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时的权定一
权定一本不是副营长，是兵团战友们叫出来的副营长。1971年他在三营营部当通讯员，当时营部有营长申平治（抗美援朝干部、三等甲级伤残军人），教导员刘建国（复转军人）。营长每次外出都是由他在营部值班做上请下达工作，时间长了大家就开玩笑叫起了权副营长，后来团部的人们也都很自然的叫他权副营长。
权定一是兰州支边知识青年。
1968年12月25日晚一列西行的火车八点三十分等候在了兰州车站。准备上这趟列车的有一批年轻知青，他们是兰州六中、兰州化中和兰州十五中的六十名学生。毕业于兰州六中的权定一也在其中。接兵单位专为他们准备了一节车厢。用当时时髦的话讲，他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支援兵团建设的。
12月28*他日**们到达将要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安西西湖窑场。这里当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十一师七团管辖区。
当年九一一部队，全团共有现役军人11名。团长张天达、政委张顶成、司令部协理员刘玉海都是现役军人。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后一天上午，我应邀来到兰州市经济委员会办公大楼，在权定一的办公室里他兴致勃勃地给讲述了他在兵团时他几件有趣的故事：
两次被*长首**“看重”
第一次是1970年5月的一天，他们正在地里修水渠，营长来到他们连检查工作。营长和大家见过面后，就与石连长说着什么。营长在临走时走到他面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好好干！”说完就走了。晚饭后连长把他叫到连部办公室，连长先拿出《毛主席语录》本，读了一段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产党共**，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说：“营部要从我们连调一个通讯员，这是我们连的光荣，通过你一年多的锻炼和我们对你一年多的观察，你是一个好战士，今天营长也见到你，对你很满意，决定调你去营部当通讯员，你有什么意见？”他说：“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我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连长说：“明天就去报到”。就这样第二天早上连里派他的战友赵思源，赶了一辆毛驴车，拉着他的行李到营部报到了。
在营部他工作很勤奋，每天日常工作杂事很多，也很辛苦，并且每两天必须风雨无阻去10多里外的邮电所取一趟报纸、信件、包裹，然后回来分发给大家。营部的杂活和别人不愿干的活都是他的，他当时有一个特点，就是手勤、腿勤、眼勤，只要有活他就主动去干。
在营部工作了一年多，他埋头苦干、勤奋认真的工作得到了营长、教导员及同志们的好评，他自己也非常高兴。
第二次是1971年6月的一天，团长张天达和司令部参谋长时希周等四人来到他们三营，在营长和教导员的陪同下下连了解情况，一个连一个连的跑到了晚上十点还未回来。他就打电话问营长怎么办？营长说：“做好接待工作。”他心领神会，随后找来营部司务长一起支了四个床，并借来了被褥，还烧了一保温桶开水，同时让炊事班准备做夜班饭，一切就绪。到了凌晨两点多*长首**们回来了，他为*长首**们打好了洗脸水，摆好了饭菜。安排好*长首**们洗完、吃饭、休息后，此时已是三点多了，他才得以入睡。早上他依旧是六点半起床为*长首**们做好洗漱准备工作，并通知炊事班准备早餐，大概是*长首**们前一天太疲乏了，九点多才起床。
下午临走时，团长突然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什么时候来的兵团？入*党**了没有？什么文化程度？家在哪里？”他一一做了回答。看得出团长对他的回答和这两天的工作非常满意。团长对站在一旁的营长、教导员带有命令式的说：“把这个小伙子调到团部警通班。”接着对同来的参谋长说：“明天就让他到司令部报到！”（后来他到司令部工作后，才知道团长与参谋长那天中午已商议过了。当时司令部急需要人，*长首**对他很满意，所以才调他到团里工作）。营长、教导员不想让他调走，但军令不可抗。第二天，营部为他开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
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就这样他开始在团司令部工作了。
他“劫”过一次火车
那是1972年秋，师部在玉门镇召开宣判大会，当时他们团有三名被判人员，团司令部和政治处决定让他去执行任务，将三名被判人员押送到师部参加第二天由兵团军事法庭召开的宣判大会。
宣判结束后，师保卫部决定由他带两名战士将五名被判人员押往甘肃天祝石膏矿监狱。中午一点多师部的大轿车把他们送到了军垦车站，车返回师部执行运送其他犯人的任务。由于时间太紧，加至五名犯人都带着*铐手**又带的行李多，行动较慢，进站后他们应赶的客运列车没能赶上。怎么办？兰新线本来客运列车就少，军垦站又是小站，在这里停的车很少。想来想去只有两种办法，要么等坐明天的车，可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小时，押着五名犯人容易出问题；要么让路过车临时停车，让他们上去。列车临时停车，这么大的事谁敢做决定？万般无奈之下，他让另外两名战士看押犯人，他去车站值班室与车站领导交涉。好在那个年代办什么事情都突出政治，政治是第一位的，他向值班领导讲明了情况，说明了来意，并展示了军人通行证，车站领导立即向柳园调度室汇报并商议办法。半小时后，柳园调度室通知军垦站，有一列正在向军垦站方向开过来的货运列车十分钟后路过军垦站，可在此站临时停车一分钟，让他们八人上首车（最后一节押运车）。就这样他们上了货车，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到了天祝。车站离监狱有十多里路，有一段路是山沟，荒无人烟，容易出问题，他命令另外两名战士将冲锋枪*弹子**上堂压上保险。一路急行军，晚上六点多钟他们赶到了石膏矿，将五名犯人如数交到了监狱，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事后，团领导表扬他，处事机智、果断、大胆决策，及时拦劫火车，确保顺利完成任务。后来，他劫火车拉犯人的故事，像长了翅膀似的在全团传开，一时传为佳话。
权副营长“遇难记”
1973年他在团部警通班当班长，有一次机关组织集体学习，学习前团保卫股干事刘颖给大家讲了一个实况——权副营长“遇难记”，实际就是讲权定一在大风中迷路丢失的事儿。
那是1973年4月团机关组织干部战士轮流下连队劳动，他是第一批下连劳动者，为了不干扰连队的工作和生活，团里决定让他们住在离连队较远的一个地方。
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刮起了沙尘暴，风沙非常大，4、5米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更不能下地劳动，大家只好继续睡觉。他当时是警通班里年岁最小的，也是最积极的，早上八点多钟大家都在睡觉，他就早早起床了，把手枪、手表压在枕头下面，挑着水桶去涝坝为大家担水洗脸、做饭。去时方向很明确，打上水后在回来的途中迷了路（涝坝和住地之间无路），到了十点多钟大家看他不在，迹象表明他可能是去挑水了，可这么长时间不见回来，是不是发生了意外？几个干部急忙直奔涝坝，但没找见他，却在离涝坝不远处发现了两桶水，他们分析权定一一定是迷路了，几个人回来后带上干粮和水分头开始寻找。当时他想出来时刮的是西风，住房面朝南，并且附近有一个老乡的羊圈，首先寻找的目标是房子，如果房子找不见，能找见羊圈也行。辩认了一会儿方向他就向前走，走来走去就是寻不见目标，他心中十分着急、害怕，在恐惧中他想到老兵们说的，刮黄风时千万不能走远，这是迷路时最要紧的一点。他深信战友发现他不在了，一定很着急，一定会找他。大约到了近十点，他突然闻到沙尘中有烟味，当时他很兴奋，心想有烟就有人。他就顶着风向烟味走去，不多时回到了营地，大家虚惊一场。便有了《权副营长“遇难记”》的实况。
权定一在执行任务中
左轮手枪“丢”了
1975年9月初，团*党**委推荐他到甘肃工业大学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学，当时他兼任团参谋股军械参谋，分管全团的枪支*药弹**，那时全团各连的枪加起来有一千多支。连队配有机枪、步枪、冲锋枪和手枪。枪支的领取、发放，*弹子**的配置，枪械的保养、维修等任务都是由他负责。
到了9月中旬，其他工作已交接完毕，由于接任军械工作的人员决定的晚了一些，9月下旬才开始移交。在交接过程中他突然发现少了一支左轮手枪，当时就吓了他一跳，他苦思冥想也没想起来这支枪到哪里去了。丢枪在任何年代都不是一件小事情，那是要受处分的，后果也非常严重。如果枪找不见他就上不了学，还要受处分。那些天他非常着急，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可如何是好？就在他万般无奈之时，团后勤处机械股协理员（现役军人）探亲回来了，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问：“你怎么还没走？”他小声对协理员说：“丢了一支手枪。”协理员问：“什么手枪”他说：“左轮手枪。”协理员说：“左轮手枪在我那里，你忘了吗？”听后，他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顿时流出了眼泪。他给了协理员几拳。后来才想起有一天协理员在他的军械库里领东西时随意拉开他的抽屉，见有一把左轮手枪就顺手拿起，说玩两天。因为他俩关系非常密切，互相也非常信任，就未打条子，时间一长竟将此事忘了。
从协理员那里拿上左轮手枪，他俩就一同去找团参谋长时希周，说明了情况，一切才算了解。他写的五页尚未上交的自我检查和请求处分的报告也就白写了，但总算是有惊无险。
10月17*他日**才到甘肃工业大学报到，此时比别人晚了10多天。
权定一离开兵团上学毕业后，先后在兰州市的省市属企业及兰州市委、市政府的职能部门工作，在新生活的长河中，虽然他变换了几次岗位，转换了几次角色，由于他有兵团磨励的经历和练就的兵团人精神，使得他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得心应手，干得比较出色，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现在权定一已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但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仍按部就班的按时上下班,并承担着一些职务,还兢兢业业勤勤奋奋的工作着，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老权，您辛苦一辈子了，现已退居二线了，还不回家享清福去，还苦什么？”面对一些人的善意玩笑，他笑着说：“一辈子都苦过来了，不在这几年了，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退下来，也就安心了！”
从权定一的身上折射出兵团人踏实认真，工作自始至终努力完成的精神。愿兵团人的精神发扬光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6、飞 镰 受 伤
戈壁滩的盛夏是绚丽多彩的。
湛蓝的天空上，几丝白云慢慢飘动，随着微风，一股浓郁的麦香扑面而来。特别是清晨，黎明，鸟的叫声唤醒了万物，太阳是红着脸跳出了东方地平线，瞬间霞光万丈，把蓝色的天空染成了金红色，大地、戈壁及远处的祁连山上的皑皑白雪也镶上了金边。柏杨树的绿叶婆娑摇摆，桃花、杏花、梨花开过了，累累硕果在知了的叫声中逐渐发黄、发红。麦田经过烈日的曝晒，在不知不觉间一天天的由青变黄……
多么美丽晴朗的夏天！这正是戈壁滩上充满希望的劳动季节，也正是兵团人一年一度虎口夺粮的季节。为什么叫虎口夺粮，因为成熟的麦穗如遇到“干热风”，那就会减产，造成损失。兵团人每日忙来忙去的，不就是为此一时吗？
当天边刚露出一点鱼肚白，战友们就被一阵急促的哨音吹醒，迷迷糊糊地洗漱后，便匆匆忙忙地拿着镰刀下地了。战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沾满露水的草，一边磕磕绊绊地走着，一边还想着，趁着凉快，多割些麦子。
来到地头，排长给各班分配任务后，战友们个个像猛虎下山，扑向麦田，就此拉开了割麦大会战竞赛的序幕。战友们在麦田里你呼我喊，你追我赶飞刀走镰，互不相让。嚓嚓嚓嚓，人人像个小收割机。当战友们渐渐从麦海里露出身影时，麦子像撩倒的俘虏一样，一片连着一片。早晨八点多，管理员王锡珍带着炊食班的刁风琴担着馒头或花卷、绿豆稀饭和咸菜来到地头田间，大家边吃饭边休息。借此机会各班组织读读报纸，我为大家通报各班、排麦收竞赛的进度。
三伏的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出来，地上已经像着了火。快到中午时，战友们又累又渴、又饿又晒。割麦子时，不仅麦芒扎胳膊，还有许多蚊子和小咬在脸庞、耳边和脖子上肆虐地乱叮乱咬。特别是小咬，别看个头不大，才有小个针鼻大，可叮咬起人来，比起蚊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经它一咬，奇痒无比，会折磨人好几天。战友们迫不得已，每逢割麦时，恨不得将自己用草帽、纱巾包裹的严严实实。
下午，太阳像发疯似的越晒越炽热，整个麦田里像烧透了的砖窑，使人喘不过气来。据当地的老乡们讲，这个时候如果把鸡蛋埋进沙子里，不一会就能将鸡蛋烫熟。这时的战友们闷热的已顾不上蚊叮虫咬了，将草帽、纱巾、毛巾、上衣扔到一旁，恨不得将自己扒光，潜意识支配着战友们快割、快割，绝不能输给别的班……
傍晚，太阳落山了，夜幕遮天盖地地落了下来，满天星斗。战友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连队。个个像折断了腰，腰酸背疼，手膀酸困。战友们发扬一怕苦，二不怕死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吃完晚饭，又磨起镰刀……
记得那是1970年的夏收。当夏收快接近尾声时，一天上午我在与战友们比赛割麦时负了伤，而且伤得比较重，不得不下火线，走进医疗室。
那天上午，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麦田里已是热浪滚滚，暑气逼人。当天因原来的一双胶鞋，参加麦收已经磨破了，我换上了家里给我邮来的一双崭新的蓝色的网球鞋，身轻矫健，精神抖擞的走镰割麦，（正常割麦是抓一把麦子，割倒，再抓一把麦子，割倒，进度比较慢；走镰是抓一把麦子后，压在麦子上，用镰刀将压倒的麦割倒在自己的左脚上，边割左脚边将割倒的麦子提推前进，这样边割边走，直到割倒的麦子多的使左脚提推不动为止。走镰要比传统的割麦快许多倍）我娴熟的走镰割麦技术引起了许多战友的赞叹，大伙建议让我和连里的割麦能手老职工比试比试，看谁割得快，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很不谦虚的满口答应。比赛开始了，割了一会儿，我俩是齐鼓相当不分上下，在大伙的“加油！加油！”呐喊声中，累得我是大汗淋漓，挥汗如雨。渐渐体力不支，我与对手也拉开了距离，手忙脚乱中，镰刀砍向左脚，本应左脚提麦前行，但当时不知为什么，左脚已不听使唤，硬是原地没动，任凭明晃晃的镰刀砍去，倾刻间镰刀砍破我崭新的网球鞋，在大姆指关节的上方，砍出一条长4-5公分，深约1-1.5公分深的血口，顿时鲜血浸满鞋壳。战友们见状后，纷纷放下手中的镰刀，跑了过来，将我架到田埂上，脱下鞋来一看，都大吃一惊，没想到伤口像个小孩嘴样，鲜血直冒……忙乱中也不知是谁，掏出了手帕给我捂住流血的伤口，也不知谁，拿来纱巾给我绕裹住伤口。连领导闻讯后，赶了过来，安排了两个战友，将我背回了连队卫生室。
兵团卫生医疗机构的设置是，师设卫生院，团设卫生队，营设卫生所，连设卫生室。所谓的连卫生室，十分简陋，常备一些简单的药品，例如治感冒的、拉肚子的等和简单包扎用品。
一看伤口，让卫生员吓了一跳。她说需要打麻药、缝针，可卫生室没有麻药。情急之下，她急急忙忙跑去营部卫生所去借。结果所里也没有麻药，她问我怎么办？我望着卫生室墙上贴着的一张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时的宣传画，画面上是两个战士在东北边陲零下40度的数九寒冬、铺冰卧雪，一个手持火箭筒，一个半蹲着手持冲锋枪，严阵以待……他们一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震憾了我，同时也激励我，我心想，此时此刻，正是考验我是否真学英雄的关键时刻，战士们为保卫祖国献出的是生命，我为夏收受了一点伤、流了点血算什么，于是我毫无惧色的对卫生员说：“没麻药也行，只要缝合上就行了。”卫生员用盐水给我清洗了伤口，用弯形的手术针开始给我缝合了，她让我不要看，头偏到另一面去。她手颤抖着，每缝一针，我都钻心的疼，但我望着宣传画，强忍着痛疼，默念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竟顺利的配合卫生员完成了伤口的缝合。她一边给我包扎缝合的伤口，一边发自内心的赞叹，说我很坚强，很勇敢……
受伤后，我脚又肿又疼，不敢着地，连领导十分关心我，让我卧病休息。我休息了两天，到了第3天，我怎么也躺不住了，战友们都在虎口夺粮，我怎么能轻伤下火线躺下了呢？我也不知当年那来的勇气，拄着一根木棍我就下了床。来到黑板报前，又画又写的办起了板报……晚上我拄着木棍和战友们手提马灯，在连队中心位置用电扬声器播出连队在夏收战斗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风貌……
经过二十多天的连续作战，顽强拼搏，麦子总算割完。战友们顾不上喘口气，又一鼓作气的将麦子拉运到场上。紧接着又投入到“脱谷入库”的战斗中。
“脱谷”的滋味也不好受。10几个战友站在麦垛上，用镰刀砍“要子”，我带着尚未痊愈的伤脚，加入了砍“要子”的行列。几个战友将砍断“要子”的麦捆摊平，2个战友往脱谷机里“喂”麦子，还有2人把脱下麦粒的麦草堆到一边去，还有2-3人围着脱谷机里吐出的麦粒堆，用芨芨草扎成的扫把，将麦粒堆中的麦壳扫到边上去……脱谷工作是个系统工作，环环相扣，不能出现断层。在连领导的正确合理安排下，战友们个个坚守岗位，一丝不苟的工作着。
随着脱谷机的轰鸣声，麦跺越来越小，麦堆越来堆大，当麦堆堆到一定高度时，脱谷机会换个方位，重新脱谷，战友们会三五成群的围着麦堆，将新脱的麦粒装进麻袋中去……脱谷中“麦衣子”四处纷飞，飘落在战友们的头上、脸上和脖子里，与汗水、尘土交织在一起，又扎又痒。到晚上再看战友们个个蓬头垢面、面目全非，累得手脚像灌了铅，似乎一寸一分也无力移动了。何况我是带伤坚持工作，其艰难痛苦可想而知。
回首当年，在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兵团”工作时，我和战友们一样表现的比较积极，并能积极靠拢组织，要求上进，原因何在？我归纳有以下几点：
一是外部条件较好。我所在的连队人员的整体素质比较高。排以上干部除个别知青和农业指导任职外，其余全是部队上转业和*员复**的军人们组成；老职工及家属们待人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热心助人。另外还有个原因是，我们连原是老敦煌棉花农场场部园林队所在地，这里被人们称之谓“沙漠中的绿洲”。瓜果蔬菜应有尽有，不仅人居环境好，伙食也比全团乃至全师各连队要好。正如师政治部于主任所说：“当年我们打仗，哪个连队伙食好，那个连队逃兵就少。”这样好的外部环境，就像是个温馨的大家庭，短时间内我们比较安心兵团工作，这也在情理之中。
二是注重抓学习。连队经常开展“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教育，学习先进人物教育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讲演等活动，结合上述活动让我们树立“扎根边疆，屯垦戍边”的思想。各种各样的安排让我们无闲暇时间想家。
三是组织培养。连*党**支部和团组织经常组织先进青年上*党**课、团课，重点发展培养对象，做到了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所以我们个个积极主动向*党**团组织靠拢，要求进步。
四是每年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特别是评“五好战士”，做到每季度班里要评出“五好战士”，半年排里要评出“五好战士”，年终连里要评出“五好战士”，通过评优，激活了我们争强好胜的意识，年轻人都愿求上进，争当“五好战士”。
五是业余生活丰富。连队经常有演出，平时战友们勤学苦练，吹拉弹唱，打球竞赛，生活充实；连队还有黑板报、小广播，鼓舞士气，催人奋进。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连队风气正，各项工作抓得紧，为我们这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创造了外部变化的条件，年轻的战友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个不甘落后，你追我赶，争优评先，争取早日入*党**、入团。要求进步，这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