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料，前几天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连吞三弹，败给“老冤家”韩国队，延续了几十年始终如一的“胜的侥幸，败的窝囊”的传统。#历史##民国风月##文化##足球##中国足球# #我要上头条##中国女足#
谈起中国足球，每个老球迷都有大把大把的“辛酸泪”，一肚子的憋屈、愤懑乃至失望。看球时间长了，一些老球迷甚至发起“灵魂拷问”：咱中国人，是不是天生不适合踢足球？
百年回眸，我们惊奇地发现：民国时期尽管战乱频仍、百业凋零，唯有中国男足，却是黑暗乱世中“最亮的星”，连续九年蝉联远东运动会（亚运会的前身）冠军，这支“铁血之师”，二十年来打遍亚洲无敌手，中国媒体亲切地称之为“中国铁军”，日本媒体则在感叹“既生瑜，何生亮”，让多灾多难的国人豪情万丈，在外国人面前挺直了胸膛。
民国时期足球比赛
酣畅淋漓：中国铁军十年连胜，日本患上“恐华症”
1934年5月19日，菲律宾马尼拉刹纪念体育场，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男足决赛正在举行，中国男足与日本男足展开“火星撞地球”的对攻大战，80多分钟内，双方各入三球，战成3:3。此时，日本队严重犯规，被判罚点球！
此时此刻，空气仿佛凝固，现场所有中国人、日本人都攥紧拳头、屏住呼吸，而中国第一球星李惠堂站在点球点前，瞪大的双眼早已喷出火焰，他用尽全身力量踢出点球，日本守门员飞身而出扑住皮球，但李惠堂的射门后劲儿太大，守门员立身不稳，与皮球一起进入网窝！
4:3，中国男足是冠军！
现场所有中国人欢呼雀跃，不少人的双眼中，都噙着热泪。
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国足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足球比赛，而是凝聚着“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的血泪对决。短短三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铁蹄*躏蹂**了东三省，无数同胞不甘当*国亡**奴，纷纷*亡流**关内，千万同胞无家可归。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扶持的“伪满洲国”，让每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都如鲠在喉，想起日本人就满腔怒火。
换个角度看，1934年的远东运动会足球决赛的“中日大战”，神似“马岛海战”后在1986年世界杯上狭路相逢的阿根廷和英格兰，而打入制胜点球的李惠堂，在群情激愤的中国同胞眼中，和连过五人打入“世纪进球”的马拉多纳一样，如同拯救了国家的“超级英雄”，在球场上屹然挺立，光彩万丈。
赛前，日本人也在大造舆论，声称中国人“无论在战场上还是球场上都不是日本的对手”，要用进球来羞辱中国队。比赛采用淘汰制，日本大胜“鱼腩之师”印度，与力克菲律宾队的中国队会师决赛。
足球无关生死，足球又高于生死。“雪耻九一八”，是中国男足的唯一目标。赛前，李惠堂攥紧双拳：“虽然我们不是军人，不能带枪出关，收复东部三省的领土，但我们一定要在足球场上击败日本队！”
远东运动会，原名为“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1913年，由中国、日本、菲律宾共同发起，比赛项目有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钢球、棒球、拳击、自行车等，后来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也加入进来。远东运动会代表着亚洲体育运动的最高水准。该赛事原本三年举办一届，由于与奥运会赛事时间冲突，从1930年起改为四年一届。
现在，中国是亚运会当之无愧的“霸主”，几乎每次都是金牌第一，只有男足战绩拉跨，扯了后腿。民国时期，中国各项运动项目成绩都很一般，只有男足一枝独秀，号称“中国铁军”，横扫亚洲无敌手。从1913年到1934年，中国男足在十届远东运动会中，获得9次足球冠军，唯一的一次失手，是1913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负于菲律宾队。
今天的中国男足，几十年来都患有“恐韩症”。在远东运动会的21年历史中，日本队则患上了“恐华症”，每次遇到中国队，0:4、0:5是“标配”，偶尔踢一次1:4，都让中国队员扼腕叹息。远东运动会上屡战屡败，日本报纸甚至专门为中国足球编发“特别报道”，标题是“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日本媒体还引用中国成语，发出“世纪之叹”：“既生瑜，何生亮？”
1934年后，日本竟然邀请“伪满洲国”参加远东运动会，中国愤而退出远东运动会，这一赛事也无疾而终。
雄霸远东：横扫亚洲无敌手，国足撕掉“东亚病夫”标签
辫子、小脚、*片鸦**、病夫、*祸黄**、萎靡不振、诡计多端……这些负面词汇，是西方列强给旧中国贴上的形象标签。挣扎在生死线上的饥饿国民，羸弱无力的国防，落后时代的*器武**，也的确让中国屡败屡战，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国土被*躏蹂**，人民被*杀屠**。
打遍亚洲无敌手的中国足球，却让多灾多难的祖国和水深火热中的国人，撕掉了“东亚病夫”的标签，在外国人面前骄傲地挺起了胸膛。
足球，起源自中国古代的蹴鞠，但现代足球则起源于英国。*片鸦**战争后，西风东渐，足球和电影、西餐等西方新鲜事物一样传入中国。上海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也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城市。
中国足球，最早在大学校园的操场上首次崛起。1902年，上海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组建了第一支中国学生组成的足球队，由于当时的男性国人，脑袋后面都拖着一根大辫子，因此这支球队被上海租界的法国人、英国人戏称为“大辫子球队”。很快，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共同的前身——南洋公学学生，也成立了一支足球队，与圣约翰大学球队一争高下，被誉为“上海双雄”，展开“德比大战”。比赛时，双方球员都把辫子盘在头上，球场上一路疯跑后，辫子难免松落。比赛最激烈的时候，禁区内辫子乱飞，有时候辫子会缠绕到一起，有时阻挡了球员的视线，个别时候还在对方脸上抽出一条血印，闹出不少笑话。
清末大辫子足球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人终于摆脱了头顶的大辫子。1913年，华东高校组成“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成员包括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庐江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6所学校，拥有5000多名会员，经常举行大学生足球联赛。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大学生，奠定了中国足球有见识、肯动脑的比赛风格。民国时期，中国足球形成了“四大中心”，北方区域以北京为中心，中西部以汉口为中心，东部以上海为中心，南方则以广州为中心，足球很快在全国普及开来。
学校足球运动的普及，使得足球运动逐渐拥有了群众基础，这给足球职业联赛和足球俱乐部的产生，准备了充分的“土壤和空气”。1924年，中华足球联合会在上海成立；1925年，中华足球联赛开始举办，参赛球队逐年增多，以第七届联赛（1930-1931年）为例，参赛队有56支，依据实力强弱被分入五个级别，每个级别分别决出冠军。
足球，对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来说，绝不仅仅只是体育运动，更重要的是打破“东亚病夫”的“精神魔咒”。足球比赛，是和平时代的战争，中国知识界的开明人士，产生了利用足球来培养尚武精神，强健体魄，进而报效国家。
中国足球的异军突起，以“尚武精神”、富国强兵理念，作为厚积薄发的思想根基。1920年，孙中山先生应上海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之邀，为其出版的会刊《精武本纪》作序，并题写“尚武精神”。孙中山他把体育、技击和强国、富民结合在一起，提出“求自卫之道，重尚武精神”；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教育思想；南开大学校长张柏苓认为获胜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使用不道德的手段，为此反复告诫学生“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这才是体育精神的真谛”；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非常重视体育教学，他历来崇尚平等参与，争取胜利，善待失败，他的比赛致辞往往是：“人人有光荣的胜，人人有光荣的败”；在内忧外患的紧急关头，“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众多仁人志士希望通过足球来增强体质，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理想。
为国争光，是每一个足球人的终极梦想。李惠堂说：“国家的盛衰，取决于民族的强弱。种强则国强，种弱则国弱。足球运动尤其能发展青年人的身心，振奋精神，修养合群美德，锻炼人格体魄，不仅沟通邻国友谊，同时也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李惠堂
富国强兵的时代梦想，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遍布各大城市的足球人口，让中国足球迅速在民国乱世中崛起，产生了一大批球星。“听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李惠堂出生于香港，举世公认的“民国足球第一人”，号称“亚洲球王”，是国家队的进攻核心和精神领袖，《上海足球》称赞他是“足球时代的功臣，沟通沪港球界的使者，是上海，甚至是中国足球史上的唯一伟人”；攻守兼备、犹以头球见长的“谭铜头”谭江柏，“声誉最盛”的“门神”周贤言，号称“铁闸”的后卫李天生，绰号“坦克车”的前卫队员黄美顺，还有“铁腿”孙锦顺 等，都是全国球迷津津乐道的球星。
奥运追梦：柏林奥运会惜败英国，伦敦奥运会不敌土耳其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资深球迷刻骨铭心的记忆，直到今天，中国男足还在这条道路上屡败屡战，苦苦挣扎。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民国时期，“堂堂十年连胜”的“中国足球铁军”已经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先后参加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和1948年伦敦奥运会。
1936年，霸占了中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正筹划“华北自治”，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此时，中国接到了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参赛邀请。说实话，山河支离破碎、百姓流离失所的中国，其实一开始并不想参加柏林运动会。但李惠堂等人听说日本队要作为“亚洲唯一代表”参加柏林奥运会，立马群情激愤，一定要参赛，让世界看到中国健儿的身影。
国势衰微的南京政府，只给中国奥运会代表团拨付了17万元的比赛经费，参赛经费的缺额，至少还有5万元。作为“中国足球铁军”的男足，利用“堂堂十年连胜”的市场号召力，决定到东南亚频繁“走穴卖艺”，为中国奥运代表队募集比赛经费。1936年5月到7月，中国队先后来到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等多国，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与当地球队进行了18场比赛，取得了16胜2平的不败战绩，通过“门票提成”，顺利募集20多万元经费。
众所周知，大赛前国家队通过友谊赛、商业比赛保持状态、发掘潜力，这个过程必不可少。但中国队平均两天就要参加一场比赛，赛程过于密集，节衣缩食的国足又不能通过补充营养、增加休息时间来恢复体力，导致国家队健儿们个个精疲力尽，疲态尽显，为柏林奥运会的失败埋下伏笔。
柏林奥运会入场式上，李惠堂作为名气最大的选手，被公推为中国奥运代表队的“旗手”，率领中国奥运会代表团昂首入场。
作为亚洲冠军的中国队，直接参加奥运会决赛阶段的淘汰赛，比赛对手是“足球王国”英国队。1936年8月6日，德国柏林的汤姆逊球场，中英大战一触即发，500多名中国旅欧学生专程来到现场，为中国队呐喊助威。
柏林奥运会上的国足
面对“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老牌足球强国英国，中国队毫不示弱，排出“二三五”的强势进攻阵型，谭江柏和李天生一左一右两个后卫，担当“后方铁闸”；中场队员，分别是左前卫陈镇和、中前卫黄美顺、右前卫徐亚辉，为前锋线“输送炮弹”；前锋线堪称“亚洲豪华阵容”：中锋是李惠堂，右边锋孙锦顺、右边锋曹桂成。中国队敢打敢拼，扛住英国队第一波进攻后，立马展开大举*攻反**，“铁腿”孙锦顺接曹桂成边路传中球，在距离球门15码处凌空抽射，率先破门，可惜被判越位在先。上半场打成0：0，双方各有攻守，中国队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
可惜，下半场中国队员体力不足的弱点暴露，英国队依靠人高马大的体能优势，完全控制了场上局势，分别于第55分钟、第65分钟连入两球，让中国队过早告别奥运会舞台。
柏林奥运会，中国男足获得第13名，这也是至今为止男足的最佳战绩，也是国家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发挥最为出色的比赛。中国队敢打敢冲的顽强作风，让欧洲媒体和足球专家刮目相看，时任德国“元首”的希特勒赛后特意接见了中国队，给每位球员赠送一只金表。
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国足赢得了欧洲各大俱乐部的尊重，他们纷纷邀请国足上门踢友谊赛。1936年8月11日到9月1日，国足分别与德国法兰克福队，奥地利快速队和阿德米拉队，瑞士塞维特队，法国红星队、阿弗尔竞技队，荷兰阿贾克斯队，英国科林蒂安队和水晶宫队等欧洲职业强队过招，仅仅取得了1胜1平7负的成绩。
唯一的胜仗，是中国队3:2战胜瑞士塞维特队，李惠堂大展神威，头顶脚踢收获“帽子戏法”。瑞士《日内瓦报》惊呼：“这是何等惊奇，塞维特竟然败给中国奥运队！”
参加柏林奥运会，让中国国足增长了见识，丰富了作战经验。李惠堂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用英国“口头禅”来总结“参赛心得”：“Nothing to loss，Everything to gain（没有损失，一切都是收获）”。
1948年，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日暮途穷的中华民国仍然派出国家队，参加了伦敦奥运会。此时，李惠堂已经成为中国男足的主教练。
为了募集比赛经费，国足再次“走穴卖艺”，先后到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缅甸及印度等地，踢商业比赛，靠门票提成作为参赛经费。抵达伦敦后，国足与美国队进行了两场热身赛，分别以5:2和3:2取得胜利，士气为之一振。
作为亚洲冠军，中国队直接参加淘汰赛阶段比赛。1948年8月2日傍晚，中国队与欧洲劲旅土耳其队在伦敦市郊的富尔哈姆足球场捉对展开厮杀，可惜国足发挥不佳，0:4不敌对手。最终，在18支参赛球队中，名列第14。
沙场热血：陈镇和击落四架日机 李惠堂拒绝汪*政府伪**邀请
“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后，国足中场大将陈镇和赋诗明志，决心舍身报国。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同样道理，球员决战，也不仅仅在球场？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足球人，和千千万万国人一样，义无反顾地冲到血与火的战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践行舍身报国的男儿诺言。
“一二八”事变后，陈镇和愤然投笔从戎，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7期甲班学习驾驶战斗机，“七七事变”后，他已经是空军飞行中队长，驾驶战机，捍卫南方边疆，屡立战功，尤其在广东战场上，陈镇和先后击落4架日机，受到上级通令嘉奖。
1941年1月28日，陈镇和奉命率队赶到*疆新**，接收前苏联的一批援华战机，飞跃星星峡时，突然狂风大作，陈镇和飞机失事，机毁人亡。
陈镇和
1942年春天，汪精卫“伪南京政府”为了庆祝“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让“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和“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致电李惠堂，邀请他带着南华足球队，到东北三省举行巡回友谊赛。李惠堂坚决拒绝，他说：“我李惠堂一介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能当*国亡**奴，要我*国卖**求荣，做伤天害理的事更办不到！”
抗战期间，李惠堂一度回到广东五华锡坑老家隐居，生活非常简朴。过年时，他在大门上贴上对联：“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
1943年，李惠堂在广东韶关重建南华足球队，开始“体育救国”新征程。李惠堂率队辗转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各地，在大后方打了138场慈善义赛，门票收入全部捐给国家，支援抗日战争，同时救济灾民、救助伤残军人。
柏林奥运会的主力左后卫谭江柏是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他号称“谭铜头”，李惠堂称赞他“能卫能锋，陷阵则敌方辟易，防卫则一夫当关，浑身解数，件件皆能”。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时，已经参加抗日，担任十九路军后勤*运民**大队大队长。“七七事变”后，谭江柏远赴云南，担任华侨第12运输大队队长，负责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日物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男足第一次昂首晋级世界杯。谭咏麟回忆说，2002年中国队的每场比赛，年过九旬的谭江柏都站起来，俩眼盯着电视屏幕，一旦中国队攻入对方禁区，谭江柏都会挥舞拳头大喊“射啦射啦”，恨不能亲自上场参赛。
谭江柏（左）与谭咏麟
2004年，谭江柏荣获了香港足总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06年，95岁的谭江柏在香港去世。
百年回眸，民国时期中国足球的辉煌往事，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但如今的中国，国势蒸蒸日上，几乎在各个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真心期待，我们的国足，能够继承中国足球前辈陈镇和“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的精神，发扬中国足球舍身报国、锐意进取的劲头，重新打造“中国足球铁军”，早日实现王者归来，创造中国足球新的光荣、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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