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老凌 | 太平桥丁家,是他母亲家的老宅

文 | 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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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凌在高二那年转学到大年堂的嘉兴四中,成了我的同班同学。

小时候盼望长大,同学之间也戏称老张老李,他叫我老愚,我叫他老凌。起初老凌来我家说找老愚,我外婆听不明白,摆摆手说“不认得”,打发他走人。

我俩这一叫,就叫了一辈子。

纪念老凌|太平桥丁家,是他母亲家的老宅

1979年我与老凌(左一)在公园

老凌从小在北国哈尔滨长大,随父母住哈军工大宿舍,初到嘉兴,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听不懂嘉兴方言,也听不懂太平桥一带的更嘉兴的土话。太平桥丁家,是他母亲家的老宅。说不上名门望族,却也是大户人家,听说早先与市区的丁家桥也有渊源的。

我们那一年,高二就是毕业班,所以我与老凌同窗时间很短,不过我们之间的联系从此不曾间断过,互为见证,与岁月一起变老。

毕业以后,老凌去钢铁厂做*票开**工,我去农村插队落户修地球,我们还在同一座城里,所以还可以经常见面,我有空就往太平桥跑。

从前的太平桥,属于嘉兴的偏远地方了,在认识老凌之前,我知道有个地方叫太平桥,却没有去过那一带。建国北路、上南落北、走过北丽桥、右转再右转,看见端平桥,过了端平桥,眼前三条岔路口,朝东穿过小弄堂,走完不平坦的小路,就看到秋泾桥了,桥西有个米厂,好像是叫东方红米厂?

翻过高高的秋泾桥,再走一里地,就是太平桥。我这样介绍很费劲,其实今天从城东路拐进凌塘路,经过一座教堂,往左看见一座有年头的老桥,那里就是过去的太平桥一带了。

从前太平桥的居民口音都偏塘汇腔调,因为那里离塘汇小镇头不远。太平桥的老街区比嘉兴城区看上去要落后些。

老凌的家是个有风火墙的老宅,一扇小门推进去,里面是三楼三底的大宅门,老宅散发出一些陈旧的烟火味儿,地上常年摆着一只捕鼠笼。房内铺的是地砖,木楼梯咯吱响。那里住着他好几家亲戚。

当年没有电话,我都是不约而至去他家,所以扑空的概率很大,很多次老凌上夜班去了。每逢这个时候,老凌的母亲总是留我坐会儿,老人家乡音未改,软软的土话很正宗。

老凌的母亲很好客,有好几个中秋夜,我与老凌临窗而坐,月光洒满静静的小河,他的母亲把月饼切成四方,端给我们,我至今记得这个场景。老母亲切月饼、装盘子,我们则一口茶、一块饼。用刀切小的月饼就比我在家里用手掰开的月饼好吃。我们百无聊赖地看天空,看远方,看别人家的灯火,偶尔有小船摇过,我们不知明天的事,活在当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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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右面这位就是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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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春天里,大白天,菜花香。我俩走出太平桥老街,在田野里散步,我结识了他的太平桥的街坊邻居包林鑫,老包在油脂化工厂上班,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街道小工厂。老包虽说是小镇头的小青年,却是历经生活磨练,比我们早懂事好多年。

我们一起探讨过人生的路,那年青年杂志上正在讨论潘晓的发问: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我们还争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老包总有高见发表,现在想想,老包说的都是对的,我却花了几十年光阴去证实对与错。

如今的老包是个旅游达人,一辆自行车走天下,加入国内外赛事,自得其乐,追随者全国各地都有。老包写的游记,寥寥数语,都是人生哲理。

他的网民叫“憨格佬倌”。

还记得,曾经,我和老凌,还有王能同学,我们三人,在南湖湖心岛度过了好几个除夕的下午。年三十的下午,南湖烟雨楼的最后几个游客总是我们三人,后来摇船的妇女都认识我们了,还没有下船登岛,她们就提醒了:不要太晚噢!是的,我们三点半还没有上船回去的意思,故意等她们来催,有点恶作剧的样子,很开心。

那船娘到处找我们,催促我们“好回哩,我也要回去烧年夜饭哩”。她们大概也是怕我们被落在岛上,假如放在现在,渡船必定是不会容忍我们,说不定要跟我们上纲上线了。那时候家里有老人在,我们都当自己是孩子,无忧无虑,有母亲在操办年夜饭,回去吃现成的就是了。

年轻人总是好动。1977年和1984年我与老凌两次骑自行车去苏州,有一次老包也一起去的,那天阴天,车过平望,四周一片漆黑,又遇上断电,看不清路面了,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不得已下了公路,摸黑打听到了八坼公社招待所,化三元钱住了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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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旅途中过夜

第二天一早继续赶路,白天大雨倾盆,浑身湿透,从太湖到苏州的公路还是黄泥碎石路面,在泥泞中骑行,自行车淌泥板塞满了泥,需要不时下车刮泥,狼狈不堪,到了旅店,7元8分买了一瓶白酒,擦身驱寒,擦一半喝一半。那时年少,无忧无虑也无钱,为了节省旅费,我们住的是打烊后的大众浴室,10点以后入住,2元钱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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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与老凌(右一)在苏州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与老凌结伴去过很多地方,走过的国家也有二十来个。走走看看,看看别人的生活,也是我们在各个年龄段最轻松自在的休息。

在欧洲,我们喜欢拐进街头的教堂,听着空灵的神曲,泪水也会在眼眶打转,我们体会着静谧肃穆的气氛。如今我看子城边上被当成网红的教堂,就不会有那种感觉,那真不一样。

我们还在圣彼得堡的墓地里徜徉,看那些有灵魂的墓志铭,或轰轰烈烈,或默默离去,每一座都令世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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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同车旅游的团友

旅游当然不止是看风景,同车的旅友也有趣,有人喜欢去*场赌**,有人喜欢去风情场,扯下职场的面纱,陌生人之间都很率性,反而容易交流。

旅游团的小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好感,以至于我们散伙后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后来我们邀请她来嘉兴小聚过,现在还有她的微信。那天我留言给她:有一种友谊,叫做虽然只是一面之交,却不曾忘记。

那年去北欧,她一个人拖一个大旅行箱,不慌不忙的跟团,不多话,不掉队,随遇而安的样子,一看就是一个经常旅行的职业女性。每当一车团友吃过团餐结束一天行程时,我和老凌会去超市买啤酒或者红酒,拿到房间喝酒聊天。

有一天在阿尔卑斯山下的小旅馆里,我们邀请小路参与,她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讲各自的旅行故事。小路单身一人在日本工作7年,目前在张家港一个日资液压件厂做事,她喜欢游历,有假期就出游。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她早已写好了遗嘱,她轻描淡写地说:“这没什么忌讳,人生需要提前安排”。

这是别样的人生经历,也是我们旅行的一种额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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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山下一个小店的服务员

我与老凌最后一次出游是2015年去长滩岛自由行。那天海边有土著人吆喝出海看落日,没有人拼单,我们包了第二天傍晚8个人的蜻蜓船。

晚饭时闲聊,想想位子空着也是浪费,于是就商议,干脆浪漫一回,免费送出两个位子。晚饭后,我们躺在游泳池边上,看美女如云,随机找人搭讪,抛出橄榄枝:有空位愿意免费奉送!

起初没人“上钩”,被她们友好地摆手拒绝了,后来真有两位胆大的两位北京姑娘,将信将疑地接受了邀请,第二天下午真的大堂集合,跟随我们一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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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船看日落的陌生人

我们在离岸很远的小岛边下海游泳了,我们看她们撒欢,那纯净的海水清澈见底。

在漂回来的路上,我们有了话语交流。这才得知,这二位在北京机场的海关上班,是未经审批偷偷请假出来的。

上岸分手时,那两位姑娘提出AA制分摊付钱,或者请我们吃晚饭,我们当然谢绝了,挥挥手,说再见!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嘉兴人没有那么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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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凌的人生转折是从读毛纺职工大学开始,毕业以后在毛条车间当技术员。业余时间,他给一家社办厂研制了洗涤剂配方,我曾跟着他去杨庙的洗涤剂厂做试验,在他眼里,商场里包装亮丽的洗涤剂产品,就是这样搅拌出来的,没有啥花头,泡沫丰富只是个噱头。

老凌还做过金融、房地产。他做一样像一样,起先只是兼职做,后来干脆辞去国营毛纺厂的饭碗,去到太一房地产公司当副总。辞职前我陪他去做了体检,开弓没有回头箭,怕有万一。

虽然职业经理人也是属于替人打工,老凌却做得像模像样,边学边做,尽心尽责。他与建筑商、包工头洽谈业务绝对是专业的水平,1998年南门澄海桥的住宅楼就是他监理造的,包工头滑头,要夜里浇混泥土,老凌不放心,半夜三更在现场盯牢,不给偷工减料的空档。包工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甲方代表。看见他就头大,背后直呼“阿爸爷,朝他拜,”并向甲方老板诉苦:亏本了,这个户头绝对难弄!可惜这幢质量信得过的澄海桥2号住宅楼,没等到七十年年限就*迁拆**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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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凌(左一)在日本

老凌最成功的人生就是做了律师。一个毛纺工程师取得了律师资格,这让很多科班出身的人也不服不行。在从业的二十多年里,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树立了自己的口碑,还创立了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他的律所曾经是嘉兴十佳律师事务所之一。

老凌做法律钉是钉,卯是卯,从不含糊,养成了职业习惯,有朋友打趣道:老凌上饭店看菜单,也是像看合同条款,店家休想缺斤短两蒙混过关。所以大凡有朋友买房买车,都叫上他,从合同条款到到质检书要刨根问底弄得明明白白才下单,绝不妥协。有老凌做参谋,大家放心。老凌买的两辆新车,也被他发现了漏洞,有一辆退货,还有一辆退一赔一,很不容易的胜诉。汽车销售商也不是好对付的,还有律师团队做法律顾问,但是碰到老凌自认服输。

老凌擅长打有难度的案子,他一旦接手,就绞尽脑细胞为当事人服务。他分析案子另辟蹊径,往往抓住一二句话就成了,以至于有些人都来淘关子,回头就不请他了,这让他很生气,后来他也卖了关子,既便是熟人,或是熟人托熟人介绍过来的案子,关键的核心的那几句话也就不讲了,订了合同再讲。

想想也是,律师是靠收费吃饭的。有些客户在外面咨询了一大圈,回头还是找老凌乖乖地签了合同,有些疑难的二审案子,只有他能反败为胜。老凌做律师不吆喝,他的客户大多是回头客。

2021年7月21日,老凌在他64岁那年因病走了,真可谓世事难料,人生苦短。

老凌走了,给家人给同学给认识他的人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无尽的怀念。老凌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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