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良斯克森林
一九〇二年秋天，我应当入基辅第一中学的预备班上学了。我的二哥瓦季姆就在那儿上学。自从他讲了一些事以后，我就开始害怕中学，有时甚至哭泣，请求妈妈让我留在家中。
“难道你想成为自考生吗？”妈妈害怕地问。
自考生指的是那些在家学习，只是每年参加学校考试的孩子。
从哥哥们的话语中，我就已经很好地想象出这些自考生噩梦般的命运。学校故意给他们考试不及格，千方百计地戏弄他们，要求他们掌握比普通生更多的知识。自考生孤立无援，甚至都没有人偷偷地给他们点拨点拨。
我想象这些小男孩的样子，死记硬背使他们疲惫不堪，泪流满面，竖着激动得通红的耳朵。这场面好可怜。我退缩了，并且说：
“嗯，好吧，我不做自考生。”
“娇小姐！”鲍利亚从自己的房间里喊，“哭巴精！”
“你不许欺负他！”妈妈大发雷霆。
她认为鲍利亚没有同情心，所有人也都奇怪，他这冷漠的性格从何而来。显然，源自土耳其奶奶。我们家其余所有人的特点都是富有超乎寻常的同情心、依恋人，而不善处理实际事务。
父亲知道了我的恐惧、眼泪和不安，他就像往常一样，找到了对付这些不幸的灵丹妙药。在和妈妈一番交涉之后，他决定让我一个人去我舅舅那里，也就是去我妈妈的弟弟尼古拉·格里高利耶维奇那里。
这正是那个快乐的士官生，科利亚舅舅，他经常从彼得堡来切尔卡瑟的外祖母家，他喜欢和娜嘉姨妈跳华尔兹舞。现在他已经是军事工程师了，结了婚，在奥廖尔省布良斯克市的一家老的炮架厂工作。这个工厂叫兵工厂。
为了消夏，科利亚舅舅租了布良斯克附近的别墅，在布良斯克森林里古老的、已被废弃的廖夫纳庄园里，舅舅叫我们都到那儿去。父母同意了。但是，他们不能早去，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有考试。他们让我一个人先去。
“让他适应一下，”父亲说，“这对这么腼腆的男孩子有好处。”
父亲给科利亚舅舅写了封信。信里写了什么我不知道。妈妈偷偷地擦干眼泪，给我准备好一个小手提箱，里面什么也没有忘记带上，还放了一张纸条，写了各种指示。
他们给我买了二等票，是到锡涅泽尔基站的。舅舅的别墅离这个车站有十俄里远。
所有人都到车站送我，连鲍利亚也来了。父亲和一个留着小白胡子的列车员说了什么，还给他一些钱。
“我一定把他送到地方，就像呵护一根绒毛一样小心，”列车员对妈妈说，“不要担心，夫人。”
妈妈请求包厢里的邻座照看我，不要让我在中途的车站下车。邻座们都很乐意地答应了。我很不好意思，小心翼翼地拉了拉妈妈的衣袖。
第二遍铃声过后，所有人都吻了我，甚至是鲍利亚，虽然在这里他还是趁人不注意，给我来了一个所谓的“梨”——就是用大拇指狠狠地在我的头上拧。
所有人都走出车厢，到站台上去了。但是，妈妈还是不能离开。她抓住我的双手，说：
“你要好好的。你听见了吗？你要做一个聪明的孩子。凡事要多加小心。”
她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第三遍铃声也响了。她拥抱了我，赶紧走向车厢门口，连衣裙都窸窣作响。她几乎是在火车开动时跳下车的。父亲接住她，并且摇了摇头。
我站在关闭的窗户旁，看着妈妈沿着月台走，她走得很快，在所有人的最前面，只是现在我才看出来，她是那么漂亮、瘦小、温柔。我的眼泪滴落在落满灰尘的窗框上。
我一直看着窗外，虽然已经看不到妈妈和月台了，但是，可以看见窗外货运的轨道和尖叫着的调度车头一闪而过，瓦西里科夫大街上一座新建的哥特式天主教教堂好像一边旋转着，一边漂浮过去。我不敢回头，怕包厢里的邻座发现我哭红的眼睛。后来我想起来了，他们已经给科利亚舅舅发过电报，说了我要去他那里。他们为了我的事儿发了一封真正的电报，这使我有一点儿骄傲，多少也给了我些安慰，于是我转过身来。
包厢包着红色的天鹅绒。里面虽有些拥挤，却也舒适。太阳照射着，满是尘埃的光斑就像是听了口令，一股脑地开始迅速地爬行，从包厢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然后，也是如此之快地开始回转——火车冲出杂乱无章的基辅市郊，顺着弯道继续前行。
我被安排在女士包厢里。这是妈妈坚决要求的。我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自己的旅伴。其中一个是黑皮肤的、干瘦的法国女人，她迅速地向我点点头，微笑着露出像马一样的牙齿，递给我一个装着水果软糖的盒子。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我还是表示了感谢，拿了一颗水果软糖，还把手弄脏了。
“快把它放到嘴里！”第二个旅伴说——她是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女中学生，穿着咖啡色的制服连衣裙，有一双斜视而快乐的眼睛，“吃吧，别犹犹豫豫的！”
那个法国女人明显是个家庭教师，她很严肃地用法语对女中学生说了什么。女中学生立刻做个鬼脸，于是，那法国女人开始语速很快地说起法语来，她很生气，喋喋不休。女中学生没听完她说话，便起身到走廊里去了。
“哎哟，年轻人！”我的第三个旅伴说话了，她是一个小老太太，胖嘟嘟的，嘴巴长得像小面包圈儿。在她的背后，挂着一个编织的小包，包里装着撒了*粟罂**籽的面包圈，“哎哟，这就是我的年轻人！”
“哦——哦！”法国女人点点头，“就是不听话。轻浮！任性！”
我不知道“轻浮”是什么意思，但我猜它不是什么好词，因为老太太抬起眼睛，望着车厢的天花板，如此沉重地叹息，甚至法国女人都饶有兴趣地看了看她。
我想看窗外，便到走廊里去了。女中学生已经站在打开的窗户旁边。“啊，维佳！”她对我说，“你站到我旁边，咱俩一起看。”
“我不是维佳。”我回答，脸红了。
“无所谓，站在这里。”
我爬上暖气片，把头探出窗外。火车顺着第聂伯河大桥行驶着。我看到了大修道院[1]、遥远的基辅和浅浅的第聂伯河，河水从容地在桥墩旁冲出一个个沙岛。
“该死的老家伙！”女中学生说，“捷米法姆夫人！但是，总之呢，你不用怕她。她是个挺善良的老太婆。”
我这第一次的独自出行让我感到很累，因为在整个路上，除了黑夜，我都站在打开的窗户旁。但是，我很幸福。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旅途的无忧无虑，什么都不用想，只是看着窗外的黑麦田、小树林、小火车站，赤着脚的村妇在那儿卖牛奶，还有一条条小河、扳道工、带着落满灰尘的红色制帽的站长、大鹅，以及乡下孩子，他们追着火车喊：“好叔叔啊，扔一个戈比吧！”
通往布良斯克的道路在当时是要绕远的，很漫长——途经利戈夫和纳夫利亚。第三天，火车到达了锡涅泽尔基。
火车不慌不忙地行驶着，每一站都要停好久，它在水塔旁边呼哧呼哧地喘气。旅客们跳下车，跑去接热水，或是去小卖部，或是买村妇们的草莓和炸鸡。然后，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早就应该开车了，车站笼罩着昏昏欲睡般的沉寂，太阳燃烧着，云朵飘浮着，地面上伸展着深蓝色的影子，旅客们打着盹儿，可火车依旧停着不动。只有火车头大声地喘气，油腻腻的热水从里面滴答出来，落到沙土地上。
最终，一个穿着帆布常礼服的胖列车长从站里走出来，他擦了擦小胡子，把哨子放到嘴边，嘹亮地吹了起来。火车头没有反应，依旧气喘吁吁。于是，列车长懒洋洋地走向火车头，重新吹哨子。火车头依旧没有回应。直到第三遍或者是第四遍哨声响起后，它才终于拖着低沉短促的、不满的汽笛声，慢慢地挪动身体。
我从车窗探出头，因为我知道——过了信号牌之后马上就是斜坡，那里长满了车轴草和风铃草，然后，就是松树林。当火车驶进森林，车轮的声音变得很大，回声紧跟着唱起来，就好像是愉快的铁匠们开始满森林里挥锤打铁。
我第一次看到俄国中部地带的景象。与乌克兰相比，我更喜欢这里。它很凄凉、广阔、杳无人烟。我喜欢它的森林、草木丛生的道路，以及农民的交谈。
邻座的老太婆一直睡觉。法国女人静静地钩织花边儿，女中学生在唱歌，她把头伸出窗外，十分敏捷地从火车旁边飞过的树上揪下树叶。
每过两个小时，她都拿出装食物的篮子，她一直在吃，也让我吃。我们吃了煮鸡蛋、炸鸡、米饼，还喝了茶。
然后，我们又到窗户那里去，被正在开花的荞麦散发出来的香味儿熏得昏头涨脑。火车的影子顺着田野奔跑，车轮也在敲击着，车厢里洒满橙色落日的余晖，置身于我们的包厢里，就仿佛置身于火红的雾里，什么也看不清了。
火车到达锡涅泽尔基时已是黄昏。列车员把我的箱子拎到站台上。我等着科利亚舅舅或是他的妻子——玛露霞舅妈来接我。但是，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我的邻座们开始担心。
火车在锡涅泽尔基只停了一分钟。它开走了，而我站在自己的箱子旁边。我相信，科利亚舅舅是迟到了，他现在就快来了。
一个留着胡子的农民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他穿了一件西服上衣，戴着黑色有檐的男便帽，鞭子插在皮靴筒里。他身上散发着马汗和干草的味道。
“是你吗，科斯季克？”他问我，“我一直在等你。大尉舅舅吩咐我来接你，不得有闪失。把箱子给我，咱们走吧。”
这是父亲给我准备的最后一个考验。他写信给科利亚舅舅，让他不要来锡涅泽尔基接我。
马车夫叫尼基塔，他唠叨着我那个大尉舅舅的事，一边扶我上马车，坐到铺着粗麻布的柔软的干草堆上，他解开装着燕麦的马料袋，坐到赶车人的位置上，我们出发了。
起初我们一直沿着暮色降临的田野走。然后，道路进入林间的小山丘。有时，马车走到木桥上，桥下黑黝黝的沼泽闪着水光。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弥漫着苔草的气息。在森林和低矮的灌木丛后面，深红色的、死气沉沉的月亮已经升起，一只麻鸦闷声闷气地叫了几声，尼基塔说：
“我们这个地方树多人少。这里盛产树皮，水也多。这是整个奥廖尔省最芳香的地方。”
我们驶进松林，开始沿着陡峭的山岗向下，驶向一条河。松树掩住了月亮，天完全黑了。我听到路上有人的说话声。这让我感到有些害怕。
“是你吗，尼基塔？”黑暗中传来了舅舅熟悉的声音。
“吁——吁！”尼基塔大喊起来，他勒住马，“是啊，是我们！吁，你这该死的！”
有人抓住我，把我从马车上抱下来，趁着落日后一点朦胧的余光，我看见了科利亚舅舅笑盈盈的眼睛，还有洁白的牙齿。他吻了吻我，便立刻把我交到玛露霞舅妈的手中。
她拽着我，笑着，她的笑发自胸腔，从她的身上散发出香子兰的气息——或许，她刚刚与甜甜的面团打过交道。
我们坐上大车，而尼基塔在旁边走。
我们驶过一座黑乎乎的老桥，桥的下面是一条深深的、清澈的河流，整条河里布满了水草，然后，是第二座桥。桥下有鱼沉重地拍水。大马车剐蹭到大门旁的石柱子，最终，驶进一个昏暗的、位于高处的公园，似乎大树的树梢在群星之中纠结成一团。
在公园的最里面，黑漆漆的椴树树冠下面，马车停在了一个小木屋的旁边，窗户里亮着灯。两条狗，一黑一白——莫尔丹和切特韦尔塔克，开始冲着我叫唤，蹦蹦跳跳的，试图舔我的脸。
整个夏天我都是在廖夫纳度过的，在这座昔日金玉其外的庄园里，在茂密的布良斯克森林、河流、温和的奥廖尔省的农民中间，在古老而宽阔的公园里，公园如此宽阔，以至于任何人都不知道公园的尽头在哪儿，它又是从哪儿拐到森林中去的。
这是我真正的童年的最后一个夏天。然后，中学生活开始了。我们的家变得七零八落。我很早就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中学的最后几年里，我已经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我感觉自己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
从这个夏天起，我永远地、全身心地和俄国中部地区绑在一起了。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能像俄罗斯的中部地带一样，具有如此巨大的抒情力量和如此感人的、如画的景色——连同它的忧郁、平静与辽阔。这种爱的伟大是很难衡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你爱每一株被露珠压弯或被太阳温暖的小草，每一杯森林中的井水，每一棵在无风时叶子也在颤动的湖边小树，公鸡的每一声鸣啼，每一朵飘浮在淡白而高远的天空中的云彩。
有时，如果说我想活到一百二十岁，就像涅奇波尔爷爷预言的那样，那也只是因为我想淋漓尽致地体验我们俄罗斯大自然所有的魅力和所有的治愈力，为此穷尽一生也还远远不够。
童年结束了。很遗憾，童年的种种美好我们只有到了成年阶段才开始理解。在童年的时候，一切都是另外的一种样子。我们用明亮与纯洁的眼睛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对我们来说似乎更鲜明。
太阳更明亮，田野的气息更浓烈，雷声更响亮，雨水更充沛，青草也长得更高。人的心胸更宽广，痛苦更剧烈，大地更神秘上千倍，故乡的大地——这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生活最壮美的东西。我们应当耕耘它、爱惜它、保护它，用自己全身心的力量。
[1] 即位于第聂伯河岸上的基辅洞窟大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