腔调上海话 (腔调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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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楠曰

复旦女足,一支已经拥有二十余年发展历史的队伍。复旦女足,一个至今仍让不少复旦学子感到陌生的群体。她们是谁?她们经历过什么?也许,大多数人都会摇头表示不了解。

就在这样尴尬的现实中,复旦女足经历着属于她们自己的低谷与巅峰。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总有一些人在坚持,等待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但女足的春天是否会如其所愿如期而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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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 周奕辰 王笑迪

记者 ❖ 周奕辰 谢晨翔 赵 喆

在南区大家沙龙见到复旦女足前任队长赵婧雅。她风风火火而来,穿一件军绿色外套,头发极短——她将之视作加入女足的一个特别仪式。狭小的空间里水果搅拌机的轰鸣声不时传来,一开始她会自觉停下来等噪音停止,后来索性身体前倾,声音放大,指着外套肩膀处的红色条状徽章:“这个?这个和女足没关系,就是这衣服一装饰!”

这个被不少人视作“救女足于水火之中”的女生,被问及复旦女足未来时却沉默了片刻:“我不敢也不能说复旦女足此后不会再出现之前的低谷。但现在确实处在上升的时期。”

四时无了日,在复旦女足二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她经历的只是最近一轮的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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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成员合照

耐克与竞技神

“看到我的孩子并没有被公平对待,我感到愤怒而无奈。我希望我们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并不是没有成绩!”

这段话来自赵婧雅 2014 年 10 月 14 日的人人日志——在一场与香港大学女足队进行的友谊赛过后,她觉得复旦女足简直是“杂牌军”。

当看到港大女足统一着装,坐着大巴浩浩荡荡地过来,在教练的带领下开始热身的时候,回头看看自己和队友们杂乱的装备,赵婧雅心里只有两个字:羡慕。在交换礼物环节,港大女足拿出了运动水壶和运动包,而复旦女足拿出的则是自己临时从校名礼品屋买的和运动无关的纪念品。

在那篇比赛当晚发表的日志里,她列举了复旦女足队条件之艰苦,待遇之不公。她承认自己当时“过于激动”,但讲的都是真心话。

其实相比于从前,复旦女足的待遇近两年已经有所改善:比如凡是遇到上海市举办的大学生女足比赛,学校会为队员提供统一服装。“可你知道那个牌子是什么吗?”她忍不住自嘲地笑,“竞技神!你听说过吗?不是阿迪没关系,不是耐克没关系!可是……”她没有再说下去。

与此同时,在赵婧雅看来,学校提供的比赛机会还是很少,真正比赛数量开始增加是在她上大三在以后,“可能跟最近足球开始受重视有关系?”她猜测道。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有比赛,队员们训练起来才有动力。“这方面学校做的显然还不够。”

待遇差,机会少,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队员训练积极性的下降。最尴尬的一次惯常训练,参加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同伴踢了一会儿也离开了,留她一个人在训练场上。她安慰自己:“有球踢就好。”抱着这样的想法,她一个人对着墙壁踢了整整一个下午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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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前任队长赵婧雅

赵婧雅经常会对别人提起自己跟足球的故事。虽然上大学以前从未受到过专业的足球训练,但早在幼儿园时,一部日漫《足球小将》让她喜欢上和班上的男生一起踢球。其实她体育成绩并不好,踢起球来却狠到让男生都害怕。初中时,班上的男生个头“蹭蹭”的长,女生根本没办法和他们一起踢球,于是她三年没碰足球。到了高中,她碰上了学校第一届、也可能是最后一届足球比赛,于是生拉硬拽了几个女生组了队,最后还拿了第三。

最自豪的一件事情,是她因为高中体育老师的一个玩笑,连续练了几晚的球,一脚把球踢过了两层楼高的栅栏。从此她在学校出了名。

进入复旦后,和大多数人一样,她并不知道复旦还有女足队,但踢球的欲望却从来没停止过。直到一个下午,她骑车路过正大体育馆,看见两个女生在角落里互相传球。“能加我一个吗?!”她想都没想就问。之后,她得以联系到了复旦的女足队长,加入了女足队。

第一次训练前,她专门买了一双耐克的新球鞋和一套 AC 米兰的球衣,穿戴整齐到了南区操场,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反倒是一身新的自己频频引人注目。过了十几分钟,队长才拿着球姗姗来迟。那天训练,一共只有三个人,没有想象中的奔跑和笑声,三个人例行公事一般练了一会儿传球,就散了。

那段时间,复旦女足处于人员断层的阶段:老一届骨干队员大多毕业,由于宣传力度不够,新加入的低年级队员只有几个。每次训练的参加人数也寥寥,这根本不像是一支队伍。

但她还是接任了队长。接手后,她逐渐有了经验,也意识到复旦女足的不受重视其他原因:本身踢球的女孩子就不多,同时在招新上做的工作也不够,只是在每学期开学时例行公事一般进行一遍。大部分复旦学生即将毕业时也从未听说过女足的存在。

抱着重振女足的责任感,赵婧雅开始在招新上变主动为被动:室友、上课课友、社团朋友,无不成了她的宣传对象。她亲自做海报、扫楼,唯恐错过一个热爱足球的女生。这一招很快为女足队拉到了不少人,尽管很大一部分在一学期之后都相继退出,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坚持了下来,并逐渐成为女足的主力。此外,她花了大力气重新制定了日常训练规定和计划,女足的微信群名,永远是训练的时间地点。为了提高自己和队员的水平,她经常上午琢磨视频教程,还给自己买了沙袋,平时训练和走路绑在腿上,以此提高自己的移动速度。

有趣的是,她几乎不看足球比赛。唯一一次是受邀去学姐家通宵看球,她只记得是荷兰队的一场比赛,因为叫的太大声还被一起看球的学姐嘲笑。至于对手是谁,结果如何,全都不记得了。

她还是更喜欢自己踢,“主要是因为球员名字好难记啊!太复杂了。”

正 轨

作为赵婧雅的继任者,任晓彤看起来更加腼腆,她话不多,面对记者的问题,回答往往只有几个词。

她在队里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毕业于普陀体校的她,相比于女足队的其他成员,接触足球的时间要更早。虽然从小就开始接受足球训练,但她觉得自己还算不上专业,“我们是体教结合的,就是每天下课以后训练。”

大概被很多人问过“为什么女孩子要选足球”这样的问题,她的回答几乎没有思考,干脆利索。“自己选的,就觉得很好玩很喜欢。”

停顿了一下,她还是决定解释一下:足球的对抗性的确相对于其他运动来说比较强,但很能锻炼人,很多踢球的女孩子身体都很健康,同时团队配合意识和能力也会得到提升。

周二下午两点,南区足球场,复旦女足的姑娘们在进行常规训练。项目是传球:队员们排成一条直线,将球依次传给下一名队员,到头后反向进行。她们嬉闹着、开着玩笑,但手上动作并不因此停止,反而有条不紊。

为了防止队员受伤,训练通常从热身开始,到传球等基本动作的复习,再到学习下底传中、倒三角进攻方式等新的动作和战术的学习,最后是队员们最期待的小比赛。比赛时间不长,一般 30 到 40 分钟,但以娱乐性和对抗性的方式作为结尾的训练流程让队员们每一次都有动力付诸全力去做到最好。

队伍里像任晓彤这样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是像方正这样,进入复旦女足对后才接触足球。于方正而言,除了控球、进球等对于多数人来说都存在的共性乐趣之外,教练对她的影响也非常大,“教练很喜欢和我们谈人生,很有哲学思想,还融入足球教学中。”这似乎让她对足球更有热情。

现在,女足的常规训练定于每周二和周六下午三点。目前女足活跃队员有二十几个,全部为复旦在校生,日常训练请假人数很少,基本上能做到全部参加。有上海市级别的比赛时,只要找到任课老师说明,除非医学院的实验课,一般老师都会给假条。有些队员为了比赛,甚至在期末申请缓考。

但这也暴露出女足“人少”的困境:她们多次在零替补的情况下踢完一场比赛,队员受伤、生理期等不可避免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让她们陷入凑不齐一支队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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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杯赛

上学期,上海市大学生女足比赛期间,队员们一周要踢两场。赛前,队员们会聚在一起对之前的战术作出总结,分析本场对手的特点。相比之下,复旦女足的战术与总结能力要明显高于其他学校。一次比赛中,对方门将两次开球都开不远,甚至一些队员已经大声说出了“我们到前面去,他们开不远!”对方依然不换门将,还是一样的开球方式,一次又一次踢到女足队员的脚下。

也遇到过难缠的对手。和东华大学的一场争夺前三名的比赛里,对手全部是手球队队员临时参赛,对方队员的最低身高比复旦女足队员中的最高身高还要高,一个姑娘将近两米。那场比赛只能用“特别肮脏”来形容,对方防人连推带拉,甚至直接和复旦的守门员发生了冲撞(前锋不能和守门员发生冲撞)后摔倒。出于礼貌和关心,复旦女足的姑娘围了过去问候,却被对方一个火气大的球员骂:“你知道吗?她要是代表中国出去比赛的!你们谁能够代表中国出去比赛?你把她弄受伤了,你们赔得起吗?”

之后的比赛整个气氛都陷入了“狂躁状态”,对方撞倒并弄哭了复旦女足的一个队员,后来因为辱骂裁判被红牌罚下一人。相比之下女足队员保持着冷静克制,尽量不要和他们硬抗,多转身多带球,利用自己灵活的优势。面对对方的挑衅,队员们会互相安慰“要冷静”,“我们要记得自己的身份”。在场上对裁判和规则的绝对尊重,是这支队伍恪守的原则。

那场比赛在打平后以点球大战结束,复旦女足输掉了比赛。“但是我觉得我们踢的真的不错。”女足的指导老师胡军这样对《九十九度》的记者说道。

儒雅、智慧,在胡军看来,是这支队伍的灵魂所在。

回春

胡军是女足的指导老师,也是复旦女足课程的授课老师,更是女足历史的见证者之一。在南区体教部二楼的办公室里,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他穿着简单的运动外套,和一双旧运动鞋,把一盒烟倒在桌子上,排列整齐,数上一遍,再一根一根装回去。

和队员们不同,他并不觉得女足如今处于特殊时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女足班,到如今的复旦女足,低谷和高潮一直在周而复始地更替着。

90 年代初,复旦开设女足课,但两年后因故取消。1995 年,复旦足球协会成立,胡军成为协会辅导老师,并一直担任至今。那时候的足球协会以培养裁判为职业目的,而复旦男足的成员主要为特招体育生。直到 2001 年复旦才重新开设女足课程,胡军觉得那两年效果还不错。2003 年,复旦首次参加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女足比赛,当时的队伍组成用胡军的话来说,就是“瞎招的”,还有两个队员是从刚刚合并的上海医学院而来。那次比赛有十支队伍参加,复旦获得了第九名。

胡军觉得这里面存在问题,很糟糕 。与此同时,当时计算机系的一名女生也和胡军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她想要组建一支真正的、长期的队伍,并为此做了很多工作,甚至到操场上去拉正在跑步的女生加入。经过大量努力,复旦女足队成立了,第一批队员有十二三个人,胡军成为了他们的指导老师。“这批人现在还会回复旦踢球,她们为复旦女足做了相当大的贡献。”胡军回忆道。由于上海市内比赛机会少,她们经常会主动联系,到北京、浙江等地,和当地的大学进行友谊赛。

第一个春天出现在 2008 年的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经过五年的筹备与训练,那次比赛复旦女足获得了冠军。那一期的《东方体育早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来报道复旦女足夺冠。当时采访的记者拍到了这样一张照片:台下等待着颁奖的复旦女足队员们,不少人拿出了课本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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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间隙

但好景不长,随着一批主力队员的毕业,女足陷入了之后赵婧雅所经历的“断代”的困境。直到 2014 年上海市足球联盟的成立,固定长期的年度比赛多了起来,复旦女足的队伍也逐渐正规化。目前女足每年的比赛保持在13场左右。在上海市足球联盟混合编组(即业余队与体育院校专业队伍一同比赛)的赛制下,复旦女足一直保持着不错的成绩。如今,上海纽约大学和复旦女足保持着一个学期一次的友谊赛,最近刚刚成立女足队的浙江大学也和复旦女足有过交手。“除了香港,再远的就没有了。”胡军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出去比赛的机会,许多到英美交流的同学回来会跟他反映国外女足的发展状况。“我觉得复旦需要重视这项运动的发展。”

外界有传言胡军很有钱,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他确实自费给女足的姑娘们购置了价格不菲的装备,队员们的鞋从布球鞋换成了皮足。“装备她们自己挑的,起码要能够代表复旦吧。”他还专门出了一本大学生女足教材,送给队员和选自己课程的学生们。那本书上的动作分解,用的就是复旦女足队员的照片。

“现在我们女足正在回春上升时期,希望一直保持下去吧,争取好的名次。”他嘿嘿笑着,稳稳地接住了另一位体育老师扔过来的一根烟。

( 参考资料:邵雨航 《回首一次,暴土扬尘——专访复旦女足前队长赵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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