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所向无敌的利物浦进入足总杯决赛，目标是成为史无前例的三冠王。在当时，只有一支球队能够阻止他们创造历史——曼联站了出来。
1974年，在传奇主帅香克利辞去主教练职务后，利物浦很好地完成了后香克利时代的调整和过渡。作为利物浦的足总杯对手，曼联却在马特-巴斯比退休后陷入苦苦挣扎。多赫蒂在1972年成为曼联主帅，不过由于球队阵容老化，曼联在两年后降级。从那时候开始，多赫蒂着手组建一支更年轻的新队伍。
“‘博士’打造了一支由宽度定义的球队。”前曼联右边锋史蒂夫-科佩尔（Steve Coppell）告诉《442》，“他在普雷斯顿效力时与汤米-芬尼（Tom Finney）做过队友，将后者视为偶像。我们的比赛风格就是尽可能拉宽阵容，进攻、进攻再进攻。”这种比赛风格赢得了许多曼联球迷的喜爱。
“对我来说，除了（曼联成为）三冠王的1998~99赛季之外，我们在乙级联赛的那个赛季是我最喜欢的。”曼联球迷、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少年的加里-汤普森（Gary Thompson）说。凭借天赋和让人兴奋的表演，曼联在降级后的次赛季重回甲级联赛，为球迷们带来了无尽欢乐。1975~76赛季，曼联一度与利物浦和女王公园巡游者队争夺联赛冠军，最终闯入足总杯决赛，却被乙级联赛球队南安普顿爆冷击败。
“这是毁灭性的打击。”前曼联中超球员卢-马卡利说，“在第二天，我们还坐着敞篷车*行游**，数千名球迷都涌到街头。‘博士’抓起麦克风发话，说我们明年将赢得足总杯冠军。球迷们都欢呼起来，但作为球员我们彼此对视，心想，‘这家伙疯了。’”
在1976~77赛季，利物浦的表现让人折服——当利物浦在欧冠四分之一决赛淘汰圣埃蒂安，足总杯半决赛击败埃弗顿后，几乎所有英国球队都觉得他们很有希望成为“三冠王”。但利物浦除外。“不，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前利物浦左后卫乔伊-琼斯说，“鲍勃（佩斯利）和他的教练组不会这么想，我们球员也不会这么想。我们根本没有谈论过。”
利物浦球迷彼得-艾灵顿（Peter Etherington）当时刚刚20出头，他对利物浦前景的期望并不像俱乐部那样谨慎。“你会听到利物浦球迷高喊（三冠王），在球队战胜圣埃蒂安后这种声音更响亮了。‘我们将赢得三冠王！’我们感觉球队不可能被击败。”
在当时，佩斯利执教的利物浦专注于赢得冠军。“他们拥有让人难以置信的职业性。”科佩尔解释说，“他们经常与球迷交流，不过永远不会越界，在这方面没有哪支球队比他们做得更好了。”
也许所有英格兰媒体都在准备为利物浦成为三冠王而欢呼，但在梅尔伍德训练基地，教练组相信球员们能够保持冷静，在身体和精神上为即将到来的足总杯决赛做好准备。有一次，利物浦后卫菲尔-尼尔（Phil Neal）找到教练乔-费根（Joe Fagan）。“乔，在周六的时候，我应当在禁区内防守边锋，还是将他向外逼迫？”尼尔问。
“你说吧。”费根面无表情地回答说，“你才是为英格兰国家队踢球的球员。”
1975~76赛季，利物浦直到末轮最后时刻攻破狼队球门才夺得联赛冠军，而1976~77赛季他们在联赛倒数第二轮0-0战平西汉姆联，提前夺冠。“球迷们没有大规模庆祝，他们似乎已经提前想着足总杯决赛。”佩斯利当时坦称，“就算在球队更衣室内，我们也没有开香槟。每个人都认为，夺得联赛冠军只是三回合决赛中的第一个回合——这让我们认清了我们所在的位置。”
为了避免让事情变得复杂化，佩斯利不得不为5天内的两场决赛决定阵容。在当时，轮换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埃姆林-休斯在1976~77赛季踢了多达62场比赛，不过一些外部因素迫使佩斯利在排兵布阵时做出妥协。
英足总宣布由于利物浦将参加欧洲赛事，如果足总杯决赛有必要重赛，比赛将被安排在6月27日进行——与温网公开赛同期，距离赛季前训练只有两个星期。
佩斯利和多赫蒂都对这个决定感到愤怒。“我们不得不在（曼彻斯特的）Stretford路度假了。”多赫蒂开玩笑说。佩斯利提议如果两支球队在常规时间战平，就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胜负，但英足总不愿改变决定。因此为了拿下比赛，佩斯利只能采用一个更具攻击性的4-3-3阵容，让更实用的伊恩-卡拉汉（Ian Callaghan）坐上了替补席。
在1977年足总杯决赛前，两支球队的狂热球迷都到了北伦敦，不过双方并没有像如今的球迷这样爆发激烈冲突。“在那个时候，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的敌意。”曼联球迷加里-汤普森回忆道，“事实上你甚至可以说，在曼联和利物浦的所有比赛中，那是最后一场没有引起大规模球迷冲突的比赛。1979年的两回合（足总杯）半决赛都非常火爆，1983年的联赛杯决赛两家球迷也有过冲突，但我不记得在1977年发生过任何类似的事情。”
球迷们穿着加宽的裤子、Doc Marten靴、牛仔夹克，留着前卫发型，将围巾裹在了手腕上。但利物浦和曼联球迷并不总是一团和气。
“麻烦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当时年仅18岁的利物浦球迷戴夫-科尔比（Dave Kirby）说，“凌晨6点半，我们乘坐一辆小巴到达球场附近，恰好遇到一群曼联球迷。我们与他们起了争执，突然就有一个瓶子飞向我的脑袋。”
“我周一要去罗马，所以在胳膊上纹了一个有利物浦冠军奖杯的新纹身。在温布利，我伸手试图阻挡那个瓶子，但它破了，我满手都是血……我到医院缝合伤口，现在还留了疤。我用针纹了文身，却被一个曼联蠢人留下疤痕！”科尔比说道。
年轻的约翰-莫森（John Motson）也感受到了压力，因为在当时，此前只是一名BBC临时评论员的他被安排解说这场足总杯决赛。“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与老板们发生了一些合同纠纷。”莫森回忆说，“这意味着决赛的解说员位置出现空缺，我在与巴里-戴维斯的竞争中得到了那次机会。我相当紧张。1977年足总杯决赛是我解说的第一场现场直播的比赛，我担心会出错。”
不过曼联和利物浦球员都没有太大压力。与一年前相比，曼联球员的压力小了很多。“我记得我很放松。”马卡利说，“我们依旧动力十足，但我们不再是夺冠的热门球队，这让我们感觉很好。”
科佩尔表示赞同。“你要知道，利物浦总是被视为一条特快列车，人们觉得我们会被他们碾压。不过我们一年前也有与他们类似的感受……我们不再像与南安普顿踢决赛时那样绝望了。我从小就是利物浦球迷，我的兄弟几天后去了罗马，但我没有任何复杂情绪。我不再像在1976年时那样，有非赢不可的压力。”
另一方面，在经常被人们视为夺冠热门球队的利物浦，球员们已经习惯了应对压力。“我在两年前才第一次代表利物浦一线队踢比赛，但我很快就发现，你必须学会应对为这家俱乐部效力的压力。”前利物浦中场球员杰米-凯斯（Jimmy Case）说。
“仅仅球技出色还不够，你得永远抬头挺胸。我与雷-肯尼迪（Ray Kennedy）在同一个房间里住过几年，我记得有一次他坐在床上，提到我们参加过的所有重大比赛。‘这正常吗？’他说。当时我觉得挺正常，不过如今回来起来，我认为这太不简单了。”
在比赛上半场，两支球队都踢得相当谨慎，直到下半场进行到第5分钟，斯图尔特-皮尔森（Stuart Pearson）的进球帮助曼联取得领先。解说员约翰-莫森放下了他对自己专业性的担忧，说了一句经典的评论：“足球界有句谚语，落后时的利物浦才是最危险的。”
短短两分钟后，凯斯接到乔伊-琼斯传球（“我原本是想传给基冈！”），在禁区边缘凌空抽射，攻破了曼联门将阿列克斯-斯特普尼（Alex Stepney）把守的球门。
又过了几分钟后，曼联在一次混乱中取得致胜进球：马卡利的射门经折射避开门将和后卫的解围，蹿入了球网。“我高喊着让杰米-格林霍夫（Jimmy Greenhoff）别挡着我射门，皮球越过了雷伊-克莱门斯（Ray Clemence，前利物浦门将），我们赢了。”马卡利说。
当时场面很混乱，就连比赛解说员莫森也没有弄清楚情况。“马卡利进球了，是吗？”事实上皮球在碰到格林霍夫的胸部后产生了一次折射，只有眼尖的另一位解说员吉米-希尔（Jimmy Hill）注意到了。“吉米轻声告诉我，（进球者）是格林霍夫，不过当时进球重播都是同一个角度，所以我花了些时间才看清楚。”莫森说。
曼联2-1领先后，利物浦掀起了一轮接一轮的进攻，但红魔顽强地守住了胜利果实。
“那场比赛余下的时间里，直到我登上领奖台，我都以为打进致胜进球的人是我。”马卡利笑道，“当时他们会给打进致胜球的球员颁发金靴，当我在球员通道看到吉米（格林霍夫）拿着它时，我都还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人跟我说明了情况，但这不重要——我们赢得冠军才是最重要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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