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兴则球运旺。柳海光是新中国用双手托起的耀目球星。
且把时针倒拨半个世纪。
浙南沿海，离温州不算太远的海滨小镇—鳌江镇。小镇，不过汇聚着几百座白墙黑瓦的矮屋而已。小镇濒临鳌江，岸边有一道长堤，堤下是一片沙滩，常常，有一群晒得乌黑的孩子在那里赤脚奔跑，追逐着一个小小的皮球。其中一个瘦削的7岁男孩最为机灵。他名叫柳宜听。那江边沙滩成了一个天然的足球场。一旦飞脚劲射，球入江中，扑通一声，第一个跳入江水的，准是柳宜听。
柳家太穷，在鳌江镇过不下去，迁往温州，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间小屋住了下来。柳宜听就到公园后边的操场上踢皮球。
16岁那年，柳宜听跟着大哥到上海谋生。大哥进了造船厂当学徒，柳宜听则进裁缝铺学手艺。他的双脚在缝纫机的踏板上踩着、踩着、便发“痒”。学艺之余，踢足球成为他唯一的爱好。他，居然成了上海衣着公司足球队队员。尽管这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职工业余足球队，不过，却满足了他的“足球欲”。但凡上海滩上举行什么足球赛，观众席上总少不了这位年轻的裁缝。
不久，这位英俊的温州裁缝，娶了崇明姑娘陈秀兰为妻。他巴望着生个儿子，可以教儿子踢足球。
不过，他做起衣服来随心所欲，生男育女却由不得他。第一个，女儿。寄希望于老二，还是女儿！虽说史学家们考证说，早在公元123年，河南富山的岳三阙就已经有女子踢足球的壁画：还有明末皇帝朱由检的田贵妃，据说也是“女子足球队员”——虽然不见得是“国家队”。然而，柳宜听的两个女儿没有田贵妃那样的“福份”。当她们降生于上海滩时，足球界清一色是男子汉的天下。
终于在1963年7月11日，柳宜听如愿以偿，添了个胖小子。他给儿子取名“海光”。
两年之后，他又添一丁，取名“海勇”。
就在两个儿子摇摇晃晃学步之际，柳宜听已经给他俩买了小皮球，仿佛眼前是两颗小球星。
柳宜听对儿子进行“定向培养”，把自己的兴趣“传染”给两个儿子，他家住在上海闸北共和路，虽说那儿没有江边沙滩，而共和路却是个天然“足球场”——这条不长、冷僻的马路，当时不通汽车。于是，这位“自学成才”的“足球教练”，就带领儿子们在马路上摆战场。
当海光八九岁的时候，柳宜听患肝炎，在家长期病休。柳宜听闲着没事，就端张板凳在马路边，悉心指点着两个儿子踢足球。
尽管当时正处于“*革文**”高潮之中，大批“物质鼓励”为“修正主义黑货”，而这位“教练”却对儿子实行“物质鼓励”：他在墙上画一个圆圈，要儿子们把足球用头顶入圆圈中。凡连续顶入100次者，奖励棒冰一根：凡连续顶入200次者，则奖励雪糕一根。
那足球，乃柳宜听亲手缝制。反正他是裁缝，用布头縫个实心“足球”不在话下——他只领病休工资，家中又有4个孩子，实在买不起真正的足球。不过，柳海光的头球功夫，那前额的“老茧”，就在一次次顶布球时，慢慢练了出来。
他还在墙上画了白色方框，让儿子用小皮球练习射门。儿子的球鞋，是他从旧货店里买来的。破了补、补了破，破了再补，裁缝成了补鞋匠。
每逢上海举行足球赛，他总带着儿子前往观战。一边看，他一边像宋世雄般进行现场解说－一虽然他的听众，只有两个而已······
“父亲是我的启蒙教练！”柳海光一再这么说道。
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中国队门将张惠康的父亲，也是裁缝——上海“兰苓”女子时装店的成衣师傅。也是从小培养儿子踢足球。
球王贝利呢？他小时候“买不起球，就像别的孩子那样自己做了一个球：先找一只最大的袜子，塞满了破布或报纸，然后把它尽量按成球形，最后外面用绳子扎紧。”而贝利的父亲，正是一位足球运动员······
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出了顽强的足球幼苗。最初的园丁，便是他们的父亲。
摘自叶永烈《名人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