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耀礼
母亲在世时，我曾经陪她去医院看过几次病。
记忆最深得是1978年初秋，我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去牡丹江先锋医院的那次。
母亲不到五十岁，患上了较重的肺心病。发病时，整夜整夜地哮喘咳嗽，躺着困难。睡眠也只能趴在高一点的枕头上迷糊着。
图片为六十年代牡丹江太平路的楼房
1977年秋，我家由市里西七条路搬到市东部阳明区的机车职工住宅。
母亲常去就诊的牡丹江市先锋医院，位于市内西长安街的西二条路上。
这样一来，再到这家医院看病，有约七、八公里的路程。当时的阳明区，还没有市一级的医疗机构 。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牡丹江虹云桥
而母亲又特别信任先锋医院（其前身是牡丹江市第二中医院）中医科的朴大夫。
自搬入阳明区机车住宅一年来，都是大姐通过关系，找过机车医院的医生来家看过病，还未看过中医。
这是六十年代从桥下铁道线上拍摄的虹云桥
母亲时不时地说起先锋医院的那位朴大夫，总想找这位熟知自己病情的中医再给看一看。
因以前家住市里时，曾陪母亲去过先锋医院就诊，轻车熟路。
这次，我又打算领母亲去这家医院看中医。
图片为现在的牡丹江先锋医院
说来也巧，我与母亲同属马，并且还是同一天生日。
也就是说母亲是在她37岁（虚岁）生日那天生得我。
那年（1978年），农历也是马年，母亲61（虚岁）。
我25（虚岁） 正直年轻力壮。
可我忽视了一点，以前用自行车带着母亲看病，那时家离着医院近，或推或骑十几分钟就到。
七十年代的牡丹江市解放路
可搬入机车住宅后，家离医院七、八公里路程，那年月没有出租车，坐公共汽车，两头站点都很远。
当时，母亲年已六旬，身体极度削弱，外加一条腿残疾。长时间坐在自行车货架上，难以承受。
况且从家到先锋医院，须经过市里车辆行人较多的光华街、东四条路和长安街。而自行车带人当时又属交通违章行为。
如推着车走，时间太长，根本吃不消。
现在的牡丹江先锋医院
思来想去，还是骑车带着母亲去吧？
不过，我按母亲的意见，让大姐20刚出头的大女儿小艳（那时在家休班），骑另一辆自行车一起去。
这样，路上万一出现闪失，也好有个照应。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牡丹江光华街
记忆中那次陪母亲去医院时间是1978年初秋时节，考虑到上午医院就医者和路上的人多，我们是下午从家出来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牡丹江北山宾馆
我还是骑着自己那辆小金鹿脚闸自行车，小艳骑她家那辆飞鸽加重车，不过她十几岁的弟弟闹着非要去，她后座又带上了弟弟。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牡丹江市工人文化宫
从家出来，推车走了几步，我小心翼翼地跨上了自行车。
初秋的午后，金色的阳光，穿过路边一棵棵高大杨树的繁茂枝叶，洒向路面，给树荫下涂上片片灰黄相交的图案。
母亲坐在车货架上，一手抓着我的腰带，一手把着货架后梁。并不时用眼，标着骑在我车后外孙女小艳的车子。
不太宽阔的马路上，除偶尔驶过几辆“大解放”和草绿色帆布吉普车外，只有三三两两的自行车行进。
上世纪七十年代牡丹江光华街上骑行的自行车
开始，两辆车子距离较近。
过了光华街，拐入东四条路再向南骑不多远，母亲说看不见小艳的车了，叫我慢点骑，等等她俩。
熟悉那时东四条路路况的人都知道，沙俄修筑的中东铁路，在平安街和牡丹街之间穿过牡丹江市区的。
后来铁道北移，原铁道路基较高，东四这段路便出现上下坡道。
刚刚驶入站台的蒸汽机车
那天，刚骑到东四条路平安街段，快上坡时，母亲叫我停下车。
她两手用力地抓住车座，吃力地从车货架上下来，双脚刚一落地，身子一软，竟一下坐到了地上。
我赶忙把车子支上，双手扶起母亲，挪到路边，坐在路牙石上。
又从地上捡起掉了的椅垫，给她塞到屁股下。
身体削弱到如此程度，她却张口道：“小艳的车子还看不见，不会出啥事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牡丹江新华路
我安慰她，“不能，她就是带个人，骑得慢。”“咱好好歇会儿，连等她们。”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小艳带着弟弟骑车赶到。
此时，母亲悬着的心方落下，神态也安稳了些。稍事待了一会，接着赶路。
我让母亲站到路牙石上，把车子货架斜向路牙石，母亲重新坐到车上。
由于是上坡路段，我用力把车子推上了坡，然后双腿先跨到车大梁上，再把车子蹬起来。
七十年代初的牡丹江人民公园正门
下坡不远，便拐入东长安街。先锋医院坐落于西长安街，很快就骑到了。
中医科患者不多，母亲称为朴先生的是位约30多岁女大夫，以前曾给母亲看过几次病。
她仔细听着母亲的口述，又认真地号完母亲的脉后，安慰了几句，便动笔开了中药处方，并叮嘱了喝汤药需注意的事项。
趁着小艳搀着母亲往外走，我从她手里接处方瞬间，朴大夫看着我 小声道：“你妈妈病的挺重，难以挺过今冬，你们得有心里准备。”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牡丹江火车站站前广场
“心里准备”的玄外之音，是告知病人家属，既有对最坏的结果地心里承受，也有其准备后事之意。
我心里不觉一顿，拿处方的手也微微颤动。
又转念一想，母亲已患病十几年了，每次犯病都挺重，可每次都化险为夷。朴医生有些小题大做了吧？
七十年代的牡丹江虹云桥北
但母亲这次病体确实特别虚弱，连自行车后车座都坐不了了。
来时勉强将就到医院，再坐自行车从距家七、八公里的先锋医院返回，老人家的病体无法承受。
当时，我的二姐夫在市运输公司一家车队当队长，队里是清一色的三轮运输卡车，俗称“三轮卡”。
母亲性格很要强，平时求人总是思量再三，怕给别人添麻烦。
这次去先锋医院看病前，我曾想去二姐夫单位找辆“三轮卡”。母亲不同意，说用自行车带着去就行。
六十年代的牡丹江太平路
但这次，当我取回中药，看到极度疲惫母亲半坐半躺地靠在走廊长椅上时，她却叫我去二姐夫单位找车送其回家。
看来母亲的身体确实虚弱得坐不了自行车了。
二姐夫所在的运输车队，离先锋医院很近。
去后，二姐夫找了辆“三轮卡 ”汽车，我领着车到了医院。
小艳帮着把母亲搀到“三轮卡”副驾驶位置上，就骑车去“三百商店”了。
七十年代的牡丹江第三百货商店
我和小外甥连自行车都坐在卡车货厢上，一路回返。
汽车经过光华街造纸厂路口时，看到路边有辆生产队的马车，正售卖宁安产的西瓜。
母亲让司机停了车，叫我下去买个西瓜给开车的师傅。
到家后，见司机师傅执意不收，母亲又让我把西瓜切下一半，用报纸包上，放到车上。
牡丹江人民公园内的湖泊
这是我陪母亲最后一次到医院就诊，也是母亲最后一次去医院。
正如先锋医院朴医生所言的那样，当年入冬，母亲病情加重。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虽然大姐多次从机车职工医院请来熟悉的医护人员，给母亲看病、点滴、吸氧直至注射强心剂，可终究未能挽留住母亲。
次年元月13日傍晚，61岁的母亲与世长辞。
“梦里依稀慈母泪”，鲁迅先生的这句诗，道出了多年来，我对母亲的思念和缅怀。
1969年夏51岁的母亲与在家的三个女儿合影
2024年元月25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