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傍晚，东京奥运女子举重87公斤级决赛，备受各界瞩目。
这场比赛，堪称史无前例：
一位通过手术改变性别的“男跨女”选手，和众多“原生”女性选手，同台PK。
这个曾经的 “男人” ，就是新西兰选手 劳蕾尔·哈伯德 。
然而，哈伯德的抓举三次试举都没有成功，黯然离场。
金牌得主，是中国21岁的女子小将 李雯雯 ：她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80公斤和总重量320公斤的好成绩，不仅勇夺冠军，而且 同时创造了三项奥运纪录！
“男跨女”选手哈伯德的出现，对这场赛事的结果，可谓无关痛痒。
然而，当哈伯德宣布参加女子组比赛，并得到奥委会破天荒的许可时，全世界都炸了锅！
有些人强烈反对，或者感到无法理解，觉得奥运精神“变了味”；
有些人为之欢欣鼓舞，认为这是 “跨性别者权益的体现” ，是 “迟来的正义” ……
不少人都强烈反对：
但也有另一些不同的声音，涉及奥运规则、价值观和跨性别者权益等很多角度。
对此，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
美国伦理学家 迈克尔·桑德尔 的 《公正》 一书，其中的不少观点，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思考。
让“他”参加女子组比赛，凭啥？
“男跨女”的哈伯德，出现在奥运“女子组”赛场上，反对者和质疑者最主要的理由是：
这样做，对女运动员，公平吗？
就连曾在奥运赛场上获得十项全能男子组冠军、退役后变性为女的 凯特琳·詹娜 ，都公开发声反对。
在她看来，出生时性别为“男”的人，即使在成年之后，通过医学手段改变了性别，但从骨架到肌肉，依然会具有相当程度的“男性化”特征。
在很多运动项目上，男性的身体特质，和女性相比，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尤其是足球、篮球等对抗性很强的项目，和举重等力量型项目，男性的身体优势尤为显著。
如果开启了“男跨女”选手和原生女性，在举重赛场上同台比拼的先河。
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男选手，只要自称“心理上是女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杀入本该仅仅属于女人的竞技场，抢夺女子竞技的奖牌……
一个男子组的二三流选手，都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超过女子组冠军！
詹娜的上述观点，可以作为众多反对者的普遍声音。
但是，也有不少力挺哈伯德，认为应该让她参加女子组赛事的声音。
有人说，跨性别者长期以来，处于社会的暗角，备受各种歧视。
跨性别者参赛奥运，是一次正面曝光的机会。
即使引发种种争议，也是从过去的漠视和蔑视，转为正视和对话，有望逐渐加大理解。
还有一些人表示：
让跨性别者参赛，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对“原生”的女性运动员，确实有失公平，也是一种“补偿正义”。
这和美国的常青藤高校，给予黑人和少数族裔子弟一定的名额，录取线明显低于白人，是类似的道理。
上述的“正反方”，在桑德尔的这本书中，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书中指出， 公正，往往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准则，而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多元价值并存，相互之间充满张力。
为此，一套能够权衡和兼顾各方诉求的“权威准则”，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这届奥组委，究竟怎么了？
奥运赛场上，最高的权威准则，莫过于奥组委白纸黑字的相关规则。
按照目前的奥运规则，哈伯德确实有资格以女子身份参赛。
如此规则，合理吗？难道是这届奥组委“吃错了药”，制定了有违公正的“恶法”？
针对跨性别者的参赛，目前奥运会通行的规则，是2003的 《斯德哥尔摩共识》 ——尊重性别重置运动员，按照自己认同的性别，参加比赛的权利。
▲ 马克·韦斯顿（Mark Weston，1905-1978），原名Mary Louise Edith，英国女子铅球和标枪运动员，20世纪20年代参与了一系列重大赛事并获得多个国家级冠军。他出生时性分化异常，被当作女性抚养长大，1936年进行了变性手术成为男性，后娶妻并育有三个孩子。在观察了韦斯顿和另一位选手的表现之后，布伦戴奇提出了性别检查的必要性。
2015年，奥组委进一步更新了相关规则：
对跨性别选手，不再以外科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征改变 （也就是“变性手术”） ，作为参赛资格的先决条件；
同时，进一步细化规定了“激素水平”的检测标准。
参加女子项目的跨性别运动员，需要出示参赛前至少12个月内，血清中的睾酮浓度的检测报告，这段时间内，其睾酮浓度不得高于10nmol/L。
这个激素水平的限制条件，能够有效避免很多人担心的情况——男运动员自称 “我心理上是女人” ，以明显突出的体能优势，角逐、掠夺女子项目的奖牌。
▲ 杜蒂·钱德（Dutee Chand），1996年出生，她是第一位在100米短跑的国际赛事中取得金牌的印度选手，也是印度第一位公开出柜的运动员。由于患有高雄激素血症（hyperandrogenism，指女性血中睾酮等雄激素过多，通常有*疮痤**、皮脂溢、多毛、月经量少或闭经等特征），她体内睾酮水平天生高于一般女性，但她在采访中表示自己的生理和心理认知均为女性。
当然，上述的激素标准，在体育界，也有很多争议。
另一些国际赛事的相关规则，对“男跨女”选手以女人身份参加比赛，有更严的限制。
例如世界田径、世界赛艇联合会和国际自行车联盟，要求所有参加女子组赛事的运动员，睾酮浓度均不得高于5nmol/L。
▲ 卡斯特·塞门娅（Caster Semenya），1991年出生，在女子800米项目中获得两届奥运会金牌和三届世锦赛金牌。然而由于她的睾酮水平超过了国际田联2018年规定的5 nmol/L，她将无缘参加本次东京奥运会。图为塞门娅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相比之下，奥组委的规定，确实对类似哈伯德这样的“男跨女”选手，放宽了很多，甚至可说是有所偏袒。
或许，这与奥运的特殊意义，和本届奥运的价值观，都大有关联。
和其他赛事相比，奥运承载了更多的 “国际政治” 功能。
对近年来在世界各地，越发主流化的LGBT平权，奥运会也难免需要有所回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倾斜。
甚至在一些 “政治正确” 的价值取向上，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主流认知相比，会有一些超前。
这也正如书中所言：
大型机构、大型活动，特别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在“社会公正”层面，具有更多的责任义务，包括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本届奥运，这种价值观导向尤为突出。
包括将 “更高，更快，更强”（Faster, Higer, Stronger） 的奥林匹克精神箴言，增加了一个词： “更团结”（Together） 。
在这些因素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对跨性别运动员的“更宽”标准。
至于是否公正，也需要综合上述的各个维度，来加以权衡，并非简单的“是”或者“否”。
公正的准则，也需要“与时俱进”
桑德尔在本书中，多次强调：
我们对“公正”的认知，会随着新事物、新情况的出现，和相关经验的增多，而不断变化。
因此，那些和“公正”紧密相关的准则，也需要由此不断作出改变，避免与时代脱节的僵化。
奥运赛场上，涉及跨性别选手的规则，将来很可能也需要与时俱进地作出调整、改变。
就当下而言，“男跨女”运动员的出现和参赛，是罕见的特例。
而且，生于1978年的哈伯德，2013年改变性别时，已经35岁；2017年以女选手的身份，在举重赛场复出时，已经年近四旬。
本次奥运，43岁的哈伯德，和21岁的中国小将李雯雯，以及其他很多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的女将，同台角逐。
即使哈伯德拥有曾经为“男”的身体优势，也难免“岁数不饶人”。
最终的比赛结果，也并未凸显出哈伯德，比其他“原生的”女选手，具有更多的身体优势。
由此，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说：
当下的奥运规则，至少对其他女运动员，并没有什么不公正。
我们也没必要把哈伯德的出现，视为“洪水猛兽”。
然而，如果将来，更多的跨性别者尤其是“男跨女”，纷纷涌现于包括奥运会在内的竞技场上呢？
特别是，假如参加女子项目的，不是年过四旬的“老将”，而是和其他选手基本同龄的“男跨女”呢？
这样一来，身体的先天差异，就可能非常明显地反应在比赛结果上。
以目前的趋势看，那一天并非不可能，或许也并不遥远。
为此，从奥运会，到其他诸多体育赛事，相关规则也需要作出新的调整。
至于如何调整——是单独为跨性别者开辟一个竞技平台，还是在评分标准上，对不同年龄段的跨性别选手，分别作出更多的额外要求——也并非“拍拍脑袋”，就能决定。
这需要接下里的更多赛事，有更多不同的跨性别选手出现，从而让社会各界，尤其是运动科学的研究者，和比赛规则的制定者，有更多的现实经验，作为依据。
在新规则尚未出台之前，我们也只能继续使用现有规则；
转型之际，也确实难免会产生一些不够公平的结果。
这也是在追求公正的无止境旅途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多一些关于公正的思考和争鸣，也同样是在为将来更加公正的规则，洒下可能生根发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