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1日至22日我在长沙开会，会后特意留下两天去办我的私事，此次来长沙的其中一个心愿就是去拜访钟叔河先生。
我知钟先生之名至少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他所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在我二十岁时就已读过几种，其实当时我并读不出那些书的深意，只是囫囵吞枣地翻阅一过，而书中所谈内容却与我接受的知识完全不相符。这有如口味的偏好，虽然家长一再说某些难吃的蔬菜营养丰富，即便如此也只能是示意性地吃上一口，并对其产生不了兴趣。
慈祥
然这件事却让我记住了编者钟叔河，有个时期，社会上风行读钱钟书的《七缀集》，我也跟风买来做刻苦研读状。其实书中的所言同样是看不懂，但我倒觉得钱钟书之名跟钟叔河名相像，文风也类似，以至于我常将两人搞混。再后来，我所认识的书友写过不少篇访问钟叔河先生书房的文章，这渐渐让我了解到钟先生是位循循长者，对人和蔼可亲，似乎并不像钱钟书那样不喜与世人接。
近些年来，我突发异想，每年制作一款自认为别致的贺卡，我忘记从哪里得到了钟叔河先生的邮址，于是斗胆呈上一枚，未成想收到了钟先生的回信。虽然此信此了了数语，但我却能够看出长者对人之诚，我对现代出版物毕竟属于外行，故一时找不到与钟先生请益的话题，后来也就渐渐不好再去叨扰。
沈从文题词
虽然如此，年轻时所种下的崇敬之心未曾磨灭，故此次前往长沙开会前，特意问过几位朋友，说自己有想去钟府拜望之意，几位友人均称钟先生为人和善。而后我给钟先生家中打了个电话，接电话者恰是其本人，我自报家门，他语气迟疑了一下，而后想起了我曾给他写信之事，其谦称自己并不刻意藏书，而家中之书一者是他编写丛书时所写的底本和参考资料，二者则是一些朋友的赠书。他认为我来看他的书房定然会失望。
然钟先生的所言正中我怀，因为这些年来他出版之书我也读过多本，我好奇于他知识点之广博，而就学业整体风气而言“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自章学诚而后，似乎通才一词趋近贬义，然我却属于“余不佞，独特迂论”，认为古人的专家之学是在博的基础上萃取而成者，也就是所谓的一专多能。但今人之专大多抛弃了后者，虽然是时代风气使然，但我倒觉得学院派的教学规范依然是专科、本科而后是硕士、博士，如果专胜于博，何不将这四者的顺序颠倒过来。基于此，我对博学之人始终有着崇敬之感，而以我的私见，正是钟先生的博学使我对其有着莫名的崇敬之感。
钱钟书题词
然而我在电话中并未向其阐述自己的“宏论”，只是称我的书房之旅是想写有特色的书房主人，并不在意其藏书量多少、藏书质多高。钟先生也客气地称，如果我不介意这些，他欢迎我前去做客。但他同时又问我准备到达的日期，闻我所言后，钟先生称有时候他的孩子会在周末接他出外散心，故我到达长沙后再去电确认时间。
我在去长沙之前也跟当地的爱书人彭国梁先生通过电话，彭先生恰好23日下午去参加一个诗会，于是在这天的下午我来到了彭府参观了他的书楼。彭先生邀请了他的朋友李暄女史一同前来聊天，中午彭先生请我们吃饭，而后他乘朋友之车前去参加诗会，彭先生请李暄带我前往钟府。
钟先生说这是非洲一种动物的牙齿
在路上，我听李暄聊起往事，原来她跟钟先生也很熟悉。李暄的父亲原本是湖南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其一生致力于地方文史研究。恰好我此次来长沙开会的地点就是在湖南省图书馆，而我在二十年前就来此馆看书，说不定见过李暄之父。有了这样的话题，跟李暄的聊天变得轻松了许多。
李暄告诉我，她近几年因为在北京工作，所以也未曾来拜访钟先生，但她却记得钟先生所住的出版局宿舍的院落可以逆行驶入，但我们所乘之车还是被此院的保安拦了下来，李暄下车与之交涉，经过一番口舌，对方还是打开了门。我以为钟先生所住这院面积较大，可能此楼距入口处较远，李暄考虑到我走路的不便，所以坚持开车入院。但没成想，入院后开出不到二十米就是钟先生家所在的宿舍楼，由此而让我感念李暄不曾言明的体谅。
钟先生家所住的宿舍楼看上去有三十层高，其家住在第二十层，这几乎是书圈中朋友人人皆知之事，如此准确的记忆则是缘于钟先生的堂号念楼，念楼者，廿楼也。但我总觉得以钟先生之博学，他的堂号来源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其所念者是否会有念兹在兹之意，但这个兹究竟有何特指，我却并未了解到。
钟府防盗门
客厅内的书架
跟随李暄上楼来到了钟府门口，在其防盗门上看到了“念楼钟寓”的竹节形匾额。按门铃后听到了浑厚的问话音，还未等李暄回答，门已打开了。站在门口者正是钟叔河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亲睹先生之面。其实从前在各种书上看到过他的多幅照片，如今见到本人，感觉那些照片的拍摄者并未用“美颜”。我的耳朵不小，而钟先生的耳朵似乎更大。他把我二人让入客厅，而后跟李暄寒喧几句，之后请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由保姆端上两杯茶。钟先生先问我出生于哪一年，而后感叹说，他今年已88岁了，出生于1931年，整整比我大33岁。然从其精神风貌看上去，我感觉他的年龄约在70岁上下。
逆光
整齐的摆放
落座之后，我本能地环视着客厅内的情形，此厅约40平米大小，左右两侧全是书架，右侧的书架顶上摆着一幅《韩熙载夜宴图》，从颜色上看，此图不是几十年前荣宝斋用饾版水印技术所印制之物。我曾在文章中读得，钟先生被打成*派右**之后曾经从事过不少的职业，似乎画图和木工是他最拿手者。我不记得从哪篇文章中看得，他曾将印刷品的《清明上河图》装裱起来，也许是我记忆之误，其所装裱者应当是这幅《夜宴图》。
台球桌
钟府客厅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干净整洁，也许这是他生活习惯使然，而客厅内除了沙发，最亮眼之物则是中厅摆放的一个台球桌。此桌虽然罩着绒布，但从尺寸看上去比标准台球桌略小。钟先生解释说，这是他跟老伴在家中锻练的器械，老伴去世后没人跟他再打台球，故只能闲置于此。接着他向我解释自己从小就有晕车、晕机的毛病，故而很少出门，这么多年来他仅去过四次北京，而每次所往均是不得不去之事，否则的话，他不愿意出远门。为此，他直到今天也没有去过张家界，同样也没有去过韶山。
钟叔和当记者时的老上级李锐的照片
关于他四次去北京之事，我从张中行所写《书呆子一路》一文中读到过一次，1994年第一期的《杂志》上载有该文，张中行在此文中记述了钟叔河住在东华门外翠明庄十几天之事。这个翠明庄如今已经成了一座特色饭店，有几次故宫领导在此宴请宾朋，我得以进入这间颇具文化气息的饭店。还有一次，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紫禁城杂志》组成了新的编委会，我也忝列编委之一，而编委会成立后首次会议就在此庄召开。我记得中午就是安排各编委在此店楼上休息，那时我方知道该饭店楼上还可住宿，只是未曾想到钟先生也曾住在该店。
《儿童杂事诗笺释》
从张中行的文中得知，他在翠明庄也是第一次见到钟叔和，此前他读到了钟先生所编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以及《书前书后》，而对于钟先生所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他引用了黄裳先生为《书前书后》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
叔河先生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从他经手编定的书和写下的序跋中，很可以看出一种特色。这里面有反映近代中国人西方观的《走向世界丛书》，有重印久已绝版的文史丛著的《凤凰丛书》，而数量最大、用力最多的则是重刊周作人的遗著，除了散文集的单行本外，还辑有《知堂书话》等六七种。
沈鹏题词
黄裳的这段话，概括出了钟先生所本持的出版方向，而对于《走向世界丛书》，张中行引用了钟先生所写《走向世界以后·小引》中的所言：
我喜读近代人物的外国游记，陆续搜集了两百多种。一九七九年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后，开始从中选编《走向世界丛书》，已经印行三十六种。
张中行在文中夸赞说，单从搜集两百多种相关著述这件事，就能推之钟叔河访书之勤和读书之多，而后张中行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对《走向世界丛书》的价值予以了如下概括：
张文襄公也主张吸收西方的，但那是“西学为用”的“用”，火车头、迫击炮之类，至于头脑，就还要“中学为体”。张文襄公远矣，就是“五四”，吆喝一阵德先生、赛先生之后，又大几十年过去，我们不是依然听到万岁声震耳，许多人迷《卜筮正宗》（包括其老祖宗八卦和《易经》）和《奇门道甲》之类吗？所以确是应该开开眼界，看看人家怎样管理众人之事，怎样根据引力定律算计哈雷彗星轨道。尽弃其所学而学，不易，所以，仍是书呆子的一贯想法，要由灌输新知识下手，钟叔河先生的奔走呼号，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就是为这个。
我来钟先生府上采访，听他讲述该书的编辑思路以及曲折过程当为重头，也许是这些年来有很多记者不断地问到他这个问题，以至于他听闻到我的所言后，并没有顺着话题聊天下去。我也不便再次将话题拉回，故对于该书的价值以及相应的评价，也只能抄录他人的所言。
朱正先生所撰《述往事，思来者》一文谈论的正是《走向世界丛书》的来龙去脉，他认为钟先生能够编出此书得益于藏书与读书：“广泛而认真地读书，恐怕可算是那时钟叔河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晚餐以后，我常常和他一同到古旧书店去翻旧书。大体上我只注意和我的研究专题有关的书，而钟叔河涉猎的方面要比我广得多。当代的，古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从文史方面直到生物学和大众天文学，他几乎是无书不读。就这样，他从这看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阅读中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这对于他后来编《走向世界丛书》显然是很有用的。”
如此说来，钟先生也有藏书之好，只是他藏书的目的更多者是为了出版，而我此刻坐客厅中环视两侧的书架却未能看到线装书，也同样没有看到旧平装。也许他的这部分书藏在另外的房间，我只能等到聊天的间歇借机再参观其他的书房。
钟先生的语言当地口音较浓，但又与我所听闻到的湖南话有些不同，我努力地捕捉着他的字句，但还是有三分之一的语言我听不明白，故时不时地问李暄几名句，请她给我做翻译。钟先生讲起话来不急不徐，从其语调中很难听出他对某件事的真实爱憎，也许这正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之人才能表现出的曾经沧海之姿。我在采访之前也做了些功课，但我所提到的话题似乎钟先生并没有太大兴趣，他依然沿着自己的思路阐述着独特的想法，而对于他当年所经历过的苦难他却完全未曾提及。
钟先生告诉我，他在中学二年二期时就参加了工作，原本在《湖南报》当记者，因为晕车的原因，所以他害怕出外搞采访，故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就由记者转为了编辑。我问他所患之病是否是耳石症，他听闻到我说出这个名词，马上睁大眼睛说，自己看了很多医院，直到几年前方确认患有此症，但因为年龄的原因，医院建议他不要再做手术。可能他依然惦记着我有藏书之癖，于是迅速又把话题拉了回来，他说有人藏书毕竟是好事，而自己谈不上藏书，但是尊重喜欢藏书之人。
而后，他吟诵出了张宗子所言的“人无癖不可与交”的名言，想来他是安慰我，自己对有藏书之人并无偏见。但他同时称，任何事情做过了头就是毛病，比如为书而死这样的极端举措。钟先生同时称，现在的很多编辑不懂书也不喜欢书，这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告诉我，多年前出版社在上级安排的“选举”中自己落选了，而后他又被聘为全国出版奖的评委。他笑着跟我说，这个评委不能当，因为万一本社的书评不上，有人会怀疑他有意所为。
对于书的价值，钟先生认为古书之所以受人尊重，乃是因为有时间的考验。而现在的新书评选则有不少的问题在，因为有些书的制作其目的就是为了评奖，这样的书虽然制作豪华，但印出来后并没有人去阅读它。他的这番话实际上说出了他的出版理念。
钟先生在老地图上给我指出其家现在的位置
钟先生成为一位著名的编辑家被世人广泛所知，当然来自于他所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但此书的酝酿却是钟先生被打成*派右**之后，关于他被打成*派右**的原因，我在不少的文章中都读到过，但相比较而言，燕妮所写《驾驭生活之船》一文中的所言最为直接：
一九五七年，钟叔河二十七岁，因为他的独立思考而被打成“*派右**”。当时《新湖南报》办得很不出色，“布告牌”“黑板报”之类的批评不绝于耳。钟叔河和他的夫人朱纯，及另外几个人，当时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报纸的质量不满意，提过一些意见又不被采纳，他们听说由民盟主办的《民主报》要复刊，大家商量也许调过去更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其实仅仅只是商量而已。但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他们几个人被诬陷为与民盟*派右**集团共同策划创办*共反**反人民的《同人报》。
当时《新湖南报》社反右办公室印制了《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党反***社会反**主义罪行》的小册子，该册中总计列出48条罪行，而燕妮在文中引用了当时报社某领导给钟叔河犯此罪行所做出的总结“你错就错在有思想”。向继东所写《前行者并不孤独》一文则谈到了钟先生向他出示的一份打印材料，其题目为《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内容正是当年反右时给他罗列的罪行，钟先生在1989年春将此抄写一遍准备附在《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一书之后，后因故撤下。而钟先生在该文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十月，前《新湖南报》社“反右”办公室印发了一册一百二十八页的三十二开本书，书名《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党反***社会反**主义罪行》。下面这四十八条，就是原来揭发的一部分，见该书一百〇六至一百一十二页……我很感谢“反右”办公室的同志们，替我出版了我的这一本“著作”。作为当年一个二十七岁的“作者”来说，能够得到这样破格的待遇，的确是值得永志不忘的。
他的这段话说得极其通达，但从各种记载来看，这正是钟先生独特的性格所在，蒋子丹所撰《钟叔河小记》中谈到了钟先生的通达：“和所有有过曲折经历的人们一样，钟叔河也爱讲自己的苦难史。不同的是，他不爱将苦难再现为悲壮的正剧，即便是‘*革文**’时期的监牢生活，经他的嘴说出，也会染上浅浅淡淡的家常色彩。他讲那些人的生或者死，如同一个家庭主妇讲她的鸡鸭发瘟了，有的死了有的活了，活的接着喂，死的挖个坑埋了完事。那时候，我很简单地把这种态度理解为曾经沧海之人劫后的漠然，倒是年长几岁之后，才渐渐看出这漠然深处隐含的大悲哀。那些故事，让时间的逝水淘洗，也渐渐显出它们的个性来了。”
然而我从燕妮所写之文中读到的细节，却得知钟先生所经历过的痛苦过往，并非像他那样能够一笑而过。1957年钟叔河被双开后，他找过许多工作，因为钟先生曾经学过机械制图，故他很快在街道工厂找到了工作，但是转年相关部门就对这类*派右**分子实行管制，不允许他做舒适的绘图工作，厂里派他做搬运工，让他拖板车送货。他每天的送货路线是从长沙城的北门到南门，几乎贯穿了整个长沙城，他冒着严寒酷暑每天一趟趟地拉货并且常常吃不到饱饭。跟钟叔河一同拉板车的另一位名叫王展抱的*派右**因为家庭的不幸，再加上来自各方面的凌辱，于是他有了轻生的念头。然而钟叔河却劝他：“再坚持一下吧，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拖板车上坡快要到达顶点的时候，难就难在最后那几步，坚持一下也就到头了，要相信，所有极端的倒行逆施都不会太久。”
读到这段话让我感慨于钟叔河的超前意识，我感佩于他在那样的苦难时期依然坚信光明在前方，但正因为他的超前意识，后来又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革文**时期，他看到*卫兵红**时常烧书，而钟叔河对别人说，这些人把《红楼梦》《史记》都烧掉了，这样的经典今后还会再印，这种烧书方式岂不是浪费人力物力。他的这句话被人检举揭发到相关部门，1970年钟叔河在厂里绘图时被戴上*铐手**抓走，将其定型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未曾经过任何审判就被判了十年徒刑。姜子健所撰《钟叔河，你出周作人，要适可而止啊！》一文中引用了钟先生的所言：
在牢里我就想，我们这些人没有犯罪，没有强奸、杀人、放火、妨碍公共秩序，为什么要坐牢？我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出问题，是这个国家出了问题。
看来任何事情有利有弊，钟先生因为有思想而有了牢狱之灾，同样因为有思想使他无论遇到怎样的逆境都能坚持地活下去。向继东在文中谈到1985年他向钟先生借书时，钟先生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一点点像郭嵩焘。我写的《论郭嵩焘》，你可读读。”看来要解读钟先生的思想，就应当读读他写的该文，然而我在他的《念楼集》中却读到了《郭嵩焘和严复》一文，该文中谈到郭嵩焘在1877年至1879年间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他是清廷派出的第一位驻外使节，而严复那时在伦敦留学，两人的年龄虽然相差36岁，但却因为思想相近，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钟先生此文中引用了严复长子严璩所作《侯官严先生年谱》中的所言：
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
显然当时欧洲的各种状况令郭嵩焘和严复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比如郭嵩焘说：“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可一日缓也。”而对于郭的这段话，钟先生的解读是：“泰西之法是什么呢？自魏源以下，一般谈洋务的人都以为只是一些‘长技’，以为只须把洋人的坚船利炮等‘长技’学过来，国家就可得救；至于形而上的‘道’（相当于今所称精神文明），自然还是咱们的好。郭嵩焘超越流辈的地方，正在能分辨本末，能看出泰西之法‘其本在朝廷政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