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岁发病
我给老妈听心音（原创摄影，盗图必究）
我出生1岁多的时候，有一天老妈突然发现我不对劲。据她说，那天她看见我耷拉着腿坐在床边，像个老头一样佝偻着身体，像拉风箱一样呼呼的喘着气，细看之下，发现我的胸脯一边高、一边低。老妈当时心里就有点慌了，她带上听诊器一听，左胸腔里轰隆隆传来的全是杂音，脑子一下就炸了。为了更准确的诊断，老妈把医院里的科室主任等医生都请过来给我听心音。
无一例外，听过我胸腔轰隆隆雷声的大夫都说，恐怕是先（天性）心（脏病）。后来经过详细检查，确诊的确是先心。虽然确诊了，但是当时却没有办法治疗。一个是年龄太小，另外一个是不知道是哪种先心，还有一个无论是哪种先心，老妈的医院根本没有治疗先心的技术。（先天性心脏病发病有早有晚，我这种先心一般是1岁左右发病。老妈带货的时候，正带着医疗队在农村出诊，每天翻山越岭，除了给患者看病，还要安排一大队人马的吃喝拉撒睡，忙的兵荒马乱，营养什么的根本就不可能，连个鸡蛋都没有。她说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得了这个病。）
于是，从1岁到7岁，我就开始了无休止与医院打交道的经历。用老妈的话说，就是从月初她们发工资开始，在医院住到月末工资花完为止。具体症状就是发烧，白天烧的低，晚上温度高。全身上下、手、脚打针打的都扎不下去针了，只好扎脑袋。我一看见大夫拿着针过来，就边哭边哀嚎，阿姨，不打针，不打针；阿姨，好了，好了，嚎的老妈在旁边陪着掉眼泪。医院里的所有大夫看过来，中药西药吃个遍，就没有一个人能治住我。大夫们都说，这个孩儿早晚要喂狗。
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药物，只要一打上这个针，立刻就不烧了，这个药差不多就成了以后我的救命药。这个药就是‘激素’。所以现在你们知道这个药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了。可在那时，包括我老妈和所有的医生在内，都不知道打激素的后果，只知道一打上这玩意儿我的烧就退了，神奇无比。此外，我还常吃一种属于那个年代的抗菌药-四环素，如果你看到一个生于7、80年代，不抽烟却顶着一口黄牙的人，多半他也是吃四环素长大的，那口牙叫‘四环素牙’。
骑自行车的一家人（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当然，这些经历都是听我老妈事后复述的，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两幅画面。一幅是一个冬夜，老爸骑着自行车，老妈抱着我坐在后座上，记不清是去打针的路上还是打完针回家的路上（貌似是出院回家），天虽然很冷，听着自行车的链条声，看着路灯照出的光晕在眼前一个一个闪过，却觉得老妈抱着我很暖和。还有一幅画面，也是深夜。我一个人躺在灯光昏暗的病房里，眼睛盯着泛着黄光的灯泡，手腕上挂着吊瓶，闻着消毒水的味道，听着走廊里来来回回的脚步声，老妈时不时的推门进来看看我。7岁以前，关于我的病，我能回想起来的比较清晰的回忆就是这两个了，其余的去医务所打针，已经多到记无可记了。
二、决定手术
对于给我做不做手术，老妈的态度很坚定，但是老爸有些犹豫。在那个时候，心脏手术可不是闹着玩的。当然，现在也不是闹着玩的。再加上年龄问题（那时大夫认为孩子大一点做手术更保险），所以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一直拖拖拉拉的到了我7岁。这一年，老爸调动了工作，要带我去他的新工作地点上幼儿园。所以，抽了一天时间，老爸老妈带我去新的幼儿园参观，谈入园的问题。
幼儿园很好，老师们也很好。但是谈到最后，谈到了我的身体情况，幼儿园就把我给婉拒了，说如果出了什么事，她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其实，我在老爸之前单位的幼儿园上的挺好，基本没出过什么状况，也就是换季的时候，定时发烧，去医务所打针，换幼儿园纯粹就是因为老爸工作调动的原因。（医务所的阿姨给我总结，每年我必定去医务所打两次青霉素，春天一次、秋天一次，一次三天，一天两次）没想到因为身体原因幼儿园没上成，这个情况却刺激了老爸，他从以前犹犹豫豫变成了决定一定要给我做手术解决这个问题。
大主意定了，下面就是如何实施。
这个时候，省内医院已经有条件，可以做心脏手术了。但是我妈怕不保险，决定既然看病，就要把病看到地方。于是定下来，去上海，到上海胸科医院给我做手术。那时出省看病，不像现在，只要出行条件没问题，说走就走。八十年代出省看病还需要省卫生厅开证明。老爸老妈只能托人找关系，还算比较顺利的把证明开了出来。然后就是手术费用，然后就开启了借借借的模式。今天朋友给拿点、明天亲戚給拿点、后天爸爸妈妈的同学再给拿点。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把费用凑了起来。
八十年代卧铺车厢（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住我们楼上的是上海来豫的知青阿姨，和我们关系很好。听说我们要去上海做手术，就联系了她父母，等我们到沪后帮我们联系住院的事情。（这对爷爷奶奶给我们帮了大忙，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么一件大事。）然后，就是买票、启程。这是我第一次坐卧铺，当然，卧铺只买了一张票，老爸坐硬座，白天的时候他过来陪着我们，晚上只有我和老妈睡在这里。车上发生了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中午还是下午的时候到了上海。
我们的上海之旅，就这样开始了。
三、到达上海
下了火车，我们坐上公共汽车，下车后，先找了一个饭馆吃饭。这是一个小门脸的四川饭馆，在这里我第一次被四川凉面打开味蕾，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吃的面条。虽然是北方人，我却从小就不爱吃面条，只爱吃大米饭。四川凉面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无比好吃的面条。隔着橱窗，那黄澄澄的面条放在一个大盆里，被服务员阿姨从盆里盛到碗里。第一口下去之后，从此，四川凉面就成了我夏天的最爱之一。吃完饭，我们步行到了四川北路附近、开在武昌路上的一家旅社，一家当时开在弄堂里的众多的公办旅社之一，叫‘武昌旅社’。
武昌旅社的大门横对着弄堂巷道，一进门就是一个柜台，进门柜台右手是淋浴间？（或者是开水间？记不清了），左手就是一个只容一人上下很陡的‘回’字形的木楼梯，通向二楼和三楼。办完手续，上到二楼，这是一个不临街、三面墙壁、没有窗户的闷间。吃完晚饭我们就休息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红箭头处为武昌旅社大概位置（旅社早已拆除），下方蓝色条带即为苏州河
这个旅社离我要去的上海胸科医院还有很远，那是因为我们要先去拜访知青阿姨的父母。这个爷爷当时在上海邮政大楼上班，所以你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先到这里来住下了。（上海邮政大楼后来改成了上海邮政博物馆）爸爸妈妈带着我，拿着我们带来的土特产（小磨香油和木耳）就去拜访这对爷爷奶奶，请托他们看能不能让我到上海胸科医院去手术治疗。接下来就是等消息。在等消息期间，爸爸妈妈带着我到附近的旅游景点去参观。每天晚上，吃过晚饭，我们就会顺着四川北路散步到苏州河、到外滩，然后再返回旅社休息。
上海邮政博物馆（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八十年代苏州河老照片（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苏州河给我唯一的印象，就是臭，那是真臭啊，冲鼻的臭！我非常不明白为什么要到这么臭的河边来散步。另外一个就是外滩边那么多叔叔阿姨靠在河堤旁、坐在一起在干什么？我把这个疑问问了出来，爸妈回答我他们在谈工作。谈工作？大晚上的，有什么工作好谈的？
白天，老爸老妈，主要是老爸，领着我们去各个景区玩。老妈迷路，她说她一看见上海街头建筑物圆形的拐角就迷路。她一直在疑惑为什么上海的街头拐角是圆的，为什么不是四四方方的。
八十年代外滩老照片，图中渡口处即为十六铺码头（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在外白渡桥、上海大厦前留念（原创摄影，盗图必究）
今日外白渡桥、上海大厦（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在一大会址前拍照留念（原创摄影，盗图必究）
今日一大会址（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讽刺与幽默（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九曲桥（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吴淞口日出，这张图片和我记忆中的日出很像（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宋庆龄故居，我对这个大铁门印象尤其深（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上海动物园老照片（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我们去了外滩，在报刊摊上买到了让我乐不可支的报纸《讽刺与幽默》，回家后这份报纸我们还订了好多年。在苏州河、外白渡桥旁边，以上海大厦为背景照了相；我们去了一大会址，在一大会址照相留念；我们去了城隍庙，走过了人挤人的九曲桥；我们坐游轮，顺着黄浦江去了吴淞口看大海（我记忆中好像是看日出）；我们去了宋庆龄故居，但是故居没有开放；我们还去了上海动物园，看了熊猫、长颈鹿。总之，在入院以前的这些日子里，我玩的开心的飞起。
后来，老妈才对我说为什么这段时间带着我这么密集的去玩、去照相。因为上了手术台，可能下来，也可能下不来，如果万一下不来，他们带我该吃的吃了，该玩的玩了，合影也照了，就尽可能的不留遗憾了。
在武昌旅社，我们换了房间，换到了临街带窗户的房间。这里以前是一对母女在住，也是来上海看病的，好像也是心脏病。她们没有走以前，我和那个小女孩每天都很开心的玩在一起。我们共同的玩具就是旅社的一只小猫。说是旅社的其实也不准确，它好像是住在走廊尽头一个独居老奶奶的。（我也搞不清这种房子的产权是什么性质，好像说的是房子是这个奶奶的，所以她也在这里住。但是我那时却没想过这么窄、这么陡的楼梯，她是怎么能上上下下的，我印象中她好像从来没有下来过）后来，母女俩搬走了，不知道是去住院还是回家了，我们就搬进了这个房间。
上海里弄食堂老照片（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旅社的人告诉我们，里弄里有公办食堂，吃饭的话可以去吃食堂。于是，每天我们顺着窄窄的、曲曲弯弯的里弄到食堂去吃饭，吃的什么大多也不记得了，只记得那里的大米饭很好吃。老妈后来告诉我，我特别喜欢吃菜肉大馄饨，好像是这样吧。后来，在入院前，我们好像又换了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临着市场的二楼，因为楼下每天都吵吵嚷嚷的。那几天我应该在发烧，精神头不好。有一天，从楼下的熟食店经过，我盯着橱窗里的香肠挪不开步，老妈几经斟酌，给我买了一根，切好用油纸包着回到屋里一片一片的吃掉，那根香肠真香啊。
入院前的记忆大概就这么多了，然后记忆就切换到了胸科医院门口。应该是那对爷爷奶奶帮我们都接洽好了，可以入院了。
四、住进胸科医院
上海胸科医院大门老照片（上海胸科医院公众号）
我们到了胸科医院门口，看门的门卫不让进，好像是一个孩子只能有一个大人陪同，总之在门口逗留了一阵，最终我们三个还是都进去了。然后记忆又切换到了医生办公室。一个男大夫用听诊器听了我的心脏，说了几句话，开了单子，我就住院了。（住院以前应该还有抽血检查什么的，我都记不清了，似乎做了这些检查，而且做检查的时候我都没有哭，但是看到爸爸妈妈离开，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的眼圈就红了，还好最终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一个护士阿姨把我们领到了一大间病房，病房三面放的都是病床，有十几个小孩子，都是像我这么大。把我安顿好以后，老爸老妈就离开了。从这时开始，大多数时间我都要独自在这里度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
这里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中晚三餐都由医院负责。每到吃饭的时候，护士阿姨就会在走廊里摆好小桌子和小板凳，所有的孩子都一个挨一个坐下来吃饭。我们吃的饭花样很多，我在这里第一次吃到了肉松。盛一碗粥，挖一勺肉松搅拌到粥里，简直是人间美味啊。还有，蛇肉！！！有没有可能是护士阿姨骗我们，把鳝鱼肉说成是蛇肉？可是又不像，因为这个肉我住院期间只吃了一次，就那么一次。
魔棍足球（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白天，等查过房以后，住院的孩子们有的躺在病床上挂吊瓶，有的坐在病床上聊天、有的在病房和走廊上玩。在孩子们中间最流行的是魔棍。我们用魔棍扭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手枪、宝剑、长颈鹿等，等级最高的是用魔棍编成足球。这可是个满级的技能，我还是专门和隔床的高手学过以后才会的。
我们住的这层楼俗称‘北三’，楼梯间那边是‘南三’。不知是我听错了还是告诉我的人说的不清楚，我一直以为这两个名字是‘北山’和‘南山’。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北三和南三的孩子成了世仇，两边老死不相往来，见面就打，我只遇到过一次小冲突，两边很快就收兵了。可是我直到出院都不知道为什么两边要干架，可能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传统吧。后来我记不得是谁说过一句，南三的孩子都是比较严重的心脏病，我们北三的相对较轻。直到我出院，南三在我心里都是一个充满了神秘感的所在。
中午吃过午饭要睡午觉了。可刚充满了电、正在兴头上的小孩子们哪个能安生下来？在床上又蹦又跳，比赛打蚊子，看谁打的蚊子最多。每回护士阿姨都要进门几次，直到最后佯装要发脾气打人，我们才能安静下来，老老实实的睡个午觉。
电视剧《虾球传》（视频截图）
晚上吃了晚饭，护士阿姨和小孩子们混在一起看电视。我们把凳子排好，小病号们坐前面，医护人员坐后面。电视剧*放播**的是《虾球传》，可能那时全国都在看这部电视剧。我只记得虾球一个人在海里奔跑，然后主题曲从电视机里传来“都说那海水又苦又咸，谁知那人间的不平事......”。看完电视剧，收电视、收板凳、回病房，上床睡觉。
这大约就是我们这些小病号的日常生活了。老妈后来逢人说起来，就夸这里像个幼儿园，所有事情都不需要家长们操心，医院把孩子们的一切都管了起来。唯一让我们不爽的就是不能离开北三的病区范围，所以盼望家长探视就成了每个礼拜我们最迫切的愿望。
上海胸科医院草地老照片（上海胸科医院公众号）
每个星期家长可以入院探望孩子一次还是两次？（记不太清了）所以每到探望的时间，我们就拥在正对着医院大门的窗户前，紧盯着进出大门的人群，在里面寻找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其他人的爸爸妈妈。一旦看到，要么就欢呼我爸妈来了，或者就赶紧通知其他的小朋友他的爸爸妈妈来了。爸爸妈妈来探视，我们也不能轻易的下楼玩。有那么一次，病区通知，我们可以跟着爸妈下楼，于是楼前的草地上坐满了家长和孩子，大人们聊天，小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打闹。这时候，用魔棍扭成的足球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在草地上踢着‘足球’，玩得不亦乐乎。
五、手术成功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其他小孩子偶尔会消失一段时间再出现，我们就知道他去做手术了。终于，我上手术台的时间也到了。我记得好像先给我抽了很大一管血，之后不久，我就要去手术室了。我躺在推床上，晃晃悠悠的被推着走，头一阵一阵发晕（平躺加晃荡）。到手术室以后，就看着医生护士们在忙着，然后，有一个大夫跟我说，一会儿我在你脚上扎一针你就睡着了。我‘哦’了一声，心里还嘀咕了一句，要是睡不着怎么办？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过来，就看到爸爸妈妈的面孔在我面前，俯身看着我，我还是躺在推床上，刚出手术室，我冲他们笑了一下就又睡着了。老妈后来说我在手术室里面呆了好几个小时，她的心一直悬着。后来医生告诉她，手术其实做的还是很快很顺利的，之所以一直没出来是在等麻药的劲过去，在观察。我出来后，对她的那个微笑，让她一下子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等我再醒过来，一个人躺在了一间病房里，仰靠在一张摇起的床上，手腕上挂着吊瓶，左手是一面大窗户，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窗户外有人不时走过，但是没人往窗户里看一眼。这时候我觉得好孤独啊，好像整个世界都对我按了静音键。等到了某个晚上，我的左肋开始疼起来，撕裂般、针扎般的疼，怎么躺都不对劲（现在知道是止疼药撤了）。好像护士对我说，如果感觉疼了可以叫她们，但是我没有叫过，就是一个人默默的忍受着，不哭也不闹，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眼前的黑暗，一直忍着。顶不住困意就睡过去，然后又被疼醒过来。再后来，我可以下床了，头晕晕的，扶着床尾和能扶的东西，在地上走走。好奇怪，这段时间医护是怎么照料我的，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可能这就是全麻的后遗症吧。（我这时住的可能就是PICU，不过那时不这么叫，我估计也就是叫个加护病房啥的）
我从单人间转回了大病房，又开始了和小病友们没心没肺乐起来没完的生活。不过这时候也开始讨论拆线的项目。据有经验的前辈说，拆线可是个躲不过去的关口，拆起来疼的不得了，给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盼拆线，又怕拆线。终于有一天，轮到我拆线了。
一个男护士端了一个盘子过来，让我侧躺在床上给我拆线。小伙伴们都围在旁边参观。等他第一（剪）刀下去挑线，我就在心里开始忍不住问候告诉我拆线疼的不得了的损友了，这TM哪是疼，快TM痒死我了。把线从肉里挑出来，那个酸爽，简直比无数个蚂蚁咬你的痒痒肉还痒，痒的我浑身一抽一抽的。惹的男护士直喊，别动，别动，忍着。等到最后一个线头挑出来，我的酷刑才算结束。直到这一刻，我的手术才算是全部完成了。我也成了一个有经验的前辈。后来，有同屋的小病友上手术台，我就跟他说，你去那屋里，打一针，睡个觉病就好了。老妈因为这句话，可乐了不短的一段时间。
在这间病房里，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个小朋友，我们送了他一个外号‘蒋门神’，因为他姓蒋，又长的高、壮一些。爸爸妈妈们之间处的关系也不错，我们是前后脚上的手术台，都安全的下来了。后来他们回湖北，还给我们来了信，两家之间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书信联系。
后来，我出院了。老爸老妈领着我去南京路一百，买回家的礼物。给妹妹买了一架小钢琴，买了一个电影《沙鸥》里的小熊打鼓玩具。再后来，小钢琴送人了，小熊打鼓玩具也不知道丢在哪里了。
再后来，我们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安全的回到了家中。
六、一点总结和感慨
今日上海胸科医院（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今日上海胸科医院（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这次上海手术之旅，从出发到结束，一共历时四十天，出行、住宿、住院
、手术所有花费加在一起，共计费用是1000元人民币。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我老妈对这个数字念念不忘，唠叨了好多年。尤其是后来社会医疗费用越来越多，她对只花了这个数字的钱就给我治好了心脏病一直满意的不得了。之所以速度这么快，花费这么少，就是知青阿姨的爸爸妈妈帮了大忙。要知道，等着入院治疗、手术的小病人，在上海等床位等了半年的都有，我们几乎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爸爸还趁我手术后的空闲时间，来了一趟杭州一日游。但是，就是这么一笔对治疗心脏病来说最少的花费，父母也一直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还完。
动脉导管未闭解剖图（网络图片，仅为示意用）
我的心脏病全称是动脉导管未闭（英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简称PDA），是一种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约占先心总数的12%-15%，女孩发病的概率是男孩的两倍左右。动脉导管是一条连接主动脉和肺动脉的‘通道’，是胎儿期血液循环的主要通道，一般在出生后几个月内自动闭合，如1岁后仍未关闭，就是动脉导管未闭。该病早期无症状，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出现气促、乏力等表现，同时因为导管未闭，心脏的血液会进入肺部，导致反复出现肺部感染。（这就是我1岁发病，7岁以前反复发烧的原因）动脉导管未闭后期可引起严重并发症，如严重肺动脉高压、心力衰竭、感染性心内膜炎等，严重者可致死亡。
换句话说，我患有的先心，是所有先天性心脏病里相对最轻的。但是就是这种最轻的先天性心脏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在省一级的医疗机构都属于比较棘手的病症。而且我的病确诊也是在上海胸科医院才确的诊，确诊后，医生就说了句，动脉导管未闭在我们这儿就是个小手术，这真不是医院说大话，因为给我做手术的大夫本身也验证了医院的说法。他也只不过是胸科医院的一个工农兵学员，可想而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医疗技术差异了。（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就是未经正规大学入学考试录取，只是由学生所在单位推荐即可上大学，这是那个特殊时期一种特有的大学录取学生的模式）
大夫还说，我这年龄，7岁，做这个手术已经有点晚了。说句玩笑话，大夫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当时其他地方的医疗技术、认知水平能和他们这个全国最高水平的地方相提并论吗？话说回来，心脏病还是早发现早治疗的最好，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什么状况。
后来，在电视里，我看到一条上海胸科医院的新闻，新闻里说动脉导管未闭这种先天性心脏病，不再需要开胸手术，仅仅一个微创手术就可以治愈。我还专门把爸妈拉到电视前看了这个新闻。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动脉导管未闭的患儿，就不会再像我一样，从左肋下划开一个半月形创口打开心脏去手术治疗了。
按着大夫们的普遍看法，如果我不进行任何根本性治疗，自然生长，寿命大概率会在18岁左右中止。因为这一次短短的四十天的上海之旅，我的生命延长了几十年。老爸老妈不但给了我第一次生命，老爸老妈又和上海胸科医院的大夫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