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欧根尼
仅供学习用
本文译者：戴 侃
一
如果我们承认拉丁美洲文学属于所谓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我要问，难道它不能对西班牙语之外的伟大西方文学产生影响吗？更确切地说，当我提到影响时，我不是指那些对拉丁美洲具有重大意义和改变了西方的历史文化事件，而是具体指文学，即文字、书籍、语言、内容、创作结构和符号。拉丁美洲文学象南斯拉夫文学(尽管诺贝尔奖金授与了伊沃·安德里奇)或保加利亚或冰岛文学那样，自始至今仍然是一种边缘现象。它在一种封闭的环境内产生，除了在西班牙，没有得到真正的反响。此外，它在两种负罪感之间挣扎：一是面对时代的革新潮流感到落后了，一是觉得未能对自己的现实作出反应。由于这些良心上的负担，它往往仿效外界模式，或加强一种民族主义现实主义色彩来佯装革新，这未能产生带有任何新意的形式，只是一种平庸的宣传艺术而已。它模仿和抄袭他人，否则便要落后。它要么努力赶上时代，要么虚构出一种不妥协的美洲精神，象个土生土长的野蛮人那样行事，或者接受可能产生《马丁·菲耶鲁》这类作品的传统通俗形式来企图克服这种不安情绪。《马丁·菲耶鲁》对于拉丁美洲人来说有不容否认的价值，但是其影响是有限的。
这种不断表示出来的想将自己的表达方式，将它的社会、历史、地理、语言和象征的现实，转变为一种*界通世**用的语言和兴趣以便进入国际舞台的愿望，除了在非常有限的方面外，迄未得到实现。拉丁美洲的文学创作既没有形成什么运动和引起什么评价，也没有产生某种无可争辩的更新力量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19世纪末美学、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反响。新的东西总是来自欧洲、也来自美国，而后者是有损拉丁美洲人的自尊心的。安德烈斯、贝略的作品在国际上不受器重，虽然并没有完全被否定。象何塞·恩里克·罗多这样拉丁化的人文主义者，其影响范围也仅仅限于我们的文学界，而且是在已经多少有点朦胧了的现代主义时代，这时它虽然对西班牙文学界有所影响，但在巴西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除了大学里或教育界的欧洲和美国学者外，几乎很少有人知道。鲁文·达里奥崇拜他的同龄人魏尔兰，可是魏尔兰却根本不知道有个达里奥。
这个在拉丁美洲文学界起过决定性作用的达里奥，在欧洲或美国除了大学西班牙语系之外至今仍然是不知名的。坡的情况就不一样，他的作品给波德莱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里奥和坡都是美洲人，但前者只对拉丁美洲人和西班牙人显得重要，而后者则体现着一种超越西方文学界的全球价值。从美洲人的角度看，象富兰克林、欧文、霍桑、梭罗、爱默生、朗费罗、惠特曼或吐温这些人物无可置疑地比贝略、蒙塔尔沃、萨米恩托、马莫尔、庞博、伊萨克斯、奥斯托斯或内尔沃在国际上享有更高的声誉。这是就19世纪而言。
至于 20世纪，尽管有小说的“繁荣时期”以及诺贝尔奖金授与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勃罗·聂鲁达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但目前我还看不出有利于拉丁美洲文学和思想界的风向。确实，上述几位作家的作品，也象加莱戈斯、科塔萨尔和其他一些人的作品那样译成了多种文字，但我们得承认，他们在评论界和市场上比起海明威、费茨杰拉德、米勒、多斯·帕索斯(在他的时代)、斯坦贝克、福克纳、庞德、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或萨罗扬来，只占次要的地位，引起的兴趣也要小得多。我没有提艾略特，因为他同亨利·詹姆斯一样，更象是英国人而非美国人。我也没有提梅尔维尔这位创造了《莫比·迪克》的神话，但到最近才被发现并受到尊敬的作家，虽然他生于1819年，死于1891年，也就是说属于19世纪，与下面这些被遗忘了的拉丁美洲作家是同龄人，如受巴尔扎克影响的智利的阿尔韦托·布莱斯特·加纳，《卡拉穆鲁》作者、乌拉圭的亚历杭德罗·马加里尼奥斯·塞万提斯，墨西哥的维森特·里瓦·帕拉西，阿根廷的卢西奥·维多利亚诺·曼西利亚。委内瑞拉的何塞·埃里韦托·加西亚·德·克韦多在法国居住多年，经历了巴黎公社这一历史性的爆炸事件，他出生于1819年，与梅尔维尔同年。他没有写出象《莫比·迪克》这样的书，只写了一些平庸的小说，如《一个姑娘的恋爱史》、《相距18年的两次丧事》、《一个学生的爱情故事》和《坦卡维尔城堡》，等等。
在世时未得到公认的梅尔维尔于1851 年出版了《莫比·迪克》。他本国的评论家们并未理解到该书的巨大价值，而它通过一种兴衰递变的过程改变了现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主义神话的创造者。现代敏感性使这位作家恢复了地位，在白鲸身上看到了世界混乱和荒唐以及在*制专**面前的恐惧的象征，在埃哈伯船长身上则看到了征服这个怪物的决心，以对抗不受约束的潜意识。但是，这种原型的象征主义是以一种将抒情色彩与圣经和福音混合在一起的奇特语言以及一些具有独特迷人个性的人物为基础的。尽管它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出处，但由于它的意义模糊，它的结构和象征上的复杂性，以及它使人产生幻想的特征，以致成了一部现代作品。海洋成了不可知的可怕之物的王国，人类则面对着它的奥秘。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这部作品中出现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它比拉丁美洲人的魔幻现实主义要早一个世纪。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书名，我们还可以举出与梅尔维尔的作品同时代的一些小说：豪尔赫·伊萨克斯 1867 年出版的最好不予描述的《玛丽亚》，何塞·马莫尔的《阿玛利亚》，后者作为一部连载小说，是与《莫比·迪克》问世同一年开始发表的。但是这两部作品，除了那些在学习课程中必须阅读它们的倒霉学生，是谁也不屑一顾的。
何塞·恩里克·罗多 1900 年出版了他的《爱丽儿》，这是对北美洲功利主义的一种隐蔽的谴责，谴责它是个平庸而庞大、缺少拉丁人谋略、没有理想、距离爱默生或钱宁很远的功利主义民主国家，但那时他对这个国家的文学除坡以外似乎还很不熟悉，而且坡的作品也肯定是通过彼德莱尔的翻译读到的。他似乎并不了解诸如纳撒尼尔·霍桑、埃米利·狄金森、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非常得人心的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和不朽的华尔特、惠特曼这样的作家。不过，或许《草叶集》作者的浓厚民主意识与拉丁文化和“爱丽儿式”的高雅如此格格不入，以致震动了罗多的唯美主义，因而他对该书不予重视。但鲁文·达里奥却不是这样。热情的达里奥将爱丽儿的使命用诗歌表现出来，歌颂“优秀、多产的种族，富饶的西班牙的血统”,并且以夸张的民族主义的强调手法将拉丁美洲的爱丽儿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半兽人两相对照。换言之，也就是将本土和拉丁族的理想主义同美国佬卑鄙的帝国主义实用主义相对照。他威胁西奥多·罗斯福这个残暴的猎手，提醒他：“美洲，我们的美洲，自从古老的内萨华科约特尔时代以来一直就有诗人”,“它保留了伟大酒神的足迹，并学到了潘神的文字……”这位抒情的美洲人，慷慨大方，既是印第安人又是希腊拉丁人；这些诗人是“西班牙雄狮的无数幼仔”，他们凭借上帝的帮助将使罗斯福这个半兽人索索发抖。
于是达里奥在善良野蛮人这一潜在形象的启发下提出了一个成功的口号。那个黄金时代的形象，一个天堂般的过去，为拉丁美洲人所遭受的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挫折作出补偿。各种的现实主义--从那种仅仅有意模仿和复制的现实主义，或者阐述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到取得我们现实中具有真正不可思议的魔力的现实主义——总是在寻找印第安人，力求他获得新生，即使只在回忆或寓言中也罢，来扮演一颗善良的心所认可的那种失去的天真。印第安人成了人们背叛沉重现实的一个藉口。他在拉丁美洲知识界对一种个性的不断献身和执意追求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印第安人这一主题经受了文学上各种最不相同的处理，从浪漫主义的和比喻的理想化到可咀咒和革命的标语，包括墨西哥的壁画、雕塑复制品和对人类学的尊重。让位于博物馆和神殿的本土主义，安东尼奥·阿赖斯将他的著作《冷酷无情》(它作为活力论的一种主张有不容否认的重要性)奉献给“伟大的死者”，奉献给雄鹰坐牛的“光荣世系”；莫克特苏马王子；诗人内萨华科约特尔；猛虎夸乌特莫克；考波利坎和曼科·卡帕克……只缺少古艾凯普罗和索罗凯马来为委内瑞拉的土著家族增光了。这种歌颂印第安人光荣的美辞——正如在阿赖斯著作中所看到的它是以这一宣言开始的：“我歌唱我那纯洁的美洲/我歌唱我印第安人的美洲/没有西班牙人，也没有基督教”——正是出现在新大陆发现之际，那时哥伦布、韦斯普奇和卡布拉尔宣告了印第安人的伊甸般的纯洁。启发过蒙田的那种田园式的梦幻养育了卢梭，并且使夏多布里昂极为激动；但是托马斯·莫尔已经将他的《乌托邦》定在美洲，拉斯·卡萨斯神父也将这种对善良野蛮人的信念视为神圣的了。拉丁美洲的不幸在于它自从被发现以来一直成为欧洲知识界形形色色计划的目标(新世界，善良野蛮人，人间天堂，埃尔多拉多，［传说中的一个富庶地区。——译者］“青春之泉，铺满香料和金银矿的土地)，而且以后失去了欧洲。在这种含糊不清所造成的混乱中产生了那个既无根据又无答案的断言和疑问的幽灵，它在独创性、新世界主义这个主题以及对一种个性的执着追求的周围徘徊不已。由于黑人涌入而在广大地区加速了的种族混杂过程使这个关于美洲人本质的混乱认识更加严重了。这种混乱加上西班牙传统，使得拉丁美洲缺乏理智上的防御能力，因而让欧洲知识分子敢于公然而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究竟我们是些什么人了。
欧洲的丧失，以及由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内部的四分五裂、一种混乱状态、一种文化与存在时间的并列和一种历史与社会的*退倒**过程和巨大破坏而引起的这一脱离常轨状态——我们回想起玻利瓦尔的可怕的断言，他大胆地提出“独立是我们牺牲他人利益而取得的唯一好处”——可以说明这类复杂而带争议性的阐述，虽然有的阐述象埃克托尔·穆雷纳在他的论文《美洲的原罪》中所作的那样，也是很清晰的。我记得他在那一大胆的研究中坚持指出：拉丁美洲人以史无前例的方式重申了：现世经验只是孤寂和死亡的显现，只是与一个停留在背后因而超越了客观的环境相对立的自我实现而已。
因此，作为拉丁美洲人，我们的原罪只能说就是被赶出了欧洲——在穆雷纳的眼里，欧洲是精神化或者说有机发展的中心——，进入了(或出生在)一个空虚的环境，丧失了我们本来的灵性，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一切了。穆雷，纳向美洲人意识结构中移植了存在主义的怀疑和悲观主义思想，即一种漂泊无常和听天由命的观念，一种由塞萨尔·巴列霍极好地阐明过的心情——他谈到“绝大多数人”是“处于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而且毫无理由地生来如此”。
二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理解，如果在英国血统的殖民者(他们居住在从弗吉尼亚到缅因的北美大西洋沿海各州)和祖国之间存在一种精神上的密切关联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背上象浸透中世纪征服者灵魂的那种陈旧和异教徒神话的包袱，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是格拉纳达陷落之后再征服时期失业的雇佣兵。西班牙美洲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和中世纪非理性的无意识集体的相互矛盾的双重影响。前者能够设想理想的社会，而后者则充满幻想、象征、天使般或魔鬼般的人物、迷信残余和天启的恐惧。在以后的几代人中，种族混杂加深了这些矛盾并产生了一些别的矛盾。同欧洲的联系松弛了，而且，即使我们象穆雷纳那样不承认丧失了灵性，征服者也肯定开始了一个新的周期，发现自己被流放到了一块将被征服的土地上。被波托西梦想蒙住了眼睛的洛佩·德·阿吉雷便是穆雷纳所说的在壮观而毫无意义的环境中感到孤寂和死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清教徒殖民者似乎并没有成为幻想的牺牲品或者受幻觉的支配。他们带着全家来到这块新的土地上，其具体目的是在一个更友好的社会中创造财富。我们知道乘“五月花”号离开英国的清教徒中有34名男人，29名妇女，20个男孩和8个女孩。34名成年男子中有18名已经成家。他们还带了3个女仆，5个年轻的男仆和19个当工匠、水手和管家的人。他们从约翰·史密斯的报告和冒险记*特中**别记住了关于兴办渔业和皮革业的建议。他们并不向往什么水晶或白银山脉，黄金城市或全身披金的帝王，青春之泉或香料森林，也不害怕会遇到什么怪物或不同种族的人。这些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同残暴的西班牙征服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后者没有家庭，专门*躏蹂**印第安妇女和掠夺村庄，满脑子装的中世纪神话、怪想、捞取好处的渴望和找到秘藏珍宝的信心。然而，却是一位英国人、文艺复兴时代的华尔特·雷利爵士传播了古怪而有趣的故事，谈到他在奥里诺科部落旅行时遇到的一些不知名的动物和人：脚大得可以当伞用的莫诺卡洛斯人；人头、熊身、狮爪、蝎尾、长着三排牙齿的曼特科拉斯人以及面孔长在胸膛正中的伊怀帕诺马斯人。至于他认为到处都有的亚马逊族女战士就不用提了。但所有这些离奇的幻想并没有使雷利爵士看不到这些地区潜在的农业财富。
北美大西洋沿岸的英国殖民者都是些基督教改革运动的男儿；别的人则是反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后代。布鲁克斯·亚当斯写道：“基督教改革运动总的说来是一个明显的经济事实，这一点在英国看得最清楚，它将使英国成为世界的金融市场。”基督教改革运动关系到一次财富的再分配，这将使英国走上资本主义扩张和产业革命的道路。英国向世界、向各条海路、向所有沿海的商业城市开放。这种扩张产生了一类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它不仅包括莎士比亚和马洛的作品，还有本·琼森、米尔顿和多恩的作品。英国和它的殖民地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世界，有着充满希望的发展前途。这种欣欣向荣可以从布莱克的作品、从显示着与众不同的批判意识的蒲珀、从走遍全世界的《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以及从幻想文学《格立弗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身上看到其光彩。英国文学以全世界而不只以它自己的岛国为活动范围。它并不把自己看成是英国所专有的。
相反，受到宗教法庭和帝国*制专**主义支持的反基督教改革运动却将西班牙自己封闭起来，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的阴影朦胧的宗主国。哈普斯堡王室发动了一场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与知识飞跃发展的运动。西班牙排斥实验科学、哲学和社会批评、自我批评、反对工商业发展。它的殖民地继续保持宗主国的政治结构，而且一旦神秘的幻想时代过去之后，财富便在导致大地主领地的监护征赋制度和农奴及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菲利浦二世象个和尚着了魔似地隐居在自己的寺院里，对他不朽的帝国发号施令，亲自解决所有的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问题。他的决定有的可能需要多年才能作出，对于这位忧郁的精神病患者来说，时间是不重要的。给他看过病的精神科医生约翰尼斯·克雷梅里乌斯认为，由于他对父亲查尔斯五世怀有一种爱与恨交织的心理，他将后者的计划推行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以致使之一败涂地。“他父亲的政治观念、计划和愿望，菲利浦本来是要努力去完成的，但结果在他42年的统治时期并没有继续下去，而是被废除，遭到失败，或被发现不切实际，所以适得其反。”
这位君主醉心于他的文件表册，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法令，控制官方职务，甚至官方的服饰。西班牙陷于瘫痪中。但是既然无论如何都得生存下去，在君王和十字勋章的阴影下便形成了另一个西班牙：一个到处是流氓和乞丐的国家，一个充斥*鸨老**和娼妓的国家，一个贪官污吏和无耻商人成群、*市黑**猖獗、行政管理腐化、懒散成风和弊端百出的国家。腐化堕落从内部侵蚀了僵死的*制专**主义，后来的几个君主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垮台。克雷梅里乌斯用一段话总结了西班牙衰落的过程，这里引用起来也许太长，但它是很确切的。
“随着哈普斯堡王室最后一位国王查尔斯六世登基，衰落的最后一出戏很快开场了，但这场戏也肯定是要闭幕的。西班牙沦陷于无足轻重、软弱无能和艰难痛苦之中。昏睡百年使它被排除在周围所有欧洲国家中出现的发展之外。它的国土上没有出现工业，商业也被北方的新教国家接管了。科学研究同西班牙外部的问题失去联系，因而很快失去了重要性。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人文主义在那里都找不到有利的地盘。当一个国家变成一个碉堡时，历史潮流便在它的门口停滞不前了。在这个国家内部开始了一种复古过程，对过去作详细的审查，保留古物。僵化的政治和宗教形式压制着生活，使它在种种戒律和教条的约束下变得毫无生气。的确，基督教信仰曾作为征服世界的最后一种受制于传统的努力而崛起(特雷萨·德阿维拉)。但是，如果黎明被某种壮丽的*世论末**希望加上了光环，那么，这后者也同时为愈来愈空洞的信条所淹没。宗教和道德之间的裂口不断扩大。这种弊病的严重性有一个重要症状：由于缺乏对新途径和新内容的探索，没有哪种艺术能保持生机。卡尔德隆的关心转向了过去：他歌唱一个过去的时代。”
这里我并不打算详述我们不发达根源的这一过程，而只联系到文学方面来谈谈。克雷梅里乌斯在这方面所作的某些评价，在不否定其基本判断的情况下，应该加以修正。实际上，西班牙文学限制了我们所谓的它的空间投射，不论它落入传统的下层建筑，或者相反，上升到神秘启示的高峰，一块正在溶解的地面，一片令人目眩的浩瀚的空虚。它只在历险小说中遨游，然后仅仅穿越充满窃贼的传奇式西班牙和通俗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倾向于将自己、将其语言、将西班牙现实封闭起来，总是更纯种，更加局限于本土而不顾整个帝国。但是英国文学却从不与世隔绝；它同格立弗和笛福、同莎士比亚和马洛的浮士德一起漫游。它没有以一种文化上的唯我论将自己禁锢在它的种族和语言特征上。西班牙文学追求现实主义，而且与此同时，当西班牙向世界传播其政治和帝国的形象时，严格说来它却似乎背弃了自己。这正是它在16世纪之后逐渐濒于窒息的原因。塞万提斯的广泛性以及神秘主义者的普遍性在巴罗克风格的禁闭中结束了。马里亚诺·皮康·萨拉斯在他1944年于墨西哥出版的值得赞扬的一篇研究论文《从征服到独立》中评论道：“巴罗克风格是一种可怕的精神防御系统，17世纪的西班牙凭它确立了它的反现代意识。”巴罗克风格并不象我们可以从某些当今文学舆论中推断的那样，是多种文化形式相混合、交错或并列的东西，而且它与那个已经太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关系密切，只不过是一种窒息的表现，一种壁龛艺术，一种没有内容的矫柔造作的艺术品，一种走向防护性装饰的趋势一种对于空虚的敏感，一种只能在形式上成立的成就，如皮康·萨拉斯描述的是一种“漫无节制”，发展到它的极限便出现幻灭和死亡，因为巴罗克风格最后否定了生活。我们回想起博尔赫斯*在它的诗歌《光荣》中唤醒巴尔塔萨·格拉西安：
回文，双关，象征，
似冰一样，又是费力的琐碎
对于这位耶稣会教士这就是诗
被他变成了谋略
博尔赫斯寻思，格拉西安一定体会到什么，当“他从正面看到这些典型和光彩”，他体会到了“太阳神，真理发出他的光辉”。但回答或者其中的一个回答是格拉西安根本没有看到这种光荣：
他还是在苦思冥想
回文，双关，象征。
我们还回想起查尔斯五世如何在一次模拟葬礼上躺在棺材里预想他的死亡。西方和一个帝国的主子感到失望了。正如在西班牙巴罗克结束时我在一首诗中所写的：
绝望的国度，空洞的夜晚，
在一天结束时开始的空虚
腐烂的蚁穴，回响，
随着时间的迁移尸体变成了石头或源泉。
在查尔斯二世1665年至1700年的统治下，西班牙文学已经枯竭了。这便是马拉廷斯和梅伦德斯·巴尔德斯，拉蒙·德·拉·克鲁斯以及伊里亚特的开端。18世纪是一个没有光彩的世纪，而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另一边，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知识界的一个巨大发展正在兴起。启蒙运动的哲学使基督教理性化和世俗化，希望加强这个发展的势头。有人说19世纪是西班牙文学的文艺复兴，对于这样一种评价，我们只要想一想它的浪漫主义是什么样子的便足以否定了。拉丁美洲也在经受瘫痪和衰落。它没有产生塞万提斯或洛佩·德·维加，只产生了一些受西班牙传奇小说影响的作家，如扎科隆科尔沃，或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一个明显的例外是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
英国文学在大西洋沿岸的美国殖民地上找到了持续下去的大好机会，而且这些殖民地的独立并没有中断那种精神与文化上的联系。譬如，梅尔维尔和斯威夫特便有近似之处。至于那些西班牙领地，它们则是在一种知识禁锢的状态中生长。它们处于和宗主国相同的禁锢状态中。波旁王朝的新统治家族虽然作过相当的努力也无法将它们从中摆脱出来。 穆雷纳以一种略带神学意味的观点说得十分中肯，他断言我们拉丁美洲人曾经是那个名叫欧洲、并受到其精神滋养的国土上的居民，但突然我们被赶了出来，落到另一块土地上，一块原始的、精神上空虚的、偶然被命名为美洲的土地上。穆雷纳认为这种从欧洲往美洲的迁徒等于是一次新的堕落。
这种主张只能说是大概正确。美洲有着高度精神性的土著文化，但帝国主义的基督教破坏了它们。因此西班牙印第安人在文化和文学上的孤立，事实上来自同一种孤立状态，即西班牙由于对欧洲、对文艺复兴、对基督教改革运动带来的伟大批判运动、对新大陆的发现所引起的种种深刻变化采取了掉头不顾的态度而沦入的那种状态。美洲改变了欧洲，但对西班牙的影响极小。哈普斯堡王室的*制专**主义、菲利浦二世40年的帝国统治使这种文化丧失了精神性，同时也丧失了它那丰富的智慧。那种不可思议的锐气是强烈的，但同时也是孤独的，是一种升得很高，但很快便会熄灭的火焰。创造性的智慧和炽热的精神只能被投入到抽象概念和幅射的融化之中。黄金时代的神秘主义既没有祖先也没有后代。曾经使西班牙本身沦于孤立的菲利浦二世是偏爱这种可怕的精神性爆发的。但是在拉丁美洲到处滋长的是冒险家们的恶行，懒散士兵们的残暴掠夺，不劳而获的物质欲望以及宗教法庭。至于文学，我们只找到一些大事的编年史。当各个领地觉醒过来寻求独立时，它们期待着美国、英国和法国。巨人般的法国19世纪带来了拉丁美洲文学的“法国化”。也许由于达不到这些伟大样板的标准，它们又退回到西班牙浪漫主义的老路上去了。简言之，拉丁美洲文学刚刚开始，将要开始，尚未真正生存，因此它们的成功在国外只引起了微弱的反响，它们只在一个封闭的圈子、即衰落的西班牙文学起作用的那同一个圈子内发挥作用。它们尽力想同法国文学建立联系，或者间或同英国和德国文学建立联系，采纳它们的风格，它们的技巧，它们的谋略，它们的烹饪法。但是如果文学作品只这样从表面上加以修饰，它们的内容却是不会充实起来的；没有风格和结构、语言和符号的更新，也没有创造一种主要属于精神上的独特的文学现实。
三
语言纯正主义使当今变得欧化的西班牙文学枯竭了。这种要求同本国一致的情感，本国或卡斯蒂利亚的地方主义，这种执着地注重西班牙语纯正的态度，使西班牙文学受到极大的破坏。 正当欧洲文学在放弃地方色彩、不再植根于大众习俗、传统和地区特征，而主张一种范围广泛的交流、一种开放、一种不断的传播时，西班牙文学却似乎在加固它的围墙，封闭它的边境，在不断重新寻找身分特征的过程中满足自己。 欧洲的各种运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先锋派，超现实主义——到达西班牙的时间很晚，到达拉丁美洲就更晚了。西班牙拒绝欧化。它继续追溯自己的根源。而拉丁美洲，或者更确切地说拉丁美洲文学，也苦于一种类似的执着观念，执着地追求它的身份特征：这一特征，这一经常为人们所渴望的著名的拉丁美洲特征，无论如何必须找到。我们是些什么人？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我们是何时来的？我们是怎样组成的？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吗？让我们保护自己不依附于他人（但没有哪一种文学比我们的文学更加依附于欧洲或北美模式了！）让我们为反对文化移植而战斗(但拉丁美洲文化只是一种移植文化、一种混合型文化而已！)一个人怀疑自己的特征，便是一种病态现象。
“或许我们就是新世界”,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在一次专家讨论会上说：“如果我们不是，那么至少我们对于一个新纪元的诞生作出了贡献，而目前我们所具备的有利条件一定会允许把我们看成这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缔造者之一……"这一断言无疑比西蒙·罗德里格斯的主张更有价值。罗德里格斯是位空想家，又是一种特殊印刷术的发明者，他的发明比画诗和先锋派其他直观感觉物早一个世纪。他认为：“西班牙美洲是有独创性的，它的组织机构和手段肯定也是独创的。”不创造就要犯错误。
拉丁美洲并非有独创性的。西蒙·罗德里格斯的三段论法也就此垮台了。一个充满空想、腐化堕落、幻景和挫折的历史影响着我们的命运。拉丁美洲的种族混杂并不具有除邪去垢的优点，而且在历史上也并非独一无二的事实，它完全是一种混杂、共生、对照和综合的形式。很清楚，我们是西班牙文化与一种土著基础相结合的延续，而且在某些地区是非洲黑人文化的延续。美洲独创性这一主题是富有感染力的。自独立迄今，知识界总在就它的过去反思，孜孜不倦地回顾组成其文化的种种要素，寻找其特征、地位，探究历史，栽培根基，不注意发展，只预测它的前途。知识界在自己的形象面前沉醉于一种盲目的自我崇拜。它在敬慕和*制抵**之间摇摆。这寻求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的种种定义，希望能从中了解自身。它甚至待期这些定义来对它自己作出判断。这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而且主要因此而缺乏个性的知识界。
民族和文化特征这一问题在政治领域中有它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专家来说，研究这一问题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由它来指导和决定哲学和艺术创作，而后者自身的价值又是用一些与它的外在性毫不相干的语言来表达的，那么，它便只能产生消极作用。它是一种内在性的问题，譬如是男人还是女人，用不着唯恐陷入武断的大男子主义或女权主义而经常加以说明。
那些从事写作和爱思考的北美洲人从不花时间来思索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具有某些细微差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相反，我们否认我们的西班牙本质，或者无疑更确切地说，由于我们的孤立，我们的离弃，我们被哈普斯堡王室衰落时期的西班牙的没落埋葬其中的孤立和离弃状态，我们已经不再是西班牙人了。我们的独立战争是一场父子间的殊死战争。持续的道路被破坏了。语言本身失去了它西班牙文的特色。独立运动的政治语言，正如我们在玻利瓦尔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已极端“法国化”了。文学也不得不采取类似的行动，一种为贝略所关心的转变。
贝略的任务是在地理上，在萨米恩托断言可以激发独创性文学的“广大地区”保留并创造一个新颖的局面。它并没有这种独创性，也不可能具有持续性，因为它等于延长一个衰落过程，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学贫瘠状态，正如一位西班牙妇女赐你一吻时，她总是真诚的。于是就模仿，尤其模仿法国，一个美洲一无所知的法国。巴黎出乎意料地成为我们“知识界”的首府，一个世纪以后它仍然是许多人的首府。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先锋派，为人民服务的文学，一浪接一浪地淹没了我们的文学。很少有人想象创作能超越一种对历史性和社会现实的摆脱不了的屈从，总在寻求一种特征，一种难以得到的、非公式化的拉丁美洲主义。而这种探索，这种观察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不同方法牵涉到写作与思想方法。文学要描绘而不是创造。描绘克里奥尔人的美洲，风景的辽阔，种族混杂的种种形式，历史，社会冲突。要写的是诗歌总集而非“地狱里的季节”。拉丁美洲人这种坚持文学描绘——征服史编年作品的一种延续——表明我们在创作中缺乏自信，只依赖民族性神话，希望成为一个民族。于是作家们不写小说，而从一种政治和历史观点出发来详细叙述历史，写英雄或强盗传记。我们能想象马尔罗、马尔科姆·劳里、福克纳、达雷尔或赫胥黎去写华尔特·雷利、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或华盛顿的传记吗？
四
现在是彻底弄明白的时候了，文学创作是只能凭它自身、而不能凭它的效用或政治、社会和历史的惯例来表达的。当然，这并不排斥其内容中出现某种历史或社会学教益的可能，但那是作为一种结果而不是义务。我们的文学曾经有意而且现在仍然有意要在成为文学作品之前首先是历史的、社会的、有用的和代表我们美洲的和民族的特色的作品，只有少数作家如博尔赫斯、拉莫斯·苏克雷、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或者不知名的胡安·埃玛成功地抛弃了这个带局限性的概念，它不仅堵塞了我们走向一种真正精神化的道路，同时还妨碍我们进入巨大的书籍市场和达到普及化。“我是拉丁美洲人”，我们大陆的作家似乎一开始便如此声明。这样一来适得其反，因为他被看成是鸟类饲养场中一只稀有的鸟，只对一时取乐或研究鸟禽学有用。作家由于承担着这一代表拉丁美洲真实性的任务而使自己脱离社会。不论是斯威夫特或者梅尔维尔，不论是坡或者艾略特，易卜生或者福楼拜，都没有在额头上标出记号表示他们是英国人，美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或法国人。
民族性是终身赋予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象气候而不是象护照那样渗透于作品中。谁也不能仅仅着眼于民族特征来写作。写作有其自身的要求。它是一个具体的真实。至于内容和象征，如果它们被广泛地表现出来，便会更有价值。人们只有离开本国的东西才能接触到全世界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一点。但如果人们总是为民族主义的迫切性所纠缠，他们便无法接触到全世界的东西了。
梅尔维尔的捕鲸者们来自世界各地，而且除了美丽如画的海港生活之外，他们所展现的是十分多样化的人类环境。我们时代的神秘还可以在下面这些故事中找到：如《呼啸山庄》;斯蒂文森的极妙的小说《化身博士：哲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它在影片中以一种变形而不加夸张的形式出现)；《阿丽斯漫游奇境记》，它的象征主义使艺术家们和精神病学者为之震惊；雪莱夫人玛丽·葛德温写的《黑*小说色**》，弗兰肯斯坦和他的怪物，更不必说还有朱尔斯·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自奥维德到博尔赫斯的幻想文学，包括《西兰诺·德·贝尔赫拉克》以及《一千零一夜》。或话，是浮士德将我们处于危机中的文明追求力量和不朽的意志最好地加以具体化了。西班牙文学当然还是提供了两个带普遍性的典型人物，唐·吉诃德和塞莱斯蒂娜，但拉丁美洲的英雄人物一般都是些社会学实体而不是普遍性典型。作者们似乎总是通过他们显示民族特色、显示地区的种种情况，如果不是历史或社会情况的话。谁会想到要从坡的鬼怪或幻想人物中寻找北美洲人的典型呢?福克纳并不是作为一个南方人带着代表美国南方的意图在为南方人写作。创造力必须超越本国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或隐藏本国的东西。民族的精华是生活经历的一部分，因此无需去显示。执意体现民族特色，只会使一部作品受到局限。《在火山下》这部作品的情节发生在墨西哥；达雷尔的大部头抒情通俗小说，那个四部曲，其情节发生在亚历山大；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则没有说明场所。劳伦斯在英国、澳大利亚、墨西歌和意大利重复他的使命；马尔罗为了向我们说明人类情况亲自到中国去了。当然，普遍性不应该从旅游小册子的意义上去理解。许多小说家利用外国的场所。
乔伊斯作品中的人物一天之内在他自己的城市完成了一个漫长的环绕世界的航程。我试图说明的是，重要的是拉丁美洲作家应当摆脱某些束缚其创造力的概念常规，例如要求代表拉丁美洲，执意反映自己的特色，屈从于历史资料，深信他是一个最先创始的魔幻世界的主体，不用说还有那种遗憾地束缚了我们文学的东西：现实祭坛上想象力的牺牲品。谁也无法肯定这一现实是什么，因为它可以是地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魔幻的，巴罗克式的，大众化的，革命的，政治的和民间传说的。现实主义什么意思也没有，但却一直是设想我们拉丁美洲国家文学的一个主要学派或方法。这种追求现实主义的愿望是对探索我们特色的另一种颂扬。
每一代人，当它需要确认自己的时候，都提出了普及语言的建议，以便自己能作为世界其他部分的同时代人。“繁荣时期”的一群小说家，由于拥有世界范围的读者，便怀着比前几代人更大的信心断言他们已超越我们文学通常的局限性，尤其超越了模仿现实主义，而深入到了“另一现实”、即文学本身的现实、风格和写作的现实之中。这只是部分地真实的，因为同样的概念还在不断重复，那只是一些新的永远探索拉丁美洲特色的程序而已。这说明了为什么塞韦罗·萨多伊将古巴的巴罗克风格推向极限——倾向于一种同古巴伟大作家中最不带巴罗克风格的卡彭铁尔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时提出了一种成为“技术顶峰”的文学，并反对长篇家世小说，美洲式壁画，经历，本体论研究，以及他形容为长篇家世小说与内在经验的外化之间的谬误选择的魔幻现实主义。塞韦罗·萨多伊渴望取得文字的统治权，.使文字不受任何约束，建立在它自己的实体上，建立在符号的完美而自由的转动上。
我并不赞同塞韦罗·萨多伊的这种兴趣，而且同莫里塞·布朗绍一样认为这样一种文学走向其本质时便是趋于消灭。因为如果文学必须建立在写作和它自身固有的实体之上，那么这种实体便是从文学本身之外得到滋养的，但萨多伊是目前的一种趋势的典型范例，十分确切和常见，其特征就是写作背离文学而不背离生活。古巴文学作品中十分时兴的巴罗克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从塞韦罗、萨多伊那里看到了它的实现。如萨多伊本人所解释的，巴罗克文学并不象卡彭铁尔所说的是回到辽阔的大自然，回到亚马逊流域的大森林，而是“人为”的，是对大自然的讽刺和嘲弄，一种在不断交织中牵涉到另一种写作的写作。萨多伊以一种十分拉丁美洲式的方法将自己置于目前先锋派的激进地位，藉以逃避传统的陷井，据他说“繁荣时期”就是掉进了这一陷井中。萨多伊在超越美洲式轨道方面能否取得成功，能否象以充沛的智力和嘲讽承担所有这些主题的赫尔博斯那样全面而独特地深入到国际读者中去，我们尚需拭目以待。
萨多伊的关于巴罗克文学概念是正确的。当今古巴文学的特征不是卡彭铁尔的“亚马逊式”的巴罗克文学，而是萨多伊的“人工化”。它是马里诺·皮康·萨拉斯所阐释的巴罗克文学。我时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前进》杂志(1923 —1930)出现以后这种巴罗克风格的倾向会在古巴文学界中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前进》杂志象先锋派那样维护纯粹主义，并将它阐释为“美的运用或完全超脱于目前人类现实的反映”。马里亚诺·布鲁尔的诗本身就是运用巴罗克文学的一个开端。
直到19世纪末为止，古巴是西班牙的一个殖民地，而且是殖民地岛国。那时西班牙文学黯淡无光。古巴这个小小的殖民地遭到窒息，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微睡于黑人的歌舞声中，而古巴的非洲人则发起了它那非凡的神话和魔幻创作。新生的文学也得不到发展。这是一种温室文化，一种庭院植物和甘蔗田。那里有的是朗姆酒和糖，彩色小窗户下的珠饰屏风。我想起阿马利娅·佩莱斯和波托卡雷罗的内景画中的花卉图饰，莱萨马·利马的一种亭子的巴罗克建筑形式和内部装饰。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和雷纳尔多·阿雷纳斯的记叙结构式的巴罗克风格，塞韦罗·萨多伊的巴罗克顶峰和言语技巧。在这一全景中，最优秀的是阿莱霍·卡彭铁尔。
五
最后，将文学发展与发展本身之间令人痛心的关系作为一个根本条件加以承认，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这不仅是个市场和读者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使创造力潜在化的问题，而后者是由强大的先进国家，技术专家体制和代表制度的创造者，通过对作家的渗透作用来传送的。相反，拉丁美洲不重要的地位和涣散削弱了作家的影响。例如，叶甫图申科的平庸的诗歌，如果他不是俄国人而是洪都拉斯人，就不会拥有什么读者了。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此外，今天巨大的文化行业结构正开始起作用，其中心不在拉丁美洲，而是在欧洲，日本，苏联和美国。
我所提出的批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批评。只有一种尖锐的批判意识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今天我们的文学正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境地。一方面它们认识到了盲目依附某些概念所造成的局限性，这些概念包括功利现实主义，发扬民族主义；启发提倡通俗性；简单化地认为我们所有的缺陷，甚至精神上的缺陷，都该由美国帝国主义负责；宣传艺术的陈词滥调，等等。另一方面，小说的兴起，诺贝尔奖的获得，“繁荣时期”的作用(早已过去)以及·西班牙文版本发展所引起的市场扩展，都可以加重自满的倾向，使我们相信这种兴起是由于某些作品具有代表性而形成的，并且认为那个人人关心的文化特征终于找到了。这些是危险的倾向，因为着重点将因此落到一种功能性文学上，落到拉丁美洲人的独创性传奇文学上，落到不朽的描写上。因此我们只能请求拉丁美洲作家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风格、写作及其自身要求的基础上创建文学，培养西班牙语文学中十分缺乏的想象力，将作家的特征看成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看成是种种经历(或许很凌乱)的实际——这些经历在他的一生中一个又一个发生，积聚在他身上，因此无需加以阐释。我们请求拉丁美洲作家培养一种既无边境、又无历史的精神。
Juan Liscano: NATIONAL IDENTITYIN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DIOGENES NO.138,198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