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春节过后，我因为担任中日合资陕西实业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往海南省发了数十万元的产品一直销售不畅。10月初，我亲自飞去海南查看，认为是当地经销商提价太高所致。中日合资公司生产的卫生杀虫药械产品，在热带地区的海南岛应该是大有市场的，而且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于是，我决定辞去在公司的职务，去海南经营卫生杀虫药械产品，认为个人收入一定会比在公司待着更多。这样一去就是将近7年多，直到2001年底才又回到陕西。
我在海南期间，贾平凹应海南省新华书店邀请，参加读者签名售书活动去了一次海南。那是我刚到海南半年多之后的1995年4月，因为业务上的事回到陕西，见了贾平凹后知道他要和孙见喜一起去海南，便相约同机前往。4月15日，我们分别到咸阳机场汇合后登上飞机，贾平凹和孙见喜的机票是邀请方预订的，二人座位相邻，我坐在他们前两排。那天在飞机上的情形，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第三卷“海南纪行”一章中已有记述，过程大致没错。
我们乘坐的是海南航空公司的班机，每次航班都有个抽奖活动。奖励分一、二等奖，一等奖是在本次航班机票价格内，可以免费再任意乘坐一次，二等奖是提供在星级海口宾馆一个房间免费住宿一个晚上，我曾经中过一次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二等奖。抽奖的具体办法是，飞机上所有乘客座位号都装在一个袋子里，按照规定一等奖由空中小姐先摸出一个座位号，由这位乘客摸出一等奖，然后由一等奖获得者再摸出二等奖。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知道贾平凹乘坐这趟航班，空中小姐提出欢迎著名作家贾平凹直接来摸一等奖，大家一致拍手同意。贾平凹离开座位上前去摸了，一等奖获得者对贾平凹表示十分感谢。
飞机在海口机场降落，贾平凹第一次到海南，一下飞机就感到热闷难耐，说：“都想转身再坐飞机立即回去，真受不了!”我邀请贾平凹、孙见喜去我住的地方，说我雇的炊事员是个丹凤女孩子，做的饭平凹一定爱吃。贾平凹说肯定有人在外边接哩，过几天再去我那儿，叫做点家乡饭。我在一个纸片上写下我住处电话号码，交给了孙见喜。那时我还没有手机，贾平凹和孙见喜也没有，过后实在无法联系，一直不知道他们被安排住在哪个宾馆，都有些什么具体活动。走出机场后果然看见从陕西调去海南省司法厅工作的和谷和好几个人，手里拿着鲜花迎上前来。我挥手告别，没有去凑热闹，乘公交车回了我在海口的住处——农垦局所在地新华区滨濓村。
贾平凹在海南一直没有打电话来，直到再次在西安见面时他才告诉我，不知道见喜把电话号码塞到哪里去了，咋也找不到了。谈到在海南的观感，贾平凹说：“一是饭吃不惯，天天海鲜，一看就饱了，真想去你那儿吃碗粘面，为这事叫我把见喜骂咋了;二是小姐满地都是，听拉我们旅游的司机说，海南建省不到七年，他就搞了800多个小姐，改革开放的好处全让这些*日的狗**享受了!”
2001年年底，我彻底结束了在海南的经营活动回到陕西。2002年7月又来到西安，直到在西安买了房子再没有回到大荔去住。多年未能近距离与贾平凹相处，贾平凹的名气愈来愈大，想着自己下海名堂不大，又丢掉了文学创作，贾平凹不会再把咱当一盘菜。可是见过几次面后，觉得我们的交情依旧，他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先在陕西日报下辖的子报工作，于附近的乐居厂租了房子。他知道后说：“地址定下来别变来变去，让人找都找不见。”后来乐居厂*迁拆**，他又让我搬到他书房跟前的吉祥村去。
十多年来，我们又像过去那样经常见面。尽管发现他身边的人已经有所变化，有钱人和准名人围着转的不少，但是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交往跟别人不同，没有那些俗套的客气，一切似乎都在不言中。我从来不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去打扰他，但是只要向他提出什么要求，他还没有借故拒绝过。一次，报社要我采访一下贾平凹谈谈盗版问题。我打电话过去，他说正在打牌，问急不急。我说报社要求越快越好，他说那你现在就来，在南二环杂粮食府二楼。我赶去了，原来是好几个人，有男有女，包了个单间先吃饭后打牌。贾平凹看见我到了，推开牌站起来说，停一下，待会儿再继续，当即就走出包间。我和贾平凹坐在僻静处一张小桌旁，直谈了两个多小时，那些人就在包间里一直等着。
2003年3月，贾平凹在南二环杂粮食府走廊接受健涛采访。
迄今为止，在贾平凹出版的所有作品中，我最为欣赏的是那本薄薄的自传体小长篇《我是农民》。2008年5月27日，我和小儿子去他家，他惊奇地说：“我在大荔那年，还只在楼梯上爬上爬下，转眼间都成大小伙子了。”而后感慨我们确实都老了。贾平凹对我的小儿子印象很深，在《废都》后记里曾经写到：“他家的孩子刚刚走步，正是一刻也不安静地动手动脚，这孩子就与我熟了，常常偷偷从水泥楼台爬上来，冲着我不会说话地微笑。老马的媳妇笑着说：‘这孩子喜欢你，怕将来也要学文学的。’我说，孩子长大干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让弄文学。这话或许不应该对老马的媳妇说，因为老马就是弄文学的，但我那时说这样的话是一片真诚。”
我的小儿子那时候刚满周岁，不知道什么原因，时常正在哭闹之时，只要一看到贾平凹早年间给我写的那幅“天之上地之下吾开眼尽见也”的字，立时就不哭了，而且还会露出笑脸。我爱人很奇怪，告诉过我好多次，我不相信，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了，果真如此，也感到莫名其妙。那天，贾平凹要签名送本书给我小儿子，去里间藏书中搜寻了一下，拿出一本《我是农民》，提起笔写下：“小时马里千，长大千里马。马里千侄儿留念，贾平凹，08、5、27。”也许他很看重这部著作，觉得送给孩子最合适。我却认为这本书可能讨要的人少，要不每部书出版，出版社只寄给他10本样书，他留下两本藏起来，其余就被各种各样关系的人很快抢要一空，哪能在8年之后还有剩下的?
2008年5月27日，在书房与健涛及其儿子马里千合影。
从文学意义上说来，《我是农民》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却是贾平凹作品中我最为喜欢的一本书。一是它是贾平凹进入城市以前生活经历的真实反映;二是它的写作方法有别于所有作品，实话实说，不拿腔捏调，感情浓烈，饱含着喜、怒、哀、乐，倾诉了一个农家子弟对农村生活的深切怀念。在《我是农民》一书中，贾平凹朴实地写出了他的少年时代和刚刚进入的青年时代。其中没有孙见喜作品中那些“文曲星下凡”之类的忽悠之说，也没有什么神童似的表现，倒是有不少笨拙的行为和被人嘲笑的故事。1998年秋，贾平凹在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高老庄》之后，就抽出时间急忙写了这么一本书，其用意很大一部分就在于，他并不认可孙见喜作品中对自己的神化，公开站出来加以澄清。
有自以为高尚的评论家曾经批评说：贾平凹骨子里就是个农民!一副瞧不起农民的熊样。我以为骨子里就是个农民没有什么不好!不要说像赵本山小品中讲的那样，如果没有农民怎么怎么，就拿遍及中国所有地方和单位的冤、假、错案，哪一个是农民制造出来的?包括农民中的冤、假、错案，也都是城里人亲自或领导着农民干的。我以为，迄今为止贾平凹最为可贵之处，仍在于他的作品能够站在农民的角度看问题，为农民鼓与呼。
一篇题为《论贾平凹》的文章中写到，贾平凹“总是给予乡村过多的同情与美化，而对城市则有太多的厌恶与鞭笞，说不清的怀旧意绪与重建乡村的激情总弥漫在他的城乡作品之中”，应当说这是看透了贾平凹内心世界的精到之论。即使是被称之为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废都》，仔细回味起来仍还是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仅有城市生活的故事情节，全无城市的氛围。远不像邓友梅笔下那种京味十足的小说，也不像冯骥才和王安忆分别充满天津卫和上海都市味的小说。紧接《废都》之后的长篇小说《白朗》和《土门》，亦被视为城市题材之作，但是写的却是从乡下来到城市的农民和城市里原来的农民，没有古城西安的鲜明特征。
贾平凹身上始终磨灭不掉的农民情结，来自于小时候经受的比常人更多的苦难。贾平凹童年时代正处在建国之初相对稳定时期，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和有着教师职业的父亲，使他没有感觉到生活的艰难。可是步入少年时代后，他先是遭受了那个时代农民所遭受的共同苦难——饥饿。成年累月为吃饱肚子发熬煎，三年困难时期更是挣扎在死亡线上。贾平凹知道榆树皮磨成粉擀的面条滑得筷子夹不住，知道柿树叶磨碎熬成稠汁做的凉粉苦得不咬就往下咽，知道山上的老鸦蒜煮熟了吃起来舌头麻木，知道没油少盐的树叶草根汤吃后浑身浮肿，还知道整天吃纯稻皮和柿叶做成的炒面拉屎成了问题……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贾平凹小小年纪就成了人民公社社员。随后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回家务农。在较长的时间里，贾平凹不仅目睹了最亲近的人身心遭受的极大痛苦，而且自己也时时感受到被歧视的*辱侮**。贾平凹早年间这种经历，使他非常了解处于最底层的农民，懂得农民想什么，要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对于农民的生活有着彻骨心痛的切身感受。这一切，都使他的身上深深地打下的农民烙印，至死都将难以消褪。
贾平凹的农民本色首先表现在个人生活习惯上，他平时穿衣不讲究，吃饭不讲究，生活上能少花一分钱决不多花一分钱。走进他如今那套100多平方米的复式单元大书房，冬天最冷和夏天最热时却舍不得开空调。书房与家属居住地相距较远，贾平凹除了春节等传统节假日，一年到头大多数时间都独自一人生活在书房里，集中写作时常常好多天不回家。这些年名气越来越大，各种会议不断，请吃饭的人很多，但也不是一年到头一天三顿都能吃会吃请。于是，不吃会吃请时吃饭就成了问题。如今有了钱什么事都好办，在附近固定一家干净卫生的餐馆，一天三顿吃什么列个饭谱，到时间电话一打就送来了，也可以雇个保姆专门伺候他或者请钟点工帮着做做饭。可是他不，硬是常常一个人在电炉子上下挂面或者煮速冻饺子什么的，少盐没醋，胡乱地凑合一顿又一顿。人们很难想象，并不缺钱花的贾平凹在吃饭上竟然这样瞎凑合!
贾平凹并不是为了方便舍不得花钱，而是觉得自己手脚都能动，雇个人来专门伺候自己有点像旧社会的地主雇丫环，做出的饭吃起来浑身都不舒服。就是在家里，贾平凹至今还都没有雇请过保姆。我这样说并非谴责大家雇保姆，而是说贾平凹跟人不一样。我住在贾平凹书房附近的吉祥村后，曾讲好没地方吃饭要自己动手时就来我家，他要求有糊汤、有搅团、有浆水菜。我爱人专门搞了个浆水菜坛子，来了就做这些饭，贾平凹吃得十分可口和高兴。后来我爱人患病动了手术，他怕增加我们负担又不肯来了。你打电话过去，他即使在家也会撒谎说他刚吃过有人请呢，或者干脆就说他在外边。岂不知他一放下电话，就去外边的小餐馆里胡乱地吃点什么。
几年前，有个省级部门的领导请贾平凹去吃饭，地点南二环以鱿
鱼鲍翅为主的一家大酒店。这位领导过去在镇安工作过我也认识，贾平凹就给我打电话说谁谁谁请吃鱿鱼鲍翅哩，咱一块儿吃去。我们去了，路上他说不要让人家七碟子八碗弄一大摊，到酒店就说咱刚吃过饭。结果那位领导信以为真，只给我们每人要了一碗鱿鱼鲍翅。吃完了贾平凹却说没吃饱，让再来碗杂酱面。这位领导说要么再来两碗鱿鱼鲍翅就饱了，他说不要不要想吃面了，坚持只要杂酱面。吃过饭后结账，领导在他们单位的账单上签了个字。走出饭店回来的路上，我直埋怨贾平凹说：“专门来吃鱿鱼鲍翅的，没吃饱再来两碗，都是吃公家的，你却要了碗面，没吃过面?”贾平凹说：“不管吃公家还是吃私人。一碗四百多块，造孽呀!”
我家乡大荔县一位酒店老板从别人手里弄了幅贾平凹的字，我回到大荔时让我鉴别了一下真伪。这些年随着贾平凹的字行情不断大幅度上涨，社会上假字不知要比真迹多无数倍。贾平凹一次对我说省军区一位副政委手里有8幅他的字，让他鉴别后竟然有6幅都是假的。一般贾平凹的假字我一眼就能看得出，但是酒店老板手里的字制作得十分逼真，而且出了不菲的价钱，我一时不敢完全肯定，就说他什么时候来西安时，我顺便带他去让贾平凹看看。过了不多久那位老板到了西安，我带去见了贾平凹，彻底认定了他那幅字为膺品。
实际上这位老板到西安的目的主要不是让贾平凹鉴定字的真假，而是想要亲眼见识一下贾平凹，同来的还有他的亲属和酒店员工中的骨干。贾平凹看过假字后正好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其实也是老板故意安排的，便说那就请贾平凹一起去吃个饭，态度十分诚恳。我在旁边撺掇着，贾平凹也就答应了。老板外地人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好餐馆，问贾平凹喜欢去哪里?贾平凹说他领我们去，结果便去了含光南路一个合阳县人开的小饭馆。小饭馆以卖主食为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酒菜，贾平凹说他只吃两碗包谷糊汤下饺子，你们想吃啥菜点啥菜。老板见状说要另外找个高档酒店去，贾平凹坐下去说什么也不动了，大家只好在这里凑合着吃一顿。饭菜端上来前几个人与贾平凹合影，叫摆个什么姿式就摆个什么姿式，集体照了单独照，满足了所有人的要求。饭菜端上来后，贾平凹碗里是稀乎乎的包谷糊汤，里边有十数八个饺子。这是这个小饭馆专门应贾平凹要求制做的，叫不上什么名堂，也没有别的顾客吃。最后七八个人吃了一顿饭，总共才花了不到三百元。熟悉贾平凹的人对我说，贾平凹爱去哪家饭馆吃饭，哪家饭馆就快要倒闭了，果真那家合阳人开的小餐馆后来就不见了。我陪贾平凹吃过不少饭局，从来都是嫌人家搞得档次太高，说是太浪费，一片真诚，不是假做作。
在贾平凹身上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大特点，是那种不事张扬做事低调的农民品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很多原本就是来自农民的人，一旦有了那么点自以为是的权力或者地位，就立即张狂得不得了。说话口畅言满，做事独断专行，有公众露面的机会决不轻易错过，那种志得意满目空一切的丑态直让人恶心!让老百姓十分痛恨的贪官污吏，其中绝大多数可以说就是这种人。就是在我们的身旁，这种人也能够经常看得到。时至今日，贾平凹应当说具备了几乎所有可以引以为豪的条件，我们却没有看到过他的这种形象。即使在以贾平凹为中心的场合，他也是那种萎萎缩缩一点儿不展脱的模样儿，常常被人骂做狗肉上不了席面。而我却以为，这些正是贾平凹的本色，也是他的最可爱之处!
贾平凹获得过一个又一个大奖，按照常理说来都应该庆贺一下，搞个聚会吃个饭之类的活动。可他从不这样，心里高兴脸上不露声色，一个人偷着乐。有人愿意花钱为他张罗，他却很难被请到场，勉强去了也不显得高兴，更不要说感谢或者领情。2002年春节过后，贾平凹整整50周岁。原来患乙肝怕活不到50岁，此时乙肝痊愈身体健康，应该好好庆祝一下。身边走动的人张罗着给他过了个五十大寿，贾平凹还在寿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刚从海南回到陕西住在大荔家中，他不知道也没有通知我去给他祝寿，我是后来听说的。见面后我说，你母亲在世你过什么大寿?上辈人在世自己过寿是要折寿的。他听了后大惊失色，显得十分后悔。
2012年春，有位跟我熟悉的文学爱好者打电话给我，问贾平凹六十大寿在哪儿过?我说不知道。后来听说又是一堆人为贾平凹张罗，贾平凹在长篇小说《带灯》后记里写到了这天的情形：“生日那天，家人和朋友们已经在饭店订了宴席，就是不去，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喘息。”一些围在贾平凹身边转的人并不深刻了解贾平凹，常常以庸俗的心态去讨好贾平凹，“打听生日问满月”，操持着要给贾平凹办这办那。其实贾平凹最讨厌这种俗套，我们俩在一起时说到这些事，贾平凹总是说：“泼烦得很!人家一片好心，你没办法阻止，还只好领情。”几年前一个中秋节，贾平凹打电话给我，说过节呢，让我中午过去一起吃个饭，我问都有哪些人?他说就他一家人和弟弟、妹妹们。我说，你们一家子团圆，我这个外人去干啥?他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后来听说那天不请自到一下子去了好多人，弄得他们一家好象是陪着人家在吃饭，不象是自家人一起过节。
在孙见喜和丹萌的书中，先后都写了贾平凹是个“迷信罐罐子”。于是，对贾平凹作品持否定态度者便说，贾平凹“对蒙昧消极的伪科学以一贯之的崇尚和热爱”，“在其现实生活中也是神秘文化和伪科学的虔诚信徒”。如果认为贾平凹从内心深处就相信神鬼之说，那就是没有最起码认识事物的眼光。贾平凹是个现代高级知识分子，如果连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神鬼的基本常识都不懂，还称得上是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我以为，总是拿神鬼说事，正是贾平凹那种骨子里就是个农民的具体表现之一。
在日常生活中，贾平凹常常把自己说得神神道道，那其实都是一些调侃。有时候是不愿实话实说王顾左右而言它，归之为天意;有时候标榜自己算卦很准，多为自说自顾没有人真当那么一回事;有时候为了解脱自己的烦恼，心中有事无法对人讲也不善于向人诉说，便自我欺骗算个卦求个签，得到心理上的平衡。贾平凹对我说过，他每次写好一本书，最终用的书名都要测一番字，预测这部作品将来的命运。实际上这是一种不自信，别看贾平凹已经那么有名气，可是在他内心里从来没有自信过，这在他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多次提及。这种不自信与过去农民没有见过大世面总是表现得怯懦有点儿相似，但是贾平凹没有因为不自信而停止不前，反而把不自信带来的副产品不满足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断创新，勇往直前。倒是有那么一两个过去老跟在贾平凹屁股后边转的人，稍微有一两篇文章或三五幅字画有了点影响，
便自称是陕西文艺界新星，与贾平凹并肩齐名，张张狂狂，咋咋唬唬，反过来把贾平凹砸得一塌糊涂，让人不齿!
1993年3月，贾平凹游重阳宫时上香和写的留言。
在贾平凹的散文和小说中，不时有对封建迷信津津乐道的言说和膜拜，特异功能、卜卦拆字、算命看相、巫神奠祀、风水堪舆、天人感应等神异怪象大都十分灵验，仿佛冥冥中真有上帝安排着一切。对此，贾平凹一次在与文艺评论家韩鲁华对话中，说过这样一些话可以作为解释：“我学《易经》爱写‘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仰头看天上的星辰日月就可以明白天地间的道理，这叫形而上，或者叫‘意’;再低头俯察，具体的形式，猪猫狗的长相，桌子板凳的摆法，它那个法则又对应天上的象。农村人常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要掉一颗星。我叫它形而上、形而下，比如我活到世上是人，可我的灵魂是天上那颗星。咱不是信这个，是说艺术上的一种思维方法。”这正是贾平凹神神鬼鬼举动的内心自白。
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就贾平凹作品中的神秘感有过论述：“感觉到贾平凹的内心保存着许多作家所没有的品质：对世界、对死亡、对大自然、对神秘事物的敬畏。包括《秦腔》，贾平凹称自己一直是在惊恐中写作，这种‘惊恐’，也是一种敬畏——对故土、对故人、对未知的前方道路的敬畏。这是令人动容的。在当下写作界，多少人都挂着私人化写作的标签，只满足于那种单一的欲望、有限的自我意识的绵延，内心对任何事物都不再敬畏，这种浅薄最终使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了颓废现实和欲望自我的奴仆。”我以为，这样的分析和评论是能够让人信服的。
我在与贾平凹的交往中，也亲身感受到过他神神道道似乎十分“灵验”的一件事。我的亲戚中有个老头儿，在许多地方跟我们家过不去，曾经不断地向有关方面告过我的状，使得我的上级部门曾找我予以落实和澄清，给我的家庭生活带来过不少麻烦。我一次对贾平凹说起这件事时非常气愤地说了句：“这老东西都一把年纪了，咋还死不了!”贾平凹问我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他默想了一下，说这个人的名字里的两个字都可以看做金，金和金相克，你弄块铁埋在他家门槛底下，治治他。我说有用吗?他说你试一下，至少他会收敛一下，不再找你的事了。后来我找了几个铁片子，托人偷偷埋在了他家门槛下，一年后老头子患癌症死了。我告诉了贾平凹，贾平凹得意地笑了笑，而后却说：“罪过!罪过!”那样的结果应当说只是一种巧合，不会是贾平凹预先料想到的。再说也绝对不是我的初衷，生气归生气，我不会盼着人家真的就死去。我这里说出这件事来，并不是证明贾平凹的魔法灵验，而是说他确实有过这方面的“恶迹”。
中国农民长期缺乏科学文化知识，浓厚的封建迷信观念似乎就是农民的一大特征。可是到了现在，农村文盲已经几乎没有了，电视、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广泛普及，要说还有谁相信什么神呀鬼呀的，都会被农民自己瞧不起。如今农民讲到或者所搞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一是寄托哀思，譬如人死后祭奠和清明节、农历十月一烧烧纸钱;二是发泄心理上的一种情绪，譬如河南省南阳市强制平坟，市长父母非正常死了，群众就说是报应，阴间的鬼魂在找他算账。大家都知道这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却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和接受，相传甚广以至传到了网上。我以为，贾平凹在作品中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用神鬼加以解释，在生活中的神神道道，也是在不自觉中保留下来的农民思维方式。
有人又批评说贾平凹的农*意民**识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非骨子里的实质，斥责他“披着的是农民的外衣，骨子里透露的却是一副名士的派头。玩牌品茗，写字作画，玩弄古董，如此的闲情逸致，中国那些在土里艰难地刨食的农民哪个能有?”这是对贾平凹的又一种误读，可以说是这位读者完全不了解贾平凹，对于贾平凹的生活习惯不熟悉，仅凭从别人书籍中获得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不实信息，所给予的庸俗的想象。他把贾平凹看做了那种人们司空见惯的名人，自视清高，目空一切，附庸风雅，舞文弄墨，装腔作势，好象什么都懂，集各种瞎瞎毛病于一身，丑态百出而不知。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贾平凹并非这个样子。
贾平凹曾经讲到他的同学邻居冯有源说他：“你是*党**员，特殊材料制成的，我要是你这般累，恐怕已经死过两回了!”凡是熟识贾平凹的人，没有一个认为贾平凹活得潇洒，相反都感到他一不缺名二不缺钱却活得十分窝囊。写作是贾平凹人生最大也是唯一追求，成年累月爬在桌子上，至今不会用电脑，全靠一笔一划手写，不算中短篇，每隔三两年便有一部三五十万字大部头问世，每一部至少写抄三遍，就是100多万字。这是一种思维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同时也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最为紧张的时候，连续一两个月甚或半年时间，每天只睡那么三五个小时，一般人都很难承受得了!难道这样的生活，能谈得上“闲情逸致”吗?
贾平凹从来不进行任何体育锻炼，爱好足球只是看看电视，看看谁胜了。那年中国队冲出亚洲，一天我和他正谝着，中国队出场的足球赛开始了，他便说“看足球赛，爱一下国!”仅此而已。他更不爱好跳舞、唱歌什么的娱乐活动，参加什么大型活动偶尔为之纯属逢场作戏。每年都要外出几趟，正可顺便游览一下名胜古迹，但是那些外出都是人家三番五次邀请推辞不过时才去的。去后一切听人家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接二连三，像赶场子似的，行动没有自由，身心哪能放松得了?早些年热衷打麻将，这些年也瞅空玩那么一次，总是输的多赢的少，输急了还耍点赖皮。你说，这样生活的贾平凹，除了写作还有什么乐趣呢?
贾平凹打麻将输得多赢得少
至于说到贾平凹写字、画画和各种收藏，可以说完全都是业余的，不是那种专业的书法家、画家和收藏家，而是在紧张的写作空隙，以放松身体和精神为主的自乐其中。
贾平凹起初写字纯粹出于兴趣，送给别人多以友情为主，后边皆有“请X X X 指正”落款。有这样一幅字悬挂于客厅之内，似乎主人就与贾平凹有缘，悬挂的目的并非是在展示墨宝，而是在炫耀自己。随着贾平凹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都以与贾平凹相识为荣，便千方百计向贾平凹讨要写字。为了拒绝应接不暇的讨要者，贾平凹在房门后边贴一“润格告示”，来人坐在沙发上就可以看到。交情不深者便免开了尊口，反复讨要者也就不好意思。不料明码开价后，讨字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我出钱你写字理直气壮。贾平凹这才意识到他的字已经有了市场，于是便以此作为一种经济收入。不过贾平凹写字只是副业，决不影响写作，几乎都是别人通过身边的朋友相求，没事时给你写，有事就不写。贾平凹的字画至今都没有进行过商业炒作，也没有授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为其招揽生意。
很多人评论贾平凹的字属于名人书法，艺术上没有什么价值。我虽有同感，但却认为毕竟形成了风格，不看署名只看字就知道是贾平凹写的，这一点似乎已与大家相同。贾平凹早年间给我写的字，看上去笔划整齐，笔力遒劲，不像如今的字缩头缩脑歪歪扭扭，跟他的形象差不多，几乎就不像是一个人写的。有时候我拿着贾平凹给人写的字，总觉得不值几万元，可还是不断地有人讨要。我不止一次地对贾平凹说：“你的字不如原来写的好。”他却沾沾自喜地说：“你不懂，你不懂，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我想，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价值和价格不一定划等号。贾平凹字画价格和他的知名度联系在一起，十多分钟的经济效益囊括了他大半生的勤奋和努力。很多名人的润笔费是贾平凹的无数倍，难道说一定就是写得比贾平凹好?不过，贾平凹与那些拥有专门经纪人或代理公司的书法家完全不同，没有商品似地摆出去卖。有很多人企图代理贾平凹字画，那样很可能价格增长得更快收入更多，但是贾平凹不答应，因为他不愿让那些唯利是图者恶意炒作。在贾平凹的字还不值钱的时候，他告诉过我说，南院门有个经营字画的店铺，每幅字给他700元，有多少要多少，他没有答应。现在，他依然拒绝为大批量购买的批发商提供字画。凡是统一制作了精美包装的贾平凹字画，不论仿造的指纹、照片如何逼真皆为假货，请勿上当受骗。
贾平凹写字是有条件的，哪方面的字写，哪方面的字不写，是很有原则的。说起来难以让人相信，贾平凹写字也有给多少钱都不写的。2009年《陕西农民报》延安记者站站长通过我联系，说志丹县一位老板想巴结一下县上领导，要把县委书记写的《志丹文明三字经》让贾平凹抄写出来，然后装裱送给县委书记，价值不菲却算不上行贿受贿。文稿约400余字，要写在两张五尺宣纸上。贾平凹开始嫌字数太多不愿意写，后因不能不给我面子答应了。我和《陕西农民报》驻延安记者站站长讲定8万元，让把文稿传给我，写好后拿钱来取。文稿传过来后我送去给贾平凹，贾平凹看了几个字就说：“不写，不写，连儿歌都不如，咱跟着挨骂呀?”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但又说：“咱管他写的有水平没水平，抄一遍挣他8万元怕啥?”贾平凹说：“我写的字，要署我的名字，叫人骂咱挣钱不要脸。”这件事就此作罢。
2008年9月，我在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时的一位老同学找我，说是北京有个在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平宋**办公室工作过的人，打电话要贾平凹的字，总共23幅，在北京听说每幅2.5万元，看看要这么多能便宜到什么价格。我找贾平凹谈了，他说拿中央领导吓人，每幅可以少一千元。我说这跟没少一样，问两万元行不行?他下了很大决心似地说：“两万一，少一分都不写。”我说23幅，40多万元呢?他说：“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就是不想给他写。”贾平凹写字，对厅级以上领导从不讲价。下边来人以领导名义施压，贾平凹则说，那叫他亲自来当面给他说。领导不会因为少掏几个钱放下臭架子，贾平凹也就是这么个不识抬举。
贾平凹的画，我没有看出有多少高深的东西，以为是把他头脑里的思考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艺术。几年前的一天晚上，我随贾平凹到他楼下“天茗茶庄”去，茶庄女老板是个颇有点艺术素养的人，在二楼有个自己的画室，贾平凹瞅空也去那里画画消遣。这天贾平凹进了茶庄说是去画室，直接上了二楼，屁股后边立时跟来了几个人。画室墙上有一幅贾平凹没有作完的画，看上去黑乎乎一片。贾平凹拿起笔在纸上画了起来，这儿涂涂，那儿抹抹，越涂抹越让人觉得不知所云。不料旁边不少人却不停地喊好称奇，还有人称国宝，让我顿生出一种鸡皮疙瘩感。贾平凹终于画完后，放下笔，问：“咋样?”我在最近处，说了句：“狗毬都不像!”旁边的人没有再喊好。据说是西安某大学美术系教授的一个人有点不屑地说：“俗人不谈画。”我斜视了那人一眼没有吭声，想着教授也就是这么个水平，贾平凹的画大概就是让这种人忽悠得不得了的。
贾平凹的收藏与那些专门的收藏家相比完全是两回事。爱好收藏者一是藏宝，自得其乐，二是赚钱，为着增值。贾平凹这两条都不是，纯粹是写作之余心血来潮。他住在陕西电视台家属院9号楼六层时，一天我在他那儿，有两个人按照约定扛来一个据说是汉代的玉石观音菩萨雕像。贾平凹看来看去不知真假，问要多少钱?来人说6万元。我看那东西雕刻得倒还细致，有差不多1平方米那么大，不会很便宜。贾平凹问最少多钱卖?来人说确实是汉代的，6万元没有多要。贾平凹说，那你就拿走吧。来人问你给多少钱?贾平凹说：“我收这些东西都是玩的，最多掏钱没超过两万元。你还是找人家专门搞收藏的去，或许能卖个大价钱。”来人说可以以字来换，字和东西各说各的价。按照当时贾平凹的字价，算下来有20多幅，贾平凹推脱说没时间写。来人说不马上就要，一年之内什么时候写下几幅拿几幅，最终凑够数就行了。贾平凹哼哼唧唧什么也不讲，最后打发来人走了。我说，又不用花钱买，写字换怕啥呢?贾平凹说，你不知道，也许是来套字的，真要是汉代的怕6万元拿不到。咱也不是弄这种事的，不在这方面花那么大的本钱和心思。
贾平凹书房里摆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石头，还有木雕、树干、树根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贾平凹收藏全凭一时兴趣，最早时是石头，后来是坛坛罐罐，再后来是烂树根，现在又成了佛像。一个时期热什么，看见一个好东西，千方百计都要弄到手，过了这一个时期，瞎好都不要了。有一天我在贾平凹书房，陕北宜川一位女干部来访，看见屋里有很多石头，便说她那里有一块石头很像个什么动物，请人打磨了一下跟真的一模一样，说不知道贾平凹喜欢这些东西，再来时一定带给他。贾平凹说，打磨过的再像都不要，我要的是那种自然的，猛看有点像，越看越觉得像的东西。贾平凹收藏是为了丰富艺术想象力，他把很多东西摆放在书桌周围，意在营造一种艺术氛围，走进他的书房就如同走进了艺术世界。我问过贾平凹：“你爱这些东西，女儿可能都不稀罕，将来咋处置?”贾平凹说：“还不是都送给国家，人家爱咋处置咋处置。”
2008年，健涛与贾平凹在一起
贾平凹的日常生活，包括他的爱好和某些毛病，全都是围绕着他的文学创作而存在，也全都带有明显的农*意民**识和特点。他不是学不来城里某些人那种花天酒地、我行我素、出手大方、呼风唤雨般的潇洒自如，如今也不是没有那种经济实力，而是从心理上不接受，瞧不起。贾平凹在《关于小说创作的回答》中说过：“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意民**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农裔作家都是这样。有形无形中对城市有一种忿恨心理，有一种潜在的反感，虽然从理智上知道城市代表着文明。”
贾平凹身上所具有的农民情结，不仅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而且一直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至于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那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如同当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批评贾平凹脱离现实跌入虚无主义泥坑，贾平凹便一口气写作发表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三部讴歌改革贴近现实的中篇小说，而且在全国文坛引起反响，而后却又回到他原来的老路子一样，1992年为了改变他农村题材作家的形象，写出了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废都》一炮打响后，又从新千年开始完全回到了农村题材上来，连续三部长篇巨著《秦腔》、《古炉》、《带灯》，那部不是写的农民生活，从农民的角度思考重大的社会问题呢?
综上所述，我以为研究贾平凹或者透视贾平凹，一定不能够抛开或者忽视贾平凹骨子里就是个农民这一显著特点，更不能嘲笑和讽刺贾平凹骨子里就是个农民。骨子里就是个农民是贾平凹与生俱来就有的，不是他的缺陷，而是其本质和长处。如果只用一般人所想象出来的作家和名人形象来衡量和评价贾平凹，探索其文学创作上的秘密，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不论说得如何高深莫测天花乱坠，都是隔靴搔痒误入了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