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扎尔辞典这本书读了不好吗 (哈扎尔辞典完整版)

◥ 米洛拉德·帕维奇：塞尔维亚作家，代表作《哈扎尔辞典》开创了辞典小说的先河。

◥ 《哈扎尔辞典》阴本（左）与阳本（左），

上海译文出版

此为辞典的阴本。

阳本大略相同。但不尽然。

注意其中一段的差异至关重要。

任君选择。

很明显这部小说的读者有新的机遇和新的责任。

帕维奇曾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研究塞尔维亚文学的学者，但在小说出版前他在南斯拉夫以外没什么名气。他的小说迅速获得全球范围的巨大成功。和在它之前的《我，丽格伯塔·门楚》一样，作品还在印刷的时候法国就取得了版权。1984年，这部小说在巴黎和贝尔格莱德出版，其他十几种语言的翻译也已经展开。到90年代末期它已被译成多达二十六种语言，包括日语和加泰罗尼亚语，销量共计数百万册。然而这本书的国际成功包含着对其政治言论的忽视或彻底误读。面临祖国在铁托死后的分崩离析，帕维奇为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事业悲痛陈词，他的国际声望给他在国内的言论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位超自然的魔术师原来暗藏着一张愤怒的王牌。《哈扎尔辞典》看似简单，其实暗含着政治论争。国际读者不但没有发觉，还十分欢迎它，正如美国版本的衬页上将其描述成“一部《一千零一夜》式的传奇”，“一个淘气逗人的智慧游戏”和“一次沉浸在关于爱与死的故事中”的机会。我们现在应该如何读这本小说？它的双重生命在世界文学的世界性方面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帕维奇书中这股民族主义暗流在国外依然有隐蔽性，不仅由于外界人相对不了解当地局势，也因为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像在讽刺任何片面观点。三部百科全书代表着三种局限的、敌对的观念，各自属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每部百科讲述了哈扎尔人如何皈依编纂者信奉的宗教的故事。帕维奇的这个多角度的故事基于中世纪诗人和哲学家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大约写于1140年西班牙的阿拉伯语对话《哈扎尔人之书》（Book of the Khazars）。犹大·哈列维反过来研究了讲述哈扎尔于740年前后皈依犹太教的史料。已知的历史中找不到另一个非犹太国家以这种方式皈依犹太教，而且这个王国至少在名义上一直信奉犹太教，直到被俄国侵略者在10世纪后期打败并摧毁为止。在犹大·哈列维的叙述中，哈扎尔统治者卡甘（Kaghan）本没有宗教信仰。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天使告诉他，他的意图令神满意，但他的行动却没有。卡甘决定他必须判断他周围的哪种世界体系最为合理，所以他召唤了一位希腊哲学家、一位基督教哲人和一位穆斯林神学家，探查他们的信仰依据。三个人的回答都不够令他满意，因此他不情愿地邀请了一位拉比。“我没有想过要问犹太人，”卡甘说道，“因为我知道他们生活困窘、目光短浅，不幸的境遇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值得称颂的东西”（犹大·哈列维，40页）。然而，拉比通过强调穆斯林和基督教接受的希伯来救恩史，给出了支持犹太教最具说服力的论据。于是卡甘和他的子民就皈依了犹太教。

帕维奇将这段精彩的对话用作三本百科全书的基础。他还添加更多词条来追踪后来关于哈扎尔的研究。17世纪瓦拉几亚贵族艾弗拉姆·布兰科维奇是他关注的焦点。布兰科维奇尝试以原初的辞典形式复原先前发生的事件，但于1691年出版的一年之后即被销毁。另外还有词条描述几位现代学者尝试复原布兰科维奇被销毁的书。他们的努力受到了挫折，是“恶魔”——更确切地说，是三种信仰里的三个恶魔——妨碍了学者们将百科全书的三部分重新组合起来。这些恶魔长期瓜分并征服世界，导致人类的每个群体都被片面观点困住。恶魔们希望人类仍旧只看到现实的一面。因此创造（然后再创造）这部多语言辞典的奋斗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最终的事实真相，或是拼凑成一个整体，或是散落成碎片。

《哈扎尔辞典》有着跨国的渊源。它直接传承自博尔赫斯的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中虚构的百科全书。但它做了一个大胆的改变：博尔赫斯只是描述了他的百科全书，而帕维奇却撰写了一部，或者说他至少写了三百多页的书，抵得上设想中的三个版本的碎片。《哈扎尔辞典》里肯定也有博尔赫斯的其他小说如《巴比伦图书馆》和《死亡与罗盘》的影子。与博尔赫斯的作品一样，它演绎了马拉美对一本作为“精神工具”囊括整个世界的书的梦想。就像封面上“一部《一千零一夜》式的传奇”那样，《哈扎尔辞典》里充满了故事中的故事，它提到了哈伦·拉希德和一位类似山鲁佐德的喜欢作诗的公主阿德；如果失传的哈扎尔语言还幸存的话，那么一定能在黑海的一群鹦鹉中找到，因为阿德曾教它们的祖先唱她的诗歌。最后，《辞典》在运用中世纪犹太教史料的过程中，肯定受到了丹尼洛·契斯1976年的故事集《伯瑞斯·大卫多维奇的坟墓》的启发。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帕维奇就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契斯题目中的人物伯瑞斯·大卫多维奇·诺夫斯基，是具有怀疑精神的14世纪拉比巴鲁克·大卫·诺依曼的现代化身。诺依曼是真实人物，他由于质疑教条而受到宗教法庭的审讯。这次审讯留有记载，契斯变换了叙述的方式并注明了出处。帕维奇之后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

帕维奇在广泛覆盖文学和历史资料的同时，也赋予他的角色一种全球性视野。他塑造的现代学者形成了跨国的三人组合：多萝西娅·舒尔茨是生于波兰、毕业于耶鲁的教授；阿布·贾比尔·穆阿维亚是埃及的希伯来语专家；伊塞罗·苏克是塞尔维亚的考古学家，在诺维萨德担任教授。诺维萨德是塞尔维亚的文化中心，帕维奇自己长期在那里教文学。这些角色以及他们所参照的人物都有鲜明的多语性，有时为了具体的目的使用不同的语言。早在17世纪，艾弗拉姆·布兰科维奇的家族就“算数用辛加尔语，撒谎用瓦拉几亚语，沉默用希腊语，唱圣歌用俄语，说土耳其语的时候最聪明，而只有在要杀人的时候，才说他们的母语——塞尔维亚语”（25页）。布兰科维奇自己“对一种语言坚持不了多久：他换语言跟换情人似的，说一分钟瓦拉几亚语，接着又说匈牙利语或土耳其语，然后开始跟一只鹦鹉学哈扎尔语。他们说，他还在梦里说西班牙语，但这门语言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消散了”（28页）。一次在梦中他听到一首诗，语言是他不懂的希伯来文；他设法翻译了出来，结果这竟是一首犹大·哈列维的名诗。诗中讲述了诗人分裂的自我远居他乡西班牙：“我的心在东方，而我却在西方的尽头。/……锡安正受*东伊**奴役，而我被阿拉伯人囚禁”（29页）。只有懂希伯来语的读者才能看懂，因为，尽管几百年来这是中世纪希伯来诗歌中翻译最广的一首，帕维奇还是把未经翻译的原诗奉上，让读者产生与布兰科维奇相同的感受。正是这首诗带领布兰科维奇走进犹大·哈列维的《哈扎尔人之书》，引发他日益着魔地探求哈扎尔的各种信息。

在一封寄往维也纳法庭——它对任何挑战皇权的行为都保持高度的警觉——的机密报告中，魔鬼的化身奈肯·塞瓦斯特这样讲述布兰科维奇为了收集资料并完整描述哈扎尔的历史和文化所做的努力：

布兰科维奇从扎兰德地区和维也纳带了八只骆驼驮着的那么多书回到君士坦丁堡，并且其后不断有书运达。他用四面满是辞典和旧手稿的墙壁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布兰科维奇依照图书馆图书分类建立的卡片目录有一千页，从古教会斯拉夫语里对叹息和感叹的分类，到柴米油盐的记录，包罗万象。我的主人还从各个种族的活人和死人身上采集了各色各样的头发和胡须，然后粘在玻璃瓶上作为对旧发式的收藏。他没有收集自己的头发，但他命令拔掉一些来织他的纹章。纹章上有一只单眼的老鹰和一句格言“每个主人都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45页）

这部辞典即使不意味着布兰科维奇之死，也意味着读者之亡。因为仅存的副本就是带着金锁和银锁的两册，找到任何一本的人读到“词语变成肉体”时，或被点化或被毒死。

伊塞罗·苏克和阿布·贾布尔·穆阿维亚1982年在伊斯坦布尔遇害，否则再过不久，他们就能与多萝西娅·舒尔茨成功重组辞典，因此帕维奇1984年的小说只能做到部分复原，不但不完整，还充斥着相互矛盾的信息。例如在书的最后，帕维奇实际上重印了犹大·哈列维阿拉伯语对话故事《科斯里之书》的拉丁语和希伯来语译本（于1660年出版）第九页，很明显预示了布兰科维奇的那本失传已久的《科斯里辞典》。哈列维的故事的确讨论了基督投生，但却找不到约翰福音里的关键语句。文中的基督教哲人反而用拉丁语以具体和抽象的词语改述了《圣经》：“上帝的化身穿过处女的子宫降临于人间。”（298页）溯源和重构一起甚至可以彻底毁灭真正的辞典：哈列维的《科斯里之书》和帕维奇的《辞典》好似哈扎尔的盐镜，分为快慢两种，分别反映之前或之后的事件，而反映不了当时。相传阿德公主死于她的仆人在黎明时愚蠢地拿给她一对这样的镜子。她习惯在她睡觉的时候，由盲人书记员把神圣的字母画在她的眼皮上。这些字母可以杀死任何看见它们的人，于是敌人就不能在她睡着的时候下手。但是她轻率地在清洗掉这些眼皮上的致命字母之前查看了快慢两镜：“她看见镜子中的自己闭着眼，然后迅速死掉了。她在眨眼的两个瞬间不复存在了，或者说得更明确些，她第一次读到她眼皮上写的致命的字母，因为她在前一瞬间和后一瞬间都眨眼了，而镜子反映了它。她死了，被来自过去和未来的字母同时杀死了。”（24页）

帕维奇的书不同寻常地明显期待在出版后能获得国际传播。帕维奇实际上有意设计，为了获得对于他的主题的全面表达，这本书需要被翻译。帕维奇有意打破阅读的线性方式，而强调多语言主义下“丢失”原意的后果：它的条目本可以用希腊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的字母列出，由此每个语言的读者将不可避免地读到不同的书，在每一种翻译中顺序都不尽相同。帕维奇的原作只能描述这个差异而不能体现它。即使设想他可以自己用那些语言写作，虽然看起来不是那样，他也并不真的愿意把他的读者群限制在少数能阅读这三种语言的群体中。他的书通篇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尽管他断言达乌勃马奴斯的1691年《科斯里辞典》用“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出版，并用——不太可能会实现的——塞尔维亚语出版（239页）。在前言里，帕维奇说他的书是单一语言，这是“跟达乌勃马奴斯的版本相比，现在版本的主要缺点”，并且说，至少读者可以选择不按顺序阅读书的条目：“它可采取无限多的方式阅读。它是本开放性的书，合上，它也可以被添加：正如它有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的编纂人，它也可以有新的作者、编辑者以及后继者。”（11页）

条目的多语言流动性只是原作小说中的一个虚构，但它在《辞典》被翻译后成为现实。帕维奇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里很满意地谈到这一点：

我总想把不可逆的文学变成可逆的。因此我的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小说的结尾……用西里尔字母出版的《哈扎尔辞典》原版，用一句拉丁语的引文结束。小说的希腊语翻译以这句结尾：“我立刻发现我有三种畏惧，而不是一种。”英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的《哈扎尔辞典》版本以此为结局：“当读者回去，整个过程会被*翻推**，而且提邦将根据他从这次阅读之旅中获得的印象修正翻译。”（《阅读的起点与终点》，143页）

帕维奇继续引用瑞典语、荷兰语、捷克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以及日语版本的结句。外国翻译集体创造了一本多样化的书，扩展了原作对设想的达乌勃马奴斯四国语言原版的单一语言的重构。

对于国际读者而言，帕维奇的国际化框架与他的实验性重点有着互相强化的效果，这使得外国读者忽视了他的书里那些地方性的暗示，转而强调它对元小说的关切。即使是在南斯拉夫陷入内战之时，非斯拉夫学者的讨论继续几乎完全集中于对这本书的非政治解读。科学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凯瑟琳·海理斯（N.KatherineHayles）是运用此方法的典型代表。她在1997年撰写了标题华丽的文章《〈哈扎尔辞典〉中的身体焦虑：在谈论失去它们的身体的出版的后期，书籍谈论什么》，对文本生产与解构的主题作了细致而有趣的解读，强调小说的“激进的不确定性”（第804页）以及“其中封闭的、自我证实的循环”的操作（第811页）。她完全没有提及这本书的政治主题或者它的写作和出版的文化背景，除了在脚注里对拉曼达诺维奇的一篇文章《南斯拉夫的语言与犯罪》一带而过。她说这篇文章采取了“社会学方法”（819页，脚注）。

作为最早用英语写成的对帕维奇的系列文学批评，《当代小说评论》在1998年夏天刊登了一组文章共十二篇，花了一百多页讨论了帕维奇的小说，以《辞典》为中心，包括对帕维奇的一次长篇采访以及他的文章《阅读的起点和终点》。在这十二篇文章里都没有谈到前南斯拉夫于1987年开始再起的内部族群之间的民族主义把国家撕裂的悲剧性事件，最多也只是模糊地一笔带过。这些文章的标题诸如《〈哈扎尔辞典〉作为认识论的隐喻》以及《帕维尔和超小说》，即便有篇题为《文化作为记忆》的文章，也是关注于互文性而没有提到在前南斯拉夫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身份与记忆的战斗。

就他自己而言，帕维奇在他关于阅读的文章里完全没有提及政治。他完全关注于小说的形式问题和未来。在一位名叫泰纳西斯·拉拉斯的希腊记者的采访中，帕维奇主要谈论了他的祖先和他的元小说的关切，只是非常简略地提到“一段时间我不能把我的作品在我自己的国家出版，因为有政治原因……我只有等到1967年，直到那个时候情况才允许我在自己国家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作为一个作家，我出生于二百年前》，133页）。在被直接问到塞尔维亚的事件时，帕维奇用一种温和、淡淡的讽刺语气来回答，几乎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观点，甚至用“他们”而不是“我们”来谈塞尔维亚人：“这是个被剥夺了记忆的民族。他们从来不宽恕，但是会立刻遗忘。他们是很好的战士，却是最糟糕的外交家。他们赢得战争却输掉战役……他们总是在头脑里想着敌人，但却不太关心他们的朋友。”（133—134页）然后，他迅速把谈话转到关于塞尔维亚主要作家和电影制片人以及他自己的小说讨论上。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帕维奇回避了他是否是个共产主义者的问题，而是回答：“我是最后的拜占庭人。”（140页）

在贝尔格莱德由外国记者主持面向国际的采访中，帕维奇没有做出任何与政治直接相关的声明。他形容他生命的目标是“拯救尽量多的美。成吨成吨的美每天在多瑙河沉没。没有人发现。发现这件事的人必须做些什么去拯救它”（135页）。在被具体问道塞尔维亚的现状时，他表达了一个希望，小说（如他的作品）的国际成功或许可以“在这个美总多过于爱的世界里，证明爱会战胜野蛮……让我们在这一刻去计算读者而非选民”（141页）。这正是帕维奇的个人网站上所实际做的：主页显示即日的访问量。帕维奇的网站不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而是注册为www.khazars.com，这反映了他基本的全球诉求的意识。如同《辞典》本身，网站也有两个版本，不过不是阳性与阴性，而是塞尔维亚语和英语（很好地证实了大卫·克里斯托的观点，即英语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成为一种国际语言的选择）。主页上一份概括的传记注明帕维奇“不是任何一个*党**派的成员”。取而代之的，是传记上列出的帕维奇在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学院以及其他几个欧洲文化组织的成员资格，而有个事实没有提到——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塞尔维亚学院曾经广泛地参与到塞尔维亚文化政治之中。我描述的是2002年2月的网站。该网站由帕维奇的妻子杰斯米娜开设并维护。她本人是评论家和作家，广泛涉及帕维奇并且非常关心他在国内外的接受和名声。网站很应景地收录了帕维奇的一篇超文本故事《波纹装饰：计算机和罗盘的故事》，读者可以用“叉子”选择情节的顺序和结尾。——原注

帕维奇的立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有很大不同。那时米洛舍维奇掌权，发誓以他自己为主导的统一力量来重建塞尔维亚的伟大。根据拉杰科·德尤里奇的记述，米洛舍维奇的*党**修改了传统的民族主义的“4S”口号，从“只有团结才能拯救塞尔维亚”变成“只有米洛舍维奇才能拯救塞尔维亚”。面向国内，帕维奇在一系列为贝尔格莱德报纸撰写的文章和组织的采访中，表达了他对新政府目标强有力的支持，强化了米洛舍维奇喜爱的主题，即“塞尔维亚祖先多么伟大”的民族主义信息。如帕维奇在1989年宣称，“13世纪在塞尔维亚，人们用金制叉子吃饭，同期的西欧人还在用手撕生肉”（德尤里奇，163—164页）。

语言在塞尔维亚复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是个关键的领域，由塞尔维亚科学和艺术学院的活动充当先锋。帕维奇于1991年选入该学院。“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还有穆斯林人在战前说同一种语言，”拉曼达诺维奇写道，“现在他们说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还有波斯尼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幽灵的语言，失去国家的人们的语言，作为一种痕迹、一种难以言说的在巴尔干犯罪的见证而留存。”（185页）在另一方面，帕维奇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看成是被创造出来的政治虚构，用于*压镇**当地身份，特别是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语历史性的伟大。他在1989年以一种受害者情结的修辞——这种修辞强化了1991年米洛舍维奇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战争的宣言——说：“塞尔维亚人来自世界的中心，来自印欧民族的中心，而且塞尔维亚语是一门古老的语言，所有印欧语言的祖先。因此，每个人都出于嫉妒憎恨我们；他们意识到我们是喜马拉雅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间所有民族里最古老的。”（摘自德尤里奇，164页）

这些声明令人寒心地投射出布兰科维奇家族多语言主义的一个方面：他们“只在想杀戮的时候”使用塞尔维亚语。书面语作为*器武**的功能贯穿《哈扎尔辞典》，从阿德公主的死亡字母到圣徒西里尔的西里尔字母。帕维奇总结了圆形早期斯拉夫字母到有尖角的西里尔字母，用激烈的术语形容字母化的过程：“当斯拉夫人在公元860年*攻围**君士坦丁堡，西里尔在他小亚细亚的奥林匹斯山修道院的小房间为他们设置了一个陷阱——他在创造斯拉夫字母。他开始是用圆形字母，但斯拉夫语言如此狂野以至于墨水不能把握它。于是他制作了第二套字母表，把这无法无天的语言像鸟一样放进笼子。”（63—64页）为了让斯拉夫语适应他们手稿的笼子，西里尔和他的兄弟梅多德“把它打成碎片，通过西里尔字母的栅栏把它放进他们嘴里，用他们的唾液和脚底下希腊的黏土把碎片粘合起来”（64页）。

这一场景发生之地——希腊北部阿索斯圣山——的修道院神权政治，很久以来就是斯拉夫东正教认同的焦点。帕维奇通过把它等同于与荷马相联系的奥林匹斯山，进一步把这个场所文学化和英雄化。在他与拉拉斯的访谈中，他引用了荷马和后来塞尔维亚吟游诗人作为他从口头材料进行史诗创作的先驱（138页）。帕维奇继续把阿索斯圣山作为他1988年小说《用茶描绘的风景》的关键场所，并且在他开始《辞典》之前，他在一首题为《一位无名诗人的纪念碑》的诗歌中赋予阿索斯圣山“骄傲之地”的称号。在这首诗中，他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主题已经完全明确。诗的开头，“我的眼睛充满血和酒，如同阿索斯的墙壁上的石膏”；在第二诗节，说话者发展了文学与礼拜形式的联系：

我的语言被岁月的外套剥去三次

忘却属于我的三种语言

但是我的舌头仍然记得失去的典礼的语言

我的脚厌倦了选择一根不会断的标尺

但是我的心还在向火上的你的语词朝圣

在这首诗的结尾，这些哈扎尔一般的失去的语言在一个内在化的家园里被救赎：

但是我的心品尝到你的家园的岩石

在其中发现了壁炉的味道

虽然我是一个不存在的诗人的学徒，

一个不写诗的诗人。

（28页）

从开头的句子中充满血的眼睛到结尾壁炉的气味，这首诗与前纳粹时期庆祝血与土的传统形成共鸣。这种庆祝仪式象征着一种民族“生根性”（rootedness），常常针对犹太人以及其他被认为前来取代原住民的新来者。当然，没有为无名诗人树立的碑文，正如没有不写诗的诗人：帕维奇在这里利用了无名战士墓碑的意象：这里的无名战士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在为他合法的房屋和灶台而战斗。

帕维奇在他网站上的语气，与他在接受泰纳西斯·拉拉斯采访时含而不露的讽刺相当不同。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属于任何政治*党**派，他网站上一则简短的自传坚持声称“我没有传记，我只有书目”。但是，这则自传在结尾处直接对于一个受到不公正*害迫**的塞尔维亚有自我认同：

我没有杀任何人，但他们杀了我。在我死之前很久，对于我的书来说，如果他们的作者是个土耳其人或德国人会更好。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受到憎恨的国家——塞尔维亚——最有名的作家。

对我来说21世纪开始于1999年，当北约空军轰炸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从那以后，我出生的多瑙河畔不能再航行。我想上帝通过赐予我写作的快乐来表达对我的爱，也用同样的办法来惩罚我，也许正是因为那份快乐。

因此，哈扎尔网站（www.khazars.com）仍然在发展弥漫于《哈扎尔辞典》中的主题：写作、受害情结和不可思议的神性。

这部小说通过使用犹太文献而让这些主题复杂化。事实上，帕维奇以洞察力和同情心来看待犹太人的神秘主义，把它看成一个被永久性赶出家园的民族乌托邦的幻想。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印有希伯来语的犹大·哈列维的《锡安之歌》，在两百页之后，帕维奇以散文化的译笔，描述了这位诗人在他生命结束前，终于实现了从西班牙到圣地游历的夙愿后写下的这首诗：

正是在这次旅途中，他完成了他最成熟的诗歌，其中有著名的在圣父之日犹太人*会集**上诵读的《锡安之歌》。他在他故土神圣的海岸上登陆，并在伸手可及他的目的地的地方死去。据记载，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被萨拉森人的马蹄践踏而死。他在撰写关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时说：“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没有一个港口我们能找到和平……无论是伊斯马尔人获胜还是伊多米特人——基督徒——获胜”，“我的命运都一样——忍受痛苦。”（246页）

犹太章节是《辞典》里最长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在最后，许多线索在此汇集。如果真正的辞典被集合起来，它将代表神秘主义的人物亚当·鲁哈尼或者亚当·卡德门隐藏的身体，其实体将救赎堕落的世界：“哈扎尔人在他们的梦里看见字母，在字母中他们寻找最初的人亚当·卡德门，他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出生在宇宙之前。他们相信每个人属于字母表里的一个字母，每一个字母构成亚当·卡德门在大地上的身体的一部分，这些字母在人的梦中聚集，并在亚当的身体里重获生命。”（224—225页）布兰科维奇的同时代人萨缪尔·科因——辞典的希伯来版本的编辑，试图汇编一个能完整体现亚当·卡德门的文本：“我知道，我的哈扎尔辞典包括了希伯来语所有的十个数字和二十二个字母；从中可以创造世界，但是呀，我做不到。我丢失了某些名字，因此有些字母没有填满。”（229页）

与轻视或者怀有敌意地看待犹太教不同，帕维奇所做的截然相反：贯穿他的全书，他不指明地把塞尔维亚人认同为犹太人。被困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犹大·哈列维成为帕维奇自己的榜样，一位哲学诗人记录他的国家被困于奥匈帝国和沙俄之间的命运。在辞典开头，哈扎尔人代表着巴尔干人，其时，哈扎尔的独立正遭受俄国人粗暴碾压：

10世纪俄国的一位军事指挥官斯瓦亚托斯拉夫把哈扎尔帝国像一只苹果一样吞下了，甚至没有从他的马上下来。公元943年俄国人八天八夜没有睡觉，粉碎了位于伏尔加河到里海入海口处的哈扎尔国首都，并于965年到970年毁灭了哈扎尔国。目击者记录首都马匹的身影纵横数年，虽然首都建筑本身在很久之前已经被摧毁了。它们在风中和伏尔加河中驰骋。（2—3页）

在南斯拉夫陷入内战之前，这些段落很自然地被理解成一个坚韧不拔的国家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进行英雄般的抗拒。当帕维奇认同为“南斯拉夫人”，当他的书被认为“翻译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辞典》就可能被解读成苏联压迫下的南斯拉夫争取自主权的声援，从而同时迎合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结果证明这不是帕维奇所想的。他不是想保卫南斯拉夫，而是想看到它解体。一朝大权在握，米洛舍维奇和他的单边民族主义同盟者便着手解体南斯拉夫，甚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也被分成了不同的种族身份和语言。过去看上去和克罗地亚语除了字母没有区别的塞尔维亚语，现在成了一种不同的语言。帕维奇抓住这个机会让他的书“翻译”成了塞尔维亚语。对大多数作品而言，这种翻译几乎无异于字母转换，但《辞典》的不同之处在于，新版本的条目有了新的排序，因此“按拉丁字母表排印的塞尔维亚语版本”成了帕维奇所说的不同于原作的译本之一（《阅读的起点与终点》，143页）。克里斯蒂娜·佐里奇备受赞扬的英语译本被描述成“翻译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但是，这部同样的译本1999年在贝尔格莱德发行的时候，标注的是译自塞尔维亚语。我们习惯于看到从同一种语言翻译过来的不同版本。这里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同一个英语译本被表述为译自两种不同的语言，因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分裂了。

在这本书里，帕维奇关注如何去表现哈扎尔人所受到的压迫和牺牲。帕维奇修改了犹大·哈列维的对话录，把犹太人作为受难的少数民族典型，来描述哈扎尔人是在他们自己的多元文化土地上受压迫的多数民族：其实影射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对于铁托致力于创造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所怀有的敌意。在广泛讨论哈扎尔的政权机构时，塞尔维亚人愤怒的原因以强调形式重点表现出来，铁托受到尖锐的讽刺。虽然塞尔维亚人占据了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但在南斯拉夫远远不是多数，“哈扎尔人是帝国中的绝对多数，其他的都是非常小的族群。但是帝国的管理机制没有反映这一点”（146页）。这个国家被分成不同地区，分给少数民族的地区比分给哈扎尔主体民族的更多。然而，法律和政治代表权的分配是根据地区而非人口。此外，主体的哈扎尔地区被分割：“比如在北方，一个新的国家得以创立，这个国家放弃了哈扎尔的名字甚至哈扎尔的语言，它的地区有了不同的名字。”（146页）名字是个关键的战场：“考虑到这种情形和力量的平衡，要升迁就得盲目屈从于非哈扎尔的代表。隐去哈扎尔的名字就等于自荐成功，成为某人进入宫廷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求激烈地攻击哈扎尔人以及将他们的利益让于希腊人、犹太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或者哥特人——这是这一带对斯拉夫人的称呼。”（147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列表让哈扎尔人成为受到压迫的六个民族中最大的一个，这个数字正好相对于南斯拉夫六个加盟共和国。

哈扎尔人的奋斗既是经济上的又是文化上的。作为对铁托在经济上扶植较小的、欠发达的共和国的戏仿，哈扎尔政府把特制的染色面包卖给非哈扎尔地区：

染色面包是哈扎尔人在哈扎尔国地位的标志。哈扎尔人生产面包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种植谷物的地区生活。高加索山下饥饿的人群吃几乎免费的染色面包。没有染色的面包也是被哈扎尔人制作出来的，但需要用金子才能买。哈扎尔人只被允许去购买昂贵的、未经染色的面包。如果有任何哈扎尔人违反了这条法律，去买那些禁止他们购买的便宜的染色面包，他们的粪便就会反映出来。海关的特别稽查会定期检查哈扎尔人的厕所并惩罚那些犯法者。（第149—150页）

在帕维奇的表达中，哈扎尔国成为独裁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最终反乌托邦。

哈扎尔人在地理上和在社会上都是典型的受害者，因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三个地狱在他们的土地上汇集（52页）。恶魔的影响持续向上渗透，虽然从天性上说恶魔痛恨他们自己所种的恶果。正如三大恶魔之一在书的结尾跟穆阿维亚博士所说：

看看你们民主制的结果。以前大国压迫小国。现在反过来了。现在在民主的名义下，小国恐吓大国。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白种美国人害怕黑人，黑人害怕波多黎各人，犹太人害怕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害怕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害怕阿尔巴尼亚人，中国人害怕越南人，英国人害怕爱尔兰人。小鱼咬大鱼的耳朵……你们的民主真臭……（330页）

表达完他对民主制的看法后，恶魔命令穆阿维亚张开他的嘴，通过他的嘴将他射杀，这样他的牙齿就不被毁坏了。

这部小说作为“一部《一千零一夜》式的传奇”和“爱与死的小说”在全世界内获得成功。实际上它包含的死多于爱，它甚至促使了它所期待的死亡的到来，即多种族南斯拉夫的毁灭。在《帕维奇对南斯拉夫的文学破坏》中，安德鲁·瓦赫特指出，帕维奇对后现代主义技术的应用，可以在西欧被理解成对于启蒙主义确定性的一种游戏或者一种健康的修正，而帕维奇可以使这些技术在南斯拉夫产生非常不同的效果，因为南斯拉夫的创立表达了一种启蒙主义理想，即建立在共同的、理性的公共话语基础上的多元统一：

帕维奇对于南斯拉夫这个整体概念的哲学性破坏，发端于他将独特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引进南斯拉夫话语。但是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利奥塔式的关于分裂的、不可通约的语言游戏不只是一种隐喻，而是体现在一系列的以射杀为主要交流方式的民族主义微观叙事中。（640页）

也许，我们一直在阅读的是这本书的有毒版本？

（以上摘自《什么是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授权转发）

相关图书推荐

上 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stphbooks”添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