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秦王也看《道德经》。
当然这种假设意义不大，虽然从时间上看有这个可能（老子生于春秋晚期，秦献公、孝公以及之后的历代秦王均处于之后的战国时期）。不过一代代秦王的作为，最终又证明了《道德经》：
周显王五年（公元前364年），“秦献公败三晋（韩赵魏）之师于石门，斩首六万”。
斩首六万，和历史上很多战役相比，不算惨烈。可如果和两百来年之前的“晋楚邲之战”（公元前597年）相比，就残酷太多了！
“邲之战”看了让人会心一笑：晋国人战败逃跑，有战车坠陷坑中不能前进，楚国人教他们抽掉车前横木以便出坑。未走多远，晋国人的马，又盘旋不前，楚国人又教他们拔去大旗，抽掉辕前横木，这样才算走了出来。晋国人回头说：“我们不像大国（楚国）经常奔逃那样有经验啊。”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晋楚之战，尽量不去杀灭对方。可随着进入战国，风气大变。秦献公一战就斩杀六万！真如史家所讲：“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诡）诈（暴）力”！
再看献公儿子孝公，大名鼎鼎的“商鞅变法”就发生在秦孝公时期。孝公强盛秦国的意愿很迫切（“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卫鞅，即后来的商鞅）被优厚的待遇吸引，来到秦国变法。
商鞅的行事风格是这样的：“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用法严酷，曾在渭水旁处决囚徒，杀人杀得把渭水染红）；“…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卫鞅坑魏国公子卬，说不忍相互攻伐，约公子卬见面，公子卬信以为真，来见卫鞅，被卫鞅安排的甲士俘虏…）
有人会说谁让公子卬那么“天真”。但从“邲之战”能看出，当时人心比较纯朴。到商鞅时期，虽然“天下趋于（诡）诈（暴）力”，但“诈力”还不是主流。所以公子卬会上当。
有人会说，商鞅为了崇高的目标，不得已用了卑劣的手段。好，姑且认为是对的。商鞅有一次要和秦穆公时的贤相百里奚比较，赵良对商鞅说：“百里奚做国相，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百里奚在国中视察，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前呼后拥，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百里奚去世时，秦国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儿童也不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谣曲，以遵守丧礼。再看您商鞅：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出行时，后面尾随大批车辆甲士，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保护，持矛挥戈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您就决不出行。《尚书》中说：倚仗仁德者昌盛，凭借*力暴**者灭亡。您的危险处境正像早晨的露水，没有多少时间了…”赵良的话，只过去五个月就变成了现实。
再看孝公之子秦惠王：
周慎靓王四年（公元前317年），“秦败韩师于脩鱼，斩首八万级”（秦国在脩鱼打败韩国*队军**，斩首八万人）。
张仪出场。秦王想攻打齐国，又顾虑齐国与楚国之间有合纵盟约，便派张仪出使楚国。张仪游说楚王说：“大王如果能听从我的建议，与齐国断绝往来、废除盟约，我愿意向楚国献上商於的六百里土地，让秦国的美女来做侍奉您的婢妾。秦、楚两国互通婚嫁，长久结为兄弟之邦。”楚王十分高兴，答应了张仪的要求。群臣都来祝贺，只有陈轸表示哀痛。楚王恼怒地说：“我一兵未发而得到六百里土地，你为什么哀痛？”陈轸回答：“事情恐怕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商於的土地不会得到而齐国、秦国却会联合起来，齐国、秦国联合，楚国即将祸事临门。”楚王问：“你有什么解释吗？”陈轸回答：“秦国重视楚国，是因为我们楚国有齐国做盟友。我们如果与齐国断交毁约，楚国便孤立了，秦国怎么会偏爱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而白送商於六百里土地呢！张仪回到秦国后，一定会背弃对您的许诺。这样大王在北面与齐国断交，在西面与秦国生出怨仇，两国的*队军**必定都会来攻打楚国。我替大王考虑，不如暗中与齐国保持友好，而只在表面上断交，派人随张仪到秦国去。如果秦国真的割让土地给我们，再与齐国断交也不晚。”楚王拒绝了陈轸。
结果一切如陈轸所料，张仪回了秦国就不认账，楚王大怒，想发兵攻打秦国，陈轸觉得草率想制止楚王，楚王不听劝告，派屈匄率*队军**讨伐秦国。
周赧王延三年（公元前312年）春，秦、楚两国*队军**在丹阳大战，楚军大败，八万甲士被杀，主帅屈匄等七十余人被俘，秦军趁势夺取汉中。楚王又征发国内全部兵力再次袭击秦国，与秦军在蓝田决战，楚军再次大败。韩、魏等国听闻楚国危困，也趁机向南袭击楚国。楚国只好率军回救，割让两座城来向秦国求和。
有人会说：楚王这么好骗！利令智昏吧：张仪故意用土地、美女的强大诱惑力吸引楚王。楚王和公子卬一样，毕竟诈力在当时还没有彻底成为主流。
对张仪这样的人物，一直有正反两方面评价，在此只摆出来，不评论：
“或谓：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恶足以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馀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大意是：有人说：“张仪这样的人物，不是大丈夫吗？一怒就可以让各诸侯国恐惧，安居时又能使天下兵火熄灭。”孟子说：“这哪里称得上大丈夫！君子处世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带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有人说：“张仪这样的人物，学习鬼谷子的权术，合纵连横，使中原得到十年安定，可以这样认为吗？”回答：“都是些诡诈之人，圣人对此十分厌恶！”…又问：“孔子的名徒子贡不也做过类似纵横捭阖的事吗？”回答：“子贡是为了化解祸乱，张仪这样的人为的是权位富贵，两者游说的目的不同。”又问：“张仪算得上人才吗？”回答：“古代帝王选人用人时，都会拒斥奸佞之人，为何不考虑奸佞而有才之人呢？因为那一类人的才能，不是我们认同的才能。”
一定还会有人为张仪辩护：做大事（强盛秦国，一统天下，结束诸侯国间相互攻伐）者不拘小节。好，姑且认同。
在张仪功成名就之后，老天与他开了个玩笑：当他又一次为了秦国的利益出使列国，成功瓦解各诸侯国的抗秦联盟，志得意满要回到秦国时，他的靠山秦惠王，薨。各诸侯国又趁机举起合纵抗秦的大旗，张仪功亏一篑。更让张仪郁闷的是，惠王的继承人武王，不喜欢张仪。张仪选择离开，回到魏国做了国相，一年后去世。
秦武王在位只有三年，去世的原因让人无语：“举鼎，绝脉而薨”。就三年，还派甘茂攻下宜阳，斩首六万。
斩首八万、八万、六万，世风不再是“邲之战”时的不忍相互*伤杀**甚至帮助对手逃生。这还不算什么，恐怖的*杀屠**在后面：
“武王无子，异母弟稷…是为昭襄王”。周赧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93年）“穰侯荐左更白起于秦王以代向寿将兵，败魏师、韩师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级”、周赧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73年）“乃与武安君（白起）及客卿胡阳救韩，八日而至，败魏军于华阳之下，走芒卯，虏三将，斩首十三万。武安君（白起）又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两万人于河”、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赵师大败，卒四十万人皆降…武安君（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白起一人三战斩杀将近八十万人。再加其他战役，昭襄王时期，斩杀百万人。
昭襄王比起之前的献公、孝公、惠王、武王，除了战场上更残酷*力暴**，在诡诈上，昭襄王更是亲自出马（不再是之前商鞅、张仪这样的客卿为秦国利益去坑公子卬、去蒙楚怀王，而是秦王室亲自出手坑蒙拐骗）：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秦王想与楚王在武关会面“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楚王本不想去，后来还是去了武关，一进入武关便被劫持，秦王逼迫楚王割让土地，楚王拒绝，秦王将楚王扣留！周赧王延十八年（公元前297年），楚怀王逃跑失败。十九年（公元前296年），楚怀王病逝，秦人将他的灵柩送回楚国，楚人非常哀怜他，像自己亲人去世那样十分悲伤。各诸侯从此不再尊重秦国（“诸侯由是不直秦”）。昭襄王的生母宣太后也是这个路数，将义渠王诱骗来杀掉，然后发兵灭掉义渠（“宣太后诱义渠王，杀诸甘泉，遂发兵伐义渠，灭之”）。
为了高尚的目标，不得已使用卑鄙的手段。好吧，只是不知道最终那个目标要有多高尚，才足以掩盖这样的残酷阴暗！才足以平复一代又一代积累的怨恨！
昭襄王的继承人孝文王、孝文王的继承人庄襄王在位时间都不长。秦王的事业稳步推进。
到了摧枯拉朽、实施最后一击的始皇，刚继位时还是秦王。秦王采用李斯的计谋，暗中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带着金银珠宝去游说各国诸侯。对各国有名望、有势力的人，凡是可以用钱财贿赂的，便出重金收买，结交他们；凡是不肯受贿的，便杀掉他们。挑拨各国国君与臣民的关系，离间他们的感情。这样几年之内，秦国终于兼并天下。
同时攻伐仍在继续：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将军王翦、桓齮、杨端和伐赵”、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桓齮伐赵”、秦王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王大兴师伐赵”、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内史胜灭韩，虏韩王安”、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王翦击赵军，大破之”、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冬，十月，王翦拔蓟…王贲伐楚…”、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贲伐魏，引河沟以灌大梁。三月，城坏。魏王假降，杀之，遂灭魏”“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虏楚王负刍”、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大兴兵，使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王贲攻代，虏代王嘉”“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王贲自燕南攻齐…秦使人诱齐王，约封以五百里之地。齐王遂降，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
在这一年（公元前221年），“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
始皇是幸运的，他的先祖已为伟业奠定无比坚实的基础，只等他临门一脚；始皇是悲哀的，他的先祖将天下搅得天翻地覆，频频使用诈力失去天下人尊重。如今兼并天下，人们不禁想看：不得已使用卑鄙的手段后，崇高的目标如今能否实现？
不想一说起秦就是贪暴之秦、虎狼之秦；不想一说起始皇就是他的苛政。始皇也不完全不知道爱惜百姓：“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将三万家迁移到骊邑，五万家迁移到云阳，均免除十年的赋税徭役）。但是前所未有的伟业使始皇的自我极度膨胀，彰显自我的欲望牢牢控制住他的心。
始皇本来清楚此生的使命：“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人都苦于诸侯国之间相互无休止的攻伐），兼并诸侯国，攻伐也就停止，天下人的痛苦也就终结。如果始皇能够实事求是地作为（“无为”），兼顾抚平天下人几百年的创伤，也许天下人会渐渐忘记如同杀人机器一样的秦军，也许天下人会渐渐忘记秦昭襄王和太后是如何亲自出马坑蒙拐骗，也许天下人会渐渐忘记秦人将世风从纯朴变为诡诈*力暴**时带给全天下的惊愕和颠覆感。遗憾的是，这一切没能发生。
面对前所未有的功绩，要始皇清静无私欲、内心不膨胀、实事求是无为而治？恐怕比登天还难！换其他任何人处于始皇的情境，都不会比始皇做的更好。
于是天下人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始皇膨胀的内心，带给他们的痛苦：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国每征服一个国家，就摹画、仿照该国的宫室，在咸阳城北的山坡上同样建造一座。如此南临渭水，自雍门向东至泾水、渭水相交处，宫殿屋宇、天桥、楼阁相连接，所获得的各国美女、钟鼓等乐器都安置在里边）、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始皇命人在渭南上林苑中建筑宫殿，先修前殿阿房宫，长宽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坐一万人，下面则能竖立五丈高的旗帜…征发遭受宫刑和判处其他徒刑的囚犯七十万人，分别修筑阿房宫或建造骊山始皇帝陵墓。并凿掘用作套棺的北山的石料，采伐蜀、荆两地的木材，都先后运到。在关中兴建宫殿三百座、关外营造宫殿四百多座…）、“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下令咸阳城周围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处宫殿楼台，都用天桥、甬道相连接，帷帐、钟鼓及美女充斥其间，各自按部署登记，不作迁移。始皇巡行到某处居住下来，有敢于透露他驻地的，即获罪处死…）。
对此，后人有这样一段评价：汉孝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距离始皇的时代只过去三十多年），颍阴侯骑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过去，周朝时大约有一千八百个封国，用九州的百姓，奉事一千八百国的君主，君主有多余的财富，百姓也有宽裕的力量，到处都有歌功颂德的声音。秦始皇用一千八百国的百姓奉养自己，百姓精疲力竭，负担不起他的徭役；倾家荡产，缴纳不足他的赋税）。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秋，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会暑，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之。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当时正值酷暑，装载始皇遗体的车散发出恶臭，胡亥等便指示随从官员在车上装载一石鲍鱼，借鱼的臭味混淆腐尸的气味。从直道抵达咸阳后，发布治丧的公告）。
“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秦始皇自认为功德无量，估计他的子孙会世代相传以至于无穷），如果始皇的后人可以修正始皇（如同明仁宗、宣宗修正成祖，重新将天下拉回中道）、安抚天下人的创伤，也许子孙可以这样世代相传下去。
遗憾的是，天下人不再给始皇的后人这个机会，天下人已经达到极限！“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耳”（始皇去世后不过几个月，天下人四面进攻，宗庙就毁灭了）。
始皇雄才大略，但走的时候，他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天下人几百年的巨大创伤依然没有得到安抚。最终安抚天下的，是始皇走后三十年，汉孝文帝开创的“无为而治”，用的正是道家的思想——“无为”：“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汉朝建国，承接的是秦末营造繁多而财力匮乏的疲困社会，纵是天子也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平民百姓没有积蓄…接着是孝文帝、孝景帝先后治理国家，清净廉正、谨慎俭朴，安养天下百姓…如果不发生旱涝灾害，百姓就可以人人自给，家家足用。城乡的粮仓都装满粮食，府库中贮存剩余的物资；京城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清点数目）
回顾秦献公到始皇七代人，为兼并六国殚精竭虑，甚至不择手段：孝公、商鞅、惠王、张仪、昭襄王、范雎、庄襄王、吕不韦、始皇、李斯…为什么这些人杰、奇才为之奋斗一生、殚精竭虑的事业，只维持不到二十年（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就灰飞烟灭了？
老子对此早有预言：“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如果有人想要夺取天下而治理它，我看他是不能达到目的了。天下是神圣的，不可以勉强作为，也不可以用强力来掌握。如果勉强作为就要失败，如果用强力来掌握就会失去）。
偏偏秦在兼并天下的过程中，是勉强作为、是用强力来掌握，“为也、执也”，就算造成巨大后遗症也在所不惜。伟业成功后，又顾不上解决后遗症，只顾膨胀、制造更多后遗症。这样的成功守不住啊。
天下是神圣的，只有清静之心与之相配（汉孝文帝）。
“清静”、“无为”多说几句：“无为”就是以“清静”之心做事。“清静”不是什么也不想，而是没有“彰显自我”这样的“私欲”（正常有节制的吃喝等等不叫“私欲”），“无为”就是客观、实事求是地作为。不仅孝文帝、孝景帝是“无为而治”，孝武帝早期也是“无为”。
早期武帝抗击匈奴，也是实事求是。匈奴成为边患已有七十余载，常掠杀边民。条件成熟的前提下予以反击，难道不是实事求是地作为？难道要纵容掠杀边民？只是到了漠北之战后，在“封狼居胥”这样彪炳战史的胜利刺激之下，武帝膨胀了：实事求是地反击，变成执着于打匈奴。天下人因此疲惫不堪。
秦皇、汉武如出一辙，面对“兼并天下”、面对“封狼居胥”这样巨大的成功，都抗拒不了膨胀。人非圣贤，雄才大略的帝王也不例外。
所以也就理解为什么孟子会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乐或秦皇汉武体验过的极乐，都让人偏离清静之心，逐渐生出祸乱。老子讲：“清静，为天下正”。
人不顾一切着急攀登山峰，到达山顶发现，剩下的都是“下坡路”。人到底急个什么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