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经济富饶的江南一直是朝廷重要的经济基石。但江南的富庶并非与生俱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江南地区，与中原相比属于落后蛮荒之地。崛起于南方的楚被称为 “荆楚” ，越则被称为 “蛮越” ，北方诸侯对南方的鄙夷可见一斑。在北方诸侯和文人眼里，江南不值一提， 《史记·吴太伯世家》 中，在言及泰伯南奔、建立勾吴时，司马迁也连用了三个 “荆蛮” 。泰伯抵达江南之后，“筑城守民，汇通百渎”，那条“百渎河”，也称“伯渎河”，是出现在江南地区最重要的水利设施，也是中国南方最早的人工运河，距今已有3100多年历史。勾吴后期快速崛起，阖闾、夫差执政时期在勾吴境内开凿了大量河道，使之成为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今天被誉为“京杭大运河第一撬”的邗沟不过是其中之一。
直至魏蜀吴三分天下，江南尚未展露峥嵘，其发展水平至多可与西蜀比肩。三国争霸期间，孙权治下的东吴，国力远低于北方的曹魏。因此，东吴不得不在长江沿岸部署大批驻军，并通过屯田开垦来自给自足。长江中游的浔阳、武昌、陆口、江陵，下游的湖熟、毗陵、溧阳、江乘、江阴，以及今浙江安徽境内的海昌、上虞、新安、皖城等，东吴的屯垦区多达十多处。
为了发展农耕，东吴还在江南地区兴修了大量水利设施： 无锡境内沟通太湖与蠡湖的长广溪，句容境内的赤山塘，衔接丹徒老水道且贯通南京的破港渎，湖州境内的皋塘和孙塘……，都是当时屯田兵民疏浚或开凿的水道。最大的工程，当属太湖大堤的修筑，这道从湖州境内的吴兴一直延伸到长兴的大堤，绵延数十里，有效防止了湖水的外溢，保证了农田灌溉之需，极大促进了江南农耕经济的发展。汉代时的江南仍逊色于北方，中原地区的繁华曾让南方诸地仰望。
如果说，江南的开发始于东吴，而江南的全面繁兴则始于东晋。 西晋末年，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 “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 在中原，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不断进犯，扰乱了北方政权和百姓生活，而偏安一隅的江南则成了世外桃源般的静好之地，由此引发了史称 “永嘉南渡”“晋室南渡” 的大移民。据史学家谭其骧推算，永嘉年间北方迁往江南的人口多达90余万，占全部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后来更有史学家认为，“永嘉南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有更多北民陆续迁往江南，所以南渡实际人数远超90万。如此之多的北民南迁，对北方无疑是一次财富和人才抽底，而对江南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契机。
在晋室南渡的大潮中，南京（建康）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五个朝代相继在此建都立国，加上之前的东吴，南京从这时起，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 “六朝古都” 。相比北朝的群雄纷争、战乱频仍，南朝时期相对稳定。政府的劝课农桑，奖励耕织，改水造田，使农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紧依长江的常熟，古称海虞， “土壤膏沃、岁无水旱”，“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之为灾，则岁得常稔” ，因而得名“常熟”。梁大同六年（540年），经济快速崛起的常熟，被从毗陵郡划出单列为县。
开皇八年（588年），20岁的杨广奉命率50万大军南下伐陈，获得完胜。江南由此纳入了中原大一统王朝。也是从那时起，江南的财富便开始源源北输，成为隋朝最重要的赋税来源。隋炀帝时期贯通的大运河，最初长度达2800公里（后经元代截弯取直缩短至1794公里），江南的大批财粮得以顺畅北运，依靠的正是这条水上南北大通道。
隋炀帝虽然被后世定格为暴虐无德的*国亡**之君，但正是他最早意识到江南对中央政权的巨大战略意义。也许隋炀帝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通过运河攫取更多的江南财富，但运河开凿对江南经济的开发与带动，不能不说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隋炀帝不惜耗费巨大人力财力，开凿了 永济渠、通济渠 ，疏浚了 山阳渎 ，并连接贯通了江南运河，让绵延两千八百公里的大运河贯穿长江、钱塘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在华夏大地认为形成了一条江南财粮北运的生命线，由此把江南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虽然史籍文献中的隋炀帝身败名裂，但无论大唐，还是后世历朝，却一直享用着这条大运河所输送的利益。大运河沿岸的城市也都因此而繁荣兴旺，成为这条巨大珠链上一颗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隋炀帝杨广像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春，隋末瓦岗军农民起义攻下了运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兴洛仓。起义军开仓济民，大量百姓归附，得以在兴洛仓城建立了政权。兴洛仓的建造者也是隋炀帝。为储藏江南漕粮，他曾在河南、陕西近运河处建造了几座大型粮库以备不时之需。这些财粮在隋朝灭亡后，唐朝仍享用了多年。唐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李世民与黄门侍郎王珪对话时说：隋“天下计积，得供五六十年。”短命的隋朝留下的财物，竟然可让大唐王朝享用长达半个世纪。《唐史》中亦载：唐贞观十一年（637），监察御史马周向李世民禀报说： “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 可见，隋朝所积累的江南财赋之巨，十数年后仍用而未竭。
2012年1月，考古专家对洛阳附近的回洛仓遗址进行了二次考古发掘。经过一年努力，终于弄清了这座隋朝粮库的全貌：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55米，相当于50个足球场大小。700座内径10米的仓窖，东西成行、南北成列，分布于仓城内。以每座仓窖储粮50万斤记，整个仓城可储粮3.5亿斤。这座沉睡已千年的含嘉仓，位于洛阳老城北。唐太宗时期，被改造为朝廷最大的储粮仓库，总面积43万平方米。天宝年间，这里曾储藏了大唐朝廷一半的储粮，约2.5亿斤。1971年，考古人员打开了这座巨大粮仓的第160号仓窖，人们惊异地发现，里面竟然还储存着来自江南的50万斤已碳化的稻谷，这些稻米的产地是苏州、滁州、润州（今镇江）等地。
唐宋时期，江南已经不可与他地同日而语，韩愈说 “天下赋税，江南居十九” ，当然那时的江南是一个大概念，其地域包括江浙皖赣，甚至湖南湖北。
唐代初期，京城长安的粮食供应主要来自于关中。但“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中央集权削弱，各地藩王不再愿意供给朝廷粮食，还各自占地为王阻绝了西关中至长安的运粮之道。由此，京城粮需越来越依赖江南。从唐肃宗元年（756）开始，每当江南漕粮受阻，京城便很快爆发粮荒。这无疑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大唐的经济中心正在南移，江南正日渐成为朝廷最重要的粮食基地。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的农历四月。长安城沉浸在一片焦灼气氛中，大唐帝国的粮库储粮已近枯竭，而运河的通道却遭遇阻塞，守卫京畿和皇宫的禁卫军将士忍饥挨饿已有多日，空气中弥漫着懈怠不满，一场兵变已在酝酿之中。德宗皇帝李适心急如焚，大唐王朝已命悬一线。就在此时，皇上得到急报，江南运粮船队到了，来自江南的300万石稻米终于抵达洛阳，挽救了命悬一线的大唐王朝。
古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在宋代基本完成。 北宋时期，被誉为古中国的“黄金时代”，经济繁荣，国家富裕，GDP总量世界第一。朝廷年财赋收入为7000-8000万贯，而痛失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不仅维持了这一高水平，最高甚至达到了一亿贯。这一时期的江南，经济上也呈现出一种以农为本、以商谋富的新型格局。江南人口数量已两倍于北方，地少人多的矛盾，推动了原有理念和经济模式的转变，农业的精耕细作，经济方式的更新，这既是民众温饱的需要，也是朝廷税赋的需求。
康熙帝在二十三年（1684）第一次南巡时，就已发现江南经济对朝廷的重要性。 “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 既是这位大清帝王对江南最初的认识，也是富庶繁荣的江南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康乾是中国历史上下江南最频繁的两位皇帝，他们多次下江南的真实意图，除了考察世风民情，更为了这方繁荣富庶之地的恒久稳定，可以为朝廷提供更多财赋与资源。
运河边的 毗陵驿 （今常州运河边），是古代江南重要的经济坐标之一。《红楼梦》的结尾，贾宝玉最终看破红尘、出家为僧。漫天风雪中，宝玉身披大红猩猩毡，与父亲贾政驿站洒泪告别处，便是这个毗陵驿。康熙、乾隆几度南巡也都是在此登岸。作为漕粮转运中心，毗陵驿在宋代粮食转运量高达600-700万石，清代达到800万石，“自苏、松至两浙七闽数十州，往来南北两京，无不由此途出”。
历史上，中国最著名的米市有四个： 九江、长沙、芜湖和无锡 ，前三者是长江米市，无锡是惟一的运河米市，被誉为“四大米市”。地处江南的芜湖、无锡米市在明清时期曾占据朝廷漕粮运输总量的一半，两大米码头年交易量都在1000万石以上，据资料，1928年（民国十七年）的无锡米市，年交易量超过了1200万石（约9亿公斤），交易额居“四大米市”之首。就这样，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民间商贸的繁兴，朝廷控制了一千多年的漕粮运输终于被民间粮食贸易所取代了。
今天，蜿蜒的大运河上，长长的运输船队仍然川流不息，在各种先进运输方式并存的这个时代，漕运仍然是成本最低的运输途径，因而令人依依不舍。因为这条大运河的开通，运河沿岸的城市迅速繁荣。
公元10世纪，处于运河北端的京师汴梁（开封），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城，百万人口，繁华街市，林立店铺，客商如流，生意兴隆。而处在运河最南端的杭州，在成为南宋首都之后，也迅速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在柳咏的那首《望海潮》中，杭州的旖旎奢华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这样的繁华与富丽，又怎能不让那位窥视江南已久的金主完颜亮动了南下之心？！
被誉为《清明上河图》姐妹篇的《姑苏繁华图》（也称《盛世滋生图》），是乾隆年间江南画家徐扬的一幅名作，表现了画家家乡苏州 “商贾辐辏，百货骈阗” 的繁华景致，描画了江南市井繁荣、百业兴旺的景象。明清时代，以北京为中心的直隶是帝国的政治中心，而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则是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正如曹雪芹《红楼梦》里的由衷赞叹： “姑苏，是天下一等富贵风流之地”。
江南因水而兴，因水而荣，江南人的性格禀赋也与这条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达的运河为江南输入了新的思想理念，激活了江南经济的内在活力，而“水文化”的陶冶也培育了江南人敏察、善变、勇于进取、善于探索的文化性格。经济领域的敢为人先，同样促使这里的人们最早迈出精神世界探索的步伐。在华夏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上，有过一轮又一轮的崛起，江南人无一例外都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灵动务实，敏察善纳，开放进取，这些江南特有的群体性文化禀赋有力支撑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前行，从 “苏湖熟，天下足” ，到振兴工商、实业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苏南模式”，到步入新世纪的向型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都如同滚滚的运河水一样，应时而生，顺势而流，正是这条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塑造了江南人 “勇者+智着” 的群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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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若江
庄若江，江南大学教授，市政府智库成员，吴文化江南文化研究专家，全国人文社科系统优秀科普专家。历任中文系主任、影视传播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江苏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无锡江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全民阅读促进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地域文化研究、两岸三地文学比较研究和影视剧策划创作，曾为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解读吴地文化，受到高度评价。
著有《城市文化论》 《说吴》《吴文化内涵的现代解读》《工商脉动与城市文化》《江南诗性文化的多元解读》《无锡望族》《千载化育 璀璨华章-人文无锡读本》《江苏文化史·无锡卷》《无锡工商文化》等21部著述，在各类期刊发表论文140余篇，多次获省部级、市级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另有大型人文纪录片文本《说吴》《惠山祠堂群》《诗画江南》，电视剧《江南望族》，电影《锡城往事》，舞剧《中华酒歌》《千年运河》《风雨锡商》等文本创作，曾获第六届国际纪录片选片会“十大金奖”、最佳撰稿奖、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等。
审核、发布：张一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