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议程设置能力 提升舆论引导水平□ 米厚民 李高武
议程设置能力是衡量舆论引导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从一个较长的周期来看，议程设置的作用更加明显，它最能体现新闻媒体的立场、情怀、意志和目的，是媒体做好舆论引导的有力*器武**和抓手。
议程设置理论是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的，他认为，媒体对受众的影响不言而喻，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不仅决定了公众“看什么”，而且对公众“怎么看”也起着无形的引领作用。
媒体人要加强议程设置能力建设，坚守社会责任，维护国家利益，掌握新闻报道节奏，丰富议程设置技巧，以管用高效的议程设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有力的舆论引导。
一、思考什么强调什么是议程设置的核心
为什么这条新闻是头版头条，而另一条只蜷缩在版面的一个小小角落？
为什么有的新闻被连续报道，就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而有的只发一个豆腐块，从此无人问津？
新闻稿件的大小、版面位置的显著与否、报道持续时间的长短等等，都不是随意的，都有新闻人的考量，这与新闻本身的分量有关，更与把关人的报道意图紧密相连。
新闻媒体的关注重点会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媒体就像一面探照灯，照到哪里，公众的视线就跟到哪里。这就是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设置对受众的影响，媒体决定了受众“思考什么”，决定什么样的新闻信息能够进入大众传播渠道，什么样的新闻是受众优先思考的话题。
时代在变，传播格局在变，不论是以大众化、同质化为传播模式的传统媒体时代，还是以分众化、差异化为传播模式的互联网时代，议程设置的作用不变。互联网安排的“议事日程”，同样是受众接收信息的日程，互联网对新闻事件重要程度的强调，同样是受众形成认知和评价客观事物的重要依据，影响着受众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越是在科技发达，越是在信息传播便利的时代，受众看到的越是媒体想让大家看到的信息，越是媒体发挥影响力的时代。可以说，新闻奠定了公共生活的基调，他不仅是现实社会的投射，而且是现实社会的主创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塑造了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印象。
让我们看看美国媒体为了矮化中国形象如何设置议程。面对中国崛起，美国人不痛快了，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不愿意看到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便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遏制中国就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此时，美国媒体便积极设置议题，引导公众注意力，为公众思考划重点，让媒体议题影响公众对中国的判断。
2019年10月23日，在英国的一冷冻货柜车中，发现了39名亚洲人尸体。这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偷渡客？西方舆论没有认真调查，马上断定这些人全部是中国人。ＣＮ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标题是《为什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还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英国》。美国媒体的舆论引导意图显而易见。
英国警方最终确定39名偷渡客全部为越南人。当“死亡货车”的真相浮出水面之后，美国媒体收起了“长枪短炮”一轰而散，在不起眼的角落小小地报道一下就算了。
一则负面新闻，被西方媒体这样蓄意炒作，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那就是把问题引向中国。这其中肯定有西方对于中国一贯的傲慢与偏见，武断与猜测，但背后难道就没有他们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有意为之的舆论引导意图吗？用他们驾轻就熟的传播手段为国际社会设置议程：“看，这就是中国的偷渡客！”以求让国际社会误读误解中国形象。
当有人提出一个脱离实际、不合常理或者是恶意攻击的观点，这可能是偏见。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媒体围绕着这一偏见持续不断大做文章，集中火力，集中资源，连续报道，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精心策划的议程设置。
2008年奥运会，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梦想，我们想借此机会展示全新的国家形象，让世界认识一个崛起强盛的中国，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一个热情友善的中国。像日本东京1964年奥运会，韩国汉城1988年奥运会一样，通过举办奥运会展示国家发展成就和现代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和威望。
当许多国家积极投入奥运报道之时，西方媒体却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他们对中国的喜事兴趣不大，对于我们声势壮观、美仑美焕的开幕式，美国媒体不愿报道，他们认为这是压抑人性；对于我们漂亮气派、现代时尚的奥运场馆，他们不愿报道，认为这是浪费钱财。在他们看来，北京奥运会不是重点，中国的环境问题、*权人**问题等才是重点。他们报道西方运动员要戴上口罩来中国，报道美国运动员从本国拿上矿泉水来参赛。他们总想在北京奥运会这个全世界关注的舆论中心之外开辟新战场，他们鸡蛋里挑骨头，借题发挥，肆意曲解，引导西方媒体就这些问题进行报道和讨论。
当然，北京奥运会的精彩和辉煌，不是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所能改变的，它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精神高度，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成人礼，是大国崛起的一次大展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
我们看到了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恶意引导，他们凭借传播优势设置议题，强力引导国际社会受众“想什么”“看什么”，故意带偏方向。从中，我们感受到了议程设置在舆论引导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它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引导了受众的关注重点和思考方向。
二、国家利益社会责任是议程设置的灵魂
在议程设置过程中，媒体应该把握什么原则？什么是必须坚守的，什么是不能突破的，什么是应该坚决反对的，对这些问题要有明确的认知，我们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把牢定盘星，把紧压舱石，方能在舆论引导中提高站位找准定位。
国家利益是媒体议程设置坚守的原则和底线。议程设置要有大局意识，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从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重大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中提炼出具体议题，转化为报道主题，从而增强议程设置的权威性。通过议程设置清楚地向世界表明中国立场、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中国价值，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的主导地位不动摇。
现在的世界秩序，基本上是二战后确立的，不论是联合国，还是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都是有利于发挥西方特别是美国影响力的国际制度体系安排，很多时候体现的都是美国的意图。当中国崛起以后，我们主动出击积极布局，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大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权重，近年来，成立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等。西方就认为这是挑战他们的领导地位，是我们地缘政治的远征，是中国为世界制定游戏规则。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媒体就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议程设置中亮明态度，坚定不移维护国家利益。
首先，要讲清楚我们的GDP世界第二，但我们不会走西方国强必霸的老路；讲清楚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提高了14亿人口的生活品质，给世界治理提供了样板，但我们并没有输出自己的社会制度。其次，要讲清楚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给相关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所资助国的道路、电力、通讯以及港口建设等因此受益。再次，要讲清楚中国是在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让世界搭中国的便车，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中国引擎中国动力。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首先提出来的，指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战争冲突极易发生。简单讲，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艾利森说，500年间，16次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有12次与守成大国发生战争。他借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之名，把这种现象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并在《注定一战：中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进行探讨。艾利森的观点一面世，有人追捧有人反对，但迅速传播开来。面对西方这一波议程设置，我们要坚决反对，因为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媒体应为民族复兴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和平崛起，必将造福全世界全人类。中国不会走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
大河有水小河满，每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有国家强盛才有民族尊严，有民族复兴才有人民幸福，才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国家利益是我们做人做事必须坚守的原则，也是议程设置必须牢牢把握的原则。
社会责任是媒体议程设置坚守的使命和边界。议程设置要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坚守社会良知和道德操守，要坚持以人为本和民生情怀，围绕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敏感问题设置议题，积极主动引导社会舆论，不*爱做**惜羽毛的绅士，要做勇于斗争的战士。
应确立这样的价值坐标：不突出“怪异、血腥、*力暴**、色情、金钱、权势”的灰色调，不强调“傲慢、偏见、仇恨、悲观、抱怨、浮躁”的负能量，而是要坚持“公平、正义、良知、阳光、奉献、苦干”的主旋律，突出“民主、文明、奋进、向上、团结、包融”的正能量，捍卫那些值得我们牺牲生命去捍卫的，保护那些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去保护的，聚合社会力量，传播客观事实，表达暖心感受，激发奋进意志。
《半月谈》杂志坚守媒体在议程设置中的社会责任，在众声喧哗的舆论氛围中，在一些媒体热衷报道所谓热点焦点问题的当下，他们把重心沉到基层，揭露基层治理中表现出来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展现了媒体的社会担当。
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乡镇和社区干部，常常面临各种矛盾和困难，有诸多烦事和难事，《半月谈》杂志努力挖掘这些基层干部工作中遇到的苦和痛，眼泪与无奈，并给予连续报道。其中，《基层干部有“五怕”，样样头痛》一文批评了不接地气的政策、心血来潮的活动、走马观花的调研、无穷无尽的材料、不讲道理的问责。《来督导督查的人比抓落实的人还多》一文反映了层层督查督导，成为基层不能承受之重。《以痕迹论政绩，“痕迹主义”有点过了》则反映了基层干部对事事留痕的反感，与一些人被迫留痕造假的无奈。
《半月谈》对基层这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紧抓不放，近两年来，他们先后刊发了《奇葩考核逼出年终迎检乱象》《责任层层甩，基层兜不住》《警惕压力传导沦为“层层加码”》《滥用问责“五座大山”伤了基层干部》等几十篇报道，揭露了督导督查、检查调研、留痕管理、材料台账、层层甩责、考核问责过多过滥问题，引起中央有关部门重视，推动了相关难题的解决。
这些报道都不是抢眼球的热点新闻，都是记者深入基层调查采写出来的新闻，体现了一份新闻类杂志的使命与担当，正如该杂志总编辑叶俊东所说：“能不能守好基层这块舆论阵地，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发挥好主流媒体在基层舆论场的引领引导作用，就是检验作为*党**的主流媒体履职能力的核心指标。”
三、如何思考如何评判是议程设置的根本
议程设置引导了受众的眼睛和大脑，不仅告诉受众思考什么，还要引导受众如何思考。既要为受众“想什么”“看什么”设置方向，也要为帮助受众“怎么想”“怎么看”提供框架，甚至就事件如何处置提出意见。
议程设置不仅要赢得关注，还能达到形成认知的效果，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第二个层次——属性议程设置。媒体通过设置思考框架，营造舆论气场，提供分析路径，创造思考语境，为受众“怎么想”“怎么看”提供帮助。
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对媒体影响受众如何思考深信不疑，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电视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是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议程设置如何影响受众思考？一是通过文章当中的价值观影响受众思考角度，二是提供分析路径影响受众思考方法。技术含量高的新闻报道，一定对文章的结构、事例的选择、语言的运用做出精心安排，不露声色、没有痕迹，但又精心雕琢、巧妙布局，起到“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的效果，一切看似不经意，而一切又尽在不言之中。
2010年8月5日，智利圣何塞铜矿发生塌方事故，33名矿工被困在700米深的井底，一场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的大救援从此开始，美国宇航局、中国三一重工等国家的机构与公司积极参与，在坚硬的岩石上打通了3孔15厘米粗的通道，把食物、水、医疗物资等送到井底，为被困井底的矿工提供生命支撑。10月13日，在黑暗的井底被困69天的矿工全部成功升井。此次救援被西方媒体称为“21世纪的奇迹”，大大提升了智利的国家形象。
为什么一次矿难反而为智利赢得世界的赞叹和钦佩？坏事如何变成好事，成为一个国家形象的拯救之旅？矿难救援如何展现生命的崇高和尊严？西方媒体对智利矿难的报道值得我们借鉴。
西方媒体以他们擅长的人性化报道做铺垫，为受众“怎么看”“怎么想”设定了框架。在矿难救援过程中，西方媒体公布了每一个被困矿工的名字和他们的家庭情况；报道了一名29岁矿工的妻子生下一女婴，取名“希望”；报道了一名矿工通过摄像机拍摄大家井下求生的故事，被发到网上，引发轰动；报道矿工们苦中作乐井下观看足球比赛，和在井底庆祝智利独立200周年；报道生命通道被打通后，矿工们竟然没有一个人争着抢着出去，而是把机会让给别人，有3位争相“最后一个出去”。
救援成功后，西方媒体报道了矿工塞普尔唯达接受采访时的情景，“别再说我是艺术家、记者什么的了，我就是一名矿工，生是矿上的人，死是矿上的鬼”，他厌烦了被邀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希望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报道了犹太富豪给获救矿工每人捐赠一万美元，给每人赠送一辆摩托车；报道了矿工们相约出书并平分报酬；报道了一位矿工的母亲玛格丽特的话，“矿工就像猫，有9条命，我儿子还有三四条呢”等等。
所有这些碎片信息，串起来就是一个救援传奇；所有这些以温情故事作底色的新闻报道，连起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议程设置。按照这种报道语境，最后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得出结论，这是一次“体现人性光辉的救援”。我们强调创造语境所能产生的作用，丝毫没有否定智利救援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所展现的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同样是激动人心的事故救援，如果只报道采取了多少措施，调动了多少救援力量，动用了多少设备，挖了多少土石方，抽了多少积水，多少被困人员得救，即使救援最后获得成功，效果也会打折扣。因为没有关注过程和细节，没有报道井底矿工的生存智慧与温情暖心的“自救”，没有报道矿工家人的祝福和祈祷，没有走心的感人至深的故事，缺少矿工在面对人性考验、生命困境中所展现出来的坚强、无私和勇敢，受众最后的结论是，救援缺乏人情味和人性化。
一样的救援，不一样的语境框架，不一样的报道效果。如果新闻报道既有施救措施，又有软新闻，有小清新，有打动人心的故事，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信息，效果是什么？如果只是报道人命关天全力以赴的救援，只有硬新闻，只有高大上，只有硬巴巴的各种措施“干货”，效果又是什么？设置什么样的思考框架，决定什么样的报道效果。议程设置为受众提供什么样的思考视角和思考方式，决定了受众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世界。
人类的认知总有局限，我们反对这两种偏见：一是在信息找人的时代，传播受制于“信息茧房”的限制，受众更愿意过滤掉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信息和观点，陷于听不进其他意见，只想听自己觉得舒服的意见的恶性循环里，沉浸在自己狭窄的圈子沾沾自喜，甘做井底之蛙自我陶醉。二是传播不是万能的。曾经热闹一时的“魔弹论”夸大了传播的作用，称传播就像*弹子**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通过有组织的传播，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能够左右受众的态度，支配受众的意志，这是唯心论。
议程设置是基于新闻事实的宣传报道，是由新闻事实主导的媒体宣传。议程设置绝不是编造虚假新闻，绝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散布偏激言论刺激受众，扼杀理性而放大极端情绪。权力越大，责任越大，面对充满变化的传播场域、日益复杂的舆论环境，新闻人不能任性，不要过度消费了受众对新闻人的信任。
我们还要看清西方媒体的把戏，他们的新闻报道不全都是谎言，既有事实，也有谎言，在真实的信息中掺杂着大量的虚假消息，然后打包一起出售。当受众接受了其中真实的信息后，就把虚假报道也当成真实报道了。这是典型的假新闻，这不是真正的议程设置，议程设置不能背了这样的污名。
四、掌握节奏把握火候是议程设置的关键
媒体的议程设置要事先策划，有完整的预案，有整体思路和报道原则，有报道重点、切入点，和采取的角度、方式和手段，通过有组织的深入采访挖掘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和报道，并运用好背景材料，从而完成一次漂亮的议程设置。
西方媒体议程设置的节奏是：定义事件、鉴别责任、评判道义甚至建议处置，既按照事件发展连续报道，也要体现媒体的意图，而不是简单地反映，做一个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的应声虫，媒体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判断，有自己的报道节奏和报道分寸。
不妨看一下点燃了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西方媒体的报道节奏：2010年，突尼斯一名大学生布瓦吉吉在街头摆小摊时，被当地“城管”打伤，一怒之下点火*焚自**，后不治身亡。这一事件发生之后，维基解密不失时机地解密了美国国务院2009年的绝密电报，其中的一份电报详细披露了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家族的腐败情况，其兄弟手足与掌管该国经济的一名黑道份子勾结，并指第一夫人靠兴建贵族学校赚取利益。本·阿里的女婿生活奢华，在他招待贵宾的花园中，罗马时期的*物文**随处可见，宠物老虎在花园里游荡，客人们享用着法兰西的干红、阿尔卑斯山运来的雪水，用私人飞机从法国南部小镇空运来的酸奶。
还有一份电文《突尼斯的腐败：你的就是我的》称，在突尼斯，只要是总统家族成员看上的，无论现金、土地、房屋甚至游艇，最终都得落入他们手中，其家族就是突尼斯的*手党黑**。
之后，西方媒体又报道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意图明确的讲话，赞扬突尼斯人的“勇气”和他们“勇敢”的斗争，鼓励突尼斯人走上街头争取所谓的民主。
正是这些报道激起了突尼斯人们的强烈愤怒，大家纷纷走上街头，掀起了颜色革命，执政23年的本·阿里被迫*亡流**国外。维基解密不只是给人们的生活添点佐料，给众所周知的秘密添加点证据，而是对于那些需要所谓民主化的国家，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设置合适的议程，推出合适的新闻。
当然，突尼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年轻人对现实的失望和对前途的迷茫，以及突尼斯人对本·阿里23年的独裁统治的强烈不满，都是引发突尼斯革命的原因。但是，媒体的新闻报道，不能不说是背后巨大的推手。
从西方主导的“茉莉花革命”这一大波新闻报道的发酵、高潮到消退，我们看到了西方媒体如何在紧要关头把握时机果断出手，如何在关键时刻推波助澜壮大声势一剑封喉等等。
而对当下的媒体人来说，掌握议程设置节奏，丰富议程设置技巧，就是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通过议题设置，做强主流舆论。要冷热有度，该热的热起来，该冷的冷下去。要拿捏分寸，该强势宣传的，不要低调；该一般报道的，不要高调。要控制火候，先声夺人先入为主是基本原则，该抢第一落点的，要毫不含糊；不急着报道的，就不要忙中出错。
我们看看2017年的山东“辱母杀人案”的议程设置过程。首先是《南方周末》发表了长篇报道《刺死辱母者》，报道了欠债人于欢及其母亲苏银霞被11名催债人*辱侮**，于欢在向派出所求助无果的情况下，拿着水果刀捅伤催债人杜志浩等4人，杜志浩驾车自行前往医院，终因流血过多死亡，于欢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随后，凤凰网以“山东:11名涉黑人员当儿子面*辱侮**其母1人被刺死”为题进行了转发，网易APP转发时的标题为“母亲欠债遭11人凌辱 儿子目睹后刺死1人被判无期”。《新京报》对此报道发表评论，标题是“‘刀刺辱母者案’：司法要给人伦留空间”。一时间，网上网下媒体相继跟进，“辱母杀人案”事件发酵。
据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郭其云教授等人的调查，从于欢案发酵到二审改判结束，各大门户网站进行了大量的跟踪报道。其中，新浪网的相关报道有342篇，凤凰网有350篇，搜狐网313篇，网易261篇，腾讯93篇。官方网站人民网相关报道有58篇，新华网61篇。当时，媒体关注的焦点有：面临人身安全、财产损失时，我们可以正当防卫，但人格尊严受到污辱，当于欢的母亲的头部被按压到马桶里面，催债者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的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极端情况出现时，该不该进行防卫？防卫过当是否就要判无期徒刑等等？媒体又围绕着定罪事实、量刑标准等进行了大量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此事更多更深的讨论与思考。
在公众一边倒地同情于欢母子的时候，媒体保持了足够的理性，《新华每日电讯》讲：“这并不是说，法律就该迁就和盲从*意民**，看舆论‘脸色’行事，而是指司法在保持独立公正的同时，也要接受舆论监督，经得起法治和*意民**的考量。”澎湃新闻称，“舆情是舆情，法律是法律。两者之间不能混淆”。
此案也引起了最高法的重视，一位领导在山东调研时说：个案审判要综合考量“天理、国法和人之常情”。在媒体的参与下，此案形成了舆论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凝聚了社会共识，彰显了司法的理性与温度，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最后，山东高院对此案进行了改判，犯罪嫌疑人于欢由无期徒刑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
从“辱母杀人案”整个报道过程来看，议程设置以这种方式，给全社会进行了一次普法教育，推动了公众法治理念的提升。一次成功的议程设置，一定是有板有眼有章可循，一定是统筹兼顾合理布局，一定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遵循与尊重。
发挥好议程设置功能，就要遵循议程设置的基本规律，包括参与规则、生产方式、传播路径、行事逻辑等，最大限度发挥议程设置在舆论引领中的作用，努力扩大主流媒体的影响力版图，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者：米厚民，山西农民日报社总编辑；李高武，前进杂志社副总编辑）
责编：赵凝
来源：2020年第4期《前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