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军**总参谋部是现代军事的产物，是具有庞大武装集团的象征。在古代战争或战斗中，没有总参谋部的概念和编制。*队军**指挥往往由统帅或将领一个人承担，换言之，常常是司令员和参谋长一身而兼任。
古代名相诸葛亮，被统帅刘备请出茅庐出征的时候，他的军职是摇鹅毛扇的参谋长。到后来六出祁山作战，他已是三军前方统帅，仍然履行着总参谋长调兵遣将的职责。
中国近现代军制中的“参谋”一职，是从旧日将军幕府中的“幕僚”发展而来的。大本营中统帅幕僚置身幄幕之中，他们出没于统帅左右，人称“幕僚”或“幕职”。
近现代战争中，兵种、*器武**越来越多种多样，*队军**合成性越来越强，靠战场统帅一个人指挥照顾不周全，肯定不行了，就需要设置参谋部，还专门设置参谋长一职来统领。世界各国正规化*队军**概无例外。
1. 红军中最初的“参谋部”
人民*队军**的总部参谋建制，应当追溯至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这次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共中**前敌委员会”，军事指挥机构是由周恩来、张国焘、贺龙、叶挺、*伯承刘**、*德朱**、蔡廷锴、*荣臻聂**等人组成的“军事参谋团”。总指挥是周恩来，*伯承刘**任参谋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伯承刘**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位总部参谋长，是有道理的。
但在南昌起义的队伍里，我军总部参谋部的建制还是相当模糊的。参谋长*伯承刘**身边有几个年轻军官，负责传达命令、起草文件，乃至安排司令部的驻扎和开拔，他们执行的实际上是参谋工作，却没有明确的“参谋”职务概念。当时，“副官”的概念要普遍得多。
南昌起义的部队不久就被打散了，总部参谋团不复存在，*伯承刘**也离开了部队，辗转去苏联学习军事。*德朱**和陈毅指挥一支经历了南昌起义的部队，不足千人，于1928年4月辗转来到井冈山与毛*东泽**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合，成立红军第4军，*德朱**任军长，*党**代表毛*东泽**，王尔琢任参谋长。但红四军的参谋长不是总参谋长。
作为现代*队军**建制的必然需要，“总参谋部”这个军中岗位一经萌生，就再也抑制不住，是一定要发展和成长起来的。
1928年10月，根据*共中**六大作出的军事决议案，重新成立了*共中**中央军事部，杨殷任部长。随后周恩来回到上海，接任部长。在中央军事部下，设立了“参谋科”，曾中生任“参谋长”。
曾中生的职务有些接近于“总参谋长”，负责全*党**军事工作的谋划，但偏于文件事务；这个参谋科可以看做“总参谋部”的雏形，任务是：“调查和统计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搜集和制定军事地图、计划本*党**的一切军事工作，编制和训练本*党**一切武装力量，编译各种关于军事的小册子。”这个定义与现代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参谋部工作定义比较接近，但当时手中没有*队军**，“参谋科”自然也就没有条件承担战场指挥的职责。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央军委参谋科成立后，主要做一些文书资料方面的工作，编辑印制了《游击战争》、《武装*动暴**》、《市街战术》、《广州*动暴**的军事经验》等7种小册子，收集了一些地图。1929年10月，邝继勋接任参谋科长。后来，曾中生、邝继勋相继前往鄂豫皖苏区，担任军、师级指挥员，不幸先后被张国焘等冤杀。
2. 总参谋部在中央红军中诞生和发展
需要是一座培养人才的大课堂。战争规模和作战方式的变化，产生对“参谋部”的需要，我军的高级参谋部在战争环境中迅速成长。
1930年春，*共中**中央决定建立红军的统一指挥机关，这年4月15日，在江西苏区公布了《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全国的红军都应集中指挥于中央军委之下，同时为适应斗争环境，各军协同动作起见，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关。”“特别（是）建立参谋科的工作，需定出更具体的计划。”
同年5月颁发《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规定：在中央军委设立参谋部，集团军、军、师、团均设参谋处；参谋部、处均设作战科等。编制草案的“总则”还指出，为了使指挥员专注于指挥作战，要健全和加大参谋长和参谋的工作。
日后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就是在红军时期的“中央军委参谋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30年8月，红军1、3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成立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德朱**任总司令，毛*东泽**任总政委，朱云卿任方面军参谋长、郭化若任参谋处长。这是我军总参谋部的雏形。
郭化若（1904-1995）是我军早期的高级参谋长，1925年进入黄埔军官学校第4期学习，同年加入*共中**。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随即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9年回国到中央苏区，1930年6月起，任红一军团参谋处处长。
郭化若，早期的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授予中将军衔
这年冬天，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郭化若根据*长首**命令，于11月1日草拟了诱敌深入红军根据地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此后又多次在作战中拟写命令，保证指挥顺畅。
朱云卿是第一位中央红军总部参谋长，他在任时间仅1年，于1931年5月作战后因病住院治疗，不久即逝世，年仅24岁。此后郭化若一度代理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郭化若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1年在红军总部参谋部建设中有一桩重要的事，是在参谋部统辖下组建了无线电队。原来，在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全歼敌18师师部和2个旅，活捉敌师长张辉瓒，还缴获了无线电台1部，随后又缴获了第二部电台，先后俘虏无线电人员10人。
经过红军的启发教育，这10人都参加了红军，其中的王铮在两个月后就担任了无线电队队长，为我军的无线电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王铮被授予中将军衔。
佩戴中将军衔的王诤（1909-1978）
红军无线电队一经建立，不仅对部队的调度联络上功勋卓著，而且在侦查敌情方面起到了原先未曾充分预想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总部*长首**指挥*队军**的不可或缺的情报来源。原来，王铮等人非常熟悉国民*党***队军**电台的呼号，而敌军由于轻视红军的知识构成，对无线电管理非常松懈，电台之间常用明码通话，便于我军的无线电侦察。
1931年5月，红军进行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缴获了6、7部电台和1台100瓦的大电台，遂于5月底建立了无线电大队，冯文彬任政委。6月正式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台。从那时起，重视无线电技术侦查，成为红军总部乃至日后的解放军总参谋部重要的建设内容。1931年底，军委将无线电总队侦查台与红一方面军参谋部谍报科合并，组成总参谋部侦查科，由曾希圣负责。到1932年初，又将这个科改称“二局”即情报局，仍由曾希圣任局长。
红一方面军的无线电通讯发展较快，很快在大部分作战师建立了电台，由参谋处和他们联系。
3 *伯承刘**、*剑英叶**交替担任总参谋长
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取消了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在中央军革下设“总参谋部”，*剑英叶**任部长，下辖第一科（作战科），左权、张云逸先后任科长。几个月后的1932年初，总参作战科改称“作战局”，张云逸为局长。
1932年6月，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恢复，*剑英叶**仍任参谋长。不久，周恩来、*德朱**拟制了新的红军司令部编制方案，改由*伯承刘**担任参谋长，*剑英叶**为副参谋长，但*剑英叶**仍兼任作战前方的参谋长。在红军第2 次至第5次“反围剿”作战中，*伯承刘**和*剑英叶**交替担任中央红军的参谋长。他们两人被视为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创始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被授予元帅军衔。
在*伯承刘**、*剑英叶**交替主持下，中央红军总参谋部的两个骨干部门——作战部和通讯部发展以来，成为红军总参谋部中的常设机构。1933年9月，周恩来一度代理作战局局长，可见总参作战部已在战争中成为核心指挥机构。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参谋部一局已经有70多人，加上二局等通讯部门，总人数超过200人。这时，*剑英叶**转任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又由*伯承刘**担任。
1939年，*剑英叶**（后排左1）同周恩来等在重*红庆**岩村。前排左起：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后排左起：*剑英叶**、博古、周恩来。
在红军时期，中央红军总部参谋长逐渐成为常设职务。*伯承刘**、*剑英叶**任参谋长时间较长。但当时的红军总部参谋长，常常并不称其为“总参谋长”。这是因为*共中**领导下的红军主要活动在赣南苏区、鄂豫皖苏区、湘赣苏区，以及后来的陕甘苏区、川陕苏区，实行武装割据。红军分为几个方面军各自战斗，既使是中央红军参谋长，他实际上指挥的只是一方面军，无法实施对其他根据地主力红军的指挥。
在中央苏区，参谋部和下属的作战局（一局）开始着手总结战争经验的工作，1933年，来到一局担任作战参谋的左权翻译了《苏联国内战争的教训》一书，发行一万册。这个数字相当可观。这年5月，参谋部一局局长张云逸的《战斗指挥研究的事项》一文在军委总部出版的军事期刊《红色战场》上发表，这是我军较早的一篇论述司令部指挥的论文。
4.长*途征**中总参谋部一分为二再到合二为一
1934年10月，*共中**中央政治局决计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包围离开赣南苏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伯承刘**是参谋长。
中央红军参谋部是最早参与拟制红军战略大转移计划的核心作战部门。一局于10月8日汇总统计了新组编的军力人数（含拟补充数），当时1军团19880人，3 军团17805人，5 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4693人，中央纵队9853人，总计86859人，马388匹。后来许多历史著述中记载中央红军出发时有8．6万人，即是引用的这个统计数字。
根据军委*长首**的决心，一局拟制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突围前部队集结位置图》，红军各军团按图集结。一局还拟制了《*战野**军由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各军团的逐日行军路线、任务、分界线和通信联络等。
长征路上，军委总参谋部携带了从中央苏区转移出来的大量档案、地图。在行军途中，参谋人员紧张地传达命令、汇总各部队情况，拟制和印发行动日程表和路线图，还要搜集敌人追击和堵截红军的动态。这时的参谋部，已经成为总部*长首**掌握部队、摆脱追敌、指挥作战的得力部门。长征中的1935年5月16日，中央军委颁布军委各部门暂行编制，作战一局的编制为109人。
作战局下属的二局，即使在艰苦的长征中，也不断地破译敌军密码，获取重要情报。原来，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曾希圣在破译密码上具有过人的机智，有大量破译密码的记录。到红军抵达陕北的时候，曾希圣累计破译敌军各种密码400余本，破译敌军重要电报100余份。这些被破译的电报，常常使红军指挥员如获神助。红军四渡赤水之所以走得巧，打得好，重要条件是因为二局通过破译敌军高级指挥机关密电，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红军统帅据此避实就虚，专打敌军薄弱处，专走敌军的缺口，写下战争史上精彩一页。
在长*途征**中，二局也发生过严重的事故。1935年5月上旬，红军渡过金沙江时，军委一局机要科副科长杨刚在岸边等待时，自行下水游泳，结果被湍急的江水冲走身亡。当时中央军委和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讯密码由杨刚一人背诵熟记（术语为“脑记密”），杨刚身亡后，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讯即告中断。当时得知此事的周恩来非常生气，批评了一局的机关工作人员。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东南的达维会师，7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电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帅指挥，以中革军委主席*德朱**为总司令，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伯承刘**担任总参谋长。这是红军首次在战略大转移途中明确“总参谋长”的概念，亦表明此时的总参谋长指挥范围至少已包括了两个方面军。
7月21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四方面军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向前徐**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剑英叶**为参谋长。这时，原军委一局作战参谋吕继熙（吕黎平）、地图股长赖光勋和一些机要人员随同*剑英叶**调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8月，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穿过草地北行。左路军由*德朱**、张国焘率领，*伯承刘**为参谋长。右路军由*共中**中央领导机构和前敌总指挥部统领，以*剑英叶**为参谋长。
9月，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以种种借口不愿继续北上，要右路军再过草地南下。在关键时刻，毛*东泽**率右路军的1、3军团和军委总队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率左路军和原右路军一部掉头南下。
与张国焘分道而行使红军参谋部也一分为二。此时已升任中央红军副参谋长兼一局局长的张云逸和一局负责人伍修权、聂鹤亭、边章五等率领参谋部（主要是一局）的一部分随毛*东泽**北上。原中央红军参谋部的大部分由*伯承刘**参谋长率领，跟随左路军南下，以红军总司令部一局的名义工作，局长先是曹李槐（曹里怀），后来是欧阳毅、周子昆。
5.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总参谋部
由于张国焘南下，中央红军兵员减员很大，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东泽**任政委，*剑英叶**担任参谋长，急速向北进发，到陕北建立根据地，终于完成了一方面军的长征。
张国焘率左路军掉头南下重走草地，在随后的战斗中左路军蒙受重大损失。一年以后，随同张国焘南下的红军又回头北上。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8日，会师后的红军三个方面军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总指挥兼政委，*伯承刘**为参谋长。这时彭德怀、*伯承刘**负责指挥的已是在河东的原三个方面军的部队。11月10日，*共中**中央命令河西部队组成新的西路军，由*向前徐**、陈昌浩指挥，沿河西走廊西征。西路军在后来的征战中损失严重，于1937年3月失败。
1935年11月，*共中**中央到达陕北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
1936年12月2日，红军总司令部在*德朱**、张国焘率领下到达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与已到陕北的中革军委成员会合。12月7日，新的中革军委成立，毛*东泽**任主席，中革军委成员共7人，从这时起到抗日战争爆发，陕北红军的作战指挥主要由彭德怀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承担。12月9日，红军总部司令部重组，下辖4个局，周子昆为一局局长（周随即调走，张宗逊接任一局局长），曾希圣为二局局长，王诤为三局局长，王维舟为四局局长。这４个局中，一局的编制在长征后程中始终保持在百人左右，二局人数也没有大变化。这两个局构成了红军参谋部的核心。
进入1937年1月，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即恢复了红军大学。红军参谋部抽调许多骨干进入红大学习，一局局长周子昆担任了红大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原在参谋部的曹广化、王政柱、林蔼云（林海云）、高厚良、曾昭泰（曾美）、李继开、邓仕壮等人相继进入红大学习。他们中的多数人日后继续从事参谋部工作，多担任高级职务。
（2021年7月25日于北京）
本文曾以《红军时期的总参谋部》为题，发表于《*党**史博览》杂志2003年第1期，本文有增补修订，对史实的描述更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