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原本是一名医生，还在大学时，他的专业训练已经让他接触到了穷人的疾苦。24岁时，他成为社会主义者，跟随远房表哥、空军军官马尔马杜克·格罗韦(Marmaduke Grove)卷入了政治斗争，后者于1932年成为智利的第一位社会主义总统，尽管在位时间仅有短短12天。在家乡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建起一个社会*党**的支部后，阿连德在政坛青云直上，于1937年被选入国会，并于1939年被任命为卫生部长。1945年他当选参议员，随后于1952年、1958年、1964年和1970年数次竞选总统。不同于很多更为激进的同侪，阿连德一直希望通过现行的民主实践来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他坚持不懈地在政坛推动左翼的议事日程，先是在参议院，后来在总统官邸。
阿连德
阿连德当选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他1970年的胜选标志着左翼“人民团结”联盟的成功——这个联盟聚集了社会*党**、*产党共**、激进*党**的一小部分成员，以及前基督教民主*党**的一小部分成员成立的小*党**派“统一人民行动运动”（MAPU)。阿连德仅以超出竞争对手1.3%的微弱优势获胜，他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右翼候选人、前总统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在1958年的竞选中，亚历山德里曾以类似的微弱优势击败阿连德。但阿连德只是在非常接近的三名候选人中赢得最高票数，他的得票也未超过半数。技术上来说，“人民团结”已经赢得了必需的选民支持，可以开始实施他们提出的40条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但关于国家的正确发展路径，国内的分歧仍然尖锐。不过阿连德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他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可以合力打造一个变革的平台。阿连德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克(Radomiro Tomic)都感到急需加速社会与经济改革——这场改革是由阿连德的前任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1964年至1970年执政）启动的。阿连德和托米克加起来获得了接近三分之二的选票，在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下，阿连德可以声称大多数国民要求结构性的变革。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阿连德相信他能够赢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并利用这一点来民主地而非*力暴**地实施变革，将变革约束在现行法律与政治体制之内。这会是一场“有着红酒与恩潘纳达味道”的革命(恩潘纳达是一种流行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拉丁美洲的糕点食物。变革会发生，但不会造成牺牲，而且会带着智利独特的风味。
阿连德
“人民团结”在1970年大选中的成功把智利变成了国际政治地图上的热点，引起了众多国家——尤其是美国与欧洲——的关注。尽管很多进步人士相信智利会在两个超级大国、两种意识形态的夹缝中探索出政治“第三条路”，[45]但在冷战年代，这种可能性既鼓舞人心，也令人担忧。美国政府的文件显示，竞选结果揭晓当天，美国大使爱德华·科里(EdwardKorry)从圣地亚哥向华盛顿发了18封电报，随时向尼克松(Nixon)政府通知选情。据时任国务卿享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回忆，当天智利传回的竞选结果使“尼克松暴跳如雷”，并且决定要“绕过官僚体系”尽快对智利采取行动。
尼克松
1975年9月15日早上，智利大选之后11天，尼克松召集了一次闭门早餐会，与会者包括基辛格、百事公司董事长唐纳德·肯道尔（DonaldKendall)、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智利保守派报纸《信使报》（El Mercurio)及一家百事可乐装瓶厂的拥有者奥古斯丁·爱德华兹(Augustin Edwards)等人。爱德华兹乞求尼克松阻止阿连德就任总统，并宣称如果阿连德成功就任会给地区带来灾难。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主持的情报特别委员会记录了1964年至1973年间美国在智利的秘密行动，该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9月15日的早餐会后，尼克松会见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Helms)，并指示中情局部署军事*变政**阻止阿连德掌权。这一指示，尼克松并没有知会国务院、国防部或是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馆。此外，据丘奇委员会的报告《涉及外国领导人的*杀暗**阴谋》(Alleged Assassination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称，赫尔姆斯在这次密会中做的笔记提到授权1000万美元预算——“不够的话再加”——用于阻止阿连德就职，以及“对[智利]经济施加压力”的指示。这些指示随后演进成为代号“福贝尔特”（FUBELT)的秘密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导致智利国防军总司令勒内·施耐德(RenéSchneider)遇刺身亡，但没能掀起军事*变政**，也没能阻止阿连德就职。尼克松的指示给1970年至1973年间美国对智利的政策设下了敌意的基调。美国对智利发起了一场“看不见的经济*锁封**”以及大量CIA牵头的秘密行动，目的是颠覆并最终*翻推**阿连德政权。CIA耗资800万美元开展的颠覆行动范围极广，从操纵媒体到“直接挑起军事*变政**”无所不包。历史学家仍在不断解密这些颠覆行动的完整内容。
斯塔德福·比尔
斯塔福·比尔于1971年11月4日星期二抵达智利，这一天也是阿连德正式执政一周年。这天，总统在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对全国人民发表了公开讲话，详细介绍了他的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成就。传统上总统会在5月对国会提交年度工作报告，阿连德的这一行动打破了传统。阿连德承诺他的政府会继续与人民大众直接沟通。在讲话的开头，他对聚集在国家体育场的群众和通过收音机、电视机正在收听收看直播的群众说道：“智利人民，圣地亚哥的人民，一年前……人民说‘我们要胜利’，现在我们胜利了。”在这次讲话中，总统列举了过去一年工作中的多项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对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国有化、干预和没收。通过这些行动，“智利人民收回了原本就属于他们的东西，一度被外国资本占据的、智利人民的基本财富……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说：我们的铜，我们的煤，我们的铁，我们的硝石，我们的钢”。因为这些巨大的进展，阿连德在他执政的第二年里迫切需要找出办法来管理新生的、仍在快速成长的国有经济。
阿连德的讲话放大了首都的兴奋气氛。就在几周前，智利人民刚刚欣喜地得知他们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Neruda)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的颁奖词称他“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据当时的智利报纸显示，不论政治倾向如何，所有智利人都为聂鲁达的获奖以及国际社会对智利的认同感到骄傲。不过，考虑到聂鲁达对“人民团结”政府的公开支——他担任了阿连德政府驻法国大使——以及他本人作为老*产党共**员的身份，他的获奖也可以看作国际社会对智利社会主义变革路线的认可。阿连德没有错过这个视角，他认为通过这次颁奖，“聂鲁达诗歌的品质、我们国家的民选政府，以及智利*产党共**都得到了认同”0聂鲁达的巨大成功给了“人民团结”联盟中各*党**派一个共同的理由来庆祝，但这种志同道合的感觉稍纵即逝。随着1971年接近尾声，联盟内部意识形态的裂痕逐渐加深。1971年12月，*产党共**公开批评政府掌控国家经济的策略过于强调速度，而不是逐步巩固经济建设的成果。
阿连德
比尔的到访还恰好遇上了另一件大事。1971年11月10日，比尔抵达后六天，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来到圣地亚哥，传达他对智利革命进程的支持：古巴终于不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他的到访加深了人们将智利与古巴革命联系起来的希望与担忧，尤其是当他把原定十天的行程延长到三个多星期，并做了大量公开亮相、演讲、访谈和引人注目的举止后，媒体的兴趣完全被唤醒了。不论政治倾向如何，智利媒体全都用大篇幅报道卡斯特罗的访问。左翼的《号角报》(Clarin)称民众对卡斯特罗的访问“致以史上最盛大的欢迎”。尽管非常夸张，但这句话能够反映卡斯特罗受到公众关注的程度。另一些媒体则希望保守节制的智利人民能被革命热情感染。“智利不是一个习惯革命的国家，而你是革命的象征，”智利作家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Rojas)在给这位古巴领导人的编辑致辞中写道，“你不会从智利之行中收获任何东西，但智利会因你的访问受益……你不仅代表你的国家，更代表革命的精神。”同时，反对派媒体的反应也很强烈，这些媒体从理性角度对他发起了攻击。卡斯特罗的到访还激起了第一次反对阿连德政府的公开*行游***威示**，给未来的一系列*行游***威示**埋下了伏笔。
考虑到围绕着卡斯特罗的喧闹和智利人民对他两极分化的反应，罕有人注意到一位英国控制论学者的到来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这位学者也有引人注目的大胡子。“大半智利人都去看菲德尔·卡斯特罗了，”弗洛雷斯回忆道，“而我去看斯塔福·比尔，这有点讽刺。”尽管比尔名气不算大，智利政府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弗洛雷斯利用他在国开的地位落实了支付比尔的报酬和差旅费用所需的资金。这次比尔在圣地亚哥的十天，政府每天向他支付500美元咨询费（约等于2009年的2650美元)。比尔被安排住在豪华的卡雷拉酒店，就在总统官邸的马路斜对面，往返机票则是智利国家航空公司的头等舱。弗洛雷斯和比尔立即开始了工作：将控制论原则应用于智利经济管理。弗洛雷斯已经组建了一支小团队与比尔一起工作，其中大多是他在天主教大学时的同事，其中不乏跟弗洛雷斯一样的MAPU成员，所有人都是受过大学训练的科学和技术专家。“一开始很不正式，跟很多事情一样，你得找朋友帮忙。”弗洛雷斯这样说。这支团队在国家科技学院的总部聚集——这所学院是政府的科技研发中心，西班牙语的缩写是“IN-TEC”。除了在国开的职位以外，弗洛雷斯还在这所学院的理事会担任理事长，因此有权为这个项目调动资源、招募专家。初始的项目组包括：学院的副院长何塞·瓦伦瑞拉(JoseValenzuela)，弗洛雷斯的朋友，曾经是一名教授；豪尔赫·巴里恩托斯(Jorge Barrientos)，弗洛雷斯的大学同学，在运筹学院工作；劳塔罗·卡尔卡莫(LautaroCarcamo)，来自一家私营的商业管理咨询公司CADE，这家公司雇用了很多天主教大学的毕业生；劳尔·埃斯佩霍，工业工程师，在天主教大学认识了弗洛雷斯，后来成为国开的运筹学家；埃尔南·圣马利亚(Hernán Santa Maria)，来自天主教大学，德高望重的数学教授；爱德华多·纳瓦雷特(EduardoNavarre-te)，曾是天主教大学的学生，MAPU成员，后来在国开的工业项目部门工作；吉·蓬希耶佩，国家科技学院工业设计组的主管，曾在天主教大学任教；还有阿尔弗雷多·德尔·瓦耶(Alfredo del Valle)，国开能源部的首席计划官，曾在天主教大学获得工程学位，MAPU的活跃成员。此外，弗洛雷斯还招募了罗贝尔托·卡尼耶特，前海军军官，受过大学训练的机械工程师，联合国认证的西班牙语一英语翻译。卡尼耶特担任比尔在智利期间的翻译，后来又承担了一个更技术性的角色。尽管鲜有智利人了解比尔的工作，但在弗洛雷斯精心挑选的团队中，很多成员都熟悉比尔的著作《决策与控制》，因为这本书[48]在运筹学领域的重要性。有几名成员是在出差到欧洲或美国时注意到比尔的工作，另一些人则是通过与弗洛雷斯的交谈了解到这位控制论学者。不过，大多数团队成员对控制论知之甚少，也缺乏这个领域的正规训练。在这个项目的回忆录中比尔提到，从第一次会议开始，“团队就完全熟悉了控制论的一般术语”。比尔可能对这些智利同事提前做的准备过于乐观了，埃斯佩霍后来说道：“仅仅读过一本书[《决策与控制》]、[围绕这个主题]有过几次交谈，并不意味着[我们]一组人已经得到了这个领域的良好训练。”
比尔的夸大可能正好反映出他对这些智利同事在第一次会面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技艺具有很高的信心。据埃斯佩霍的回忆，比尔很快切入正题，首先大略介绍了他的控制论理论(例如可生存系统模型)，然后认真地回答了智利同事们的问题。智利的团队很明显被吸引住了：比尔把尚未出版的新书《公司的大脑》的手抄稿分发给他们，在他回伦敦前，团队成员就已读完了这本书。考虑到这本书的长度和技术详细程度，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而且这本书是用英语写的，更何况很多团队成员在学习控制论之外还有别的工作。
比尔在智利既当老师又当学生。他把自己在管理控制论领域的工作展示给智利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家，教他们其中的概念。同时他也需要理解智利政治的微妙之处，以及政府的和平社会主义变革计划。弗洛雷斯安排比尔会见了一些项目组之外的人，希望帮助这位控制论学者理解正在发生的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比尔见到了曾是天主教大学工程学院讲师的埃尔曼·施温伯(Herman Schwember)，一位MAPU成员。阿连德当选总统时，施温伯已经离开了大学，在铜矿业工作。据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一份技术性的工作，与政治无关。但施温伯对智利政治理解很深，这份才华使他和弗洛雷斯之间一直保持着牢固的友谊。当弗洛雷斯问他是否愿意与比尔讨论智利的政治与经济话题时，施温伯立即答应了，因为他“感到会见这位知名学者[将会]很有意思”。
比尔抵达智利之后三天，施温伯与弗洛雷斯去卡雷拉酒店见了他。这位控制论学者给施温伯留下的第一印象不完全是正面的，因为他恰好看到了比尔一个标志性的怪癖。“我记得斯塔福当时很抓狂，因为他带的雪茄和巧克力都给弄丢了，那时候在智利根本买不到这些东西。他有三个癖好：巧克力，雪茄，威士忌……我觉得这听起来有点蠢，”施温伯说道，“最终，唉，等我跟他熟了以后……我发现他真的是靠这三样东西活着的。”那天晚上，施温伯和弗洛雷斯与比尔探讨了智利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施温伯给两人充当了翻译。尽管施温伯当时还不是弗洛雷斯团队的正式成员，他仍然参与了比尔与弗洛雷斯、蓬希耶佩等人的会谈。后来，在将控制论原理应用于智利革命的过程中，施温伯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比尔还见到了阿连德政府中的一些*官高**，并向他们请教了很多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时任经济部副部长的奥斯卡·吉耶莫·伽雷顿(OscarGuillermo Garreton)。尽管只有27岁，伽雷顿已经站在了阿连德的经济国有化进程最前线，并且素有团结工人的美誉。六个月前，他刚刚主持了饱受争议的亚鲁尔纺织厂没收案，这是在阿连德总统明确指示下工人接管并国有化的第一家工厂。从照片上看，当时的伽雷顿是个有着深色卷发和络腮胡的年轻人，在接管工厂的庆祝活动上弹着吉他，或是与工人一同*行游**，完全没有政府*官高**的架子。伽雷顿说比尔是“上年纪的外国佬”，但他也发现比尔既热情又博学。比尔注意到伽雷顿“比费尔南多冷静得多”，
从这个观察中可以折射出弗洛雷斯的形象。在卡尼耶特的翻译下，伽雷顿解释了他对智利正在发生的复杂变革的印象。据说在去圣地亚哥之前比尔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学习智利的历史与政治，这些准备工作无疑有助于他吸收伽雷顿等人在短暂的访问过程中潮水般灌输给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