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黑暗的开始

在西班牙，一切都会腐朽，唯独种族例外。

——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Cánovas del Castillo）

由老卡斯蒂利亚的港口城市桑坦德（Santander）到中古城镇滨海桑蒂利亚纳（Santillana del Mar）和就在小镇上方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距离大约才20英里。这条路交通繁忙，中间还穿过一座巨大的制酸工厂，喷出阵阵恶臭浓烟，原本晴朗的天空因此污浊黯淡。桑蒂利亚纳是个美丽的中世纪小城，迄今依旧保持着当年的风貌，说不定连苍蝇的数量都和以前一样。这里虽有一家公营旅馆，由古城堡改造而成，但只有8个房间，因此很难找到过夜休息的地方。桑蒂利亚纳狭窄的街道属于另一个时代，不过街上却挤满了现代的观光客。

尽管桑蒂利亚纳有教人目不暇给的历史遗迹（美不胜收的罗马式建筑），但此地的瑰宝却藏在城镇上方山坡的深处。山坡上长满了金龟树和相思树等高大树木，树下总是有一群人排队等着进洞穴参观，每一次只能容纳20人左右。洞里满是已炭化的骨骼，不过都是动物骨骼，人类的死者必然埋在别处，只是没有人知道究竟在哪里。导游总会带强光手电筒和蜡烛，因为洞里的画在柔和的烛光下看起来最美。和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洞穴（Carlsbad Caverns）相比，西班牙的这些洞穴尺寸较小，但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让卡尔斯巴德相形见绌。跨进狭窄的入口，把阳光关在外面之后，机械世界就完全消失，也关闭了人类笨拙认识群星的大门。

西班牙的史前居民在阿尔塔米拉洞穴的洞顶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绘画作品。然而，大家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这些画至少有1.3万年历史，说不定更久远，但保存得非常好。它们是这个半岛绘画艺术最早的代表，而绘画正是西班牙人一直以来所擅长的领域。要欣赏这些图画，观众必须平躺在铺了一块帆布的石头“沙发”上，否则图画就会扭曲失真。史前艺术家原先必然就是这么躺着作画，就像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作画时一样。这些画作可能有宗教或仪式的用途，以温暖而丰富的棕褐色调，绘出野生的雄鹿、马、野猪，对动作、节奏和形体都有很好的掌握，表现出作画的古老民族的艺术特质。低矮的洞顶永远因洞内蒸气凝聚而潮湿，据说这就是使画作历久弥新的主因，否则洞顶滴渗下来的水恐怕早就破坏它们了。史前幽暗的门户就说到这里，时间快转8000年，此后，西班牙就从阴影里走出来了。

伊比利亚人（半岛因此得名）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从北非来到西班牙。他们主要占据半岛南部的那三分之二，沿着埃布罗河及在河流以南处聚居。“Ebro”这个名字本身来自“Iber”，伊比利亚语的“河流”。伊比利亚人在埃布罗河谷和巴伦西亚海岸附近发展出欣欣向荣的文化。他们住在城墙环绕的城市里，有些建造城墙的巨石仍留在原地，比如在塔拉戈纳（Tarragona）。伊比利亚人矮小结实，皮肤偏黑，擅长骑马，他们的社会组织极重视氏族和部落。他们制作美丽的小型青铜像，热衷于表现公牛、其他动物和花朵的形象。他们的艺术蓬勃发展，在后期受到希腊人的强烈影响。

腓尼基人是闪米特族的迦南分支，早在基督诞生之前的许多个世纪（可能早至公元前12世纪）就开始与西班牙进行贸易。这些人的语言显然和古希伯来语同系。来到西班牙的腓尼基人［最初来自现黎巴嫩境内的提尔（Tyre）］主要是商人，长期和半岛居民做生意，获得了不少利润。据说他们建造了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Cádiz）和马拉加（Malaga）两个城市，前者建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吸引腓尼基商人来此的主要是西班牙西南部的矿藏，可能就是《旧约》提到的他施（Tarshish）。“他施的船”在地中海西部纵横了许多个世纪，传说由西班牙返回的船只连锚都是纯银打造的。尽管腓尼基人主要的兴趣在贸易，但他们对音乐艺术也不陌生，先知以赛亚在提尔光彩不再之时说：“你这被忘记的*女妓**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以赛亚书》第23章第16节）

北欧的凯尔特人大约在公元前900年漂流至西班牙；300年后（公元前600年），凯尔特人第二次入侵，占据了西班牙北部，也就是埃布罗河以北的地区。这个来自北方的族群在西班牙中部和伊比利亚人通婚，希腊人和罗马人后来都曾与他们的后代相遇。凯尔特人大大影响了西班牙北部人口的样貌，坎塔布里亚和比利牛斯山区的人，迄今还有相当高的比例是淡色（蓝色和淡褐色）的眼睛、淡色的皮肤与头发。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的人以金发著称，在巴斯克地区，有浅色皮肤和眼睛的人约占四成，在阿拉贡约占三成五。越往南走，肤色和眼珠的颜色就越深。典型的安达卢西亚人是黑皮肤黑眼珠，反映出摩尔人的血统，不过如今在安达卢西亚也有金发的人，就像在北非说阿拉伯语的人口中也有金发的人一样。

谈起种族特征或许有点牵强，毕竟那是数千年前的事了，但：

斯特拉波当年所注意到的伊比利亚和凯尔特人的特征，迄今依然历历可见：他们的好客、慷慨大方、傲慢，以及最重要的，他们对自由的热爱。这表现在他们对征服者激烈的抵抗，以及在被围城时奋力的防卫；萨贡托（Saguntum）和努曼提亚就是西班牙史上一长串著名围城战役的开端。[1]

希腊文学经常提到西班牙早期的历史。柏拉图在晚期作品《蒂迈欧篇》（Timaeus）提到阿特兰蒂斯失落的文明，斯特拉波也在他知名的地理著作中提到它。现代作家埃德温·比约克曼（Edwin Björkman）举证指出，阿特兰蒂斯就位于现代西班牙的加的斯附近。在希腊神话中，海格立斯（Hercules）的第10项任务就是要往西到落日余晖下，带回革律翁（Geryon）的牛。学者盖雷（Gayley）在《古典神话》（Classic Myths）一书中写道：“这段描述指的应该就是西班牙，而革律翁是那里的国王。”

海格立斯走过许多国家后，终于到达地中海的最西边，他在那里竖起了两根大柱子作为纪念，那就是卡尔佩山和亚比拉山（mountains of Calpe and Abyla）。这传说中的两个“海格立斯之柱”，就是当今的直布罗陀和休达（Ceuta）。故事的后来是，这位希腊英雄在柱子上刻了一个缠绕在一起的S形，上面的拉丁铭文是“此外更无一物”（Non plus ultra），这个图标标记着地中海世界的最西端。而这个S形成为现在广泛使用的货币符号的起源，也就是美元的符号。

海格立斯的第11个任务是去偷赫斯珀里得斯姐妹（Hesperides）的金苹果。这可能是指金块，也有可能只是指金色夕阳或者西班牙南部的野橘？巨人阿特拉斯（Atlas）是守卫金苹果的仙女赫斯珀里得斯姐妹的父亲，所以海格立斯请他去取金苹果，他愿意在此期间代替阿特拉斯，用自己的肩膀承担诸天的重担。阿特拉斯很快带着金苹果回来，而且想亲自把苹果带回希腊。海格立斯同意了，但请求巨人帮他背负重担片刻，让他去取个垫子垫在肩膀上。阿特拉斯于是又担起了诸天，而海格立斯则带着苹果溜之大吉。

希腊人约在公元前600年抵达西班牙，他们最先是来做生意的，后来沿着地中海岸边，可能还沿着坎塔布里亚北岸，建立了几个贸易点。他们的艺术和较原始的伊比利亚艺术融合，知名的石像“埃尔切夫人像”（The Lady of Elche）就是希腊-伊比利亚艺术的最佳范例，她谜一样的脸庞流露出东方式的安详平静，其头饰和珠宝则是伊比利亚风格。这个半身像是在巴伦西亚海岸的阿利坎特（Alicante）附近发现的。希腊人在西班牙并没有留下像在意大利西西里的锡拉库萨（Syracuse），或是那不勒斯南部帕埃斯图姆（Paestum）那样的伟大石庙，他们在西班牙留下的建筑并不持久。

希腊人倒是把他们的音乐和乐器带到了西班牙。

提尔的歌曲虽已被时间湮没，不过我们可以想象有些残篇，和希腊与伊斯兰的曲调混在一起，留存在轻快的伊比利亚民谣里，这些民谣的起源已失落在时光的幽微之中。能确定的是，腓尼基在地中海的地位被希腊取代之后，希腊的故事和传说才深入伊比利亚半岛……人们在伊比利亚土地上的希腊神庙和剧院崇拜以弗所的狄安娜女神（Diana of Ephesus），伴着里尔琴（lyre）和阿夫洛斯管（aulos）吟唱颂歌和赞歌。[2]

公元前3世纪，北非的强大腓尼基城邦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First Punic War）中败给罗马后入侵西班牙。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将军趁战后暂时的平静，征服了安达卢西亚的一大部分和巴伦西亚海岸区。巴塞罗那之名就是来自哈米尔卡·巴卡。另一个迦太基城市是新迦太基（Carthago Nova），就是今天的卡塔赫纳（Cartagena）。哈米尔卡·巴卡训练了一支由西班牙步兵和北非努米底亚（Numidia）骑兵组成的精兵，并拟妥了征服意大利的计划。他死后，儿子汉尼拔（Hannibal）继承父志，实现了计划，自己也成为古代最知名的将军之一。公元前218年，他攻下并摧毁了萨贡托（今日巴伦西亚附近），并几乎立刻就带兵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他在公元前216年于坎尼（Cannae）遭逢并击溃一支强大的罗马*队军**。这可能是史上最庞大的罗马*队军**。罗马士兵在坎尼的死伤人数惊人，包括了80名元老院成员，帝都几乎没有一个家族逃过丧亲之痛。不过罗马人振作起来，依旧牢牢防护罗马城，同时派出了第二支*队军**。这支队伍不断阻挡迦太基*队军**进攻的同时，小心翼翼避免正面冲突。

汉尼拔立即释放所有掳获的罗马同盟军，并尽力策反，游说他们及其城市抛弃罗马，加入己方。他的计策不甚成功，因为罗马共和国有公平对待所有臣民的政策，而迦太基则四处劫掠恶名昭彰，如今令罗马大大获益，即使濒临溃败，同盟军则依旧坚定支持罗马不动摇。

汉尼拔撑了10年，在意大利南征北讨，虽然多次胜利，却一直无法巩固自己的地位。罗马人尾随他，但不肯和他正面交锋。终于，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由西班牙带兵增援，迦太基*队军**士气重振。但是这支*队军**却遭罗马军拦截歼灭。哈斯德鲁巴也遭杀害，罗马人还非常血腥地把他的头扔进汉尼拔阵营。接下来汉尼拔又在意大利逗留了4年，但他的部队逐渐缩减，敌军势力却稳步增长。公元前203年，汉尼拔被迫返回非洲。

在此同时，罗马军团在大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这个尊称“Africanus”是后来获得的）的领导下参战，在西班牙打败迦太基。公元前209年，大西庇阿攻下了他们在卡塔赫纳的基地，到公元前205年，所有的迦太基人都被逐出伊比利亚半岛，这个半岛也成为罗马行省，名为伊斯帕尼亚（Hispania）。大西庇阿率胜军攻进非洲，在公元前202年于汉尼拔自家地盘打败了他。还要再经历另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才彻底被摧毁，不过如今西班牙土地上没有了敌人，即将接受罗马统治。然而，一直要到近两个世纪后（公元前19年），不安分的西班牙部族才悉数被奥古斯都领导下的罗马军团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真正进入“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奥古斯都本人不得不亲赴西班牙，指挥攻打坚强不屈的山民的最后战役，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在知名的颂歌中描述说：“野蛮的坎塔布里亚土地不肯向罗马的统治低头。”

接下来的400年，西班牙在罗马治下迅速发展。英国史学家吉本（Gibbon）参考斯特拉波的记录，概要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西班牙，帝国的西端，属于欧洲和古代世界，在任何时代都一直保持同样的自然界限：比利牛斯山脉、地中海和大西洋。奥古斯都把这个伟大的半岛分成三个行省：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巴埃蒂卡（Baetica）和塔拉科南西斯（Tarraconensis），葡萄牙现在的位置就是当年好战的卢西塔尼亚人的地盘。格拉纳达和安达卢西亚的疆域则与古代的巴埃蒂卡相当。西班牙剩下的部分——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比斯开（Biscay）和纳瓦拉、莱昂和两个卡斯蒂利亚、穆尔西亚、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阿拉贡，都促成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罗马行省的形成，这个行省由其首府命名，被称为塔拉戈纳。在当地的蛮族中，最强悍的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坎塔布里亚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则最难控制。他们自恃高山天险，最后才臣服于罗马，也最先摆脱阿拉伯人的桎梏。[3]

伊斯帕尼亚很快就成为罗马的粮仓、帝国最富有的行省，大规模推广农业和畜牧业。西班牙的马既勇敢又敏捷，大受罗马马戏团欢迎。橄榄油、葡萄酒和水果产量丰富。正如普林尼（Pliny）所说，罗马人十分重视语言对全国礼仪的影响，因此很注重“在*力武**所及之处推行拉丁语”。罗马士兵所用的拉丁语成为西班牙的语言，这种拉丁文被称为通俗拉丁文，以便与西塞罗、贺拉斯、维吉尔等人作品里那种有学问者用的拉丁文区分。西班牙全境都推行罗马法律和习俗，人民逐渐罗马化。在和平与秩序确立之后，只剩一个军团留在此地，作为该省象征性的管理者。

蓬勃发展的城市在半岛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罗马大道“奥古斯塔之路”（Via Augusta）从罗马帝都延伸，一路穿过西班牙，到达西南角的终点站加的斯。另有其他罗马道路把其他重要城市联结在一起。由巨大花岗岩块打造的输水道令人叹为观止，把水引进了干燥的高原城镇。塞哥维亚的罗马输水道依旧保存完好，而且仍能送水，任何游客看到了，都会认为这里曾是个大都市，而不仅仅是罗马行省的西班牙城镇。西班牙各地也都兴建了桥梁、圆形剧场、神庙、马戏团和拱门。曾在西班牙担任罗马代理总督的普林尼列举并描述了360个不同的西班牙城市。西班牙的文明成了城市文明，不是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时期那种各自分散的城市，而是由可能是西班牙最好的道路系统联结起来而统一的城市，至少是一直到普里莫·德·里维拉时代为止最好的道路。

罗马人大力开采西班牙的矿藏，尤其是金矿和银矿。吉本说，每年由三个西班牙行省送往罗马的黄金为2万磅[4]。罗马人强迫当地人为统治者挖矿，这在西班牙人心中种下了对贵金属的热爱，并于数个世纪后反映在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的采矿经济上。

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也经由罗马来到西班牙。相传在公元40年左右，圣雅各（St.James）把福音带到阿拉贡、莱昂和加利西亚，但早期的教会作家并未证实此说。保罗可能确实曾经过阿拉贡，据记载彼得曾派传教士去安达卢西亚。在尼禄皇帝（Emperor Nero）的统治下（54-68），西班牙有几个基督教殉道者，他们身体所受的苦难和伟大的事迹记录在西班牙教会的早期历史中。譬如，还是少女的圣欧拉利娅（Santa Eulalia）步履沉重地跋涉到梅里达（Mérida），一心一意想舍生取义。她冲到当地治安官面前喊道：“旧的神毫无价值，皇帝也算不得什么；旧的神祇不算什么，因为它们是人的手所造的，皇帝什么也不是，因为他崇拜它们。这一切都毫无价值，全是虚空！”执政官觉得这孩子胆大包天，竟敢质疑政府的权力，非得惩罚她不可。他们把她捆起来，用热钳撕扯她的身体，但她还是继续用稚嫩的声音高歌。她的灵魂化为白鸽，由她的嘴里飞了出来，在天空翱翔。德尔图良（Tertullian，北非神学家）描述了这教人难忘的一幕，一针见血地说：“那女孩必然拥有我们所不具备的伟大隐藏力量。”[5]他说出了当时罗马人普遍的心声。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西班牙其他地区。圣文森（St.Vincent）在萨贡托去世，塔拉戈纳和希罗纳（Girona）也各有英雄牺牲，在萨拉戈萨则有18位著名的殉道者。罗马诗人普鲁登修斯（Prudentius）也在一首诗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圣恩格拉西亚（Santa Engracia）所遭受的折磨：她的乳房被由身体扯下，肝脏被切掉，四肢坏死生疽。

这些殉道的烈士造福大地，一如汩汩清泉；他们的圣血驱赶了所有的妖魔鬼怪，含泪到他们坟上悼念的人都带着微笑回家；在他们的忌辰，人们都会在圣祠提供盛宴。诗的最后祈求：“高尚的公民，和我一起拜倒在这些神圣的墓前，如此你们就全都能赶快追随这些复活的灵魂和肢体。”

任何对西班牙有所知的人，都知道这首诗谈的是西班牙生活的某些典型面貌。当地的圣人或圣母依旧是城市的守护者，是爱国自豪感和献身精神的象征，即使对那些不再信奉天主教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关于哪个城市有最杰出的圣徒，哪里的*行游**队伍最壮观，依旧是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一直到最近，背上鲜血淋漓的鞭笞者的*行游**队伍都还是竞技场残酷场景的温和版本，斗牛则是象征着精神胜过蛮力的永恒戏剧。[6]

早期殉道者为新的西班牙教会带来了源源不绝的动力。确实，西班牙对殉教的兴趣超过了其他国家。许多个世纪之后，在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掌控下，角色残酷地逆转。直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325年），西班牙和整个罗马帝国才变成以基督教为主导。

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西班牙的教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受教育的仅限于执政阶层。许多罗马帝国最出名的作家都生于西班牙。白银时代（Silver Age）的文学主要是这些“西班牙拉丁文”作家的作品：塞涅卡、马提雅尔、昆体良（Quintilian）、卢坎（Lucan）等，他们的作品都在公元1世纪完成。两位伟大的皇帝图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和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也在西班牙出生，后来的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us Pi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亦然。在图拉真统治期间，罗马帝国的疆域面积到达巅峰。吉本简洁地指出：

图拉真的作品展现了他的天才。哈德良在帝国每一省都竖立的公共纪念碑不但是奉他之命，而且由他亲自检视。图拉真本身就是艺术家，而且他热爱艺术，因为它们能彰显帝王的荣耀。安东尼王朝鼓励艺术，因为这对人民的幸福有所贡献。但皇帝却并非他们领土上唯一的建筑师，臣民们纷纷模仿，无畏地向世界宣告他们不但有勇气构想，也有财富来完成最崇高的事业。

罗马作家马提雅尔在帝国首都，受够了穿紫色托加袍（togas）的将军和傲慢寡妇的气后，退休到阿拉贡的一座小农场。他写信给朋友尤维纳利斯（Juvenal），描述他在西班牙的生活：

我们在波特丹（Boterdum）和普拉提亚（Platea）——这些都是我们凯尔特伊比利亚乡下地方的名字——懒散地生活，随兴地工作。我呼呼大睡，毫不羞愧，通常一觉都要十点之后才醒来，好弥补这三十年来我所积欠的所有的睡眠。这里没有托加，如果你非要不可，他们就会从最靠近的破椅子上拿张盖毯给你。我早上在从橡木林取来的大块木头烧起的美妙火焰前醒来，土地中间人的太太把锅盆架在火上。高大魁梧的年轻猎人走进来，让你不禁想要随他走进茂盛的树林。中间人把食物分给孩子们，询问是否可以剪去他的长发。这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也希望这样死去。

正是这一位马提雅尔也见过并称赞过加的斯少女性感热烈的舞蹈，她们的响板和“优雅高举的手臂，旋转的身姿、曲折的动作和神秘的情感”都教他深深着迷。

可是在其他日子，当马提雅尔不那么乐观时，他就会刻画这幅图像的另一面——附近的城镇是没见识的小地方。没有人可以谈话，没有剧院，没人对文学感兴趣、有品位。这位伟大的罗马人在乡下无聊得发慌。

其他罗马作家也为这幅西班牙画面做增补。普林尼赞美半岛的海岸地区、西班牙染料美妙的颜色、“工人的活力、奴隶的技巧、人民的坚忍和慷慨激昂的精神”。西塞罗称颂科尔多瓦的诗歌仿佛和橄榄油混合在一起。科尔多瓦的主教霍西乌斯（Hosius）亲自写信给皇帝，禁止他干涉西班牙教会。普鲁登修斯写了许多赞美诗，歌颂西班牙知名的基督教殉道者。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主教则容许舞蹈作为教堂仪式。直到现在，塞维利亚大教堂圣体节时的仪式，依旧有“塞斯舞”（Dance of Seises）。

罗马人对温泉浴的喜好也影响了西班牙。当时的拉丁文作家经常提到各大城的公共浴场以及人们常去洗浴的习俗。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约公元前100年），洗浴在罗马治下的西班牙蔚为风尚。不过到了5世纪，好战的日耳曼民族西哥特人（Visigoths）接掌政权之后，摧毁了所有的公共浴场，因他们认为泡澡会使人软弱阴柔。711年摩尔人入侵，又一反先前作风，使洗浴再度流行。西班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都认为洁净和虔诚关系密切，而且经常在宗教的净礼中用水。中世纪的卡斯蒂利亚士兵，既没机会也不喜欢清洗身体，他们渐渐把他们的污秽和（他们认为）正当的宗教思想牵连在一起，因此认为犹太人和摩尔人的沐浴行为有异端的色彩。犹太人和摩尔人都有清洗死者遗体的仪式，似乎认为这么做能洗净死者的罪愆，但基督徒看在眼里却特别反感。卡斯蒂利亚人也指责摩尔人把沐浴变成恶名昭彰的感官逸乐，认定沐浴是该族裔不道德且应受谴责的习惯。

西班牙的托钵修士根据他们与主流作对的原则，认为身体上的污秽正是道德纯洁和真实信仰的试炼；他们由年头到年尾无论吃睡都是同一袭修士袍，从不换洗，根据他们对“神圣气味”（olor de santidad）的看法，这才能实现他们的雄心。所谓“神圣气味”只不过是冲天臭气的委婉说法，但被视为基督徒虔诚的表现，许多圣徒的画像都描绘他们坐在自己的秽物里。出身方济会（托钵派）的大主教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Jiménez de Cisneros）就在伊莎贝拉一世和费尔南多二世征服格拉纳达后，让他们关闭并废除了摩尔人的澡堂。“他们不只禁止基督徒，也禁止摩尔人使用除了圣水之外的一切。宗教净化的重要元素成了火，而非水。”[7]

神父甚至受到指示，要询问年轻的女性悔罪者是否洗澡过多，如果有，就可以拒绝赦免她们。腓力二世钟爱的女儿伊莎贝尔（Isabel）公主曾发重誓，在攻下奥斯坦德（Ostend）之前不换衣服。围城持续了3年3个月又13天。

公主的衣服穿成了褐色，朝臣都称这个颜色为Isabel，以恭维虔诚的公主［此词在比利时依旧有“脏灰色”的意思］。骚塞（Southey）也提到虔诚的修女圣埃乌夫拉西亚（Saint Eufraxia）走进共有130位修女的修女院，其中没有一人洗过脚，就连提到沐浴一词都教人深恶痛绝。[8]

当时曾有一位宗教作家提到这些忠实的修女，称她们为“甜美的花园，充满了芳香和圣洁的名声”。由于这些历史背景，西班牙人养成了不洗澡的习惯，一直持续到19世纪。

自哈德良当政（117-138年）开始，以及安东尼王朝皇帝统治之时，越来越多犹太人涌入西班牙。据犹太传说，古希伯来人早在基督降生之前数百年，就“借着所罗门的舰队和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古巴比伦国王）的尖兵”在当地建立了殖民地，但这并未获历史的证实。不过安东尼王朝确实恢复了犹太人的古代特权，并允许他们在帝国内自由行动，享受罗马的自由和身为市民的荣誉。

新的犹太会堂在帝国各大城市出现，犹太人也以最严肃和公开的方式庆祝安息日和节日。西班牙的地中海气候、干燥山区和橄榄树林与以色列十分相像，因此成为离开近东的犹太人的新家园。他们为西班牙的人口和历史带来了重要的种族和文化元素。吉本非常正确地指出，在这个历史关头，“犹太人是民族，基督徒则是宗派”。几个世纪内，这种情况将会逆转，为犹太人和基督徒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公元头4个世纪的西班牙，被高山、大海和罗马帝国的其他行省，围在中间，远离罗马的敌人，因此能长治久安。在公元2世纪，如奥古斯塔-艾梅里达（Augusta Emerita，即梅里达）、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伊斯帕利斯（Hispalis）］、萨拉戈萨［恺撒-奥古斯塔（Caesar Augusta）］、卢戈、加的斯和塔拉戈纳等西班牙城市，都是罗马帝国最辉煌显赫的城市，这个时代的西班牙毫不懒散，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西班牙最后虽因承平日久而变得软弱，但日耳曼部族来势汹汹，使西班牙人重新燃起军事热忱，而且只要当地民兵组织能守住高山天险，蛮族就会被击退。不过，在罗马皇帝的联盟军取代这些民兵之后，西班牙北部就危险地门户洞开了。

409年，苏维汇人（Suevi）、汪达尔人和阿兰人（Alani）这三支日耳曼部族涌进伊比利亚半岛。汪达尔人*躏蹂**全境，但主要定居在西班牙南部，因此当地名为安达卢西亚（源自Vandalusia，意为汪达尔人之地）。三支蛮族四处劫掠，其中汪达尔人最为残暴，因此有了vandalism这个词来表示故意破坏物品或他人财产的意思。几年后，又一支日耳曼部族——半开化的西哥特人横扫西班牙，征服了之前的三支侵略部族，汪达尔人被迫退出西班牙南部，进入北非。已部分罗马化且多为基督徒的西哥特人，就在半岛上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王朝，罗马统治时期结束（公元500年）。

不过，罗马在这个地方及其人民的个性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包括三大要素：来自口语拉丁语的西班牙语言、罗马律法、基督教。此外还有罗马的艺术、建筑、政治组织和风俗习惯。要澄清的是，此时西班牙居民的思维、情感和行动方式，还并不是真正的“西班牙人”，这些人和征服摩尔人或发现并殖民新大陆的西班牙人有显著的不同。西班牙文化还处于变动的状态，公元400年在西班牙所说的语言还要经过多次根本性的变化，才会成为今天的西班牙语。罗马律法也在西哥特人和摩尔人律法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更。西班牙的基督教则因和穆斯林及犹太人许多个世纪的接触，而和4世纪时的教会与宗教观念有莫大的不同。

然而，经过罗马长期的统治，西班牙的文化和心理朝完全相反的两极发展：一方面是罗马式的团结统一、中央集权和帝国制，另一方面则是非洲式的分裂、部落文化和分离主义。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里，西班牙人民总是先朝向上述其中一个方向发展，接着突如其来地倒转，朝向另一方。这基本的对立如果依靠民主妥协，只能缓和一小段时间。

唯有强力的高压政府才能控制的分离主义倾向经常出现在明智的联盟获胜之时，于是，只能靠*制专**统治来稳定政治秩序。这种分离主义倾向，美其名曰是西班牙个人主义，但也许更准确的术语应是小行政区主义（cantonalism）或卡拜尔主义（kabylism），也就是分裂瓦解成诸多部落的倾向。英国的西班牙史学家马丁·休姆（Martin Hume）在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的支持下，将其起源追溯到半岛原有的伊比利亚居民身上。休姆在他的西班牙史著作中说道：

无论如何，根据现有的关于他们［伊比利亚人］体格的认知，他们恐怕并非源自印欧或雅利安民族；如今要找到和他们相似的人，只要看看北非阿特拉斯山（the Atlas）的卡拜尔（Kabyl）部族即可，这是西班牙对岸非洲沿岸的原住民，他们因为接连不断的侵略而被赶回山里。这些部族不但体格和早期的伊比利亚人相似，连性格和制度等不大变化的特殊之处，也和当今西班牙人雷同。伊比利亚人的社会组织就和阿特拉斯山民一样，注重氏族和部落，而他们最主要的特色就是顽强不屈的地方独立精神。卡拜尔族人骁勇善战，冷静又无忧无虑，数千年来都不愿被纳入统一的支配。而很可能与他们同源的伊比利亚人和有其他特色的雅利安族混合，被最伟大的支配种族罗马人统治了6个世纪；然而，即使到了现在，缺乏团结仍然是西班牙人的主要特色，和卡拜尔部族一样。[9]

休姆在书中一再重述这个论点。身为西班牙人的乌纳穆诺则不愿把卡拜尔倾向归因给种族。乌纳穆诺宣称这是源自西班牙人乡村生活的历史，对西班牙人而言，放牧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他说，纯正的西班牙人一向都是“不甘愿的农民，自愿的牧人，若他不是个士兵的话”。乌纳穆诺在这一点上和休姆不谋而合，无论历史怎么发展，无论原因如何，一旦日耳曼部族入侵终结了罗马的统治，西班牙对立的两股趋势——*制专**统一和分裂瓦解——就展开艰苦拉锯，并持续了1600年，从未中断，今天仍是如此。任何谈论西班牙的书，任何对西班牙文化或人民的阐释，都必须以这个事实为依归来分析其表现形式。

一直到约公元6世纪末（公元600年前后），西哥特人对西班牙的统治才得以稳固。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居民中形成了战士贵族阶级，人数可能从未超过20万。他们自己之间斗争不断，国王上位和被废的过程往往相当血腥，在西哥特人统治的两个世纪中总共换了30多位国王，其中有一个正在王宫享用大餐时，突然灯火全暗，10余名人夫人父持剑刺穿了他的身体。

许多西哥特国王都穿着貂皮披肩和紫色拖鞋，作为君主的象征。他们按照西哥特的风俗，留长发蓄长须，穿着打扮却学罗马人一样华丽，戴上富丽堂皇的珠宝。

西哥特人就像先前入侵西班牙的其他蛮族一样，在宗教上是信奉阿利乌派（Arians），而非三位一体的天主教。他们并不相信基督和圣父为一体，而是只把他当作伟大的先知，他们也拒绝接受圣父圣子圣灵同等的说法。西哥特阿利乌派大肆*害迫**西班牙罗马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国王莱奥维希尔德（Leovigild）把这种*害迫**定为其政府的基本政策。他掠夺罗马教会，勒索有钱人，把其他人驱逐流放或打入大牢，甚或送上绞架。他的宫廷就靠这样得来的财富变得金碧辉煌，他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加冕仪式。在这之前的哥特国王只比选他为王的酋长地位略高。莱奥维希尔德在宫中打造了美轮美奂的宝座，以壮观的排场统治群臣。国王的肖像也首度被铸印在西哥特钱币上。

莱奥维希尔德之子埃尔蒙涅吉尔德（Hermenegild）则为天主教殉道，他的死最终让信奉阿利乌派的西哥特人改奉罗马天主教。埃尔蒙涅吉尔德娶了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的天主教公主，新娘成婚时只有13岁。小新娘在托莱多的西哥特宫廷内遭到虐待；太后对她尤其残酷，因为她的不听话而大发雷霆。有一次甚至抓住她的长发，“把她摔在地上，踢得她浑身是血，最后下令把她剥光，丢进鱼池”。

听说他的小新娘坚忍地承受这般残酷待遇，埃尔蒙涅吉尔德感动不已，自己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并且反抗其父，四处寻求盟友。老国王莱奥维希尔德在与儿子的内战中获胜，将儿子处死。埃尔蒙涅吉尔德因此成了西班牙第一个为罗马天主教而死的王室殉道者。许多个世纪之后，他被尊为圣埃尔蒙涅吉尔德（1586年）。

他的弟弟里卡雷德（Reccared）在老莱奥维希尔德驾崩（公元589年）后登基，归还了从天主教徒那里掠夺而来的财宝，采取宽容政策，在托莱多召*会集**议，70位主教和所有西哥特贵族都前来参加。里卡雷德在这群尊贵的成员面前，放弃了阿利乌派，并请求所有臣民也和他一样。在只有零星反对的情况下，改信得以实施。里卡雷德成了“西班牙第一位天主教国王”，罗马天主教也成了国教。

里卡雷德称不上热血的信徒。他这是政治精明的动作，而非宗教救世主之举，他纯粹是希望教会能站在自己这边，而由于主教通常是由国王指派，这点完全在他掌握之中。里卡雷德就像在他之前坐不稳托莱多王座的西哥特国王一样，需要强力盟友来平衡西哥特贵族的权力，这些贵族一向都是国王的眼中钉。如今王室找到了这个盟友，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逐渐成为融合了西哥特-罗马-西班牙元素的国家。倘若历史能够继续顺着这个方向发展，西班牙就会跟上欧洲历史文化的主流。摩尔人阻止了这样的发展；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逗留了近8个世纪，彻底改变了那里人民的信仰、性格和心理。

在里卡雷德之后，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西哥特人新建立的宗教联盟把矛头对准了犹太人。身为境内唯一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西班牙犹太人的数量当时已达数万，他们是国内最勤奋、最聪明的居民，靠经商和理财累积的财富叫统治者看了眼红。他们的宗教令统治者憎恶，难以接受，而且他们早已忘记怎么使用*器武**。7世纪初的西哥特国王西塞布特（Sisebut）对这些可怜的人大行*害迫**。他一声令下，通过了法令，强迫犹太人受洗。据说有8万人忍辱屈服，以免遭受折磨或被处死，坚决不从的犹太人不但财产遭没收，身体也受酷刑，家人四散。

基督徒之间开始传说，许多改宗的犹太人在行圣礼时不出声地渎神，因此天主教圣职人员试图缓和西塞布特过度的狂热。然而，犹太人屡屡改回原来的信仰，西塞布特后来的一名继位者为此下令把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并在托莱多召开会议，命令每一位哥特王都得发誓遵从此法。尽管如此，犹太人依旧留在西班牙；他们承受奴役和不幸，却继续繁衍；西哥特人无法彻底消灭犹太受害者与奴隶，犹太人是西哥特人的出气筒，而且使他们的统治得以强化。考虑到这一切，不难想见为什么711年摩尔人入侵时，犹太人会张开双臂欢迎。

在哥特人统治时期，西班牙南部有一位博学多闻的罗马天主教百科全书编纂人、神学家、主教和圣徒，他就是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570-636）。伊西多尔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代表了西哥特-罗马学问的顶点。他把古拉丁作者所有的知识都综合在名为《词源学》（Origins）的巨著中，这部类似百科全书的作品备受重视，迄今还有近千本中世纪抄本留存。几乎每间中世纪修道院都有一份。伊西多尔的伟大作品绝对是欧洲式的事业与成就，而非西班牙式的。《词源学》是以当时欧洲通用的语言拉丁文写成，其观点也取自欧洲（而非西班牙），是欧陆及其文化黑暗时代中最亮的明灯，各国的学者都围绕在四周，学习并获得启发。

伊西多尔成了享誉国际的人物，他的作品由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都广为流传，《词源学》的主题有人类学、宇宙学、人文七艺、历史、法律、医药、教会事务、神学、动物学、建筑、心理学和农艺。伊西多尔作品的大部分内容取自古希腊罗马经典，以及先前的百科全书作者主要以拉丁文写成的作品。伊西多尔不识希腊文，而且他的方法并不科学，因此招来一些现代学者的讪笑，但他的百科全书代表了公元7世纪之人实际感受到的世界观的全貌。

伊西多尔的另一本作品《哥特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Goths）对我们而言更重要。该书对7世纪西班牙-哥特的现实和情感有清楚明白的呈现。那是一种自信的现实，踏实而没有哀伤或怒气，也没有后世作品的那种极强的宗教驱动力。伊西多尔笔下的历史歌颂勇气和战争，几乎像是异教徒的作品。在该书之始，有段“西班牙颂”体现了这些特点：

从西方至印度的大地中，您是最美的一片，哦，神圣的伊斯帕尼亚，王族和人民丰饶的母亲，各省份名正言顺的女王，西方与东方都从您这里汲取光明……难怪黄金罗马——众民之主想要拥有您；而尽管英勇的罗马获得胜利，娶了您做新娘，善骑的哥特民族在广袤大地却后来居上，多次在战争中获胜，带走您，珍爱您。那个民族今天依旧喜爱您，以您为他幸福的领土，享受王族的尊荣和无尽的财富。[10]

伊西多尔认为，世界“可以被战争的勇气包围和主宰，但也可以通过知识和智能的反省获得。在这种乐观且偶尔世俗的人生观中，宗教信仰并非唯一的主要动机”。在伊西多尔的时代，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是欧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要不是摩尔人入侵，它也会走上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的道路。伊西多尔的言论表现出对命运的信心，然而一直要到1492年，西班牙才会再次感受到这般肯定，只是那时西班牙已走上与原先憧憬的截然不同的道路了。

西哥特人亟欲成为新罗马人。他们说拉丁文，模仿罗马人的衣着和法庭，也模仿罗马律法，接受罗马的天主教。可是，他们的文化摇摆不定，并没有长久的传统和实实在在的成就作为基础。因此他们既无法保留自己过去的文化，也不能像罗马人一样完全融入现世的罗马文化。他们既无法像罗马人一样组织，也不能像罗马人一样统治或建设。时光流转，他们丧失了对战争的热忱，变得软弱、贪享逸乐、腐败、分裂。他们在西班牙形成了贵族阶层，却无法长久维持，无法从西班牙逐渐成形的现实中找到新的力量。西哥特人一直无法征服住在坎塔布里亚和比利牛斯山区的好战部族；这些部族是伊比利亚半岛所有原住民中罗马化程度最低的部族，也是后来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西班牙的部族。一言以蔽之，在重击之下，西哥特王国骤然分裂，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很稳固地结合在一起，而是由一批荒淫无道、离心离德、武断且狭隘的贵族统治的一个庞大国度。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对自己的命运如此确定？因为他们曾在战争中展现出不屈的勇气，并获得许多惊人的胜利。曾有两位罗马皇帝在和他们的战事中阵亡，罗马大军也被他们英勇地击溃。

西哥特人大有理由相信，他们并不是在摧毁罗马帝国，而是借由登上权力宝座来保存它。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无能，但确实保留了罗马的语言和教会。圣胡安教堂（Basilica of San Juan Bautista）是迄今幸存的少数西哥特时代教堂之一，位于离布尔戈斯不远的本塔德巴尼奥斯（Venta de Baños），661年左右在雷塞斯温斯（Receswinth）国王统治时兴建。他们用罗马温泉女神的神庙遗址打造西哥特式教堂。教堂是灰石建造的低而平的建筑，几乎没有窗户，就像背上长了冠羽的龟。其罗马风格的室内设计简朴古典，是早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之一。

若非历史作弄，西哥特人打造伟大西班牙国家的梦想原有可能实现，就像诺曼人在英格兰建立强国一样。

我们现在来到西班牙史的关键年代：711年，西哥特人被阿拉伯人击败。哥特人在直布罗陀对面的非洲北部休达山上有座堡垒，由西哥特将军朱立安伯爵（Count Julian）指挥，传说朱立安住在托莱多宫中的女儿被哥特国王罗德里戈（Roderick）引诱。为了报复，朱立安就与阿拉伯人联盟，邀请他们来征服西班牙。这个真假难辨的故事虽无史实佐证，却在古歌谣和西班牙的编年记录中广为流传。实情可能是，朱立安在国王身边的哥特派系之争中押错了宝，不敢承担后果，也不敢出面挑战罗德里戈国王，于是求助于外援。

哥特人不再是百战百胜、让罗马低头、强抢各国王后、由多瑙河到大西洋所向披靡的蛮族。在比利牛斯山的阻绝下，阿拉里克（Alaric，一般认为是西哥特王国的缔造者）的后裔在长久的和平中沉睡；护城的高墙腐朽化为尘土，年轻人不再练武；他们因古老的威名而傲慢，不得不在战场上面对侵略者的第一次进攻。[11]

另一方面，摩尔人充满了对穆罕默德创立的新宗教的热忱，尽管他们那时仍是一群混杂且不同种的部族［阿拉伯人、柏柏尔人（Berber）、叙利亚人等］，但新宗教的团结让他们有了集体作战和扩张的目标和动力。促使他们团结的因素仅有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不过这已足够了。他们是勇敢的战士，他们需要的只是一面旗帜，而伊斯兰教就是这面旗帜。

罗德里戈听到异教徒入侵的消息时，人在西班牙北部，他尽速召集了*队军**，这位西哥特国王率领“约10万大军”，稳住阵脚，准备迎战。他“头戴金冠，身穿丝绸刺绣的厚袍，斜倚在两只白色骡子拉的象牙车轿上，诚如当时哥特国王的一贯作风”。他就这么盛装打扮，率兵来到了瓜达莱特河（Guadalete）河岸的赫雷斯（Jerez）平原上，在那里与摩尔人交锋。西班牙语的13世纪古代史书《西班牙通史》（General Chronicle），非常详尽地描述了哥特人“因为经历了两年可怕的瘟疫和饥荒”，个个都很瘦弱，一副病恹恹的模样。两支*队军**交战数小时，相持不下，但最后朱立安伯爵领导的*队军**有基督徒倒戈；阿拉伯士兵破了西哥特*队军**的阵式，将他们击溃。此后，众人各自逃命。传说这场仗腥风血雨地打了8天，但这必定是夸大其词。

罗德里戈由他的车轿上跳下来，爬上快马奥雷利亚（Orelia），虽然逃过了战死沙场的命运，却不光彩地在满是鲜血的河里溺毙。他的王冠、长袍和快马都留在岸边，但从未发现其尸首。一名从员的头被砍下，放在大马士革王宫前展示。阿拉伯的史学家写道：“这就是国王逃离战场的下场。”摩尔人大军横扫托莱多，短短几个月，西哥特西班牙就灭亡了。侵略者掌控了整个半岛，除了坎塔布里亚山上的很小一块地方，这个国家的收复就是从这些山区开始的，并在接下来的800年持续进行。

罗德里戈吃败仗激发了西班牙歌谣作家、编年史家，甚至英国浪漫诗人的想象。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为此写了一*长首**诗，沃尔特·萨维奇·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和桂冠诗人罗伯特·索锡（Robert Southey）亦然，他们全都编织了朱立安美丽女儿弗洛林达（Florinda，或称拉卡瓦，La Cava）遭哥特国王*引勾**的剧情。西班牙古老歌谣是他们的灵感来源，因为这些诗作都勾勒了年轻女士在几位侍女陪伴下，沐浴在托莱多河里的香艳画面。

拉卡瓦头一个 脱下衣服。 在隐蔽的池水中， 她的身体白得发光，宛如太阳， 在场其他人都黯然失色。[12]

罗德里戈王躲在浓密的藤蔓里欣赏到这一幕，突然之间“爱振翅高飞，教他销魂”。这首古歌谣最后总结说，男人会说一切都怪弗洛林达，但女人都坚称错的是罗德里戈。

另一首古民谣描述了罗德里戈在瓜达莱特河畔的失败，极尽渲染之能事。看到这片土地上“血流成河”，悲惨的国王不由得伤心啜泣。凯瑟琳·E.斯特拉思迪（Katharine E.Strathdee）把这首民谣译成英文：

孤单地在战场上，在一颗即将陨落的星星下， 罗德里戈绝望地站立，他的*队军**四散远方； 他们已英勇地和摩尔人*队军** 打了八场战役， 他们心里不再有拯救故土的希望。 罗德里戈心酸地转身，满心悲伤与痛苦， 在看不见路径的夜晚越过贫瘠平原。 国王下了马，因为它已又跛又盲， 他孑然一身，踽踽独行，找不到栖身之所。 他的剑沾满了血与尘土，仿佛由最黑暗的地狱拔出， 猩红色调诉说了血淋淋的故事。 他镶着珠宝的铠甲，曾在太阳下闪耀， 如今却是编织着不幸命运的丧服。 黎明时分他爬上耸立在那残酷之地的山丘。 他的身下四散破碎的旗帜，横陈着忠心士兵的尸首， 正当哀痛的国王凝视那忧郁晨光， 却听到胜利之声：阿拉伯人轻蔑的叫喊！ 他寻觅领导西班牙士兵的队长， 却只看到他们已无生命的身体躺在血腥平原。 罗德里戈再无法忍受痛苦的负担， 他的眼里流下愤恨泪水，说出这些话： “昨晚我是西班牙的国王，今日已无封地可指挥， 昨晚美丽的城堡收容我的行列，今日我却一无所有， 太阳已从我的王国和治下永远消失， 黎明在这辽阔土地不会找到我的踪迹。 啊，我拿起令牌与剑的首日就是不幸！ 我被任命为西班牙君王的那一刻该受诅咒！ 啊，今晚我看到太阳下山是最残酷的命运！ 啊，死神，你得到了胜利！何苦怕你重击？”[13]

根据另一首古歌谣的叙述，罗德里戈没在河里溺毙，而是上了山，碰到一位近百岁的老隐士。老隐士听他的忏悔，赦免他的罪，但条件是罗德里戈必须躺在坟墓里直到气绝。国王躺在寒冷地窖里，其内已有一条盘卷的大蛇。隐士问国王情况如何，罗德里戈答道：

它正在啃啮我，啃啮我，

在我罪孽最深重之处。

不久国王去世，天堂喜乐的钟声回荡，那不是人的手敲响的，接着，国王的灵魂*天升**了。

这些歌谣（西班牙文称为romances）并非与它们所描写的事件同时代的创作。不过，罗德里戈王的传说可上溯到8世纪，而且可能是西班牙仅存的西哥特文学。前述诗作，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诗，很可能是14、15世纪的创作，那时罗德里戈和西哥特时代的西班牙早已被极不真实的光环笼罩。无论是哪一种历史、传说或情感的主题，都有数千首这样的歌谣，它们是无远弗届的诗，由吟游诗人创作并歌唱，西班牙各地的人都喜爱和传诵。罗德里戈王的歌谣显示，收复失地运动中的基督徒为阿拉伯人入侵感到多么痛心。摩尔人和西哥特人不同，他们一直未能宰制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时至11世纪，两种宗教和文化的战线已清楚划分，到了13世纪，这些战线成了全国上下民间和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才会在罗德里戈王歌谣中看到这种基督教式的观点，他们把一位软弱的君王描写成了民族传奇，这显示口述传统忠实地捕捉并反映了西班牙反抗伊斯兰力量的分裂。

[1] J.B.Trend,The Civilization of Spain,Oxford Univ.Press,London,1958.

[2] Gilbert Chase,The Music of Spain,Norton,New York,1941.

[3]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Modern Library,Random House,New York,n.d.

[4] 1磅≈0.45千克。——编者注

[5] Gerald Brenan,The Face of Spain,Farrar,Straus and Cudahy,New York,1956.

[6] Gerald Brenan,The Literature of the Spanish People,Meridian,New York,1957.

[7] Richard Ford,Gatherings from Spain(first published in 1846),Everyman,London,1906.

[8] Ibid.

[9] Martin A.S.Hume,History of the Spanish People,Cambridge Univ.Press,London,1901.

[10] Américo Castro,The Structure of Spanish History,Princeton Univ.Press,1954.（See also his The Spaniard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11]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Modern Library,Random House,New York,n.d.

[12] W.S.Merwin,Spanish Ballads,Doubleday,New York,1961.

[13] Katharine Elizabeth Strathdee翻译，并经由作者同意后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