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超验主义的学徒
（1837—1841年）
“你现在在做什么？”他问道，“你记日记吗？”
因此，我今天写下了第一篇日记。
——亨利·戴维·梭罗，1837年10月22日
这就是生活
1837年8月31日，来自第一教区教堂勇敢的新声音响彻哈佛校园：“在自信中，所有的美德都被理解。学者应当自由——自由并勇敢。”人群挤满了教堂，门外的走道上、打开的窗户外都是前来聆听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称为“美国知识界独立宣言”的讲座的人。演讲者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这篇题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的演讲会让他成为巨星。[1]爱默生站在昆西校长身旁，面对包括哈佛要人、斐陶斐学会会员（Phi Beta Kappans）、教师、学生，还有好奇民众组成的听众，他对梭罗完成学业的这所教育重地发出了有力的轰击。
梭罗不在听众席里。就在前一天，他站在同一个讲台上，宣讲“完美的自由——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一讲完，梭罗就把理论付诸实践，消失不见了。他过去的室友抱怨说：“我几乎再也没见过你”，“我很喜欢”你的演讲，但是“无论是在昆西先生设的招待会，还是在我们同班同学的晚宴上，我都没见到你”，连再见都来不及说。毕业典礼次日的斐陶斐学会演讲是哈佛一项非常盛大的传统典礼。梭罗和他的同学理应出席，他的缺席很可能是故意的。前不久，爱默生介入，为梭罗争取奖学金，加上几个月以来，梭罗都沉浸在《论自然》里不可自拔。为什么他不多待几个小时来见爱默生，并聆听他本人的演说呢？梭罗一定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因为几个月以后他这样说：“一个人去到……毕业典礼，想着他至少能在那里遇见这个国家的子民”，结果却发现这些人完全沉浸于这个仪式，“因此他很乐意回避这位演讲者的真人和真声，以免他迷失在这群毫无个性的听众之中”。[2]梭罗不想这样看见爱默生，看见爱默生成为仪式的一部分，而他自己则无足轻重。
梭罗回到家也遭遇了尴尬。他充满自我意识的努力最后凝聚成一首诗《这就是生活》（Sic Vita）。这背后有这样一个故事：那年5月的某天早晨，梭罗家的一位入住者，露西·杰克逊·布朗（Lucy Jackson Brown）发现了这首诗，一根稻草把一束紫罗兰、酢浆草和诗卷捆扎在一起，从她打开的窗户外飞了进来。
我是一整袋徒劳的反抗， 偶尔捆扎在一起。 ………… 一包无根的紫罗兰， 杂有几支酢浆草， 一根稻草环绕着它们。 它曾蜷缩在它们的茎蔓旁， 这就是 困住我的法律。[3]
梭罗在*情调**，不过并不是认真的；露西的岁数比他大一倍，已婚，有孩子，尽管她的丈夫最近抛弃了她。亨利本应扮演她儿子那样的角色，帮她拾掇家务，用同样伤感又带有玩笑性质的口吻代她写信。然而此刻，他心血来潮的花语——紫罗兰象征谦逊，酢浆草象征不合时宜的聪明话——与精心构建的诗句结合在一起，这引起了露西的姐夫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注意。梭罗感到他脱离了原先的自我，他没有根了。他在告白新身份——前途远大的哈佛毕业生给他带来的焦虑。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改了名字，把洗礼时定下的“戴维·亨利”调整为他更喜欢的“亨利·戴维”。在康科德，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定义自我的行为。一位当地的农夫坚持跟来访者说：“他的名字是戴维·亨利，绝对不可能变成其他名字。他自己也知道！”不过，从现在开始，按照当地人的叫法，他是“亨利”。[4]
亨利最迫切的忧虑是挣钱。他的毕业演讲或许预言他每周只想工作一天，但是刚毕业的学生还是必须每周工作六天，像所有人一样。不过不像他那些被1837年大恐慌逼得到处找工作的朋友们，他有了最好的去处：成为康科德文法中心学校的老师，90个学生，一年可以挣500美元——这让他成了镇上最勤劳也是收入最高的老师之一。9月6日周三，在缺席爱默生对美国教育者致辞的一周之后，亨利·梭罗走上讲台。[5]他真的打算在这里工作几年，因为他把教育看成是民主社会里公民的最高职责，这里的建筑本身就体现着这种职责：这栋华丽的两层楼红砖校舍位于镇中心。[6]梭罗穿过雕饰精美的廊柱，走进圆形剧场般的教室，坐在他的讲台边，看着商店老板、银行经理、律师、农民、磨坊主、马车制造者、鞋匠的孩子们从后门拥进来，坐到各自的位置上，男生在一边，女生在另一边。他要教他们如何写作和演讲，怎么正确书写，怎么做加减法，掌握一点儿地理、历史、自然哲学，甚至包括怎么把谷仓里的鹅毛做成书写工具，鹅毛笔大概写个一两页就要修理了。他的教室装备很齐全：黑板、拼写卡片、地球仪、天球仪、世界地图、满墙的语法规则海报。学生们在自己的课桌前学习，按照年龄和学科分组，小组成员会轮流上台复习功课。
这距离梭罗本人从这所学校毕业不到十年。由他过去的老师爱德华·贾维斯倡导的教育改革要求通过实例教学，诉诸德育而不是体罚。梭罗在被聘用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他绝不会因为学生不服从他就鞭打他们，而是“用讲道理代替惩罚”。不过很可惜，改革者离开了，到1837年，康科德校委会缩减后只留下三名最保守的成员。其中一位，巴尔齐拉伊·弗罗斯特（Barzillai Frost）曾在哈佛辅导过梭罗，他有可能准许后者的教学方法，但是尼赫迈亚·鲍尔（Nehemiah Ball）执事不可能同意。鲍尔是委员会里德高望重的成员，也是镇管理层颇具权威的角色，他在梭罗的第二个教学周末尾来听课，对这位新老师进行评价。据说，鲍尔执事“随着课程的进展愈加不满，他等着梭罗施行体罚，这是良好教育的基石”。[7]但是梭罗没有执行，鲍尔大加责备：这个老师必须进行体罚，不然学校就不成体统了。
梭罗所做的事情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无法鞭打任何人——他连牛皮鞭也没有——不过他的确有一把戒尺，那天下午他使用了它。关于此事的记载有几个不同版本：有人说他打了一两个学生，有人说他打的学生多至13人。只有两个人的说法被记录了下来：伊丽莎·简·杜兰特（Eliza Jane Durant），梭罗家的女佣，她很快就离开了；另一个是丹尼尔·F. 波特（Daniel F. Potter），他老年时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段被体罚的往事：“到现在还疼呢！”他当时10岁，刚离开一所按照学区划分的学校，在那儿，老师只教他把书本放旁边，把手平放在腿上，上课期间不要讲话，乖乖坐好。令他震惊的是，梭罗因为他把书本放旁边和一言不发就把他叫到讲台前，而且体罚了他。“我很生气，我对自己说：‘等我长大了，我会给你一顿鞭子作为报复的，老家伙。’说着波特笑了，继续道：‘但我从来没这么做。因为亨利·梭罗是最善良的那种人。’”所以，可能他责罚了两个学生：简和丹尼尔，一个女生、一个男生，但是那已经够多了。当天晚上，梭罗完成了这项“不符合公民道德”的服从行为，他走到鲍尔执事面前辞职了。第二天，他回到教室，对学生说体罚和他的良心不符：“他没法再教书了，如果体罚是他不得不做出的选择。”[8]
所以，梭罗作为公立学校教师的生涯只延续了十天。气急败坏的校委会聘用了他的朋友威廉·艾伦来取代他，教学工作几乎立即恢复。失业的梭罗写信给亨利·沃斯：“我也成了37年大恐慌中的战友了。”他询问纽约州的巴特那茨（Butternuts）附近有没有工作机会，沃斯之前在那儿找到了教职。亨利开玩笑说：“修修笔，动动手，哦，学校老师还能做什么？”沃斯回复，抱歉，巴特那茨附近没学校招人。亨利对自己的家人说，他会找到“私立学校或书院的教职，这样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行事”[9]。但是，书院的工作不是他问了就会有的。此刻，因为正处于学期的当中，学校最多只是跟他聊聊，不会落实工作。镇上的谣言给这桩丑事添油加醋。年轻的梭罗到底是自己辞职的，还是没有用心对待这份好工作？鲍尔执事难道是太爱管闲事，而且做得不对？谣言慢慢停息了，亨利·梭罗仍然不知所措。他忽然成了良知的殉道者，他需要帮助。
现在，他需要去见爱默生了。
超验主义的自我修养
现在无法明确知道爱默生和梭罗究竟于何时初次见面。爱默生认为是1837年在梭罗毕业的前后，可能是在5月，当时露西给他看这首《这就是生活》的诗作，或者可能更早，在4月份，她给他看亨利的一些日记——日记的口吻多么像爱默生。但也有可能他们要等到那年夏天的末尾才见到彼此，当时惠勒和梭罗生活在桑迪湖畔。爱默生写下赞许的一笔：“这两个男孩不在乎晚饭，他们蔑视贵族做的和说的任何只为安抚别人的事情，他们的漫不经心是人类本性中最健康的态度。”[10]至于梭罗，他小心地记录下1837年10月22日星期天发生的事，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次新生，这次他会成为作家。在一本崭新笔记本的第一页上方，他写下：“‘你现在在做什么？’他问道，‘你记日记吗？’——因此，我今天写下了第一篇日记。”[11]无疑，这里的他指的就是爱默生。他的问题听起来是无意的，只是出于对刚刚失业的年轻哈佛毕业生的关心。这段宁静的谈话宣告了梭罗生命中的重大转变：从这一天起，他有了一位对话者。他将同爱默生展开持续一生的对话，这些对话将从关爱和启迪开始，进而产生敌意和愤怒，最终释怀，它们会把梭罗变成一位伟大且独一无二的作家。梭罗的创造力不是靠他个人培养起来的，而是得益于同伴的帮助，爱默生把拥有创造力的他催化成天才。
梭罗接下来的愿望是独处：“我要寻找一间阁楼。蜘蛛不会受到打扰，地板不会得到清扫，堆积的木材也没人整理。”这也是爱默生的建议，直接取自他的《人类文化》（Human Culture）讲稿：首先，“独坐。在你的住处，你必须有自己的房间，尽管这意味着你要卖掉外套，只披着一条毯子”。其次，“记日记。尊敬真理对你的头脑的每次来访，你要把这些思想记下来”。爱默生的意思是独处应当和记日记结合起来：独处不是为了做空洞的白日梦，而是为了促进思考产生成果的习惯，手里应当总握着笔，“记忆中有哪些真相”？真相会照出隐藏在未经留意的庸俗世界里的意义和生活。梭罗之前已经有了类似的记日记的习惯。精神上的自省是一项值得尊敬的新英格兰传统；在这里，日记常常被拿来和家人、朋友分享，钱宁教授也鼓励过他的哈佛学生记录下他们每日的进步。但是这位教授的道德记录没能抓住和维持梭罗的想象力——爱默生的召唤是不同的，他启发梭罗看到生活奔腾不息的潮水如何涌入每时每刻的思索。[12]梭罗对此的回应开启了他一生的鸿篇巨著——超过200万词的史诗性的旅程。只要他握着笔，他就能继续前行。
梭罗有了阁楼，也有了笔，从此，他也从哈佛毕业生转型为超验主义的学徒。这里的关键是“自我修养”。修行，或者说培养，是要让某样东西生长，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思想；虽然它们都会生长，但只有人类才能把修养的原则运用于自身。成为人就是去寻找他独一无二的内在力量，而后有意识地开启、引导并培育它们。对于大多数人，这些力量都在休眠；只有唤醒它们，人才能成为完全的人，才能看到在所有的造物之中，只有人类拥有神性。正如威廉·埃勒里·钱宁所写：“我们在周围看到上帝，因为他生活在我们体内。借由这种亲缘性的智慧，我们能在他的造物中洞察他的智慧。”[13]这后来的几年里，超验主义者们会相互论争，追随不同的路径，但是他们都坚定地信仰神性存在于每个人之内。这个深刻见解被证明是具有改革效果的：它意味着奴隶制是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废除的罪恶行为；女性在政治和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必须被废止；孩子不应当被当成罪人那样体罚，或者像工人那样工作，而是应当接受教育，开启并培养他们内在的神性；精神探寻者可以在自然中读到神的智慧，一如爱默生在《论自然》里宣布的那样，他们能够享受“和宇宙万物的独特关联”。这个新见重塑了所有东西——哲学、神学、科学、法律，各行各业——用爱默生的话来说，“没有词汇像‘修养’那样有着更清晰的含义”[14]。
康科德风景如画的村镇绿树成荫，有伟岸的新古典主义柱子、通往池塘和山巅的怡人小道，在爱默生看来，这里是进行“修养”这项新事业的完美地点。1835年，他在热闹的坎布里奇公路旁买了一幢白色大房子，带来了他的新娘丽蒂安（Lidian）。爱默生一家很快就成了美国知识分子文化的核心：就在他发表慷慨激昂的《美国学者》演说的当晚，爱默生家和整个大学的职工一同坐火车回家，后者都留在这里过夜，参加第二天的盛大宴会——在这个庆典日，这个超验主义小圈子向朋友和意气相投者们（包括妇女）开放。玛格丽特·富勒和伊丽莎白·皮博迪都在那儿，还有梭罗的邻居伊丽莎白·霍尔和萨拉·奥尔登·里普利。丽蒂安负责确保这是真正的节庆，正如她颇具讽刺意味地写道，就算是超验主义者也想吃好的：“牛肉……是唯灵论者的高贵食物”，配有刺山柑酱的羊肉、火腿和猪舌、玉米、“豆子、西红柿、通心粉、黄瓜、生菜和苹果酱”，外加布丁和作为甜点的蛋奶冻，生梨、葡萄干和坚果。[15]不过亨利·梭罗当时不在宴会上。在一种仿佛只能归结为命运的有意安排之下，他将和这位真正的大人物做邻居。他很快就会前来拜访，不过不是作为一个当地男孩，也不是作为铅笔匠和家庭招待所经营者的儿子，而是能与爱默生的智慧相匹敌的人物——肯定是爱默生发出的邀请。
邀请很快就发出了。1837年12月6日，爱默生于波士顿开始他的“人文修养”讲座，他给了这位年轻的邻居入场券。梭罗步行19英里来到波士顿宏伟的共济会总部，他再次聆听了爱默生哀伤的发言，这些话语呼应着梭罗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我看到人们对美熟视无睹，而美于他们身上无处不在”。酷爱数学，读过万卷古英语诗歌的梭罗听到爱默生发问：“人就不能同时懂得数学，并且热爱莎士比亚吗？”这位梦想着瓦尔登湖的男生听到爱默生宣布，“最高层面的文化”将通过自然来唤醒人类——不是通过“修建、侍弄花园”，而是通过狂野的大自然，“这是真正的和谐：未经修饰的风景、可怕的灌木丛、宽广的沼泽、光秃秃的大山，还有海洋与陆地的平衡”。梭罗着迷了，此刻的爱默生也一样。有人对他说，他的这位年轻邻居走路到波士顿听他演讲。爱默生的回应是请梭罗来家里做客，他将在那儿把同一系列的讲稿念给家人和好友听。[16]
1838年2月，梭罗和爱默生成了同伴。“我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朋友，他的思想自由、正直，是我前所未见的”，爱默生如是写道。梭罗让那个本应独自度过的午后“因为他的质朴和清晰的洞见而变得光彩照人……这男生说的每件事都让人高兴，尽管没有东西比他话里的意义更严肃”，因为他“充满了叛逆的精神”。[17]4月的时候，他们一起散步，到了7月，梭罗完成了转型——至少按照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的说法是这样，哈佛之前停了洛厄尔的课，把他发还回康科德过一段日子的“乡村生活”。“我昨晚见到梭罗了。”他笑着对朋友说，“看见他模仿爱默生的言行举止有趣极了。如果闭上眼睛，我简直分不清他俩。”梭罗与爱默生的相似会跟随他一生，不管这样的评判是否公平。一位访客宣称梭罗“甚至长了一个像爱默生那样的漫画式的鼻子”！[18]十年之后，洛厄尔公开嘲笑梭罗是一个窃取爱默生最好果实的小偷：“呸，羞耻，诗人兄弟；你有自己的美好果实，你就不能不去碰邻居爱默生的果园吗？”不过，威廉·埃勒里·钱宁坚持说模仿是自我修养的必要过程：“我们需要和伟大思想家之间的纽带，这样我们才能也成为思想家。”[19]梭罗的“学徒期”一结束，他就会努力挣脱爱默生的影响，但是这个矛盾已经扎根于爱默生哲学的核心：具有独创性的伟大门徒要怎么才能声辩他的独创性之中丝毫没有对老师的模仿？
康科德的社会风气
梭罗是因为他那个尴尬的玩笑才在爱默生家里获得一席之地的，他也同样在自己的家里争取着新的角色。他的家人为了送他去哈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期待他更多的回报，不是仅有一副好嘴皮子。住在帕克曼大宅的梭罗家包括梭罗的父母、梭罗的三个兄弟姐妹（当他们没有离家教书的时候）、路易莎·邓巴（Loiusa Dunbar）姨妈和查尔斯·邓巴（Charles Dunbar）舅舅、玛丽亚姑妈和简姑妈（她们经常来访），现在还加上玛丽亚姑妈老迈的朋友普鲁登丝·伯德·沃德（Prudence Bird Ward）和她的女儿小普鲁登丝——外加长期住客露西·杰克逊·布朗、不同的临时租客，以及一两位住家女佣。此外，后边的铅笔厂也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这是个庞大的、生机勃勃的家庭，女性占多数，他们忙活着各种聚会和任务，烧饭、布置餐桌、收拾、修剪花园（这个差事落到亨利头上）、管理工厂（他也在这里帮忙）。难怪这位初出茅庐的作家渴望独处。亨利住到了阁楼里——他称此为他的“上层帝国”——从这里的“观察窗”他能看到日出，看清“万物”和“它们真正的关联”。[20]
在这个“上层帝国”里，他给康科德学园写了第一篇演讲稿《社会》，演讲定于1838年4月11日。那是一场让梭罗怨声载道的讲座。他会对组委会说，人们“只是聚在那里，并没有真正在聆听”[21]。至于他本人，他只是在生活的“大型闹剧”里扮演了一个角色。他的日记记录了生活“闹剧”中的片段。在一篇题为《周日一景》（“A Sunday Scene”）的速写里，他描绘了家里的“女性”代表沃德太太，她“出生在审判男性灵魂的年代”，从没让亨利忘记她的丈夫是独立战争里的上校（她说：“那时候跟我交谈的人个个比你厉害。”）；然后是玛丽亚姑妈，她手肘经常舒服地搁在《圣经》上，对亨利让她反感的外国书——斯塔尔（De Stael）夫人所著的《论德国》（Germany）——嗤之以鼻，“就好像她刚被大黄蜂蜇了”。但是在信里，亨利也记录了他的淘气之举：有一天，约翰寄来了一个神秘的大箱子。开箱的殊荣由亨利承担，“这会是什么呢？有人说这一定是汤顿鲱鱼（Taunton herrings）”。他趴在地毯上，左闻闻右闻闻——不是鲱鱼。他让家人继续猜，缓慢地破开一角，然后是另一角，直到有人大喊道：“拆掉它！”——最后大家看到了里面的东西，是印第安人的纪念品，大家仔细过目，而后按照接收者的名字分发给各人。[22]
就算约翰不在家，他仍旧是“每个地方的阳光，每次聚会的灵魂”。他在会客室放了本漂亮的相簿，里面是观鸟的记录，一边按照月份排列，另一边则列出它们的动物学科属，还留了很多位置给新条目。亨利添加了一些，忙着跟随普鲁登丝·沃德学习植物学的索菲娅添加了一些植物标本。按照习俗，约翰带着猎枪去观鸟；讽刺的是，有一天有个邻居在给一只雄性的猩红色唐纳雀剪翅膀，梭罗家救下了鸟，企图通过喂它虫子让它存活，最后它“暴饮暴食”，三天后撑死了。[23]
和约翰一起扮演印第安人让两兄弟缔结了深厚的情感纽带。1836年12月，兄弟俩在费尔黑文山上雕刻并建造了一座献给塔哈塔莞的纪念碑——“塔哈塔莞崖”：“大自然之子，塔哈塔莞，印第安人的最后贵族萨迟莫潘（Sachimaupan）在此打猎，他就在这条溪里捕鱼。”亨利在墓碑上刻了他在大学里学到的拉丁文。这对兄弟宣布：“这块峭壁纪念着他的阵亡。”“喔，印第安！你们的族人去哪儿了？”作为回应，亨利添加上《诗篇》第二篇第八句，用的是万帕诺亚格语：“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脊赐你为田产。”[24]1837年11月，约翰正在霍普韦尔（Hopewell）教书，亨利给他写了洋洋洒洒的长信，落款这么写道：“马斯科特奎德历第202个夏天，自从白人到来后，这里已经有过两个月亮和11个太阳。塔哈塔莞——萨迟莫潘——给他的酋长哥哥——希望——在霍普韦尔的他——一切都好。”亨利的伪印第安腔效法自红袄军：“哥哥，距离我在我们部族篝火旁看到你的鹿皮鞋印那天已经升过了很多个太阳了……哥哥。我一直想着白人是怎么夺走我们的土地的。”亨利对康科德政治的详尽讥讽最终成了抗议，以那些被疏离和排除在外的人的名义，这些人在镇大会里没有代表：“议会里没有留给塔哈塔莞的席位。”[25]印第安人的面具让亨利可以扮演一个真实的异见者，从远古而来，审判当今。
写这封信时，亨利发现美国独立战争的最后一位幸存者安娜·琼斯（Anna Jones）将不久于人世，他走到救济院采访了这位一贫如洗的老太太，忠实地记录下她断裂的记忆：哈佛的校长曾住在她家的农舍里；爱默生牧师的战时布道；她爱人过去常常哼的曲子；磨坊主巴特里克先生（Buttrick）怎么会被英军逮捕。英国人对巴特里克先生说，他们会送他下地狱，他却回答道：“悉听尊便，我反正时日无多。”这份临终病榻上的口述史成了梭罗第一份发表的作品，一份关于安娜·琼斯的讣告，刊登于《自由人公报》（Freeman's Gazette），尽管刊发的版本压缩掉了他记录下的很多信息，包括他的结束语：“谁能说她的宗教信仰不是一种现实？谁能说在空洞和传统的表面下没有熊熊燃烧的生命火焰？”——这是对自以为是的人发出的警示，它也预示着梭罗生命中超验主义时期的开端。[26]
当梭罗仍在摸索他的角色和思想时，这个家的女人同样也在进行探索。1833年年末，当沃德母女加入了梭罗家，她们带来了激进的废奴主义思想，以及她们所订阅的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主编的反奴隶制报纸《解放者报》。加里森宣布，妇女把奴隶们的命运握在她们的手里。等到普鲁登丝发现康科德太古板，太怯懦，听不进这些“痛苦的东西”时，她就和她的朋友们开始唤醒群众。1834年，康科德三位最显赫的公民成立了米德尔塞克斯县反奴隶协会，到1835年——这一年暴徒袭击了加里森，捣毁了他的报社，险些杀了他——海伦和索菲娅·梭罗参与到废奴运动中。一同加入的还有伊丽莎白·霍尔和玛丽·穆迪·爱默生（Mary Moody Emerson），后者带来了丽蒂安和沃尔多（爱默生的朋友用这个名字称呼他）。简单说，大学毕业后的亨利·梭罗回到的家乡是废奴主义的温床。他开始在公立学校教书的那周，废奴运动者安杰利娜（Angelina）和萨拉·格里姆凯（Sarah Grimke）在康科德圣三一教堂演讲，普鲁登丝认为这场演讲帮她们争取到了几位男性支持者。几周后，一支康科德的女性队伍——包括梭罗家的辛西娅、海伦和索菲娅，沃德母女，还有丽蒂安·爱默生——正式建立了康科德女性反奴隶协会。[27]亨利·梭罗太专注于他的“上层帝国”，所以没有签名加入，他看似是走进了家门，实际上进入了美国直面奴隶制的日益增长的危机之中。
亨利为生计而担心。作为住宿者，他有义务和责任为家庭收入做贡献。如果他不能教书，至少可以到铅笔厂里工作。他去了，在完成工作任务时提出有趣的智力问题：为什么美国的铅笔如此糟糕？它们或多或少可以写，但是粗糙、易断、油腻、划纸。铅芯仍然由磨碎的石墨、杨梅蜡、胶水、鲸油一起混成的温热黏稠物制造出来，它们被压到横剖的雪松木的凹槽里，另一半覆在上面，裁切，完成。然而进口的法国孔特（Conté）铅笔质量要上乘很多，而且不像英国铅笔由天然的石墨切割制成，法国铅笔还按照硬度分成了不同等级。梭罗在一篇有关德国铅笔制造业的百科文章里找到了线索，但是找不到更多的类似文章，而且那篇文章当然也没有泄露德国铅笔的秘密。
梭罗不知用什么办法还是找到了突破。或许是得到了父亲的建议，或许是他在哪里读到坩锅是由石墨混合陶土制成的，因而能抵御高温。不管怎么样，过了几个月他有了发现：第一，要用对陶土［之后在他们工厂里工作的沃伦·迈尔斯（Warren Miles）说梭罗用的是玻璃制造商带来的巴伐利亚进口的优质陶土］。第二，尝试石墨和陶土的不同比例：陶土越多，笔芯越硬。第三，把石墨碾磨得比以往别人做的更细。要做到这一点，梭罗发明了一个新的石墨磨粉机，通过一只很高的搅拌桶，运用气流来筛选出最细腻的颗粒，其他石墨则要经过更长时间的碾磨。第四，给石墨——陶土混合物塑型，然后用窑烧制。[28]这道工序的成品是全新品种的铅笔芯：窑制的材料能够被装入凹槽，这样铅笔就可以有从一到四不同等级的硬度。艺术家、测量员、工程师愿意为这种铅笔花高价。梭罗公司给他们的产品线增加了一种漂亮的蓝铅笔，还有其他款式和尺寸，比如扁平、不会滚落的木工铅笔。随着他们的生意扩大，帕克曼大宅后的那些工屋也扩大了。为了保护商业机密，父子俩什么都没写下来，而且对此讳莫如深。有好几年，美国没有人能够做出更好的铅笔来。[29]
不过梭罗仍然觉得他的天职不是制造铅笔，而是教书。他在给奥雷斯蒂斯·布朗森的一封长信里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教学理念：教育应当成为师生共同的乐趣，教室里的纪律和大街上的纪律应当一致；也就是说，不能挥动牛皮鞭，我们应当尊重生命。“我一直倾向于认为牛皮是绝缘体……它传导不出一星半点的真理。”为了传递这些真理，教师必须也成为学生，和学生们一起学习。但是，这样的教学“需要自由作为前提，可惜这种解放自我的自由几乎不存在”。布朗森为他的新刊物《波士顿季刊》（Boston Quarterly Review）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回信，所以梭罗继续写信给其他人，问问有没有工作机会，然而没有。[30]
到了3月中旬，梭罗准备发力。他给约翰写信说，“我们应该一起去西部，在那里建一所学校”——或者至少一起在那儿找教职。为什么是西部？他们过去的一位老师此刻在肯塔基，他曾列出“我能够拥有的十多所学校”。这是开始这项事业的好时候。“无论如何我都要去。”亨利开始召集盟友，很快他就收到乔治·里普利、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哈佛的昆西校长写来的支持信——璀璨夺目的组合。当辛西娅正忙活着收拾东西送两个儿子去西部，昆西提醒梭罗在弗吉尼亚有个不错的职位空缺。[31]但是弗吉尼亚的事情后来黄了，约翰在波士顿附近的西罗克斯伯里（West Roxbury）觅得了教职，所以亨利就转向了缅因。1838年5月，他从爱默生那儿借了100美元，前往班戈投靠亲戚。
那两周的旅行是梭罗第一次走出波士顿地区。5月3日午夜，他搭船去往波特兰，“头探在甲板外”，梭罗坚持说晕船让他觉得月色更明亮。在陌生小城摸索和向陌生人乞求工作不是梭罗擅长的事情，但是在去往不伦瑞克（Brunswick）的邮车上，他忘掉了这些尴尬，沉浸于飞驰而过的乡村风景，每座乡村都是一个小世界，每个小世界都值得逗留品评。他没有留下任何对于班戈亲戚的记述，但是他详细写下在奥尔德敦（Oldtown）和一个坐在平底船上的老印第安人聊天的点滴，“他的鹿皮鞋在甲板上踩得啪啪作响”，“这是我见过最健谈的人——我们聊打猎和捕鱼，聊旧时期和新时代。他指着他看到的佩诺布斯科特部落：‘往河上游走二到三英里就有个漂亮的地方！’”梭罗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话。[32]
梭罗学校
1838年5月7日，梭罗回到家，仍然待业；可以说对于教职空缺，他要么是迟了一个月，要么是提前了三个月。整个春天，或许他都在想着各种离开康科德的计划，或许离得越远越好，或许永远不回来，不过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家里。埃勒里·钱宁提过一段梭罗小时候的逸事，他问他的母亲选什么职业好，辛西娅回答说：“你可以背个背包，然后走出国门去碰运气。”梭罗的眼睛湿润了，泪水滚落面颊，海伦一把搂住他，亲吻他，对他说：“不，亨利，你不要走，你应该留在家里，和我们待在一起。”[33]这就是梭罗当时做的。1838年6月中旬，亨利·梭罗开办了自己的学校，就在帕克曼大宅内。
梭罗绝境之中的出路似乎像魔法一般出现了。很快他有了四个学生，还有另一个登记在册，他们按照学校的时间来安排日程：上午8点到12点上课，午休，下午2点到4点上课，接下来是拉丁语或英语的阅读，有时候可以去乡间散步。康科德书院的校长辞职之后，校委会聘请梭罗成为新书院的教师。9月15日，他在康科德的两份报纸上刊登启事，有“少量学生名额”开放，“男女不限”，学校教授“普通英语科目”，也为大学入学做准备，每学期学费6美元。招生迟迟不见进展，梭罗的家人很担心。10月初，在海伦和约翰的催促下，亨利去应聘汤顿的一个教职，他承认他现在的学校“没有真正在盈利”。但是他的学生的父亲们——塞缪尔·霍尔、约翰·凯斯、内森·布鲁克斯（Nathan Brooks）律师——都是康科德赫赫有名的人物。消息传出，报名人数增多。到冬季学期的末尾，书院需要再聘请一位老师。2月9日，约翰加入了弟弟的学校。作为资深教师的约翰获得了导师头衔，亨利在“古典学部门”辅助他。在梭罗兄弟的操办下，学校很快满员了，他们有了25个学生。[34]
如今的亨利终于能够施行他的自由教育原则，“梭罗学校”也成了全美最早的教育实验重地，将知识分子的严谨和超验主义对“文化修养”的革命性高要求结合在一起。尽管超验主义被称为宗教运动，但它最初和最有成效的运用是在教育上：每个人内在的、上帝所赋予的精神本质将成为他们终身的“指引”和开拓。[35]正如爱默生之前在这场运动的伟大宣言《美国学者》里所说的，真正的学者是“思考的人”。每个人永远都是学生，万物的存在是为了开启每个人的潜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最光辉的事业是成就完美的人，”爱默生宣布，“整个的理性正在你身上沉睡。”[36]这些话对一个雄心勃勃的老师意味着什么？第一，教育是一个人可以倾尽一生的职业。第二，加入这个改革意味着个人的自我教育永不休止：他总是可以找到讨论小组，也总是可以建立人脉去探索并分享新知，好比梭罗在爱默生家参加的每月两次的教师会议。第三，打破传统的窠臼及点燃学生对知识的爱都需要勇气。爱默生告诫我们，真正的教师不在于授课，而在于启发。真正的学习主体永远是学生。
几乎没有什么书籍指导这场教育改革，但是梭罗手里有一本最好的《学校记录》（Record of a School），伊丽莎白·皮博迪记录了布朗森·奥尔科特的实验教会学校的教学方式。皮博迪于1834年帮助奥尔科特一同创办了这所位于波士顿的学校，她也成了伟大的教育改革者，为美国读者引介欧洲进步教育者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和德·热朗多（De Gérando）宣传欧洲“幼儿园”的前卫理念。她还在波士顿开了一家书店，以把超验主义的影响扩大到全世界，同时也把激进的书和期刊引入美国。但是教育改革并非易事。1839年梭罗见到奥尔科特时，他的教会学校正陷入漫长的垂死状态。1837年，奥尔科特的《与孩子聊福音》显示他带学生讨论那些令人忌讳的题目，如人类的性和基督的人性，这立即成了丑闻。新生人数锐减，奥尔科特迁了校址。等到他招收了一名自由的黑人小孩后，白人家长统统把孩子带走，那一年他招不到学生。因而，梭罗学校的成功，满员，甚至得到康科德主流社群的支持，都可谓是奇迹。和奥尔科特不同，梭罗兄弟同时教各个年级的孩子，哈佛毕业的亨利教的是难度最高的课程。这就要求他们把严格的大学预科课程——数学、自然哲学、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与约翰任教的“普通英语科目”结合起来。但是，梭罗兄弟舍弃了传统的背诵、强记，还有以体罚作为威胁的反复练习。他们是怎么教的？
他们的教学始于入学面试。“你说你想来我们的学校，”约翰会先发问，“为什么呢？”孩子会说自己想学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如果你真的想学那些东西，”约翰说，“我们可以教你，只要你遵守我们的规则而且保证用心学习；但是如果你过来后游手好闲，或者只是看着其他人学而自己不学，我们是不会要你的。你可以保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做吗？”不遵守纪律的学生会被提醒自己做出的承诺，通过道德规劝使学生不那么难堪。“这是一所奇怪的学校。”霍勒斯·霍斯默回忆道，“从来没有一个学生被体罚或被威胁，但是我却没有见过比这个学校的制度更严格的军事纪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连那些不可救药的学生最后都乖乖服从。”亨利负责“严厉”，约翰则放手管理“并让康科德最桀骜不驯的孩子显露出最好的一面”，包括那些被其他学校开除的学生。约翰做的最接近惩罚的事情不过是把一个违纪的学生叫到办公桌前，用只有学生本人能听见的嗓音低声责备他。有一次，霍斯默被叫了过去，不过他非但没有受到责罚，还得到了两本新书。至于亨利，有个学生记得他冲进教室，“立即以他古怪的方式”开始上课，完全不管那些没到的学生。弗里斯比·霍尔记得他们以前称呼他为“梭罗教官，因为当时的孩子把士兵称为‘教官’”，而亨利有着士兵的那种挺拔身型和阔步前进的姿态。[37]
每周六下午，亨利会昂首阔步地领着学生去郊游，到《自耕农公报》（Yeoman's Gazette）报社去看报纸是怎么印刷的；去枪械制造工坊自己动手制作引火燧石；徒步到瓦尔登湖、费尔黑文山或者睡谷，在那里学习植物学、地质学和自然历史；在马斯科特奎德的河上泛舟。亨利和约翰在来到书院的第一个春天携手造出了一条新船，学生们帮忙做好清理和防水的工作。有时候这些课的实践性很强，比如亨利带学生去费尔黑文山看测量员是如何工作的，并让他们尝试着用这些工具。一个学生回忆起划船在大草甸（Great Meadows）中穿行的那天，梭罗把学生赶上岸，问学生：“你们有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吸引印第安人来此的东西？”一个孩子指了指河，说可以捕鱼；另一个指了指林地，说可以打猎。“还有没有别的？”梭罗启发道，他指着从附近山泉流淌下的一条小溪，然后又指了指可以提供庇护的山坡。接着，他扛着锄头开始取泥土样本，直到每个人都感到无聊。忽然他的锄头碰到一块石头，然后是另一块。很快他发掘出一个印第安人的营火旧址——这些都是被焚烧过的石头，他用这种方式证明学生的猜想。他们离开之前，他小心地把草皮铺到他们发现的营地上，“不想这些原住民的祭坛被单纯的好奇心玷污”。[38]
学校本身只有两间教室，一楼是约翰管理的低年级，楼上是亨利教的一个高年级班。两人轮流主持晨间祷告，不是阅读经文，而是即兴演讲，“清理好学生的小脑袋，准备迎接一天的功课”。托马斯·霍斯默（Thomas Hosmer）记得亨利讲过四季的美，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安静得“连胸针掉到地上也能听得见”。还有一个早晨，亨利请他们想象走进一间商铺去看钟表的“轮盘、齿轮、弹簧和外框”都摊在一张长凳上，然后想象再回来的时候它们已经被精确地组装回去，并开始和谐地工作，继续展现光阴的流逝了——他们会觉得这是偶然发生的吗？还是一位“有着计划、思想和力量”的人正巧出现在那儿？亨利有一场讲座有关*渎亵**：“孩子们，如果你们想和别人交谈，而他坚持要用某个和句子里的其他部分及整体意思毫无关联的词，比如说‘脱靴器’，你们不会觉得他是在浪费你们的时间吗？”亨利把“脱靴器”一词粗暴和频繁地用进一个句子作为例证——年幼的托马斯忘不了这一课。[39]
写作是课程的核心部分。每个人每周都要完成一篇作文，会有半天时间专门留给这项作业。亨利会朗读几篇作业，通常会引起笑声。尽管钱宁布置了那些让学生大惑不解的高深的题目，亨利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你知道的东西，你眼前的东西。“他们的双手在侍弄的东西，他们的头脑在思考的东西——这是他们可以写的。”他对姐姐海伦说（后者之后也来学校任教）。他建议学生留意街道上经过的东西，或者凝视火焰，观察某个角落，“看看蜘蛛网，生发有关哲学、道德或者理论的思考，诸如此类”。学生们被鼓励记日记，写下他们的思考和日常活动。时年12岁的埃德蒙·休厄尔（Edmund Sewall）的日记留到了今天。“我早上学习，学了几何、地理和语法，下午阅读、拼写，或者说出阅读课里学到的单词定义，学拉丁语和代数。我隔天早晨会写作。星期六是留给我们写作文的。”霍勒斯·霍斯默记得另一种亨利称为“下定义”的写作练习，“不过更好的提法应该是‘糟蹋’”。学生把著名的诗篇用自己的语言转述出来，就好比“名篇被撕毁，而后被扔进泥里”。有个学生用五个字概括了柯珀（Cowper）的诗作《多余的警报》（Needless Alarm）：“跳之前看看”，“听到这话，约翰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声说好，真的非常好”。[40]
午餐时间，学生会跑回家吃饭，不过住在约2英里外的霍勒斯记得有时候约翰会拉着他的手，“说：‘我得和他一起吃饭。’所以，你知道我肯定愿意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午餐时光”。辛西娅和丈夫约翰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水果、蔬菜、布丁和派”，最美味的食物是新鲜面包和黄油。“桌上不会有冒着滋滋热油的肥肉，不会有任何令人不悦的食物，我爱着梭罗先生和太太就像我爱着这些食物。”所有人都知道梭罗兄弟爱吃甜瓜，有一次霍勒斯吃完饭后回到教室，发现“自己的课桌上有块绿色的瓜”。要不是香甜的味道引诱着他，他差点儿就嫌弃地扔掉了：“我吃了，很惊喜，很开心。”等到西瓜成熟的时节，梭罗兄弟会运一蒲式耳西瓜来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规定是十分钟休息，但他们常常会延长——所有人都尝上一块。[41]
很多学生公开表示更喜欢约翰，后者会在课间时分像个大男孩一般跟他们一起玩，还会让他们围坐在自己身边，他来讲故事。亨利则刚好相反，很少跟孩子一起玩；有个学生说，他看起来“很在乎自己的威严”。还有个学生记得他们经常取笑亨利，从年历上剪下一张傻子的肖像，相互传阅，看了都呵呵笑，说真像他们的老师。[42]不过，梭罗沉静的性格深深影响了一些学生。有个霍斯默家的男孩说，尽管亨利一直避开成群的孩子，但他对待每个个体都很热情：“我看到过他走过去跟学生聊天时，学生会抓住他的手，想听他说更多。”他有着“真正的教育热忱，他的心思在这项事业里”，“不只为了钱”。[43]很多年后，当他在瓦尔登湖畔拜访梭罗，这位昔日的老师问他，学校教育对他的人生有何意义。弗里斯比·霍尔也把亨利视作一生的朋友，后者就算离开了教室也从未停止过教书。
梭罗之前给布朗森去信说，教室不应当同街道屏蔽开来，梭罗学校的最大成功莫过于两兄弟有着把学校和社区生活整合起来的能力。梭罗思索着，我们为什么要在“成年的时候离开教育”？“应当让乡村成为大学”，成为公民可以在余生继续追求文理知识的不寻常的学校，大家应该联合起来支持艺术和教育，不是为了让这个村镇能走出几个杰出人士，而是让它成为“所有人的高尚村镇”——这间教室向所有人开放。[44]这是他永不妥协的目标。
“爱是无法偿还的，唯有爱得更多”
1839年，亨利·梭罗的人生绚烂绽放了。他成了社区里备受尊敬的人，继续着一生的旅程；他开始为超验主义者们新创办的文学期刊撰写诗歌和散文；更重要的是，他坠入爱河——两次。在康科德书院教书带给梭罗的不仅是受人尊敬的工作：这让他处在康科德文化生活的中心位置，正如十年前的菲尼亚斯·艾伦一样。在康科德学园新季度的首次会议上，梭罗被选为书记，之后他用自己漂亮的字迹自豪地记录下学园事宜。学园中的一位讲座策划人辞职后，梭罗成功接替了他。这意味着在6个月的时间里筹划25场讲座：挑选演讲者，写信说服他们过来，安排讲座行程，支付酬劳，以及归还被遗忘的文章，而且预算很有限。这是梭罗渴望的那种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在《瓦尔登湖》里有权利建议村镇应当成为“大学”。学园的成员肯定他的工作，第二年选他继续担任书记和策划人。第三年，他们仍然想选他做策划，但是梭罗忙得无法脱身，所以他请辞了——两年以后，在1842年11月，人们不顾他的抗议，还是选他重新担任这个职位。
与此同时，梭罗的社交生活也在膨胀。每隔几天，他就来到爱默生家见他们的访客，这段日子的访客有玛格丽特·富勒和布朗森·奥尔科特。1839年2月，爱默生试图游说富勒搬来康科德，他请梭罗帮她找合适的房子。令他们失望的是，她选择了波士顿的杰梅卡平原（Jamaica Plain）。不过他们说服了奥尔科特，后者于1839年4月29日抵达康科德，正好赶上爱默生主持的婚礼，当时的酒保、未来的监狱长萨姆·斯特普尔斯（Sam Staples）迎娶旅馆老板的女儿露辛达·韦森（Lucinda Wesson）。奥尔科特喜欢这种简单的仪式，他也喜欢爱默生发自内心的讲话——给未来的散步和对谈开了个好头。当爱默生在学园演讲完，作为策划人的梭罗无疑加入了他们随后在爱默生家举行的聚会；两天之后，奥尔科特把他那种正式的“对话”带到了“梭罗夫人家”，他谈论起“知识、记忆、希望、前生、信仰、灵魂的要素、道成肉身、奇迹”，把通常比较健谈的梭罗惊得沉默不语。失望的奥尔科特记起了爱默生的评价，“这儿的人很愚蠢，我没有见到他们的智慧”。尽管如此，一年之后，他还是举家迁往康科德，他会做樵夫，会让长女安娜入读梭罗学校。从这以后，奥尔科特和梭罗才开启了长达一生的对话。让梭罗高兴的是，他如今走几步路就可以从他的农夫朋友乔治·米诺特的农业“斯基泰城”[*]来到奥斯科特和他家人的哲学“雅典城”。[45]
此外，梭罗又开始写诗了。在《这就是生活》里，他是无根的花儿，凡事都不确定；现在他想象自己是二重唱里的一个声音——好比一位女士站在岸边对着潮水高歌，直到她听见“远方某个相似的灵魂”的回音——或是想象自己踏浪而去，所有的争斗都消散了：“在湿热的日子里，我泛舟于平静的湖面之上，我几乎停止了生活——而后又开始存在……我消逝在迷雾中。”[46]那一年，亨利有过三次愉快的泛舟经历：第一次是和埃德蒙·休厄尔，第二次是和埃德蒙的姐姐埃伦·德弗罗·休厄尔（Ellen Devereux Sewall），最后一次是和他的哥哥约翰。
1839年6月17日，卡罗琳·沃德·休厄尔（Caroline Ward Sewall）从锡楚埃特（Scituate）带来了她11岁的儿子埃德蒙，她来看妹妹普鲁登丝·沃德和她们的母亲沃德夫人。亨利一下子就被这个小男孩吸引了：“最近几天，我遇见了一个单纯的、不妥协的孩子。”这个孩子有意识地散发着“美德的气息……我不可能不爱他”。他们一同到河上划船，一起去爬山，去瓦尔登湖，做着梭罗兄弟和学生，以及其他访客常做的事。不过，这一次，亨利写了一首诗：“最近啊，我认识了一个文静的男孩，他的样子就是美德的样子。”这首题为《心灵感应》（Sympathy）的诗作成了这段无法达成的友谊的挽歌：他们宛如两颗行星被无意识的心灵感应相互吸引，这里的情感太过强烈。一经写出，诗人的爱迫使他们分开，“使双方都无法触及对方”，亨利只能选择不去爱这个孩子本身，而是爱“他的美德”。唉，他补充说：“如果我能克制我的爱，我一定深深爱他。”[47]我们很少看到柏拉图式的情感留下如此明艳的灼痕。
休厄尔家很喜欢这首诗，埃德蒙如此骄傲，以至于他5岁的弟弟乔治忍受着嫉妒的折磨，直到亨利对这个更安静、更年轻的孩子投以一贯的关注，他给他抄了一首他之前写的有关爱与失去的诗作《蓝鸟》（TheBluebirds）。爱默生也喜欢《心灵感应》，称之为“我认为是从这片尚无诗意的美国森林里奏响的最纯粹也是最高尚的乐曲”。他给塞缪尔·格雷·沃德（Samuel Gray Ward）寄去了一份复稿，希望后者能转给玛格丽特·富勒，而且提醒托马斯·卡莱尔和玛丽·穆迪·爱默生，康科德至少有了一位“真的能写诗”的天才诗人，他是“新英格兰智慧罕见的结晶”。[48]但是，到了1840年3月，埃德蒙作为寄宿生回到康科德的时候，梭罗对他的热情已经不复如初了。埃德蒙的日记真诚地记载了一系列愉快的出游，不过多数是和约翰，后者就像一个慈爱的大哥哥一样照顾着这个严肃的男孩。
埃伦·德弗罗·休厄尔在弟弟离开后三周再次亲自来访。因为她也属于这个大家庭的圈子，所以亨利和约翰已经见过她很多面了；埃德蒙发现她姓名的首字母被刻在约翰和亨利·梭罗姓名首字母之间的“红桥”上，两人的落款日期分别是1830年和1835年，其中，亨利的首字母“被刻得很干净，很深”。[49]不过，到了1839年，一切都不同了。埃伦年满17岁，是锡楚埃特独神论牧师埃德蒙·昆西·休厄尔（Edmund Quincy Sewall）的掌上明珠，温文尔雅，而且美丽动人。一张她那时候拍的银版照片显示出她既安静又机警的气质，高挺的鼻子，深陷的大眼睛，令人难以抗拒的略带讽刺意味的微笑。亨利是梦想家，是爱默生口中严肃的玩笑人，他禁不住作了诗，“来吧，让我们漫游微风轻拂的牧场”，这首诗是写给埃伦的，“一片绿叶就可以做我们的屏风，／直到太阳沉沉睡去，／我是国王你是皇后／在那片安静的绿地上”。四天之后，看似不经意的*情调**变成了浪漫的爱情：“我们的光芒合起来可以成为太阳，／她让夏天永远阳光灿烂。”7月25日，他的日记里只记下了一句话，但是那句话彻底扭转了他先前对她弟弟疏远的感情：“爱是无法偿还的，唯有爱得更多。”[50]
亨利和埃伦做着所有度假的年轻人做的事情（当然，在辛西娅或普鲁登丝的陪护下）。周一，亨利带她去看正在康科德展览的长颈鹿。周二，他带她去阿萨贝特河划船——“我们一直划向黎明，／因为奥罗拉[†]在为我们引路。”周三是学校假日，约翰、亨利和埃伦一起去爬山，一路抵达费尔黑文湾。辛西娅、约翰、埃伦和亨利在巴尔齐拉伊·弗罗斯特的家中用茶。他们去采野果，散步去瓦尔登湖。亨利用马车载埃伦去郊外，他们泛舟于康科德河上。在来访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埃伦写信给父亲，用了一种可能是有意的双关表达：“我没法告诉你我有多喜欢这儿。”那天晚上，她的爱人正把新的诗作展示给爱默生，爱默生说，在爱的激发下，梭罗终于成为美国真正的诗人。
有足足两周的时间，亨利和埃伦形影不离，足迹踏遍康科德的每一个地方——或者说几乎所有地方。他婉拒了陪她去教堂，这对牧师的女儿而言是不祥之兆。第二天早晨，在亨利让爱默生看了自己新写的诗作后，当普鲁登丝姨妈在陪埃伦参观埃布尔·摩尔（Abel Moore）的雅致花园时，亨利也没能到场。当时，约翰·S. 凯斯正巧从哈佛放假回家，一下子就被埃伦迷住了，他送埃伦回家，吃过晚饭又来了，希望能再见到她。凯斯已经开始想念她了，而后，他恰好在那晚的一个派对上看到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扑了上去”，陪她用完餐，接着又送她回家。第二天下午，他又在茶会上看到了她，他把她从梭罗家“撬走”，第三次送她回家，对她寸步不离。后一天早晨，坐在马车里回家的埃伦一路哭到了莱克星顿。等她回到锡楚埃特的家后，她给普鲁登丝姨妈写信，说在梭罗家逗留的两周是她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51]
埃伦来访之后，亨利的日记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空白。他或许可以忽视自负的凯斯，但是他得顾及和自己亲哥哥的竞争：约翰一直是个阳光大男孩，外向、合群、幽默、充满运动细胞；约翰还接管了学校导师的位置，虽然亨利才是哈佛的毕业生，而且是学校的创办人。[52]就算他们一同出游，两人间的冲突也在发酵。那年春天他们造了那艘马斯科特奎德号，船很大、很坚实，他们划着这艘船一同顺康科德河而下，而后沿着梅里马克河到达怀特山。他们一起攀上华盛顿山，然后泛舟回家。为了庆贺，两兄弟邀请整个社区的人来参加他们的甜瓜派对。凯斯看到了“准备的全过程”，他很肯定，亨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他能有幸遇上好天气，那么这个派对一定会非常成功”。凯斯喜欢那张“用各种品种质地不一的甜瓜装点一新”的餐桌，他和他的同伴“大吃大喝”，直到“酒阑灯炧”，还带了很多东西回家。夏末的甜瓜派对成了梭罗家的一项传统。两年之后，伊丽莎白·霍尔记载，亨利用“向日葵、玉米杆、甜菜叶和南瓜花”装饰餐桌，“共有46个甜瓜，15种之多；还有苹果，所有他的花园的出产”。辛西娅感到很惊讶，因为她之前到处跟镇上的人说亨利很讨厌派对，而今她觉得自己有必要道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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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星期六，整个早晨很阴沉，但是当天色渐渐晴朗，一个温和的夏日午后来临时，兄弟俩把拴在野苹果树上的绳子解开，放船下河，出发去康科德河的开阔水域。马斯科特奎德号满载着土豆、甜瓜和其他补给；两根桅杆，其中一根可以折叠，就像帐篷的支柱一样；一顶棉布的帐篷可以折起当帆用，还有一张野牛皮可以作为床铺。船刷着亮丽的颜色，上蓝下绿，家人和亲友在岸上送别他们时都目睹了船成了美丽河景的一部分。兄弟俩举枪鸣响启程的号角，山岳间回荡着枪声。经过老北桥战争遗址时，他们思索着喧嚣的战争，而后在大草甸旁，他们看到一棵木槿正在绚烂绽放，这是很罕见的景象，他们招呼着一位农夫，给他一枝花，请他次日带去教堂给他们的植物学家朋友普鲁登丝·沃德。他们行经了7英里的路程，把帐篷扎在比莱利卡（Billerica）附近的高地上，摘越橘来当晚餐，佐着面包和糖，然后用河水冲热可可，边喝边看着夕阳西沉，他们的影子被拉得越来越长。
星期日早晨，营火的烟雾混合着晨间的浓雾，他们抵达米德尔塞克斯运河的时候营火就熄灭了。他们走上纤道，把船留在身后，赶着去教堂的人们用批评的眼神瞪着他们。湍急的梅里马克河困住了他们，终于摆脱困境后，他们决定溯流而上，在切姆斯福德附近的树荫下午餐。他们采了很多野李子，而后经过了维卡瑟克岛（Wicasuck），这里是佩纳库克（Penacook）印第安部族失落的家乡。在这儿，有两个迷路的人急着想赶到纳舒厄（Nashua），希望梭罗兄弟能送他们一程，但是他们拒绝了。黄昏时分，在廷斯伯勒（Tyngsboro），他们在溪边的一棵橡树下搭起帐篷，整个晚上他们都昏昏沉沉，河水起着漩涡，“兴致高昂”的爱尔兰铁路工人一直发出喧闹的响声，让他们无法睡着。[54]梭罗后来写道，那一晚，一位水手被困于“昭示厄运”的梦中，另一位则“度过了平静，甚至可说是天堂般的芬芳夜晚”，就连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还带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神情。我们需要猜他们各是谁吗？
9月2日，周一，他们的船经过了繁忙的渡口，他们的同乡已经开始了新一周的工作。他们中的一个把船带到水势更为平缓的牛轭湖[‡]，另一个则到对岸，采集井水和乡间趣事。他们招呼了一艘运河船，把他们的船和这艘船拴在一起前行，并和船员们聊天。之后，他们下船探索一个古印第安遗址，之前渔夫拽灌木时损毁了河滩，所以这个遗址露了出来——沙子被吹上岸，形成了一个小沙漠。经过纳舒厄的瀑布和工坊时，他们凝望着沃楚西特山（Wachusett）和莫纳德诺克山（Monadnock）那道壮观的蓝色风景线，但仍待在河边，在新罕布什尔州纳什维尔（Nashville）附近扎营，他们的帐篷位于深谷旁的一棵松树下，远处民兵结集的鼓声伴随他们进入梦乡。
夜里3点，他们再次上路。日出时分，他们已经划船经过了林地、牧场，以及种玉米、土豆、黑麦、燕麦和英格兰干草的田地。他们在克伦威尔瀑布（Cromwell's Falls）的水闸口——“印第安人的内森克格（Nesenkeag）”——等待通过的时候拾起了岸上的箭头。管水闸的人讲起宝藏的故事，他们听着，见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不久之后，运送这一地区货品的将不再是运河，而是铁路。[55]那天中午，他们看到一群信鸽。他们射中了其中的一只，捡起来，跟几只松鼠一起烤熟，不过这些被剥了皮的可怜动物看起来这么恶心，他们只好扔了，改吃米饭。在贝德福德（Bedford），他们在小瀑布上的一个有庇护的地方安营；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自己挡住了工人去水闸的路，他们的营地仅在这一次被别人察觉。
在贝德福德上游，水势凶猛，而且到处是小瀑布——这是全新的地貌——不过他们对曼彻斯特（Manchester）只是匆匆一瞥，当时这座小村庄已经开始转型成一座工业城市了。之后，他们到达的运河流段同意让一条运河船拖着他们的船走，但很快他们发现这意味着要把马斯科特奎德号拉到运河船的甲板上才能走（因为马斯科特奎德号太沉了）。所以，运河船上的人就发起了挑战，取笑他们的船，直到兄弟俩扬起船帆，以两倍的速度划桨，得意洋洋地超过运河船，然后换作他们来取笑运河船上的船员。那一晚，兄弟俩抵达了他们河流之旅的尽头，在胡克西特（Hooksett）尖峰下支起帐篷，这里恰好是几个夏天之前一支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部族的营地。约翰去找附近的农家要点食物和补给，回来的时候有个叫内森·米切尔（Nathan Mitchel）的农家少年跟了来，要加入他们。来吧！他们说，但是孩子的父亲不同意，他礼貌地邀请兄弟俩参观他的农场，允许他们把装备储存在他的谷仓里。那一晚，亨利梦见了“和一位朋友的不合”，不过，在梦里，他们解决了纷争，他感到“无法言说的宽慰和快乐”。[56]
第二天，9月5日，早晨时分他们就听见棉制房顶上“不祥”的雨声。他们冒雨步行10英里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这里是“新康科德”，他们对给他们提供住处的朋友们开玩笑说。他们在那儿搭晨间马车去位于怀特山边的普利茅斯。从那里，他们又步行15英里，经过佩米奇瓦塞特（Pemigewasset）山谷来到桑顿（Thornton）的詹姆斯·蒂尔顿旅馆。[57]后一天，9月7日，他们徒步穿过匹林（Peeling）［现在叫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和林肯，来到弗朗科尼亚（Franconia）看著名的大峡谷和山上的老人像（原本是形似老人脸庞的峭壁，后来因为落石而消失了）。8日，他们走路去克劳福德大宅（Crawford House），次日从那里出发去探索群山，第三天登顶华盛顿山。下山后他们搭车去康威（Conway），之后的整整两天，他们原路返回了胡克西特尖峰的营地。他们在12日抵达了——距离他们把装备存放在米切尔的农场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他们没有停留，扛起船，买了小内森的优级西瓜（整个农场上个头最大的）作为压舱物就返程回家了。一路上顺风顺水，他们一直漂到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河北边的小岛上才驻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驻营。[58]
9月13日，周五，旅程最后一天的清晨，日出之前他们就醒了，听秋风扫着头顶上方的落叶。季节的转换发生在一夜之间：“我们夏天入眠，”很多年后亨利写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59]距离康科德还有50英里，但是有强劲的北风相送，他们一天之内就到了。他们顺着梅里马克河而下，经过他们来时经过的地方，看着它们一个接一个消逝在记忆里。中午的时候，他们的老友——看水闸的人——放他们回到米德尔塞克斯运河，他们划着船上到平缓的康科德河，宛如在梦境里一般从日落划到天黑，直到“夜深人静，我们的船擦拂着它的母港的芦苇，它的龙骨认出了康科德的泥土”[60]。梭罗兄弟跳上岸，把马斯科特奎德号系上野苹果树。他们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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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用铅笔做了一些记录，但是他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把这些记录抄到日记本里。[61]这次的旅途是夏季的嬉戏，不是文学之旅，尽管爱默生听闻时，觉得这是一个“死灰般的”教育传统下的有趣注解，那些日子让他备受煎熬，每时每刻都枯燥乏味，然而亨利和约翰却欢快地顺梅里马克河而下，风把他们的帆吹得鼓胀。“我们已经在学校和大学的背诵教室里关了十到十五年了，我们毕业的时候装了满肚的诗书，但其实一无所知。”爱默生说道。我们既认不出林中可以食用的根茎，也不能根据星象分辨方向，或者根据太阳的位置推算时间。“看我充满智慧的年轻邻居们，不像文人那样坐进连缰绳都不用牵的火车，他们跳进自己亲手制作的船，晚上睡在可以当帆的帐篷里，他们去到梅里马克河，用他们的知识捕水里的鱼，采林间的野果。”[62]这是个动人的故事。同时，也是时候为梭罗做宣传了，像亨利·梭罗这样的年轻作家需要一个地方出版他的诗作，以及他们对偏见和审查制度的尖锐批评。
从1832年起，爱默生和朋友们就打算创办一份新刊物了。这个主意在1839年5月再次被提起，波士顿（理应是全美的文学中心）连一份文学刊物也没有，太难堪了。[63]时机似乎成熟了。1839年9月18日，超验主义者们开会讨论创办他们自己的刊物。爱默生不在，不过奥尔科特在，而且后者贡献了刊名“日晷”（Dial），因为日晷永远报着神圣的时间，分秒不差。这事情到10月19日才有了下文，奥雷斯蒂斯·布朗森推动着期刊的发行，他向奥尔科特建议，超验主义的两大分支，他本人和爱默生应当合力，《日晷》应当和布朗森的《波士顿季刊》合并。动议一出，众人大惊；布朗森激进的自以为是已经导致超验主义集团破裂了，爱默生的朋友也感到这个新提议必须被制止。次日早晨，奥尔科特带上玛格丽特·富勒匆匆赶往爱默生家，他们要求，必须立即创办《日晷》，而且《日晷》必须不受布朗森干涉。《日晷》诞生于当天傍晚。富勒任编辑，乔治·里普利掌管财务，但凡需要爱默生都会协助。11月中旬，富勒还没来得及开始约稿，爱默生的手上已经有了第一篇投稿——《心灵感应》，梭罗写下的对埃德蒙·休厄尔的爱的挽歌。
《日晷》坎坷的筹备过程本身就可以讲一个故事。但是这么说吧，连月的忙碌之后，这个工程移交到富勒、爱默生以及他们的至交手里，这些人当然包括布朗森·奥尔科特和亨利·梭罗，两人都忙着写他们的稿子。奥尔科特在写《俄耳甫斯的教诲》（Orphic Sayings），梭罗在给《佩尔西乌斯》（Aulus Persius Flaccus）收尾，这是一篇关于一位寂寂无名的古罗马讽刺作家的散文。《日晷》第一期于1840年7月1日出版，同时刊登了梭罗的诗和散文。评论家以嘲笑和敌意来迎接这本新刊物，但是至少梭罗本人很得意：《心灵感应》被《波士顿早报》（Boston Morning Post）挑选出来，并于1840年7月5日被该报转载。他诗意的夏天终于在一年之后结出了果实。得到鼓励的他开始把他的划船之旅写成文章，看看这段旅程有没有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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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约翰也有着自己的打算，他正在热情地追求埃伦。9月30日，他乘车来到锡楚埃特，叩响了她的家门，他还不知道自己会给她制造多大的尴尬：她的父母都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旅行，要在那儿待两周，留下她来照顾埃德蒙和乔治；家里还有一位时不时过来收拾的女佣。这是一桩丑闻——约翰来到她家，却没有看护人在场。埃伦没有把他赶走，也没有告诉父母他的到访。对于知情的普鲁登丝姨妈，埃伦的口供是女佣一直在场，尽管真相是埃伦之前就叫她回去了（约翰来访时，没有“陌生人”在家会添多少乐趣啊）。
休厄尔夫妇回来后从邻居那里听闻，他们的女儿竟然趁父母不在，招待了一位年轻男子。这场是非一定花了不少时间才得以平息。约翰试图在感恩节期间再次来访，因为埃伦的父母在家，所以一切都符合规矩，他也希望以此弥补上一回的失态。圣诞节前夕，普鲁登丝把梭罗两兄弟都带来了锡楚埃特。两位都怀揣礼物：约翰给埃伦的矿物藏品增加了南美蛋白石，亨利则带来了琼斯·维里的诗集。他的礼物展现了超验主义最讲究的形式，但也同时有落入教条主义的危险。维里在宣布自己是复活的基督后被哈佛勒令退学。或许亨利觉得自己的情况再糟也糟不过此时，因为约翰占尽了先机。那年秋天，亨利的忧郁展现在一篇题为《友谊》（Friendship）的散文里，友谊“实际上和天堂之境是割裂的——我们叫着我们的朋友——怀疑着我们或许不可能再度相见——这种悲伤足以滋养史上所有的哀歌……我的朋友比我好上千倍，因为我的梦想总是在我所能企及的边界之外”[64]。
这事情一直到第二年6月才尘埃落定，此时埃伦再度造访康科德。有一个下午，亨利约了埃伦出游：“前几天我的小船载了一位自由而且迷人的年轻女子，我划着桨，她坐在船头。那天的世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她在我和天空之间。”那一刻没能维系多久。7月20日，正逢埃伦降临他们生活中的一周年纪念日，约翰决定采取行动。他和沃德家一起去到锡楚埃特，在沙滩上漫步时，他把埃伦领出了普鲁登丝的听力范围外，向她求婚。埃伦答应了。之后发生的事情只能推想，因为埃伦把那几页从日记本里裁掉了，但是她应该立即就后悔了。她说她爱的人不是约翰，而是亨利。她惊慌失措的母亲要求她毁约，出于对她的父亲的尊重，她这么做了。两天后，当约翰回到康科德，一切都结束了。亨利在日记里写：“我没有写日记的这两天漫长得好比永世，长到叙利亚帝国可以历经兴衰，多少个波斯王国被打败又取胜，夜晚散落着明亮的星星。”[65]
如今是约翰的忧郁时刻。他在日记里如此写道：“忧伤，倒不至于时刻想死……可以坦白说我觉得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着恶意。”他充满感怀地自嘲说，他并没有“对爱情恼怒”——不，一定是他的“厨房参谋”炮制了“不消化的配方”；“不是刻薄无情，而是我体内的‘化学实验室’不能善意地吸收所有东西；恐怕我的胃里有着更多的食糜而非乳糜，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所以我才有这些忧伤”。[66]
约翰喋喋不休的天赋让他开朗起来，但是亨利的文字才华可能是他忧伤的原因。亨利本应像约翰那样亲自去锡楚埃特向埃伦求婚，但是他试图用诗歌向她长距离地求爱。11月，他写信向埃伦求婚。这封信没能留下来，不过他的日记里保存了草稿中的段落。他很可能用埃伦最喜欢的他的那首情诗《阿萨贝特河》开头，他想象他俩泛舟到黎明：“我觉得我们爱情的太阳应当如海上的日出那样悄无声息地升起，作为水手的我们会一直在回归线之间摆渡，宛如白昼将永远延续下去。当你站在山巅，你会知道太阳如何从海上升起，你知道你不会感到害怕，太阳会给你所有的美好，这一切因你才变得可能。”[67]埃伦留着这首诗，她很珍惜它，可是她无法在拒绝哥哥以后答应弟弟，还有她的父亲，一位老派的独神论牧师，不会允许女儿嫁给一位超验主义者。爱默生发表了骇人听闻的《神学院演说》（“Divinity School Address”）之后，超验主义者所引起的争议让这样的婚姻变得不可能，再加上梭罗的教师职业连稳定的收入都不能保障。埃伦拒绝梭罗求婚的信件也没能留存，不过她写给普鲁登丝的信留了下来，她说她遵循父亲的指令，让回信尽量“简短、直白，并且冷漠”：
我那晚就给亨利·梭罗回信了。我从未感到寄出一封信是这么痛苦的事情。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这么喜欢的两个朋友竟然以后都不能和我们有这么自由、愉快的交往了。我的信很短。但是我希望我们之间有过感情……现在都结束了。直到我们下次见面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要提……阅后即焚。[68]
亨利的反应也没能在文字中保留下来，尽管他们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虽然埃伦为“失去了一位我爱过并且很珍惜的朋友”而痛心，但她很快又有了一位更符合家人期望的追求者，约瑟夫·奥斯古德（Joseph Osgood），他是独神论牧师。1844年3月20日，他们在她父亲的教堂举行了婚礼，她告诉自己后来的孩子，无论她父亲说什么，她都会嫁给奥斯古德。在之后的几年，亨利·梭罗成了他们家的挚友，他多次拜访奥斯古德。[69]亨利的画像挂在他们牧师公寓的入口处，他们全家都爱读他写的书，他送给埃德蒙、乔治和埃伦的诗歌成为他们的传家之宝。对于亨利来说，尝试过一次浪漫爱情后，他似乎不想重蹈覆辙了。在他往后的人生中，尽管有很多女性至交——露西·杰克逊·布朗、丽蒂安·爱默生、玛丽·拉塞尔（Mary Russell）——但他再也没求过婚。索菲娅·梭罗说，临终时的梭罗听到别人提起埃伦，他说：“我从始至终都爱着她。”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梭罗本人一直保持缄默。[70]
补偿
1840年7月4日，康科德最大的公众活动是声援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的*会集**，哈里森是辉格*党**的“木屋”（Log Cabin）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标语是“蒂珀卡努，还有泰勒”（Tippecanoe and Tyler too）”，这句话巧妙地把年长的哈里森塑造成一位勇敢的与印第安部落抗争的战士［1811年，哈里森在印第安纳的蒂珀卡努河流域击败了特库姆塞（Tecumseh）的勇士］。康科德的街道满是从邻镇来的“蒂珀卡努俱乐部”成员，他们拉着横幅，举着旗帜，还有乐队从老北桥战争遗址一直*行游**到演讲的举办地睡谷。霍勒斯·霍斯默是梭罗学校里唯一的民主*党**人，他觉得自己形单影只。约翰·梭罗是热诚的辉格*党**人，他确保学校里所有男孩都有“戴在头上的苹果酒桶、木屋奖牌、胸章，还有藤编的木屋遮阳帽……苹果酒流得满地都是”。为“老蒂珀”（Old Tip）举行的竞选*会集**上有一只被绳拉着的直径3.6米的红、白、蓝三色相间的球，当它庄严地滚动时，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上面的歌词和标语：“我们在每个山脊上滚这只球，/从康科德桥到法尼尔厅[¶]。”“再见了，可怜的范[**]，/你不是那位/能够指挥我们这艘大船的人。/让我们试试老蒂珀。”亨利心想，真可惜人们不能像那只球一样可以如此“庄严且高贵”地行进。[71]
那一周最重要的知识活动是《日晷》发刊，登有梭罗的《心灵感应》和《佩尔西乌斯》，他第一篇重要的散文。爱默生认为梭罗发表的第一首诗作已经“好到足以拯救充斥美国的拙劣诗歌”；至于那篇散文，他之前让富勒作为“有特色的文章”收入，后者同意了。[72]《日晷》的问世被证明是辛苦努力的成果，一部分原因是超验主义团体里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出版作品。赫奇担心《日晷》太过激进，而布朗森则嘲笑它一点儿也不激进。因此，他们找到一批年轻的新人：富勒、梭罗、奥尔科特、埃勒里·钱宁，钱宁是从辛辛那提（Cincinnati）来的无名诗人。此时的梭罗已经准备好以成熟的超验主义者的身份示人。1840年5月13日，他第一次参加在爱默生家举行的超验主义团体的会议。会议主题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先知和游吟诗人的灵感、诗歌的本质，还有我们时代和国家的诗歌灵感如此贫瘠的原因。”[73]奥尔科特、爱默生、赫奇，还有一些年长的会员都在，同时出席的还有琼斯·维里和玛格丽特·富勒——这是梭罗和富勒的初次见面。
《日晷》收到的反馈糟糕到充满敌意——这些评论如此恶意，以至于这份全美第一本伟大的文学刊物（虽然它会勇猛地撑过四个年头）从未走出这个阴影。《波士顿时报》嘲笑说：“连泥地里鸭子留下的脚印传递的信息都比这清晰。”奥尔科特的《俄耳甫斯的教诲》尤其饱受非议。亨利优美的诗歌被转载了，但是很少人注意到他真诚的散文，以及他试图实践富勒称为“全面的”文学批评，也就是说，批评不再基于个人的喜好，而要遵循通行的审美原则。8月，《日晷》编辑部再次召集众人，西奥多·帕克说这篇文章十分“愚蠢”，还叫梭罗不用费心，就给报纸写写文章得了。爱默生反对，认为《佩尔西乌斯》一文生机勃勃，但帕克却反诘说，文章是富有生机，然而这生机是爱默生给予的。富勒对梭罗的下一篇投稿《诗篇》（Stanzas）也满腹狐疑，她看到的尽是她不喜欢的部分。她的红笔修改引起了一场口角，梭罗觉得她对他的开场白的修整“不可理喻”，爱默生不得不干预，请求富勒道：“我们这位北方铁人必须保有他铁人般的诗句。”[74]梭罗赢了，但要一直等到富勒准备好——第二期《日晷》没有刊登任何梭罗的文字——1841年1月出版的第三期只登了梭罗的这首诗作，虽然“铁人般”的开篇完整保留。梭罗作为诗人的伟大生涯刚开始就遭遇重重障碍。
事情还会更糟。梭罗刚成为超验主义的门徒，这个团体就濒临解散。那年9月，面对全国范围内越来越浓的敌意，他们增开两场会议来讨论如何组建属于自己的更开明的新教会。他们内部的分裂更明显了：这样的教会还算是基督教会吗？还是它会代表新的、后基督教时期的普世原则？深层的裂痕摧毁了他们所剩无几的共同立场，这之后，超验主义者再也没能聚起来。剩下的只有《日晷》和富勒及爱默生召集的年轻先锋作家，他们急于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他们的想法和诗歌。[75]虽然这是个很狭隘的公共空间，但仍然是公共空间，梭罗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他写了一篇野心勃勃的长散文《服役》（The Service），并以更具实验风格的粗粝笔调写了一首新诗《沃楚西特》（Wachusett），他把两篇习作都寄给了富勒。
富勒两篇都不打算发。她给梭罗写了两封退稿信，两封信带有各自的毁灭性打击。她承认《服役》具有丰富的思想，但这些思想都“不符合自然秩序，我必须忍受痛苦才能读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我自己被这些思想感动，反而，我仿佛是在听打磨瓷砖的刺耳声音”。至于《沃楚西特》，她说诗作有着“对自然的高尚认识”，两到三条“符合人性的思想”，也有一时半刻“哀怨的音律”，但是它也同样缺乏流动性，思想和诗歌“脱离”，诗句“严肃的同时令人诧异”，缺乏和生活的联系，“还欠缺流动的乐感”。她对梭罗说，作者看起来“心智健全，眼界开阔，精神高尚，蓄势待发”，然而其作品“仍旧是一片温暖的春风尚未临幸的贫瘠山丘”。[76]富勒抨击了《服役》之后，梭罗再也没把这篇文章拿出来过；它在他的余生中也从未发表。很多年以后，他对粗粝的《沃楚西特》的拯救方式仅仅是把它插进自己的散文《沃楚西特漫步》（A Walk to Wachusett）之中，后者收录于他自费出版的第一本书。在这之后，富勒仅仅接受了梭罗的两篇诗作：他早期的形而上学诗歌《这就是生活》及《友谊》。[77]曾被爱默生赞誉为美国最纯粹、最高尚的诗人在两年之内仅仅发表了四首诗。
一位浅薄的作家或许会被挫败，但是富勒真正想说的是，梭罗的天赋远比他现在施展出来的要多得多，这一点是有道理的。毫无疑问，他是天才，但是他必须学习技巧。这是梭罗需要听到的教诲，这个教诲来自富勒。正如她告诫他的，虽然“爱默生先生说得对”，比《服役》糟糕很多的散文也刊登在《日晷》上了，但是“那几篇散文并不装腔作势，而且文章呈现出的良好教养让我们包容了那些现存的瑕疵。你的这篇文章如此粗暴，因此必须在语言上加以控制”[78]。她提出的挑战是巨大的：梭罗的尝试没有前人的范本可以借鉴，他要依靠自己。他有着成为伟大作家的潜质，但是要成就这种伟大必须拥有渊博的知识，这意味着必须施展原创性——他不知道后一步要如何实现。
距离收到埃伦的简短拒信还不满两周，梭罗就收到了富勒对于《服役》的尖锐批评。这之后的几个月令人忧心，他总是想着退出：11月上旬他退出了学园策划人选举，1841年1月，他正式退出第一教区教会，不再支付康科德征收的用于支持该教堂的税费。正如他在《瓦尔登湖》中所写，他告诉他们：“我，亨利·梭罗，不再愿意被误认为是某个我没有参与的协会中的一员。”[79]最糟的事情是，约翰病了，而且一*不起病**。他得了“消耗病”（肺结核），中了可怕的新英格兰的诅咒。随着他的身子越来越弱，亨利必须接管低年级。一直把约翰视为生命之光的霍勒斯·霍斯默在亨利的课堂里失魂落魄：“他不再跟其他男生打交道；他们讨厌他。约翰生病期间他独自教课，上课的钟声对他而言不是清脆地响起，而是缓慢地长鸣。”[80]当约翰进一步衰弱，他们痛心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在冬季学期结束时关闭学校。他们都会失掉工作。
梭罗必须找到生计。1841年3月，他拒绝了一项可能的解决方案：加入布鲁克农场，这是西罗克斯伯里正在兴建的乌托邦社区。“对于这类社区——我觉得我情愿把我的单身住所设在地狱里，而不是天堂。”梭罗抱怨说。几天之后，他申请了举世闻名的珀金斯盲人学校（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81]的教职，他知道竞争激烈，所以也在寻找其他机会。到了2月，他开始盘算买块农田，不过随着春意渐浓，他担心成为农民和地主会限制他的自由。“我能用锄头干什么——”他尖刻地写道，“我只能开出另一条犁沟给你看。”但尽管心怀疑虑，4月16日，他确实在萨德伯里河上游买了座旧农场，不过这笔交易和他的希望都随着那位农夫临时改主意而终止。[82]和当地农夫讲价的过程引起梭罗的深思：“我必须承认，我被震惊了，看到每个地方的老旧体制如此令人绝望且顽固。我每到一处，都看到衰败的农田，但它们就在那儿衰败下去，年轻人必须买下这些老旧的土地，才能重新把这里变成农田。”梭罗是否真能承担农耕对体力的高要求，这很可能是他的顾虑，因为他也病了，得的是“支气管炎”——很可能是他的肺结核的先发征兆——2月里多数的时间他都是病怏怏的。[83]
4月1日，梭罗学校正式关闭。在日记里，亨利试图让自己振作起来：“这一次也一样，坏天气不能改变我的心智。/就算在阴影里我也会相信我在阳光里所热爱的。”4月20日，除粪的时候他也保持着坚韧：“今天，把猪圈里的粪除掉，我赚了75美分，我还争取了自己的工钱。如果挖沟人能多想想怎样才能诚实地生活，那么，挖沟铲和草皮刀也许会刻到他后代的家徽上。”[84]很巧，就在那个时候，他未来的朋友纳撒尼尔·霍桑不久前加入了布鲁克农场，和梭罗一样，他也正在对未来做着类似的乐观思考。他写信给未婚妻，伊丽莎白·皮博迪的妹妹索菲娅：“早饭后，里普利先生把一把有四枚尖齿的工具递到我手里，他告诉我这东西叫干草叉；他和法利先生（Farley）手握类似的‘*器武**’，我们仨就开始对一堆粪便发起强有力的进攻……”他总结说：“亲爱的，我会成为优秀的丈夫。我感到最初的亚当在我的体内复活了。”[85]
* * *
当霍桑正在布鲁克农场耕耘时，爱默生给梭罗找了一条出路：“住到我家吧。”爱默生之前也拒绝了里普利发出的加入布鲁克农场的邀请，他说他已经“建造”了自己的乌托邦社区，并为此“劳作”——他指的是他的家和康科德。在家里，他正试图通过“家庭实验和社会实验”来改革“劳动关系和自助行动”，爱默生家的用人会和雇主同桌吃饭。他也邀请奥尔科特夫妇搬进来，这样他们可以建立他们自己的乌托邦“协会”。爱默生的计划并没有如愿实现，女佣答应坐到雇主的餐桌旁，但是厨师拒绝了，两边不是人的女佣决定还是跟厨师一起用餐。奥尔科特夫妇那边，布朗森完全同意，但是阿比盖尔（Abigail）怎么说都不愿意。不过这个建议还是植入了他们的脑海，两年后，他们会一同去到他们自己的乌托邦社区，弗鲁特兰（Fruitlands）。[86]
与此同时，爱默生迎来一位“皈依者”，亨利·梭罗在4月26日入住他家，“和我一起住，和我一起拾掇花园，教我怎么嫁接苹果”[87]。这个安排会延续两年之久：梭罗成为爱默生的居家园丁和勤杂工，也是爱默生家孩子们的辅导老师和看护人。当时，爱默生的长女埃伦还是个婴孩，梭罗每天都和他们家的幼子小沃尔多（Waldo Jr.）玩，他天真可爱的好奇心激起了梭罗的怜爱。作为工作的交换，梭罗可以自由进出爱默生的书房，随时接触爱默生源源不断的访客，还有大量的时间做他想做的事情：学习、写作、散步。梭罗的心情很快就振奋起来。
搬进爱默生家的那天，他在日记本里描述了他的新角色：“在爱默生家。印第安人令我着迷的原因是他们在自然中自由自在，毫无牵绊，他们是自然的住客，而非访客，他们优雅地在此穿梭，无忧无虑。”梭罗想象着新生活的可能，补充道：“漫步本身就是伟大的艺术。”[88]在爱默生题写给他的新散文集里，梭罗会在《论自立》（Self-Reliance）里读到爱默生第一次对公众描绘的他眼里的梭罗：“健壮的小伙子……他一一尝试了所有的职业：管理、耕田、销售、开学校、布道、编报纸、进国会、买下一块土地，等等。这些年来，他像极了一只猫，跌落多次，但从不受挫，他比100个‘城市娃娃’加起来还强。他和他的时代齐头并进，对没有所谓的‘职业文凭’完全不感到羞耻，因为他从未耽误自己的生命，而是在真真切切地生活。”这里，“我勇敢的亨利”（这一段在原稿中就是如此写的）可以是居住在爱默生世界里的“印第安人”，学着怎么优雅地穿梭于这个世界。[89]正如富勒之前暗示的，这段经历对于梭罗的成长至关重要，他从一个单纯的学徒成了自己的主人。
这种裨益是相互的。5月30日，爱默生写信给卡莱尔，说他的房子里现在住了一位“有一天会让你骄傲的诗人——真正的贵族，阳刚，年轻，总在吹奏美妙的乐曲，也总有满脑子的奇思妙想。我们在花园里一同劳作，我生活得很好，日益强壮起来”。一周后，梭罗带爱默生于日暮时分去泛舟，这位白天被高速行进的尘世生活所烦扰的大人物，此刻陶醉于以“美丽的河神”形象现身的夜晚，这是“勇敢的亨利·梭罗”让他看到的，他看到了“幽暗的、由月光和星光点亮的溪水的丰饶，这个迷人的新世界离我们这个庸俗的商业世界这么近，但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正如生命不知近旁的死亡，也正如散文不了解毗邻的诗歌”。[90]梭罗也沉浸于河神的怀抱：就在几天之前，他坐在自己的船上泛舟瓦尔登湖，吹长笛，看着鲈鱼快活地在他身边腾跃，“月亮紧贴他的船底”。他觉得“只有最狂野的想象力才能设想出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到了8月，他晚间在阿萨贝特河上划船，仍旧带着他的长笛，“我的音乐是与河流一同蜿蜒而去的叮咚小溪——当音乐从一个音符滑落到另一个音符，就好比溪水从一块岩石上流淌到另一块岩石上”。玛格丽特·富勒来访期间，有个夜晚梭罗带她去了湖边。她之后写信给她最喜欢的弟弟理查德，说她坐在亨利的船上，拂面而来的是“漫溢着苹果花香的微风”，“河水上涨，简直像在涨潮，我非常愉快”。[91]
梭罗的长笛成了所有人的最爱。6月7日，爱默生给他寄了封信，邀请他来克利夫山（Cliff），“我们的女士们见到你会特别开心的，而且由于山谷里有回声，如果你能带上长笛，她们说会更开心的”。这里“女士们”包括丽蒂安、露西、玛格丽特·富勒，还有玛丽·拉塞尔，最后一位是丽蒂安的朋友，那年夏天她也住在爱默生家，办了所小型学校。玛丽回到家后，亨利给她寄了一首诗《献给在东方的少女》（To the Maiden in the East）：“无论我选择哪一条道路，/都是为了你的缘故。”[92]这简直是另一个版本的埃伦的故事，只是这次没有求婚。玛丽最终嫁给了梭罗在哈佛的朋友，超验主义的支持者本杰明·马斯顿·沃森（Benjamin Marston Watson），梭罗成了这家人的终生好友，他多次造访沃森家位于普利茅斯的著名花园和果园。
那年秋天，对梭罗本人（而非他的诗）颇有好感的玛格丽特·富勒把另一位朋友带进他的生命——她的弟弟理查德，后者刚刚退出了干货生意，希望能进哈佛。理查德住在爱默生家附近，以丽蒂安有名的肉饼强健自己的体格，玛格丽特请求亨利能辅导理查德的希腊语。这样的待遇让理查德顺利考入哈佛，他“摄入”了剂量刚好的超验主义以成为作家，但没有过量到阻碍他之后走上成为律师、基督徒和好丈夫的康庄大道。[93]1841年10月，亨利在辅导理查德期间收到了玛格丽特对《沃楚西特》的批评意见，她提出了姐姐般的建议，希望他能够收获“不同形态的自然所带来的对身心的颐养”，也学会不要总去说自然是“我的”。富勒解释道（显示出她对梭罗具有无限的理解）：“除非你能够更多地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不然她就不是你的。去寻找荷花，体验欣喜若狂的感受……我完全理解你的灵魂，而且你似乎没有像你那些同行们那样对我产生深重的误解。”亨利一定对她敞开过心扉。富勒结尾时写道：“让我知道你会不会去那座孤独的小屋，如果你去那里读莎士比亚，写信跟我聊聊他。”[94]很显然，梭罗已经告诉过富勒他自己都还没有勇气面对的事情：他渴望离开，他想住在湖畔，成为他一直梦想成为的作家。
在爱默生的屋檐下，梭罗坚定了自己是作家的信念——不是偶尔发表习作的半吊子，而是真正的职业作家，爱默生就是他的榜样，梭罗每天都见证着他的专注。梭罗写道，他本人徜徉在“诗句的海洋里”，它们像秋叶那样飘落，拂过他的脸庞，积聚在他身旁，“一句接着一句，远远近近，宛如从阿齐奥科库[††]（Agiocochook）来的群山”。在那些落叶中就有粗粝的《沃楚西特》。此外，还有一个新的诗歌圈子会把他的雄心推到极致。[95]梭罗逼迫自己实现他无法预见的突破，他决绝地抓起日记簿，把超过一千页的篇幅撕成纸屑，只把其中一些“拾遗”誊写到新的本子上，其余都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爱默生把梭罗推荐给一位出过重要的美国新诗选集的出版人，梭罗把《这就是生活》《心灵感应》《友谊》寄给了他——这是他最好的三首诗，不过都是旧作了。出版人没有回音。于是爱默生又有了个主意：梭罗可以回哈佛，洗劫图书馆，编一本最好的英国诗歌选集——从英国的“旧”看到美国的“新”——浸润在诗歌这门学科里以学习技巧。11月下旬，梭罗搬到了坎布里奇，和老朋友惠勒同住。他从哈佛的图书馆里借了一大堆中世纪及更早以前的英诗，两周后，他秘密地把书运到康科德。[96]
如果爱默生期待的是梭罗的顿悟，那么他注定要失望。梭罗无疑也会失望。“翻看这些英国诗人写的干巴巴的过时诗歌，”梭罗在新的日记本里写道，“我无法相信这些诗里有我想象着本应存在的天才和生命力。”望一眼窗外就会让所有英国诗歌——从约翰·高尔（John Gower）以降——显得“苍白无力”。意气消沉的梭罗只能在这些书里搜寻“有生气的词汇”。他偶尔有所发现，比如乔叟，又比如苏格兰早期诗人嘉文·道格拉斯（Gawin Douglas），但是梭罗质疑自己这么做的意义。这些诗人都显得如此温顺、文明，仿佛他们中从没有一人看见过“任何一座山的西面”——很奇怪，在齐佩瓦部族（Chippeway）面前，就连“华兹华斯都显得太温顺了”。梭罗觉得自己和冬天赤裸的树枝上的苔藓有着更近的“亲缘”，而不是和这些书里的任何东西。他对于荒野的渴望让他异于常人，这是他的可贵之处，虽然这一点让他迥异于文学史上的所有人。[97]
1841年圣诞夜，围困在堆积如山的旧书和他自己落叶般的诗作之中的亨利·梭罗瞥了一眼窗外，陷入了沉思。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快些离开，住到湖边去……但是我的朋友们问我去那里要做什么？就去那里观察四季的变迁不也是足够有益的工作么？”新年的前夜，仍在深思的他发下誓言：“对于总在思考自然之美的灵魂而言，他是不会迎来失望和伤害的。”[98]这是他对未来信仰的高度肯定——他的信仰将要经受最严峻的考验。
[*]斯基泰（Scythia）：约前7世纪中叶至约前3世纪位于中亚和南俄草原上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有译为“西徐亚人”或“塞西亚人”。
[†]奥罗拉（Aurora）：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编注
[‡]牛轭湖（oxbow lake）：当河流出现新的、更直的流向时，原有的河流弯曲处分离形成湖泊。
[§]1840年，辉格*党**拥护哈里森竞选总统，民主*党**讥笑哈里森是“木屋候选人”。辉格*党**顺水推舟，举行了一次携带小型木屋和一桶桶苹果酒的大*行游**，使哈里森的形象更受民众欢迎。现在用“木屋候选人”指出身低微的候选人。——编注
[¶]法尼尔厅（Faneuil Hall）：美国波士顿的一栋历史建筑，靠近海滨和今天的政府中心。自1742年起，法尼尔厅就是一个市场和会议厅，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等人曾在此发表演讲，宣传美国独立。
[**]指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1782—1862年），美国第八任副总统（1833—1837年任职）以及第八任总统（1837—1841年任职）。
[††]阿齐奥科库（Agiocochook）：北美土著居民对华盛顿山（Mount Washington）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