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60-1279年的两宋时期，中国武术史迎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时刻。此时，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战乱频仍，统治阶层高度重视武备。宋朝实行募兵制，选拔武艺人才通过选募和武举考试。军事训练采用统一的“教法格”，并设定了统一的考核标准，促进了武艺水平的提高。兵器种类繁多、形制复杂，各种兵器武艺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同时，民间武艺蓬勃兴起，武艺结社组织遍及民间。随着商业繁荣和市民阶层壮大，城市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瓦舍和勾栏等群众性游艺场所应运而生，表演丰富多彩的武艺，规模宏大。除了竞技角抵和手搏外，宋代套子武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宋代军事武艺的发展 在宋朝初期，我们不得不面对夏、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长期对峙，战乱不断。为应对战争，武备变得至关重要，教战守、练军实成为训练的重点。战争主要以弓箭为主，各种兵器也被广泛使用，因此教学内容涵盖了教射、教刀、教枪等方面。据《武经总要》前集卷二记载：“至于执兵用刃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执持便惯”；“若枪者，先使把捉有方”，这都是关于军事器械的教学方法。在宋仁宗、神宗两次变法期间，颁布了多次“教法格”，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使用器械进行了明确规定，成为了指导训练的法典。元丰二年(1079)九月颁布的《教法格并图像》中，对步射执弓、发矢、运手举足、移步及马射、马使蕃枪、马上*战野**格斗等方面的训练都有法像，使军士能够更好地诵习。《教法格并图像》的颁布对*队军**训练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宋代*队军**武艺考核，规定严格而详尽。弓弩水平评估重点在斗力和箭术精准度。元丰元年十月，颁布《在京校试诸军技艺格》，分为上、中、下三等。据《长编》卷二九三记载："六发三中为步射第一等，二中为第二等，一中为第三等";"枪、刀胜三人者，立为武艺出众格"。为确保统一考核标准，诸道禁军日夜操练武艺。
在宋代，统治者高度重视总结和推广*队军**训练经验。庆历四年，《射亲格》被推广至诸军，元丰年间又推出了《东南排弩法》。专职教官——“教头”负责执行训练经验的推广和实施教法格。庆历四年，中央派出教官以推行教法格，王安石的《将兵法》更将其确立为制度。中央派武艺高强者到各路军中充任教头，“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为满足需求，当时还采取短期培训或轮流集训的办法训练基层教头。元丰二年，宋神宗颁布《府界集教大保长法》，规定每两县设一“教场”，集中保长培训，形成一个逐级阅习、每年检查的训练网。教头专注于研习武艺，这对提高训练水平和兵械技艺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兵器种类繁多，形制复杂，呈现多样化特点。弓弩是宋军的主要远射兵器。南宋华岳在《翠微北征录·弓制》中写道：“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作为远射兵器的弓弩，在*队军**装备中占有重要地位。神臂弓是宋神宗时所研制的精良弩射*器武**，射程远及二百四十多步，约合372米以上，“仍透穿榆木，没半竿”，足见其威力。
宋军虽以弓弩射为主，但也重视各种兵器的合理配置和练习。“马、步军除习弓弩外，更须精学刀、剑及铁鞭、短枪之类。”(《河南先生文集》)刀作为短兵器，在宋代有了进一步改进，从狭长的长条形方刀头，改成前锐后斜状，有护手，且去掉了扁圆大环和鸟兽饰物。除了手刀外，还出现了各种长柄大刀，其名有掉刀、屈刀、偃月刀、戟刀、眉尖刀、凤嘴刀、笔刀等。北宋神宗时，还造过一种“斩马刀”，其“刀刃长三尺余，镡长尺余，首为大环”。斩马刀当时被视为实战的利器。
宋代的枪械种类繁多，如同《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所述，步、骑兵用的枪有九种，被称为“枪刀色”。这些枪械以木为杆，上刃下鐏。骑兵使用的枪首侧面设有倒钩，杆上装有环，例如双钩、单钩等；而步兵所用之枪则为直刃、无钩，例如素木、鸦项等。锥枪为四棱刃，锋利无比，难以斩断；太宁笔枪则在刃下数寸处装有一小铁盘，四周锋利如刃，使敌人无法捉拿。除以上枪械外，宋代还有专门用于攻城和守城的*器武**。这一时期的枪械种类远超过唐代，技法也有所发展。士兵训练时以直刺为主，要求驻足举手撺刺，四十次为一等，不仅考核士卒的技术水平，还考核其体力和臂力。当时“枪手之高强者，则有五百、六百撺者”，显示出力量愈强，斗力和撺力也随之提高。除了枪、刀等常见兵器外，宋代还有蒺藜、蒜头、大斧、棒、铁鞭、铁锏等杂式兵器。
在宋代军中，武艺表演活动十分盛行。当时，军中招募了一批擅长武艺和杂技的艺人，他们专心学习技艺，以便为观众呈现精彩的表演。据《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孟元老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场景：“花妆轻健军士百余人，身披旗帜，手持雉尾蛮牌、木刀，初成行列，舞动旗帜拜舞互变开门夺桥等阵势，接着列成长蛇阵。”“乐部再次奏响蛮牌令”，“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般快速切换，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状”。整个表演过程中，共有五七组对舞，包括枪牌、剑牌等*器武**的对抗；还有执刀斧、杵棒等工具的表演；甚至真刀实枪的格斗，呈现出破面剖心之势，称之为‘七圣刀’。这些武艺表演不仅包括单人练习和双人对战，还有百余人的集体表演。可见其规模之大。
军中武艺表演丰富多彩，包括剑舞、相扑等。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记载，宋太宗时曾选勇士数百人教授剑舞，他们能掷剑于空中并跃起接住。南宋时期，这类表演仍然盛行，如诸军春教时在禁中教场展示飞枪、走马舞刀等多种武艺。此外，还设有“内等子”一百二十名，由膂力强壮者组成相扑营，供宫廷和庙会节日表演使用。这种规范的武艺表演对后世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武举的发展与武学的建立 武举制于晚唐时废弛。宋仁宗时复置武举。《宋会要辑稿·选举》载：“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诏置武举。”此为宋武举科目正式建立的标志。自天圣七年(1029)起，武举并随进士诸科开设。在英宗确立三岁一贡举的制度之前武举贡选无定期。治平(1064～1067)以后，武举又随其他常选三年一贡，至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未尝更易。
宋代武举考试程序较唐代更为繁琐，除解、省、殿三试外，还设有比试。比试是解试之前的资格选拔，又名“引试”。比试由兵部官员监督，缘边地区则由帅司主持，分为武艺和程文两项。解试由兵部负责，包括弓马武艺和程文试。其中程文试涉及兵法《武经七书》或策问。省试则是兵部的武艺考试，常包括弓步射、弓马射、驽踏、抡使器械刀枪等项目。弓马不精者将被淘汰。程文包括策问和墨义。墨义试旨在讲解《韬》、《略》、《孙吴》、《司马》等兵书的大义，以能用己意或引用前人注说解释义理明畅者为通。策问则关注时务边防或经史事涉兵机，限制在七百字之内成文。
尽管真宗咸平年间已有殿试，但直到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亲试武举十二人才被视为殿试的开始。殿试虽也有阅视弓马武艺一项，但策问成为主要考核内容。与唐代相比，宋代武举增加了程文一项，而唐代的“翘关”、“负重”等选拔已经不再列入武举科目。
宋之武学，始建于宋仁宗庆历三年五月，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于同年废序。至神宗熙宁五年，武学重新建立。入学资格规定多样，包括京官荐保及考核、地方官员荐举武举人等途径。直至元丰年间，由在职官员奏举武学生员的方法仍然沿用。崇宁年间，诸州开始设立武学，京师武学生员多由地方考选升贡。宣和二年，因州县武学罢设，恢复使用元丰法收录武学生员。绍兴十六年，临安府重修武学，并摒弃荐举免试的旧例。从那时起，参加入学考试成为取得武学生员资格的唯一途径。
武学分为上、内、外三舍，根据等级确定考试标准。从庆历至熙宁年间(1041-1077),教授负责传授知识，选拔文武官员知兵法者担任。至元丰年间(1078-1085),改革后将教授改为博士，增设武学谕。课程不仅包括研习兵法和操练弓马，还讲授历代用兵的经验教训以及忠义之节。学制三年，通过考试授予职位。武学的开设提升了习武者的理论修养，促进武艺与兵家谋略相结合，推动了武艺训练理论、战术思想的发展。
宋代民间结社武术活动 宋代民间武艺结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该时期武术发展的独特标志。两宋社会地域差异明显，乡村武艺结社多建立在乡社基础上。其中，“弓箭社”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据《宋史·兵志》卷四记载，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发组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低，每户出一人参加。社内设弓一张、箭三十只、刀一口，入社者必须具备高超的武艺和众所服众的家资。弓箭社迅速发展壮大，仅定、保两州，安肃、广信、顺安三军，以及边面七县、一寨便有五百八十八村(组),六百五十一伙，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加入其中，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广泛。弓箭社是民间自发的保家卫国组织，展现了宋代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集体观念。
除弓箭社外，北宋末至南宋初，各地乡村居民还组建了“寓兵于农”的抗金武艺组织——“忠义巡社”。这些组织依据乡村的规模和豪右的地位，设立了枪杖器甲等*器武**，既进行农作也训练武艺，以应对贼寇和备战。忠义巡社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福建等地，发展极为迅猛。此外，农村中还有各种以“社”、“堡”、“山寨”为形式的武艺结社，如“棍子社”、“霸王社”、“亡命社”等。虽然规模较小，但都强调武术训练，有的为了自保，有的则反抗封建压迫剥削。这些结社活动共同具有强军事性质，他们通过习练弓箭、刀枪等*器武**，突出武术的实用性。
随着宋代商业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文化生活需求不断扩大提高。因此，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武艺社团兴起，如临安府(今杭州)的“争交”角抵社、“相扑社”，射弓弩的“锦标社”、“射弓踏弩社”，以及以棒术为主的“英略社”。这些百人左右的社团成员因地而异，如射弓踏弩社多为武士，角抵、相扑社则为有膂力的角抵手。而“射水弩社”则是富室郎君和风流子弟的消遣之所。习武活动成为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间演艺*会集**和游艺场所的重要表演项目。宋代民间武术结社的出现推动了武术的社会化和体育化。
宋代瓦舍勾栏武术表演 瓦舍，又称“瓦子”，源于宋代城市发展中的一种群众性游艺场所。据《梦梁录·瓦舍》所载：“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易散也。”在这里，装饰有花纹图案的栏木或绳网被拦成一个个的圆圈，称为“勾栏”或“游棚”。各种技艺表演便在这些圈子内精彩呈现。
北宋时期，汴梁城内瓦子林立，规模宏大。诸如桑家瓦子、中瓦和里瓦等大型瓦舍，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可容纳数千人观看演出，风雨无阻。南宋时，临安城内瓦舍数量更是繁多，据《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和《武林旧事》等书记载，京城内外共有二十多处瓦舍。演出技艺名目繁多，相扑争交前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来招徕观众。当时的拳术被称为“使拳”，另有“别有使拳”，自成一派。除使拳外，还有使棒、舞剑、舞枪、舞刀、掉刀、蛮牌、舞斫刀等多种表演。
瓦舍成为大批职业艺人表演的固定场所。商业化的习武卖艺促使武术专业化和职业化。据《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记载，北宋汴京城有70多名相扑、掉刀、蛮牌艺人。南宋末年临安城的“诸色伎艺人”达800多人，仅角抵艺人就有44名，乔相扑、女飐、使棒、射弩等伎艺人数不胜数。这些以习武练艺为生的技艺人多在瓦舍、勾栏表演，还有跑江湖卖艺的“路歧人”，他们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称为“打野呵”。民间艺人习武卖艺需取悦观众，技击与艺术表演并重，商业化的习武卖艺推动了武术表演技艺的发展。
宋代手搏与角抵活动的发展 宋代的“角抵”，亦称“相扑”、“争交”和“角力”。宋人高承著《事物纪源》卷九载：“角抵，今相扑也。”耐得翁著《都城纪胜》也载：“相扑，争交，谓之角抵之戏。”
宋代承袭五代遗风，角抵活动愈来愈兴盛。其活动形式大致分为二类：一类是平常在瓦舍等平民游艺场所表演；另一类是正式比赛，有所谓“打擂”的性质。如南宋时临安护国寺南高峰的露台争交，须择诸州郡膂力高强者参加。“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梦梁录》卷二十《角抵》)这时相扑比赛是不分重量、等级的，以巧、智、勇力决胜负，注重方法和技法。宋调露子著《角力记·述旨》中说：“夫角力者，宣勇气，量巧智也。然以决胜负，骋矫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已勇快也。”当时的比赛已有正式规则——“社条”。社条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保证双方公平竞赛，不准使用不正当手段。比赛中执行规则的裁判叫“部署”。部署在比赛前要向双方参赛者阐明规则。这种打擂式的比武，在宋代已形成较为完备的规则、方法，是中国古老的武术竞赛形式之一。
在宋代，角抵是一项备受欢迎的表演活动，不仅在宫廷宴会上演出，而且在城市瓦舍中也备受群众喜爱。除了男子参与外，女子也有参加相扑的。相扑通常由两人进行比赛，有时也会有一人装扮成两人的相扑表演，称为“乔相扑”。
相扑服装沿袭了汉、唐时期的传统，比赛时双方上身完全赤裸，下身光腿赤足，仅束有短裤于腰胯处，头上梳髻不戴冠。有时足下也会穿上靴或鞋。山西晋城南社宋墓中一幅相扑图生动地描绘了宋代相扑的情景。而在宋代，女子相扑也可能是以赤裸上身的形式进行的。北宋司马光还特别撰写了《论上元会妇女相扑状》一文，要求禁止“使妇人裸戏于前”。
与相扑不同，宋代的“手搏”是一种使用拳头的形式。《宋史·兵志》记载：“手搏虽不切于用，而亦习其身臂”，因此得到了提倡。当时的手搏已经发展到肘、拳、脚并用，且包含各种翻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