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25年，细想上次回平遥聚会看望老师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古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87级的我们非常幸运，虽然当年我们的校园简朴，但我们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遇到了平遥最好的老师。当年平遥中学的老师不仅教我们学知识、学文化，他们还传授我们学习的方法、做人的道理，他们乐观、自信、自强、自立的人生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们。
刚入学时，我在156 班，任劳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任老师个子中等，身材微胖，戴着一幅眼镜，总是笑眯眯得看着、听着、说着、讲着。虽然当年我是梁赵中学唯一考进平遥中学的学生，但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的差距让我自卑不已：我们衣着落伍、不善言谈、经济拮据……在城里孩子面前，我们有些自惭形秽。班里风风火火、出头露面的一般都是城里孩子，我和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沉默寡言。也许任劳老师从作文中读出了我的自卑，有一天，他突然推荐我到校广播室去值日。从小到大，我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我不敢去，但老师信任、鼓励的目光让我拒绝的话语始终说不出口。于是，我鼓足勇气和一名城里同学去了。当我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从广播里传出来时，我的自信心也慢慢升起。谢谢你，任老师！
我和任老师一家很有缘份，高二文理分班时我来到158文科班，语文老师是任老师的妻子——万守贞老师。听说万老师是山东人，为人直爽、真诚。158班很多同学都喜欢万老师，万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一是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买一本《新华字典》；其二是一句至今难忘的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买一本厚厚的《新华字典》，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在万老师的坚持要求下，158班同学几乎人手一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新华字典》是学习语文的工具书，在当时的条件下，万老师通过《新华字典》教会了我们利用工具书查找一些权威资料的学习方法，使我这个语文水平不高的学生逐步喜欢上了文学。万老师常常挂在嘴上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让青少年的我们就意识到，社会需要每个人的付出，为人处事不能自私自利。直到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万老师的这句话。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第一次是从王成修老师那里听来的。我一直以这句话勉励自己，现在也常拿来教育儿子。
王成修老师是158班英语老师。王老师个子不高，身材消瘦，戴着眼镜，斯文儒雅，说话幽默，语速较快。听说王老师是山大外语系毕业的，左权人。他能从左权到平遥，想来离不开他早年的刻苦努力。我在农村读初中时，当时的英语老师都是“自学成才”，无一大学毕业的，以至我的英语是哑巴英语。因家境贫寒，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没敢向父亲伸手要钱买一台录音机。好在王老师教育有方，我的英语成绩在158班一直名列前茅。高考时英语考砸，我没能进入英语系；但在山西师范大学的两年间，我凭借中学时期奠定的英语基础，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提前通过英语四级。师大二年级全校选拔考试时，我因成绩优秀被师大作为后备师资选送复旦大学深造。
一路走来，王老师那句话一直鼓励、鞭策我前行。虽然从平遥到临汾，从临汾到上海，从上学到留沪工作，有机缘巧合因素；但不能否认“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关键时刻，学习成绩、工作业绩起决定作用。我牢记王老师这句话，始终刻苦学习、勤勉工作。优秀的学习成绩、良好的工作业绩为我争取到很多难得的机会。
99年刚刚工作，馆长拿着从美国人那里拿来的老照片请国内多位历史学老专家识读无果时，我通过比对上海图书馆藏旧西文书报，将百年前美国人拍摄的辛亥革命老照片一一识读出来。我们整理这批老照片编撰出版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印象——一位美国摄影师的纪录》获得优秀古籍奖；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很多博物馆、纪念馆至今仍然引用该图录所发图文作为历史参考。
2003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我馆与法国卡纳瓦勒特博物馆（即巴黎城市博物馆）合作举办展览，我多次参加接待法国驻沪文化领事及法国巴黎市文化局领导、法国巴黎卡纳瓦勒特博物馆馆长等，并翻译有关展览的全部往来信函及展览文字。
2010年，世界博物馆大会在中国上海召开，我负责中国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在中国博物馆协会领导下，与国际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密切合作，圆满完成2010年世界博物馆大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上海大会各项会务工作。当我陪同美国摄影师后裔访问武汉接受当地文博界领导宴请时；当我在巴黎卡纳瓦勒特博物馆参加展览开幕时；当国际博协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将我的照片挂在该会网页时……我心里依旧默默感念中学老师，尤其是我的英语老师王成修老师。
高中三年，在我们成长之路上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不止三位。156班爱好书法美术的巩老师带我们参观“县城博物馆”，将我们的目光从教室引向“博物馆”天地；刚刚大学毕业却自信满满的王维彬老师，让158班同学们从小县城里出去闯荡天下时依旧昂然、自信；段兆成老师声情并茂的地理课，使我们身在平遥却神游大地……
母校前身曾为“超山书院”。据证：取名“超山”是希冀诸生能够超群拔类、独占鳌头。多少年来，平遥中学培育英才无数。英才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平遥中学老师默默无闻的奉献。
“师恩深如海”，非常感谢平遥中学的各位老师，期盼这次大聚会能见到我们难忘的各位老师！
“今天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荣”！平中学子永远和母校心连心！
榆次二中我的几位老师
谢泳
2007年夏天，我离开太原到厦门教书前，曾一个人到榆次老城去走了一圈。我小时候在这条街上长大，远处的清虚阁是我少年时常去玩耍的地方，我们当时不知道它叫清虚阁，而是叫南阁。这条街在改造时我就来过。我在山西作协的同事刘淳的父亲当年是负责旧城改造的一位工程监理，有一次我们一起来看他父亲。记得那次来时还见到了李林娃先生，他是当时榆次最有名的文史专家，也是一位有名的作家。我在晋中师专念书的时候，曾给当时的《榆次报》写过稿，经手刊发的就是李林娃先生，依习惯我应当称他老师。后来我到了山西作家协会，有机会再和李老师见面时，他的写作热情反而不高了。
榆次老城修复时，最大的失败是移动了南阁，将它向后移了很远。修复旧城的人，可能没有太在意南阁和南大街的比例关系，其实它们是一个整体。原来南大街较并不宽，南阁在它的最南端，阁与街的长短宽窄形成一种协调的比例关系，显得南阁很高大，现在向后移了很远，南阁的气势就没有了，在这方面，我们后来的人远没有古人的审美高明，古人做的事，我们绝对不能动，不能自以为是。
我家在南大街25号，临街靠左，原是一家名为“聚鑫顺”的茶庄，大门对面就是晋中晋剧团。我在晋中师专念书时，即看过一部线装的《榆次县志》，对榆次这个名字有特别深的感情，我到现在也不说“晋中”，而总说榆次。榆次改名时，我也提过意见，此事是维辰先生长晋中时完成的，我到现在也不理解为什么不沿用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地名，却用了“晋中”这样一个只有方位感的简称。这件事，我以为也是失败的。地名有文化、历史和情感在其中，轻易改动，会伤害人的感情，也会减弱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乡愁常在地名中。
我在榆次老城漫步时，自然想到了我中学读书的地方——榆次二中。但旧城修复后，它的原貌也不复存在，只有那座残存的文庙牌楼，还能唤起我的回忆，想到自己念书时的那一段时光。
榆次在山西不能说是小城，但她的教育我以为不是很发达。小时候印象中榆次只有榆次一中和榆次二中两所中学，一中在城北，二中在城南，记忆中一中要比二中好一些。我初中是在三完小念的，当时有所谓戴帽中学一说，也就是小学里设有初中班，三完小旧址是在原来的大乘寺寺院里，记忆中学校里两人抱不住的古树就有好几棵，可惜后来都没有保存下来，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保护文化和历史的意识。
我是1961年出生的。小时候家境贫寒，又少年失怙，念小学时已到1970年了，初中毕业到榆次二中念高中已是1976年。记得刚上高中不久，就粉碎“*人帮四**”了。那时上高中不需要考试，我们也没有念大学的概念，当时中国大学停止招生已有十年时间。我到榆次二中念高中，记忆中是高中53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梁生玉。后来我知道梁老师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那个时候没有学生在意老师是何处来的，因为没有考大学这一回事，所以学生多数比较轻松，爱不爱学习，学习好坏似乎也不是特别重要。梁老师是祁县人，祁县口音很重，教学非常认真细致。我们原来初中课本里没有古文，但到了1977年，特别是恢复高考以后，语文要讲一点古文，我印象中我的第一节古文课就是梁生玉老师讲得，是荀子的《劝学篇》，我当时都会背诵。我后来对语文的爱好，现在想起来，可能与梁老师有关。我心里一直记着他讲课时的情景，但学生对老师的信赖，只是单方面的感觉，在老师看来多数不曾有什么印象。2006年冬天，我们高中同学聚会，梁老师也参加了，我们在一个桌子上用饭，我曾努力想把话题引到早年的回忆中，但梁老师似乎已没有什么兴趣再谈这些了，其实学生和老师的感受是有很大差别的。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了一本小书《旧人旧事》，我还不忘给梁老师寄一册。梁老师思想是比较正统的，有一次他想在我们学生中培养一些爱读书的习惯，他想出来的办法是让学生每人拿几本家里的书，合在一起，类似个图书馆，学生互相交换着读，在当时书籍匮乏的情况下，学生可以拿来的书其实非常有限，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找到一本*革文**前出版的《青年修养十二讲》，但梁老师经过选择，没有让大家读这本书，也许在他看来，*革文**前的这本书可能还在毒草范围内。他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格，多数学生其实很怕他。他后来做了榆次教育局局长，我还到他办公室去看过他，他没有教完我们，可能是在高二的时候，考大学的风气已经吹到了校园，学校开始分文科理科班，我因为数学太差，自然就到了文科班。
我中学时代不能说很愉快，我在学校也绝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好学生，一般老师对我有些印象，一是我人老实，二是语文课比较好。我在1979年参加过一次高考，但成绩可能只够上一个技校，后来补习一年，才到了晋中师专英文科，这我就要感谢我的英文老师刘瑞民了。我觉得榆次二中应当给刘瑞民老师记一大功，他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比较清晰判断出多数学生的长处和短处，为他们后来的成长提供了一种最佳的选择。
当教员的都喜欢好学生，在中学时代好学生的标准也极简单，就是学习好，而学习好的意思是所有功课都得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考上好大学，中学教员的理想一般都是这样。中国是一个有非常悠久应试传统的国家，科举时代不说了，就是今天的中学教育也是完全的应试教育，虽然人们天天在批评应试教育的短处，但改变起来真是很难。我在成年以后，常常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也常常想起刘瑞民老师来。
刘老师是山西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但他们这一届外语系的学生，因为是*革文**前最后一批大学生，所以真正在学校里念书的时间并不长。我后来到了晋中师专英语科念书，我们的科主任苏陶老师就和刘老师是同学。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因为研究工作的关系，经常见山西大学外语系的老教授常风先生，常先生的女儿常立教授也是山西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与刘瑞民老师是同学。刘老师与梁生玉老师不同，就是他比较散漫，但极有个性。我绝对不是他教过的最好的学生，因为在我前后的同学里，考到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以及其它大学的学生所在多有，但刘老师始终对我比较欣赏，因为他感觉到了我是一个对某一学科有特殊热情的学生，所以尽管我功课不好，但他总是把欣赏留给了我，这让我一生感激不尽。我到师专念书以后，还和刘老师常有来往。1989年夏天，我在愁闷中还曾和他有过一次长谈。那时中学教员还不值钱，刘老师已经下海经商了，此后不久，我就再也没有和刘老师见过面。前几年一位中学同学来厦门，我问起刘老师的情况，还说刘老师多次说起过我。不是所有的中学教员都能有独立的思想，而刘老师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我后来所以能在多数事情上不随大流，我以为是受到了刘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感激他对我的爱护。
我念书的时代，多数家长没有什么知识，是刘老师告诉我，我那一年高考可以不算数学成绩，如果没有他的忠告，我可能至今不过是榆次街头一个年过半百的下岗工人而已。我们那一届师专英语二班共有24个学生，其中有一半是榆次二中同一个班里的学生，何以如此？都是刘老师的高明。1980年代，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一个贫民孩子，如果能自然到师专这样的学校念书，还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没有刘老师则很多学生不会再有念书的机会。我后来到大学教书，也时见门门功课特别好的学生，但我也并不欣赏所有功课都好的学生，我更看重那些有个性和特点的学生，我以为个性比功课重要，有才情的学生以后多少会有些成就，而门门功课都好的学生，最后平庸得多。
中学时代，如果学生能有幸得到老师在某一方面的鼓励，对他一生的成长可能都有影响，我后来所以能做一点文史方面的工作，确实与我在榆次二中念书时几位老师有关。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偏科的学生，当时又不懂得上大学有什么好，是几位老师没有因为我偏科而放弃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才让我后来能多少做一点学术方面的事。我当时的数学成绩几乎就是零分，记得一位给我上几何的董老师曾说过，我要是能上大学他就不活了。也不能说这位董老师的话没有道理，因为过分偏科的学生，一般是没有好出路的。中国高考制度设计中，天然对文科学生不利，因为理科学生文科再差，也会有一个基本的成绩，但文科学生不然，数学一科，不会就是不会，没有成绩是很常见的。但在中学时代，一般特别偏科的学生，如果能在他们的长处方面得到机会，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出路。我到厦门以后，每年要去上海参加一次新概念作文比赛的评委工作，我对那些在写作上显示了才华的学生非常理解。新概念作文比赛是包括北大在内的全国十几家著名高校联合参加的一个活动，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救济那些在文科方面显示了才能，但其它功课较弱的学生。
我当了二十多年的文学编辑，又教了近十年书，我深感中国教育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我们很难在恰当的时候让学生把他们的长处发挥出来，严酷的应试教育不知将多少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学生抛弃了。我中学里有多少同学就是因为功课不平衡，而失去了念大学的机会，相比起来，我还算是幸运的。人生有不同阶段的成功，应试教育中，所有功课都好就是一大成功，但以后能不能做点事则很难说。在应试方面，我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
在榆次二中念书时，大概是1978年前后，学校突然搞了一次语文竞赛，我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居然考了第一名，后来我还参加过晋中地区的语文竞赛，成绩也是第一，奖励了我一本《新英汉辞典》和一本王愿坚的小说《普通劳动者》，当时我的语文老师是李彬，他是天津师大毕业的，六十年代退职回乡，我念中学时，他刚从晋华厂调过来，他非常喜欢写作，还编过剧本，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1979年，他带我和我晋中师专的同班同学王桂萍一起参加过一次山西省语文竞赛，可惜我们都名落孙山。我到山西作家协会工作后，做过山西省大型文学期刊《黄河》杂志的副主编，有一次我们要刊发晋原平的一部长篇小说，他来太原改稿子，一起吃饭时顺便说起各自的经历，他是1979年上的山西大学中文系，再说下去，他说他没有参加过高考，是凭语文竞赛被山西大学录取的，我说我也参加了那次比赛，可惜榜上无名，不然我们就是同学了。我因为数学基本没有成绩，一度时期想放弃高考，但李彬老师总是鼓励我，让我在绝望中依稀感受到一些光明，这也可以说是我与李老师的缘分。1985年我到太原后，最初是在新创刊的《批评家》杂志当编辑，李老师的女儿李丽君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她的丈夫潘世圣是吉大的研究生，也是我这一行的。那时我每年春节都去看望李老师，也认识了世圣兄并发过他的文章。他们夫妇毕业后一起分配到北京语言大学教书，九十年代后一起到了日本，都拿到了博士学位。世圣兄现在是华东师大外语学院日文系主任。去年秋天来厦门，我们还在一起度过两天美好时光，可惜李彬老师前几年去世了，我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教过我语文的老师，现在我还能想起他清瘦的身影和带太谷口音的普通话。1989年我结婚后才知道，内子何洁也是李老师教过的学生。
因为理科成绩太差，我在榆次二中没有感受过理科老师的关爱，倒是陆慧琴老师教我数学时，可能感觉我在理解文字方面还有些能力，有时候遇到一些文字理解方面的数学题时，偶然还会用欣赏的眼光提示我来回答，可惜我在数学方面太让他们失望了。后来陆老师也调到了晋中师专数学科，我毕业后有两年留在师专宣传部编校刊，还不时在校园里看到她的身影，但她可能早已记不起我这个不会念数学的学生了。
1983年秋天，我从晋中师专毕业后，来往最多的老师是我在榆次二中补习时的语文老师侯天刚，可惜他过早去世了。他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创造，就是有时候让学生也来讲课，同时特别鼓励学生阅读课外书，现在想来这对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他们的读书热情都是非常好的办法。侯老师也很赏识我，一是感觉我厚重周慎，再是感觉我从小可能还有些志趣。他也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家里有些文学书，大部分都给我看过。我在师专编校刊的那两年里，侯老师已到榆次五中当校长，我们还时相过从。我调到山西作家协会后，有一次五中和邻居发生了一点占地方面的纠纷，侯老师还找到我，让我以作家协会的名义给当时的榆次市长冀安信写信反映问题，冀市长还真得做了批示，但后来听说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冀安信也是榆次二中的学生，冯彬老师教过他。我和冯老师交往时，他多次提起过这位老学生。
在榆次二中念书的那些年，我感觉虽然当时教学还不太正规，但教员都很尽力，遇到好学的学生也都极为爱护。1979年，我快高中毕业时，因为感觉数学很差，不想再念书了，有几次就逃回了家里。记得有一次我的历史老师冯彬在一个下雨天，自己撑着把纸伞到家里找到我，反复劝我还是要继续念下去，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冯老师可能没有什么高学历，印象中大概是旧职员出身，阅历非常丰富。他讲历史从来都是把教案放在桌上，然后开讲，讲得时候从不看教案，历史中有许多人名、地名和时间，冯老师总是脱口而出，丝毫不差，当学生的时候对老师这一点非常钦佩。我在高考前，冯老师让我把整本历史书的内容都从头背说一遍，我当时都做到了，冯老师也极为满意，可惜我生性喜欢独立，甚至应试时也想别出心裁，当时也没有老师特别告诫，虽然我历史课念得很好，但那年高考的历史成绩却没有得到高分。冯老师也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去世的，走得非常意外。原来我还经常到榆次二中在寇家巷的教员宿舍去，冯老师去世后，我就很少去了。那些年冯老师经常和我说得一句话是：你要念个好学校就好了。我总是回答，能上个师专就不错了。冯老师虽然教历史，但也给我讲过古文，是一篇班超的《绝域请还疏》，我至今还背得出来：“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千里中土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印象中冯老师也非常关心政治，他天天要看的一张报纸是《参考消息》，我印象极深。
回忆总是靠不住的，但感觉有它的真实，我不敢说我的记忆不会出错，但我相信我的感受是真诚的。这些年，我每回忆自己的中学生活，常常想到的还是欣赏过自己的几位老师。忆及自己在榆次二中念书的感受，我也为自己在能念书的时候有幸遇到了这些尽力和处处为学生着想的教员而庆幸，虽然当时教育还不上轨道，但多数教员身上还有着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师德。
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因为时代的关系，普通中学里有许多因政治和历史原因而遗落下来的好教员，他们在正常时代也许会有更好的去处，这些教员个人的命运也许不幸，但对一所地方中学来说，客观上却是幸运的。我很早就发现了这个样一个现象，也曾与许多朋友讲过。我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恢复，一时师资缺乏，初期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多数好中学教员调到大学里去教书了，比如我印象中榆次二中最好的教员，后来大多调到晋中师专了，对教员个人也许是好事，但对中学教学却未必。因为这些教员多年在中学教书，已有极为成熟的经验，而到了大学则未必是好教员，因为中学和大学的教学方式完全不同，好的中学教员到了大学不一定发挥出他们的作用，却把中学也抽空了。这个看法是不是准确，我不敢说，但我是真有这样的感受。
我在遥远的厦门，完全依靠回忆，写了一点我在榆次二中念书的感受，我感谢每一位教过我的老师。
2015年3月23日于厦门
农村老师讲述自己的教学生涯
程俊狗 于2012-10
我教学31年了，回想过去很怀念过去的那段教学生涯，那是我成长中经受磨炼的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1981年，我17岁，背着行李满怀喜悦的心情，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经过8个小时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大佛头，这是一个只有百十口人家的小山村，这是“大佛”怀抱的小山村，有如黄山险峻，有如泰山雄伟，家家住窑洞，抬头看山山外山。当时我前脚进门老支书程云来后脚跟进，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俊只啊，你高中毕业了回来的正好啊，咱们村学校有一个教师人家不愿教了，娃娃们已经有二个月没上课了，我早和你妈说好了，就让你来教，为了咱村的娃娃们，你一定的答应。”我当时是怀着报效家乡的愿望上的高中，能上完高中的在山村也是寥寥无几，当时想的教好娃娃们也是为家乡出力，毫不犹豫答应了。 “为了娃娃们”让我坚守山区复式教学7年，“为了娃娃们”让我走过了31个教学生涯，“为了娃娃们”老支书的这句话常常萦绕在我耳边，成为我行动的动力，用青春谱写好教师、好校长。
锤 炼
复式教学
我所在的大佛头学校是三孔旧窑洞，一明两暗，左面是我的办公室，右面是教室，过4米的长的一个暗道就走进了教室，教室里有8张长桌，16个学生，有三个年级，这是山区特有的教学方式“复式教学”，当时在我头脑中一点概念都没有，给三年级上课，四年级叫“老师我们干啥。”给四年级上课，一年级又叫：“老师我们做起作业了”，搞得我手麻脚乱，一天下来累得我只想睡觉，我想：这不是个办法，得虚心向老教师学习，正赶上乡联区巡回讲课，我每天早早起床，步行到指定的学校听课，听说冯家局的牛老师的课讲得好，我每天上午早早去听她的课，回来后自己琢磨、试验，搞出适合自己的动静搭配的复式教学方法－讲练复式法，生生辅导法，并设计了复式教案。在教学中我注重加强学生两个能力训练，一是查字典的能力，二是作文的能力，每周布置一篇口头作文，上作文课是三个年级一块上，人人进行口头作文，低年级是看图口头作文，高年级是命题口头作文，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佛头的四年教学中，我带领学生参加了乡联区组织的查字典比赛和口头作文比赛，查字典得了第一名，口头作文第二名，都代表黄彩联区参加榆次教研室组织的比赛，查字典取得了好成绩，就错了一道题，（上（）下（）），口头作文因普通话不标准没有进入前几名。在一次联区组织的复式教学公开课教学中，我带得两个年级6个学生进行了公开课教学，一个叫程辉忠的学生，表现很出色，当时是二年级，竟然在半个小时写起一篇400多字的看图作文，当堂流利地朗诵了他的作文，迎得了听课教师一片鼓掌，这个学生毕业时考取了全乡第一名，比第二名高出十五分，现在是铁路工程师，是从家乡走出去的唯一大学生。
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我，虽然拿到了高中毕业证，其实只有初中水平，想要当好教师，喝上那几年的墨水那些行，对知识渴望的我，于是在81年报名了中师函授，每个月去联区参加两次培训，当时家里穷，买不起自行车，只好步行三个小时到联区，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天黑路险，不管雪封山路，一次也没有误过。记得有一次整整下了一夜的雪，第二天早上北风呼呼刮着，整个山村成了粉妆玉沏，路上的雪有一尺多深，我妈说“下这么大的雪，肯定不培训了，这次不用去了？路上危险。”我说：“小喇叭没有广播，那就没有改时间，我还得去，还有几个问题问老师呢？”“小喇叭”是我们了解外面信息的一种渠道，乡联区有什么重要会议通知，就是通过各家各户安装的“小喇叭”广播的，那是那个时代特有风景。走到路上才知道比想像的还要艰难，路上有的地方被刮的一点雪都没有，有的地方齐腰深，只的绕道。最难走的是西王村的南山坡，路又窄又陡，不走这条路得多走十几里，只好硬着头皮蹲下来慢慢往下滑，一里的南山坡就是这样滑下去的。那次紧走小跑，还是走了四个小时，去了培训地点，人们都惊呆了，真想象不出我是怎样到的。培训完天已经黑了，同事们也叫我住下来，想到第二天还得上课也只好回家，走到成片的坟地头发就胀，为了壮胆一路哼着小曲，遇到难走的地方蹲下身来慢慢挪动，回到家又挑灯夜读，做老师布置的作业，到第二天两孔全是黑的。在这煤油灯下，我把借到的6本初中数学课本的题一道不漏全部做了一次，把中师函授课本上的题一道不漏做了一次。经过五年的努力学习我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中师毕业证，被榆次进修校评为“优秀学员”。后来民办老师转正我考取全区45名，与在煤油灯下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85年大佛头学校撤并到蒲池，我也到了蒲池，蒲池和我的家乡正好相反，我的家乡是去哪也得下山，而蒲池是去那儿也得爬山，我要回家骑上自行车，15里的路，我骑自行车7里路，自行车骑我8里路，不合算，因此，我回家都是步行。我在蒲池是五年级包班，这时又同搞复式教学不同了，我又进行了课堂教学大胆改革，查阅了一些资料，找到了适合自己数学教学的“尝试教学法”，同现在的“三步导学”有一些共同之处，重在培养学生能力，课堂民主化，先学后教。打破了素质教育的框框，在蒲池片搞得公开课教学中，我取得了公开课教学第一名，并选派参加了乡联区的公开课教学，教研室李主任，很赞赏我搞得一题多解，发散思维训练，有的评委不赞赏我的尝试教学法，那次只得了一个二等奖。我不断完善“尝试教学法”，学生尝到了教学改革的甜头，86年我所带的毕业班考取了全乡第四名，16个学生有13个学生考取了初中，迎得了群众的赞誉，群众那热情劲，老少见了我像见了久别的亲人，“程教师到家中坐坐吧”“改日来家吃饭”。今年回到蒲池，老人们一谈起我来，还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我也体会到了*产党共**领导的八路军的那种鱼水之情了。我在山区教学的突出成绩，在1987年的教师节上被榆次市政府“记大功一次”，这个奖至今还保存着。
88年我来到了新付，这是我人生的又一转折点，我在这里一干二十四年，其中，担任校长19年。88年到93年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我在干啥，我在“拨乱反正”。当时候的新付小学8个教师，只有一个公办教师，其余，都为民办、代课教师，大多是靠关系进入学校的，课不愿上，校长管不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学生成绩更糟糕，40个学生，只有一半学生上了初中，蹲下来的学生又影响着下一批的学生，群众怨声载道。我来到新付以后，带五年级班的教师很主动，很热情，把重任让给了我，当时我还很感谢，当来到班才知道，那是一个包袱，没人愿意背的包袱。上课睡觉的，下课偷盗的，课后打架的，故意捣乱的，竟还有上课去抱药材的，每天解决问题，气的我真想大哭一场。不“拨乱反正”你这课该怎样上。我当时一家一家的走，一家一家的了解情况，和群众探讨教育方法，来到学校一个一个和学生交谈，和学生交朋友，制定班级规章制度，每周一次评比，及时公布评比情况，班干部实行轮流制，班干部管理负责制，培养学生自主管理能力，实行班级自主管理。教学中采用实践教学法，就是让学生亲自实践，亲自观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每天晚上研究学生，每天思考对策。手捧起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经过几年的努力很有成效。88年到93年担任校长期间，我5年中带过四个毕业班，对我的回报就是，有18个学生考上大中专院校，有的考上研究生，有的出国深造，他们在各行各业为祖国做贡献。
担任校长
在我的带动下学校有了很大变化，但教育落后的面貌依然没能改变，我当时想如果我当了校长一定要改变它，机会还是降临到我身上，同我一样挣大队工资的校长，因工资太低，（当时年底领取工资600元）辞职了。书记魏玉璧让我挑起这个重担，当时我爱人不同意：“人家不愿干的摊子，你去收拾，干不好让人背后捅脊梁骨，我可不愿挨人骂。”我说：“我干，保准不会让人骂，你看我的行动吧。”
当了校长担子重了，空闲时间更少了。我带一个年级数学，二个年级自然，还管理200余株苹果树，学习只能靠晚上，当时我还是民办教师，为转为公办教师又捧起了书，苦读四年，于2000年不仅拿到了大专函授文凭，还顺利转为正式教师。有人说：“俊狗，奋斗了这么多年该歇一歇了吧。”我说：“成年轻还的多学些知识”其实我早已萌发了更大的想法，有了自己更大的奋斗目标，那就是掌握农业知识、掌握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我后来成为山西十佳科普志愿者和全国远程教育教学应用先进个人奠定了基础。
掌握电脑、网络维护、维修
电脑多了，问题也接踵而来，电脑出现问题也越来越多，一出现问题跑维修部，好几天不能用机，很是麻烦。于是我又捧起了维修、维护手册，购买了电脑、网络维修工具，电脑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有一次学校5台电脑全出现问题，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一台一台找毛病，有的甚至全部大拆开，重新组装，到第二天早上学生上课，五台电脑全部修好。老师们用的乐滋滋，我的心里甜蜜蜜。今年为村委安装了10台电脑，10部电话，布了网线，安装了电话程控交换机，村委领导很是满意。近几年为村委也做了一些工作，同领导关系处得很好，向村领导提出一些要求，满口答应。近四年村委为学校教师工资补助、福利达到10万元，为学校建设投入5万元。今年“七一”带领教师红色旅游，每人花费在1000元左右。
参加网上教研
学习无此境，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又开始了网络交流和教研，我开辟了新浪博客，等级升到10级，积分337，访客5061。我又创建了新付小学网站，按点击次数进入全国第16名。我参加了榆次区博客竞赛活动，排名14。我早在2008年注册了土豆网空间，现在上传视频332个，达到豆花9级。进入我的博客，就可进入我的视频空间，进入新付小学网站，进入晋中教育网工作站。就能和不同行业的人交流学习，是网上这些平台提供了很多好的交流学习环境，不断的从网上汲取精神食粮。
在新付的24年中，我学到了不少本领，学会了果树修剪和管理，3亩地的果树修剪主要靠我的完成；学会了修锁子配钥匙，学校的锁了坏了不用请师傅；学会了木工技术，为学校改装7个电脑桌。每个才花了40多元。学会了泥工，我校果园中的果皮箱、小桥、假山都是我亲手做的，连办公室的墙砖、地砖都是我铺的。学会了管道维修，年年管道坏，年年动手修。综合了技术才有了创新和发明。我把DVD机、卫星接收机、摄像头和彩色电视机发谢机组合起来建起了“新付教育电视台”； 三百元买一个摄像头，利用投影机架，改造成一个简易的多媒体展台；把电视和电脑组合起来，组成了多媒体教学系统，六个教室都进行了改造，才有了每年上多媒体课达到1200余节的成果。今年又在果园竖起了20多个大型科技模型，学校成了一个“花果园”一个“生态园”一个“科技园”，走在弯曲的小路上，闻着花香，品着果味，玩着科技制作，走累了小亭坐一坐，热了树洞中小憩片刻，请到新付来，让在坐的每位教师分享我的劳动成果。
教到老，学到老，在学习中充实自己，只有学习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我在学习锤炼中不断完善，成为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人。
奉献是不计报酬的给予，是“有一分热放一分光”，是“我为人人”。奉献者付出的是青春，是汗水，是热情，是一种无私的爱心，甚至是无价的生命。因为有人奉献，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会不断增加，人类才会不断前进。奉献者收获的是一种幸福，一种崇高的情感，是他人的尊敬与爱戴，是自己生命的延长。
文明学校建设
97年上级下发了创建“文明学校”活动的文件，我学校没在计划之列，但我要争创“文明学校”，因为这是榆次第一次在学校开展这个活动。文明学校建设最主要的是校园环境建设，当时我校的环境是“土院土房土院墙，没有升旗杆，没有存车棚。”学校没资金，于是靠我们的两只手开始建设。97年的暑假我和老教师罗教师花了7天时间，修建了直径8米，高两米的锥形花池；我在校园两侧设计并亲自动手制作了8米长的板面，6根立柱全是塑料管做的，不过在里面注入水泥，又省钱、又结实；做的车棚更有意思，就地取材，把几株树顶消掉，搭上横木，铺上石棉网；房顶是土房，常掉土，于是采用打布顶棚，土墙钉木锥再钉铁钉，共打顶棚8个教室；硬化校园是大工程，采取向村委要一点，到沟里拣一点，硬是将校园全部硬化，硬化面积2100平方米；又挖了180米的沟，铺设1.2寸塑料管，直接从水塔将水引到学校；又做了大量的板面，全部都是手工制作。当时我们全体教师不知流了多少汗，我更不用说了，背上脱了几层皮，手不敢和人握手，耳朵有一段时间听不到别人说话，只是嗡嗡直响，头发三个月没有理。功夫不负有心人。98年乡教委组织的德育现场会在我校举办，我校又参加了区“文明学校”的评审，进入50个受表彰之列，我作为艰苦创业的典范在榆次区教师节表彰会上发了言，又把我推选到省里，被评为“山西省模范教师”。
创办新付教育电视台
一个小学校要创办教育电视台，听进来觉得可笑，但我们做到了，而且反响很大。2000年12月的一天，我和朋友魏根牛闲聊，他说，他那里有很多电影光盘，我说：“要是办个电视台，你的光盘让大家看多好啊。”立即得到了根牛的响应，他愿意出一半钱，于是我们在普国电子城买下了设备，把学校现有的设备利用起来，经过一周的准备，覆盖新付、南湖两村的教育电视台建起了，我们办了两家租碟的卡，解决了资料的来源。我们从7点开始*放播**，晚上1点结束，半个小时少儿节目，半个小时讲座，半个小时教学内容，半个小时科技知识，其余时间，电视剧和电影，星期天是戏曲。后来把电脑利用上，搞过一段时间点歌节目，因为点歌的人太多，开始收费，点一首歌一元钱，就没有人点了。我村有个秧歌剧团，把剧团请到学校，现场直播，并和村民互动，为了满足群众要求，安装了一部内部免费电话，群众有什么要求，可以打内部电话。我和根牛义务为大家*放播**，我们两个轮流值班。我家住在学校隔壁，为了方便，我在墙两边驾上铁梯，我飞檐走壁，走得多了也有失脚的时候，曾有几次从梯子上掉下来。最难熬的是冬天，为了省炭钱，锅炉一到晚上就把火埋了，放电视的家里十分冰冷，我的腿至今留下了静脉炎的毛病，一到冬天就腿疼。2003年非腆横行，不要说农村学校，就连城市学校也不得不被迫中断教学，在晋中全市范围内唯一没有停课的学校就是新付小学，教师们利用摄像头讲课，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接受到和平时一样的教育，创造了一个让所有人目惊口呆的奇迹。全村人一回到家打开十频道，观看新付教育电视台，观看的人达到80%以上，我的数学讲座每天定点时间开，一些中青年都观看。新付电视台办了7年，往返城里租碟，骑烂两辆摩托车。收获是有的，*放播**电影500多部，*放播**电视剧30多部，教学光盘上百部，百部爱国片，自己花进去多少钱，没有统计，挣了多少钱，一分钱都没有，但挣到了荣誉。2007年我评为山西省十佳科普志愿者，晋中电视台办了一个专题节目，2006年评为十大新闻人物提名奖。
让普天下的老师们还有我老婆轻松快乐些
冀文彦
说实在的，我是那种倾向于尊师重教的人士，尊重老师，喜欢老师这个职业，这大概和我的学生经历有关吧。
三四岁，刚会说话那当儿，爹妈双职工，每天忙于社会主义建设，我就在工厂的托儿所就读。教我的老师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她每天和我们唱歌，跳舞，老鹰抓小鸡，就那么疯跑过来，疯跑过去。在我们眼里，她也就是一只大一点的“鸡”而已。但就是这只大一点的“鸡”，让我们在话还没说不全的那当儿，唱出了一曲曲世上最干净的歌：《丢手绢》《找朋友》。
第二小学读的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来了一位新分配的女老师，很漂亮，放到现在也属于美女级别让你回头回的撞上电杆的那种。幸运事终于就发生了——一个小伙伴的重拳落在我的鼻子上，结果就在鼻子作出牺牲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我眼睛和嘴巴的幸福：美女老师急急的打来一盆温水，用温暖的双手仔细地为我洗去嘴边的血污。太阳公公侧面照来的光让我得以近距离的观察她那俊美的脸盘以及上嘴唇淡淡的汗毛。我忘记了鼻子痛，全身心地感受她双手的抚摩，作用力是相互的原理就是好啊。那美丽，透漏着疼爱的眼神在我脑海里晃动了一辈子。天使。只能用这个唯一的词来定义那双眼睛，那张脸。
初中的美术老师是何庆文——扬州籍的国画家，擅长水墨写意。这样的老师来教我，用余秋雨谈起他中学老师是某某大家的说法：有一种奢侈的感觉。作为副课的美术课一年也上不了几节，可是他仍然认真地为我们授课改画。在何老师的眼中，是只有学生，而没有水平高低之分的。早些天还在街上碰到英语老师，二十多年了，他竟然还清楚叫出我的名字，和我谈笑风生。心里一阵阵酸楚：老师啊，对不起，我可是把您教的单词全忘了，学了三年的因个里是(English)现在只剩一句啦，还是发自肺腑的：I服了you…
…技校…然后工作了。
刚上班的时候感觉非常轻松，终于可以不考试了，终于可以不怕老师了，终于就乐极生悲，一不留神，找了个老婆，还是老师…
有好事者吧友早些日子转帖了一篇《不娶教师当老婆》。我是边读边恨得牙根直痒痒：其一，为嘛不早些贴过来，好让哥们婚前择偶有个参考。其二，文章里说的老师的那些毛病，“*内”是占了百分之百。老婆是教小学语文的，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她的语言能力自然也专攻其内：老公，你碱得馒头真白…老公，你做得菜比我得要好吃…于是不久，做饭等一干家务的光荣任务便永久性地落在我的肩上。
老婆专业性很强，除语文外，她理所当然的记不清永乐是哪朝皇帝，辨不出伊拉克在哪方疆土，为什么梵高的画布上没耳朵，足球赛半小时了还不完。更糟糕的是她搞不清老公和小学生不能用同一种教育方法。
老婆的工作量很大，比我早出还晚归，学生满天下，女儿的学习成绩也很好。
教师节还是如期快到来了。据说教课书上要淡去鲁迅先生的文章，有人要改写什么汉字的笔画，还要让班主任有适当教育学生的权力…全是屁话。
以我看来，还不如动动脑筋想想怎么真正地去实行素质教育，别拿分数来折腾老师和学生了，济公的分数从来也没高过，现在不也快乐的存在么？
让普天下的老师们还有我老婆轻松快乐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