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权倾朝野的节度使是怎么回事？
文 邵旭峰
由于大量专权阶层的兴起与长期存在，使得汉代传承下来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越来越难以合理行使权力，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经常培植一批身边之人来实际执行相关权力，如后来隋唐时候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这原是皇帝的内廷官，却不得不却行使相权、有时还行军权、监察权。
唐*开代**始之后，将汉代的政府机构模式做了修正。将原先的丞相职权划分为三省分有，这一源头要追溯到东汉魏晋南北朝执行权力机构的混乱时代去。
三省的权力职责分别是：中书起草诏书，中书省有中书舍人，具体草诏，对其上面的左右中书侍郎负责，中书侍郎由中书令总摄；门下可看作是中书的副官署，主官侍中，副手也是左右侍郎，一般不称门下侍郎，而称侍中侍郎，还有若干“给事中”，门下省负责对中书起草诏书的复核任务，如果复核通不过，就将草诏原封驳回，由中书从新起草；尚书省负责诏书的执行，是执行政令的机构，没有参与制定政策、法令的职权。每遇诏敕议决，中书、门下两省主官中书令、侍中，各携侍郎出席，有时也会传召尚书左右仆射参加（唐代在李世民之后，不再设置主官尚书令，因为李世民在登基之前，曾以尚书令之职兼天策上将军，后来为了避讳，无人再担此职权，而实际权力转到左右仆射），在“政事堂”共议，一般中书、门下各司其责。政事堂加上皇帝，就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
尚书省是最高的政权执行机构，下设六个部——吏、户、礼、兵、刑、工（这是宋代王安石以后的排序，此前排序变化过几次），左仆射领吏、户、礼三部，右仆射领兵、刑、工三部，仆射及各部尚书可领“参知机务”、“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之衔，就有了在政事堂议政之时去出席会议的资格。唐代三省的职权加起来还不如汉代的丞相权力大，因为汉代时丞相还监管皇宫内事务。
唐代施行“府兵”的军制，“府”是在各地独立于州县的*队军**驻扎区，同时开展生产，平时设有折冲都尉，专管训练；在中央设有“卫”，是将军们的住所。平时将不见兵，到打仗的时候，将军临时到任，领兵出征。这样，将军有衔而无实职，但是部队生产、训练两不耽搁，实在是一种好办法。可是凡事都有反面，这种军制，一旦有人坐实地方军政权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唐代将汉代官位六百石，负责代表御史大夫监察地方的“刺史”外放，将汉郡改为州，刺史成为地方——州的行政*长首**，直接管理各县。唐代刺史相对于汉代郡守，权力变小了，因为基本没有掌兵的权力。
汉代御史大夫之下有御史中丞、御史丞，“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皇宫内廷、王室、中央机关；“御史丞”纠察地方百官。到唐代时，御史中丞褪去纠察皇宫、内廷职责，和御史丞合并，成立御史台，职权在三省之外，负责纠察百官，其中左御史监察中央机关，主要是尚书省及六部，右御史监察地方。
设立谏议大夫、拾遗、补阙，专门纠错皇帝言行、以及政事堂的政令法度，划属于门下省，与门下省本有的“给事中”属于同一机构，职责却不同。
御史右台派出监察使，将全国划分为十个道，分别监察（职权很像汉代的御刺史），或称为巡察、按察、观察使，后来变成常驻地方的机构，持有代表皇帝的“节”，意即全权代表中央管理“一道”军政，俨然一方诸侯，就是“节度使”，意为“全权持节调度使”，职位世袭罔替。地方州府县在唐明皇时代，变得相当不好管理，同时变乱的还有“府兵”，原先设府兵的时候，不知道太宗考虑过府兵逐渐由兵农一体向农业生产转变之后的管理措施没有？于是只能听由观察使自行节度“一道”内军政，这就架空了朝廷，朝廷与治下大部分军民失去了联系。
在唐玄宗李隆基掌权之后，类似于隋炀帝刚继位时，社会空前繁荣，财富大量的积累，是为“开元盛世”，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内中隐患已然暴露。由于财富过于积累而不得合理宣泄，唐初建立的制度没有很好地持续执行，建立在均田基础上的租庸调制度，也失去了持续执行的动力（细节在第二部分会说），各农户的人员变动及具体占有地的数量等实际情况不能被政府机构准确反映，如再行动员与组织物力、人力，则必然盲目。盛世的背景是整个经济层面已变得相当不好管理。中央曾为此做过努力，让逃户、隐户自首且免于受罚，于是户册数目虚增，在安史之乱前，唐的在册户数虚增（与实际家户无法核对）至9616254户，比唐初之300万户增大两倍还多，这让授田并进而抽税等一系列措施尴尬难行。这可视为大一统社会的通病，管理偏重于理想数据，而此数据又不能准确反映实况，管理严重滞后于现实，如果重新彻查，可能产生的只是无数乱麻。
三省六部被庞大的办公文件拖累，各部门掌握的户口及占地的数据无法理清和落实，甚至各数据之间都不能核对，只是数字逐日增大，而实情则被越掩越深。社会的高层建构与低层建构的联系越来越脆弱。由于行政效率降低，被现状所逼，中央被迫承认巡查地方的观察使、巡察使，持“节”（皇帝信物）节度地方，就是节度使，自行大权，掌握各地军政，根据各地实情而自行摸索治理，从而促使各地节度使尤其是安禄山集团（其与少数名族联系甚密，安禄山后来身兼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军阀割据状态形成，导致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央几乎不能组织有力的抵抗，只能走上一条依此节度灭彼节度、彼亡他立的恶性循环之路。
于是，中央再也无法集权，各节度的辖区也因兵乱而无法长期固定。与节度、中央均失去联系的地方与民众增多，权力的真空区变大。黄巢、王仙芝的农民起义部队利用此点，转战南北，两渡黄河，四过长江，且战且劫，前后十年，终于消解了大唐社会结构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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