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百年口述史】袁世忠：我在安顺花灯剧团、京剧团的岁月
袁世忠，男，汉族，生于1938年7月。当过学徒、工人、演员；1960年进入安顺花灯剧团工作，后担任副团长。1980年调入安顺京剧院任副团长，后兼任影剧院经理。1990年调入安顺地区文化局，1993年因伤致高位截瘫，退休，现居安顺。
采 访：胡一平、张厚林、宋兴平
采访录音时间：2017年5月24日
录音整理：庄文全
我叫袁世忠，生于1938年阴历六月二十五，出生在自由职业的家庭，我家祖籍四川江北县。我的父亲袁伟臣，是名中草医，母亲以解丝为业。我父亲是跟着原贵州省国主席杨森来到贵州的，他当时是一名军医。我是出生在安顺顾府街，在安顺长大。从我记事起，杨森已经离开贵州，我父亲也就没在部队了，留在安顺做了游医。父亲行医生意不太好，所以就在许衙街节孝堂给人家当值班守门人。
我七岁开始读书，但因家庭贫困，上不起正规学校，只能到天主堂读书，这里不用交学费，看病也不收费。
我只上了两年学，后来出水痘，就没读成书。接着给人家带娃娃，稍大些后，又在第七临教院院长田玉凡私人办的卷烟作坊裹烟，烟的品牌叫白金龙，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工资是半块小洋。那个时候一天半块小洋不得了，算是高工资哩。当时两块大洋可买一斗米。后来还背着烟到乡场去卖，安顺所有乡场，我基本都去过。有一天赶乡场回来，在马家冲碰到了土匪，我们急忙躲起来，没有被抢。第二天大清早，我们跑到那个地方去看能否捡到钱，真能捡到，那钱是有些人怕被土匪抢，扔掉的。
1950年我有12岁了，父亲叫我学医，但我怕脏，不愿意学。后来我父亲跟永济药材号的老板周德纯说了，到他的药材号当学徒，那个老板也是四川人。当时的合同是学三年、帮一年，一年一套单衣，三年一套绵衣，生老病死不管，只管吃饭。在药店里我们主要是学习药材泡制、加工、销售等，年前要到欠钱的客户家去收账。由于我勤快，起眼动眉毛，经常把地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先生们都很喜欢我，到了过年他们每人都会给我两块大洋。所以我虽是学徒，但到年底还能收到十多块大洋。我把这钱拿回家资助在师范读书的姐姐，这些钱可以给她买些学习用品、衣服、鞋袜等。
永济药材号在大同路口斜对面，与戴子儒家隔壁邻舍。那里还有邓十爷家的皮鞋厂，很有名的，门口摆着一只米把长的大皮鞋。
1950年4月，我参加了工会。当时工会是很有名气的群众组织，管的事多，专门为职工和贫苦人办事，很起作用。当时的禁烟禁毒、防特防盗、清匪反霸、社会治安等这些工作，都由派出所所长陈世云带领我们这些工会的娃娃去做。陈世云带着我们“翻缘走壁”，到处去抓吸毒的。我们都是利用晚上去做这些工作，因为白天要上班。记得，土匪来*攻围**安顺，安顺城内各家商号都关门停业了，搞得大家没饭吃。解放军找到我们这些学徒娃娃，打听老板家的粮仓。探知清楚粮食后，他们就出钱购买，救济贫民。我们把粮食抬出来，放在店门口。没饭吃的老百姓就排着队来，给他们每人打上一竹筒米，大约有3斤吧。
秦元明（1915-2012），安顺人。毕生从事地方教育。抗战时期自西南联大毕业后，与好友胡坚出长三一小学，任教导主任；后任立达中学校长。为安顺教育界资深名师。
剿匪结束后，社会秩序好了。1950年下半年，工会开办工人夜校，学习社会发展史，地点在老工商联武庙内。后来参加干部业余学校学文化，地点在三台湾老粮食局那儿。我都去学了。第一期速成初中毕业，第二期又学高中课程，1952年我得了速成高中结业的证书。当年，我还同时学会计，苏式会计，苏联式的，学了3个月毕业。工会把我调到华阴药店，不久该药店就倒闭了。1952年10月搞合作社，有织布社、客栈、丝线社、马车社等，当时主要以四川酱园这家为主，发展酱业，让我去管账。但我还小管不了，所以没有承担这份工作。
其中，1952年，我14岁就入了共青团。1953年成立药材工会，他们选举我当工会宣传委员，因为我活跃，爱娱乐。后来我又当过药材业的工会主席。
到1956年，全国性的公私合营，我合并到新民京果酱园，就是老大十字靠西北角那儿。那时我是团支部书记，同时也是生产委员之一，月底做一下统计。1958年国家开始对企业职工开门，企业职工可以通过考试学习深造，我报名参加了考试。记得是秦元明老师监考，这老师好啊！我坐第一排，她给我说：不要慌，不要紧张，慢慢做，要等到摇铃才交卷。过了半月，城关镇教育科通知我，被录取到沈阳工业学校学习，属于中专。但职工经理不放我走，不给我盖章，他说我作为团支部书记，不安心商业工作，导致我没能去读。我与他辩论，遭到开除团籍的处分，并撤销了我的团支部书记，把我调到卫校那儿的新民养猪场上班。后来经理孙起延说，小袁好学，喊他去喂猪对他不公平，他年轻好学习没有错，是求上进。我又因此调去食品厂，学习做面包。别人一天做50斤面粉，我与师傅一天能做100斤面粉。当时“大放卫星”，经贸委评我出席全市青年标兵会议。1958年又开展各行业劳动竞赛，又推荐我出席全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
*跃进大**运动中，安顺市商业系统1958年6月在人民广场（大府公园）
组织的技术比武大赛
技术比武大赛中，饭店大厨在比赛做菜
1958年，安顺市组织财贸文工团。开始叫我去，我不想去，因为原来我一直认为男的不能从戏。但我朋友说我是封建思想，封建脑袋，叫我先去看看。结果我的形象好，他们留下了我。全省13个专区，几十个县举行汇演，我们安顺在全省还得了奖。记得，在省第一浴室有个会议室，我们常在那儿排练。有一次，兴义文工团有个演员病了，他们的团长找到我，说我适合顶替那个演员。我说我同意不算，要我们支部书记同意才行。支部书记同意后，我又去兴义文工团暂时顶替。我年轻时记性好，一个剧本的台词，一晚上就能背下来。我参加他们的演出剧目是歌颂*跃进大**的，里面的歌词我还记得：锣鼓咚咚响，鞭炮响连天，六亿人民齐欢笑，跃进胜利年，钢铁卫星上九天，棉花开在白云间，小麦压倒美国佬，水稻超过万斤关。我在剧内演一个边说边舞的演员，场面有30多个人，里面有一段快板，是劝化人不要铺张浪费，要勤俭节约的。我现在都记得台词：“有个小伙叫小刘，外号人称半月愁。月初领取工资后，立马就往馆子溜。买些烧鸡烧鸭和烧酒，还有虾米和罐头。月初抽烟欢迎牌，月底全靠拣烟头……”
财贸文工团在全省巡演回来后，安顺专署商业局又调我到文体办公室，我在那儿工作了半年多。1960年安顺搞花灯训练班，要成立花灯剧团，他们选上了我。当时的宣传部长余光云，他非常喜欢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天他找到我，说是要调我到花灯剧团。我说专署商业局的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去找了商业局屈局长，说花灯剧团要演出一个歌颂*跃进大**的剧目，叫《红管家》，其中要一个演支部书记的，其他的年纪都小不合适，要借我去用三个月，屈局长同意了。当时的安顺专区很大，我们到处去演出。三个月结束后，我没有再回商业局，就直接调入了花灯剧团。后来又排练《刘三姐》，我演刘秀才，一个蠢秀才。后来又演《收租院》、《管家》等等剧目。我们还下乡演出，在乡下演出简单，一个简易台子，一个喊话筒，照明是煤气灯。下乡演出是歌舞剧多，开门红的第一个节目是《七妹与蛇郎》，第二个剧目是《我的红管家》。
安顺花灯剧团，是除省花灯剧团外的第二家成立的，当时的影响很大。我们到处演出，遵义、都匀、毕节、贵定等这些专区等我们都去过，最远的去过成都，重庆。原来我们的剧目多。记得我第一次演《红管家》时的场景：我从外面开会回来，进门时应该看着对方（扮演我媳妇者），但我说话时没看着她，动作很生硬。导演给我指出来，要我演出时要有感情投入，跟现实生活要一样。
在当时剧团工作时，我曾立过一次功。一次我出差回来，坐火车，看到两个人一路上不吃东西。我觉得纳闷，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从四川江津过来的，要到盘县接他们父亲，但他们的车费都是卖粮食来的，钱已用完，现在身无分文。我没想什么，就立马买了两份盒饭给们吃了。当时火车只通到安顺，安顺至盘县要坐10多个小时的汽车。在安顺下火车后，我去找安运司的车队长老董，给他说了这个事，请他的顺风车将这两人带到盘县，又给了这两人15块钱。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单位收到那两人写来的感谢信。当时恰好是号召学雷锋的高潮时期，支部书记拿着感谢信先对我进行口头表扬，不久，组织上还给我记了一个二等功。
建立革委会后大家选举我当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组织上正式下文任命我为副团长，分管行政。1974年我又到旧州周官大队搞了一年农业学大寨。
1980年，组织部说要调我到京剧团任副团长，分管行政和影剧场，但当时京剧团演员年龄偏大，没有接班的新人。我便找到地委的宋书记，反映了京剧团后继无人的情况，希望给40个指标，要培养接班人。结果，1981年劳动局就下了40个人的事业编制。当时招的那40人中，很多人发展都不错。
1982年，我又兼任京剧团影剧场经理。当时要放电影，但没有设备。文化局领导让我到省电影公司找业务科的科长，一个女同志。我汇报了我们要开展电影放映业务，但又没有钱的情况后，她说她让哈尔滨电影机厂先给我们寄一套电影设备来，一年内把钱付清给人家就行。这样我们有了一台电影机，开始放映。当时我们的牌子是“安顺地区影剧场”，生意相当好。当时我们剧场设有一千余个座位，甲座票价一角八，乙座票价一角五。逢星期天赶场来看电影的人多，人山人海的要挤破门。但一到星期天供电局就爱停电，为了保障能每天正常放影，我又跑到省电影公司找到业务科的科长，请她帮我们买一台发电机，但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现钱。于是她给我们担保，从昆明先拉一台柴油发电机来，说好半年内把钱付清。我们虽然有了好的剧场，但音响效果不好。我在朋友的建议下，把墙壁抓毛了，换成吸音的棉毡，顶棚也换成吸音的泡沫板，这样音响效果就好多了。
当时安顺有五家正规电影院，另外四家是市电影院、县电影院、工人俱乐部、川剧团等，放映收入要属我们的剧场的生意最好。由于我们环境好、设备好，但凡省电影公司来了好片子，都是我们先承接下来。当时的收入是我们百分之四十五，省公司百分之五十五。生意最好时，最早的九点一场，最晚的有时要放到凌晨两三点。记得放映《少林寺》时，生意爆棚，一票难求。我们是通宵达旦的放，半个月时间，我们就收入三万多块钱。放映《妈妈再爱我一次》时，生意也好得很。
原来剧场的椅子是木的，但爱生虫子，容易腐烂。后来我到四川泸州买了竹子的靠背椅，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遇到好片了或者片子好看时，很多人买不到票，于是就有了*贩票**子倒票，*市黑**上最贵时卖到5角钱一张。那些*贩票**子天不亮就来排队，除了人排，还有一种就是用石头、砖头来排的；用粉笔在上面写上名字或数字，人便在旁边站着或蹲着。为了控制*市黑**倒票的，当时规定一个人排队最多只能买20张票。
我在京剧团工作10年，就有8年得到各级部门表彰。其中，安顺影剧场1986年被评为全省十佳甲级先进单位之一，同时还被行署评为全区先进文明单位。1987年我个人还被评为地直单位优秀*产党共**员。工作上，我有一个习惯，随时揣一个小本子在衣袋里，碰到什么事或单位职工反映情况，我就随手记下来，然后一件一件落实。在我任职的10年中，从没徇私舞弊过。大家都说我是合格的好管家，记得当时有好多单位要调我。
1990年我调到地区文化局，任新闻出版科科长。京剧团的同事们打平伙（聚餐）欢送我，好多人都流泪了，后来50多人联名要求我回去。我到文化局后，同时兼任地区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要负责新闻稿审核，记者证办理，文化市场中的报纸、印刷、出版、录像场、歌厅、舞厅、卡拉ok、书店等行业的审核监管，还有“扫黄打非"专项工作。由于工作认真负责，1993年十一月被授予“全国文化市场管理先进工作者”称号。
我从来不喝酒，但1993年10月30日，在一次业务接待中，我勉强喝了一小杯酒。结果就是这一杯酒，加之参与多日的“扫黄打非"行动，人也比较困乏疲惫，所以在上厕所时扑倒，头部撞在墙上，造成第四颈椎错位，身体没有了知觉，高位截瘫。从此离开了工作岗位。
2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是在轮椅上度过。尤其是家人的悉心照顾，身体恢复也还可以，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毛病。在我近八十年的人生中，非常感谢曾经关心、帮助和支持我的所有人们！
来源：原创 避世堂 石城鸿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