，此外还能够进一步阐明这场战争如何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自身及20世纪国际体系的思考和认知。
本书没有对上述五个国家进行均衡阐述，原因有两点：首先，三个殖民地国家（印度、朝鲜及越南）的人民并不具备掌控自己的战争政策甚至自身命运的权利，因此不能像中国和日本那样，围绕一战和战后世界秩序，自由地进行探讨、辩论和制定独立政策；其次，围绕这五个国家的现有学术研究差异甚大，我们确实需要更多关于越南和朝鲜的研究。换言之，本书既突出了某些领域历史研究的缺乏，也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建议。此外，出于对主题连贯性的考虑，本书将着重于西线战场以及本书所关注的这些国家和人民的经历。许多其他重要的领域和议题，如中东和非洲的印度人、俄罗斯的中国人以及中国对西伯利亚的军事干预，本书将不得不有所保留而未涉及。
除了聚焦在有限的地域范围，本书旨在更多地思考这些亚洲国家的共同旅程和一战对它们产生的影响，而非做全方位的历史叙述。换言之，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共有的历史”实际上才是本书的真正重点。本书以超越国家甚至国际层面的视野，试图从非国家和跨国界的角度展示历史。我希望它能引起反响并激发辩论。我还试图通过亚洲人和西方人的一战经历突出他们共有的历史。我注重关于亚洲人自身的期望、看法、痛苦和挫折的主题—而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欧洲人共有的。正如我在另一本书中指出的：“享有共同的经历或相似的遭遇，与分享共同的旅程有所不同，因为共同的旅程意味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尽管在旅途中存在困难、挑战和磨难。” [13] 不过，即使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越南人与朝鲜人之间有很多差异，他们在很多层面上仍有互动，并且他们的一战经历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为了运用比较的方法将外交、社会、政治、文化及军事历史等关键主题系统组织起来，本书借鉴了私人信件、日记、回忆录及政府档案等原始材料，以及英语及亚洲诸语言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亚洲的资料为基础，系统梳理所有主要的亚洲参战国家及其在一战中的经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本书还将指出，在亚洲地区的人民寻求现代国家认同、寻求在战后重组的世界秩序中的新地位这些关键性问题上，一战的经历怎样影响了他们。
与任何研究一样，本书的研究从现有学术成果中获益匪浅，我将重点介绍迄今为止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对该主题的最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与对一战的传统研究方法相反，本书的讨论将清楚地表明这场爆发于欧洲的冲突如何在外交、社会、政治、文化甚至军事上将亚洲卷入其中。与现有的亚洲研究不同，我把对这场大战的国际史/跨国史叙述带入我们对一战遗产的集体反思。我还将展示这场战争如何以惊人和重要的方式影响了亚洲国家。例如，日本对欧战的兴趣与其征服中国的野心密切相关，而中国要求参战，特别是参加战后和平会议的目标，则源于抗拒日本侵略的决心。人们普遍认为，无论要充分了解中国还是日本，都需要将两者放在一起来考察。 [14] 以中日两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介入为例，上述意见尤为正确，而且，稍做变更或许就可以适用于本书所提及的全部五个国家。比如，朝鲜明显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越南则希望寻求中国及朝鲜的帮助以争取民族独立。
一战在亚洲国家的民族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日本在战略上利用它跻身强国之列，而中国、印度、朝鲜及越南则全都经历了宣传民族自决及民族复兴的新运动的出现。但为什么这场欧洲战争会被这几个国家视为实现上述雄心的良机呢？日本是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最大敌人，为什么中国最终选择与日本站在同一个战争阵营？中国自愿派遣14万华工到法国帮助协约国一方，印度、越南的士兵和劳工也为响应各自宗主国的命令而远赴西方。欧洲的这场杀戮与争战，在印度最终的独立与民主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它又是如何种下使中国和越南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种子的？成千上万的亚洲人死于一战，这些都值得吗？
对大多数亚洲人来说，前往法国的旅程是艰辛和痛苦之旅。他们的痛苦主要来自晕船、疾病、恶劣的旅行条件及食物。虽然事实上他们是去支援法国或英国，或者同时支援两者，但中国人、印度人与越南人在法国都遭到欧洲人的种族歧视。吉卜林本人在《白人的负担》一诗中，就曾表达出夹杂责任与轻蔑的这种普遍的帝国复杂感情：他称亚洲人为“新近捉到的忧郁人群，半是魔鬼半是孩童”。他们深陷在“懒惰与异教徒的愚蠢之中”，只有当他们达到吉卜林及其同侪设定的“男子气概”标准时才能得到尊重。 [15]
尽管历尽艰辛并且面对种族歧视，亚洲人在欧洲的经历及与西方人的直接接触，还是为他们带来了对东西方文明的新认知。亚洲人除了贡献大量的人力资源以外，也在其他方面给协约国提供了重要帮助。由于朝鲜、印度及越南的殖民地地位，很难说他们从战争中得到了什么实质性利益，但中国和日本确实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好处。亚洲的参与使这场战争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整个亚洲地区人民的政治发展与国家认同。亚洲参战者对战后和平会议前景的激动期待，也进一步表明这场战争对于这一地区的重要性。
本书所提及的五个国家都经历了对一战前景的至高期望，和对战后结果倍感羞辱的失望。我将论证，这些期望和挫折，以及对战后和平会议的失望，是一次惊人的共有集体经验，尽管很少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做比较研究。这五个国家都非常热衷于威尔逊“十四点原则”演讲中所刻画的新世界秩序。相对处于弱势的中国、印度、朝鲜和越南都希望在国家命运上争取平等发声，日本则希望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梦寐以求的、西方对其亚洲强国地位的认可，同时希望其新近在中国攫取的利益能获得国际承认。更重要的是，日本希望西方列强能最终接受日本的完全平等地位。虽然日本人受到中国和朝鲜的学生、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外交官的强烈抗议，但它的第一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第二个目标则以失望告终。
国际联盟继续抱持欧洲中心偏见、英美在亚太地区的团结日益增强，以及《1924年美国移民法案》（其中包括特别条款《排亚法案》，禁止亚洲国家的人民移民美国）的通过，从三个方面“加深了日本的幻灭感”，日本在和约谈判中引入种族平等条款遭到拒绝，更使日本人的失落雪上加霜。 [16] 西方对日本所提条款的回应明显表明它仍旧未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日本仍然被排斥在白人俱乐部之外，并继续与亚洲同胞同处次等地位。这种幻灭感也许有助于解释日本后来实行一意孤行策略及对华扩张政策的意图。
更糟糕的是，日本正在经历一场国家认同危机。当中国发现19世纪的世界秩序极其错误、不公正及充满敌意时，日本则因为决心效仿德国而成功采纳了西方先进物质文明，自视为“东方的进步先锋”。但是，一战与新的世界秩序迫使日本得出结论，认为它可能选错了模仿对象—毕竟，德国现在是一个受到谴责的战败国。
由于中国对战后的世界寄予太多期望，因此在巴黎的失望更大。中国人知道自己作为不受尊重的弱国在列强那里没有太大发言权，所以从1915年起就开始为和平会议做准备。鉴于正式对德宣战，并且派出数量庞大的劳工团去欧洲支援协约国，因此中国在和会中取得了席位，但仅仅作为三等国家而得到两名代表席位，而日本则有五名代表。事后看来，日本在和会上的成功自然而然地意味着中国的失败。即便如此，中国人仍抓住机会，成功地为会议讨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和观点。但他们既没有实现在国际上获得平等地位的梦想，更没有实现从日本手中夺回山东的愿望。
对印度、朝鲜及越南这些殖民地而言，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理念极大地鼓舞了他们。1919年，阮爱国在巴黎首次现身历史舞台，这位来自殖民地的籍籍无名的越南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胡志明。胡在巴黎非常活跃，1919年9月，他甚至获得刚刚返回法国的越南总督阿尔贝·萨罗（Albert Sarraut）的接见。一些资料显示，胡志明与美国及法国的朝鲜民族主义者有来往，他在1919年的很多想法都受到了他们的启发。人们相信胡志明大量借用了朝鲜独立运动的经验。 [17] 一战也许没有对朝鲜产生太大影响，也没有给朝鲜造成重大经济困难，但是与战后和平会议有关的观点都表明了朝鲜人心中具有很高的期望。由于一战，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经历了一场大变革。直到1914年，印度国民大会*党**一直是帝国的支柱，但战争一结束，它就变成了大英帝国的死敌。有人认为，印度在一战及和平会议中的经历使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争取完全独立的道路。从共有经历的角度透视，我们看到这些亚洲国家都曾期待第一次世界大战能改变它们的各种令人不安、岌岌可危的现状，但最后无一例外都感到失望和沮丧。像印度一样，朝鲜和越南不得不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最终摆脱殖民者，宣布民族自决。
这五个国家的精英全都深受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新世界秩序蓝图的影响。这给各个国家在内部及国际间为亚洲在战后的世界地位展开大辩论创造了氛围。对巴黎和平谈判的共同失望标志着亚洲与西方关系的重要转折点。这些国家开始寻找另外的独立道路，这一过程为未来的冲突，特别是中日两国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919年欧战结束后的亚洲与1914年的亚洲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各方面皆如此。 [18] 马雪松曾就威尔逊的新世界秩序构想以及其对中国人、印度人、朝鲜人和埃及人的影响写了一本优秀的专著。受到他精辟论证的启发，并以此为基础，我在书中强调了亚洲人自己对战后世界体系的看法，以及各国内部的声音和力量如何推动他们对战后现实做出反应、为改革做出努力，并特别关注来自亚洲人本身的动力。我尤其关注有实力的思想家们—如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梁启超及许多日本思想家—所倡导的“亚洲价值观”。随着古老的儒家文明开始崩溃，中国力争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并试图与西方保持平等的关系，因此广义的一战年代恰逢亚洲内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随着这场大战争，印度开始了漫长的独立之旅，而中国则走上一条可以称为国际化及民族复兴的新道路。一战结束后，中国和越南最终都走向共产主义，与此同时，一战导致了被战争所改变的日本的崛起，并最终在军事上挑衅西方。
以共有历史的范式来考察这一时期的整个亚洲非常合理：这场战争本身被后人称为“世界大战”，它把那些原本没有什么机会相遇的人聚集在了一起。亚洲精英在一战和国家发展方面的经验之所以是共有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在本土和国际上获得启发—即使是他们最边缘化的同胞，即从中国、印度和越南的穷人中招募的工人和步兵，也在通常是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分享着在异国生活和与西方文化接触的经历。我认为，虽然这些国家和它们各自与战争的联系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似之处，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次集体的共有旅程。
究竟亚洲各国的参与是如何把一战不但变成真正的“世界”战争，而且还将它变成一场“大”战争的呢？究竟这场战争是如何产生由内到外改变亚洲的力量的？无论在亚洲史还是世界史上，亚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独特的一章。亚洲的参战改变了更广泛的冲突的意义和影响。我们必须考虑为什么亚洲精英在战前和战争期间都将自己视为既有世界秩序的受害者，以及为什么这些精英在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时都表现得既兴奋又焦虑。正如克里斯多夫·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所总结的那样，欧洲列强“是一群梦游者，小心翼翼却看不清，被梦想困扰，对于他们将要带入世界的恐怖现实视而不见”，而中国与日本则迅速制订了应对冲突的计划。 [19]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形成整个亚洲世界观和发展道路的决定性时刻。
中国人的20世纪始于1895年到1919年的广义的一战时期。中国对一战的反应及参与，充分标志着它走向国际化的漫长历程的开始，并且将它作为一个国家带入世界。中国对一战的参与，也使它重新回到20世纪更广阔的世界历史之中。今天的中国正如一战时期的中国，仍在寻求国家认同，寻求“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等问题的答案。由于一战的后果，中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一战和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相信“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能够救中国。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政治革命恰逢这场大战，这为中国通过参战投入来重新定义其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动力和机遇。一战标志着已有国际体系的崩溃和新世界秩序的到来，这一明显的形势发展正符合中国想要改变其国际地位的愿望。年轻共和国的弱点和国内的政治混乱也为它进入和改变国际体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越南与英属印度作为殖民地，地位与作为独立国家的中国和日本不同。以越南为例，欧洲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关于一战对国家影响的议论及探讨也是有限和无关紧要的。但是越南人和中国人一样，深受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促使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国家寻求新的方向。如同越南一样，印度的参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作为帝国属地的缘故，而不是出于印度自身利益的决策。印度的殖民主人起初并不认为它需要印度人的帮助。毕竟，这场战争主要是在欧洲人之间进行的。但英国人很快意识到，如果他们希望在这场冲突中幸存下来，就必须动员印度资源。印度的参与，即使是在英国的指导下，对于印度人的民族发展及对外关系也很重要。因此，战争打开了一些印度人看向外部世界的眼界，随着世界政治的变化，他们所谓的母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战，这让他们拥有了梦想并设定了很高的期望。
罗伯特·葛沃斯与马雪松最近指出：
在历史研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一个被忽视的主题。然而，或许可以理解的是，鉴于西欧战争的中心地位，过去90年来出版的大部分文献都集中在西线战事及其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影响上。这些历史大多都从下面两个主要前提出发：首先，战争爆发于1914年的“八月枪声”，结束于1919年11月11日的停战协议；其次，战争主要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且主要是欧洲事务。 [20]
本书即以上述论断为出发点。亚洲非民族国家在一战中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虽然我们知道个人的、社会的和跨国的理想与想法在亚洲的表现与欧洲有所不同，但是非民族国家的人民究竟是如何将这些理想和想法融入其愿望与活动中的？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见诸文字。我通过考察来自中国的劳工、来自印度和越南的参战士兵在战争中和在西方文明中承担的角色来梳理这些联系。除了叙述在中国发生的实际战斗—特别是当驻扎在那里的德国*队军**遭到英国和日本袭击时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军事冲突—本书将着重描写在西线战场效力并通常死在那里的数十万亚洲人。本书一个主要目标是发掘和记录那些人的真实声音，因为他们在这场大战冲突中的生活和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忽视。我将探讨为何印度、越南和中国都派人到欧洲为协约国一方提供帮助的问题。那些在欧洲的亚洲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在待遇上以及在他们对战争的贡献方面有什么不同的经历？本书无意成为标准的军事史或外交史，而是要呈现一部亚洲人参与、回应一战的社会史、文化史与国际史。
在参战国家中，中国的参与可能是最不寻常的。派遣劳工的计划标志着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第一次在远离国土之外的事务中采取主动策略。由于一战是一场全面战争，对抗在前线战场及后方国内同时展开，它消耗了大量战斗力量及其他人力资源。西线进行的是可怕的战壕战，中国人、印度人和越南人所贡献的巨大人力资源必须被视为战争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国内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战期间，中国人为争取民族国家的地位而努力走到一起，而印度则走上了漫长的独立道路。虽然中国和越南最终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日本，一战引发了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最终导致它采取军事手段直接挑战西方。亚洲的参战给了协约国一方道德声望和战略及人力资源优势。一战在亚洲的结果包含了悲剧、悖论和矛盾。冲突是关于帝国的野心，但中国在成为共和国和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翻推**了自己的帝国。日本利用一战强化了帝国地位，而朝鲜、印度及越南的经历则激励他们努力摆脱帝国主人，走向独立。
有战争就有胜利和失败。中国加入了胜利者一边，但只得到很少的回报。日本是一个胜利者，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但它的收获也为其帝国未来的毁灭埋下了种子。一战终结了19世纪的世界体系，也提供了重新调整国际事务的机遇。亚洲知识分子都明白，一战代表了欧洲的道德沦丧，但战后世界体系并不能驱除称霸多年的列强势力，除了集体的失望之外，它在战争的直接后果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各章简述：亚洲的参与及共有旅程
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在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源起的经典著作中写道：这场冲突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21] 这一论述也可以用于亚洲。日本和中国对即将来临的、对自己有利的前景抱着强烈期望，印度和越南既有对宗主国的义务，民族主义也崭露头角，几乎全都立即卷入了这场欧洲战争。在实际战斗方面，只有印度及越南派出*队军**参加作战。日本对其盟友仅提供微薄的军事支援自有其道理，因为它真正的动机是扩大在华利益，而非打败德国。 [22] 由于真正目的是中国，因此当它一旦取得此前被德国占领的青岛后，便立即转移战争投入，集中精力扩大在华势力范围。本书第一章概述一战开始时北亚的局势。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成为该地区的大国，并成为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中国被迫放弃的台湾就是日本的第一块殖民地。这场战争也使中国被迫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中断两国多年的朝贡关系，为日后日本取得第二块殖民地奠定了基础。作为东亚新兴强国，日本似乎注定要参与一场重要的国际军事博弈。通过击败中国，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强国。它决意趁欧洲殖民大国被发生在家门口的战争所困而无暇他顾之时，成为领先世界的强国和中国的主人。第一章还回顾了青岛战役，说明这场欧洲战争如何把战斗带到中国战场，以及印度人、中国人及日本人在这场战役中扮演的角色。
第二章重点介绍中国和日本如何利用一战来为国家利益和在国际间的利益服务。本章论证，如果没有认识中国在日本参战战略上的中心地位，就不能完全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的重要性。如果说中国是日本参战的关键，那么对日本图谋的担忧也推动了中国努力加入战争。本章进一步探讨中国与日本的战时政策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本章还突出了中国劳工团在法国的战略意义和经历。1911年的辛亥革命迫使中国人重新关注世界体系的变化，而这场大战是引起中国社会和政治精英想象的第一个重大事件。中国人世界观的变化与战争所释放出来的不稳定力量，为中国参与世界事务奠定了基础，尽管对中国本身似乎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23] 本章尤其关注中国人和日本人如何利用一战实现各自的国家目标等问题，以及一战如何确定了这两个亚洲主要国家在20世纪所选择的方向。本章会进一步论证中国和日本经过大量的思考和精心策划加入战争，并反映了各自的战略考量和长远计划。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通往一战的道路，和他们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世界的经历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来看，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
第三章涉及印度战斗人员和辅助劳工的贡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120万印度男子来到法国，作为士兵或劳工，在母国周围为殖民主人服务。本章解释了战争经历如何帮助印度人了解自身的民族命运，并给他们带来关于英国和西方文明的新视野。透过印度劳工、士兵和英国人的眼光，可以看到种族问题也于此时出现了。关于印度和一战的文献很多，但我的讨论突出了印度人与亚洲同胞共有的各种经历。因此，我更关注弱势群体和个人的声音，并以印度故事与其他亚洲国家故事的比较为依据。
第四章讨论越南的参与和一战对其民族最终觉醒的影响。在战争期间，北圻、交趾*那支**及安南殖民地（构成今天的越南）共派出了约10万士兵与劳工，与法国人一同对抗德国人。本章讨论他们的贡献和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的共同思考—思考祖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历史和未来，以及他们渴望独立的共同梦想。本章将特别关注像胡志明这样的人，关注他们对一战、对新兴越南民族主义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为什么这场战争是殖民地越南的转折点。
第五章研究一战对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作用。与印度、日本、越南或中国不同，这场战争对朝鲜半岛民众几乎没有直接影响。朝鲜并没有卷入一战，对一战也没有兴趣。尽管如此，一战仍标志着朝鲜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带来了威尔逊对战后新世界秩序的承诺。当朝鲜民族主义者得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演讲以及随后在1918年1月的宣言时，他们像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对世界前景及这一承诺对朝鲜未来的意义感到兴奋。很多朝鲜民族主义者认识到“威尔逊时刻”是朝鲜前所未有的机会，遂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充分利用这一良机。第五章也强调了朝鲜人与其他亚洲人塑造自己民族发展的共有非凡旅程。
第六章考察了中日两国代表及游说者在巴黎和会上的作用。虽然很少有学者重视他们的角色，但本章论证，即便是日本人，也渴望参与在战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他们希望战后和平协议能巩固其作为亚洲主导力量的地位，并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发展利益。日本领导者希望西方列强将日本视为平等一员，因为“骄傲、自信、富裕的欧洲已经把自己撕成碎片”。 [24] 当然，中国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收回并决心守住被日本夺走的山东权益。第六章会进一步阐释中国人和日本人如何都对和平谈判及由此产生的《凡尔赛和约》失望。
第七章关注对日本种族平等条款的处理，正如在巴黎和平会议上一步步展开的那样。本章论证日本人在巴黎以复杂的心情迎接他们的胜利。的确，日本是和平会议上的五大强国之一，但其提出在战后世界秩序中使种族平等合法化的建议却被直接否定，甚至被忽视了。当代表团回到日本时，人们因种族平等条款的失败向他们抗议。不过，日本人并不认为他们将朝鲜人视为劣等人与他们的种族平等要求自相矛盾，因此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种族问题确实是日本人及其亚洲同伴之间共有的痛苦历史；当亚洲人在欧洲时，所有人都面临种族歧视，更不要说在自己本土与殖民者打交道的经历了。当日本在促进全世界种族平等和攫取领土权益之间做出选择时，它选择了后者，因为前者已经证明很难被日本精英接受，更何况付诸实施。
第八章集中讨论一战期间和战后的跨国思想运动和泛亚洲主义的发展。很多亚洲人，也可以说绝大多数亚洲人，都认为这场大战争只不过是一场白人之战，只是欧洲人的战争、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但他们却参与其中，一战及其后果迫使他们思考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都在重新思考亚洲与西方、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应该在战争之后向何处去。战争及其造成的破坏使西方文明的道德价值观失去信誉，巴黎和会上发生的一切也从根本上削弱了亚洲人对西方列强的期望和尊重。第八章论述了一战给亚洲人带来的文化上的影响和对于文明社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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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亚洲地区，有关一战的记忆、遗忘甚至有意造成的缺失，背离了人们想要认清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的初步努力，说明要真正理解一战对亚洲的影响仍然任重道远。 [25] 对亚洲国家、亚洲人及其对一战的参与，西方人头脑中的印象及看法同样是混乱的。由于中国和越南充满痛苦和创伤的政治历史、印度和朝鲜的殖民遗产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这些参与国家的人们对一战的看法已被扭曲。本书意在为恢复一战记忆并在亚洲背景下重新评价一战向前迈出一步。我希望因此能进一步推动复原一战更广泛的“世界”意义和重要性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