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固原,那些打骂过学生却依然被学生念念不忘的老师们

他们的身影

故乡固原,那些打骂过学生却依然被学生念念不忘的老师们

编辑约稿,说教师节到了,说点什么。我瞅着窗外,不知道说点什么好。立秋已过,天色苍茫,微风徐来,冷意频生,又一个春夏在不觉意间飞逝。从念书到教书,已过了几十年;光是教师节,就过了二十多个。真正的光阴如流水,弹指一挥间,我已走到了人生的中年。回首过往,一条弯曲的道路贯穿着生活学习工作,一些久远弥新的画面在眼前渐渐定格,一些久别梦回的身影在心底萦绕往复,直至屹立不动。好吧,就从头说起吧。

我出生的七营镇,在当地比较有名。一是自古为交通要道,二是富庶繁华,起先隶属于固原市原州区,和海原县接壤,后来划归到中卫市。它可大有来头,据考是当年杨令公驻守边关时安营扎寨的八个营寨之一。镇子不大,五脏俱全。街道不宽,一条石子路贯穿南北。不过二里长的街道,两边店铺林立,被各种建筑塞得满满当当。路像一条细绳,两头各坠着一个葫芦,分别叫做北头子南头子。我家就在南边葫芦的腹心处。

学校在北头子。我上学得先穿过一个巷道,向北走过有大黄狗的二妈家,然后顺着一年四季都堆满了麦垛的大场折东,经过外婆家,转到石子路上。再沿着这路往北走上一里多,才能到学校。

我上小学时,学习任务一点儿也不重,尽管也背着书包上学放学,也要写作业背课文,但基本上属于放羊,由着性儿的。父亲几周回一次家,除了带回好吃的,很少过问成绩;母亲呢?上工干活挣工分,进了家门还要操心几个娃娃的吃喝拉撒,从来都脚步匆匆。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父母带好弟弟妹妹,兼职偷各种能吃的东西填饱肚子,玩各种自己发明的小游戏,所以在学校还看几页书,在家基本上不念书不写字。每天,我背着奶奶缝的花书包,沿着闭眼都不会跌跤的老路,晃晃悠悠往学校走,会遇上很多熟悉的面孔,同学的、亲戚的、大人的、孩子的。当然,还有我的老师。

大个子老师姓王,是校长也是数学老师,因为梳着大背头,说一口河南话,人们叫他“河南侉子”。走路快说话快,干啥都是一阵风,总是第一个出门第一个到校。母亲带我去报名,他威严地问,“说,你爸叫啥”?我嗫喏着,“高……高会计”。“啥?”他又大声问,我吓得哇哇大哭,躲在母亲身后。他哈哈大笑,“这娃是个超子,连她爸名字都不知道。长得还没个板凳高,回去回去”。母亲陪着笑说,“你看她爸爸在煤矿,我一个人拉扯四个,还要挣工分……”,他听了半天,默不作声,语调低了下来,“你说你叫啥名字”?我觉得自己像只蚊子,嗡嗡嗡。他大手一挥,“以后说话大声点。去。到一年级班里去”,从此,他就成了我的老师。

他包揽了一到三年级的所有课程。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先坐在土台子的“座位”上,拉长声念“我爱北京*安门天**”“秋天到了,一行行大雁向南飞……”,然后看他用粉笔一笔一划写下“中国”“人口手”。“记下了吗”?老师指着黑板,我们连连点点小脑袋,其实也没记下多少,因为粉笔在黑板上画的只是一道道土印,大多时候都看不清。“跟我读,中国(归)的国,国家的国(归)”,我们就跟着放声大喊。(直到四年级换了赵老师,才知道他用方言念的字音大多是错的,比如德国,在他那里就成了“得归”)。他非常严厉,要求极高。头发微卷的爱军普通话总是说不好,老师让把舌头捋直了再说。唇上有个豁豁的喜娃鼻涕流过嘴唇,老师说赶紧出去收拾干净。爱表现的春花当着小组长,谁默写不出课文就去告状。她一告状,我们底襟襟都得颤半天。然后,所有学生就被赶出教室,羊群一样散落在“操场”上。每人手里一根短树枝,在面前黄土地上蹲下来“写作业”。老师边听写边转来转去,发现谁写错,就从头上拍一下,然后伸过来一只大脚使劲踩,几下子就抹平了。“重写”,我们吓得哆嗦,手中树枝绕得更快了。很快,教室前的地都被画遍了,变成一层浮土,踩上去软绵绵。大人们用架子车拉来一大桶水,倒在“作业本”上。多少年没见过水的土地,张大饥渴的嘴巴,吱地一声,水就没了,只留下一个湿漉漉的大疤痕。我们用砖块使劲捶打那块地,等干透了,一块崭新的“作业本”就能继续使用,而且坚硬如铁,怎么画也只是一道浅浅印迹。“好好写,写不会就不准回家吃饭”,他站在那里,满意地盯着这块地,黑塔一般。

学校里没人不怕他,尤其是我,总是躲着不见面。我家和他家是邻居,免不了借个盐醋铁锨之类的,但我和他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只要他在,我就跑得有远没近。实在躲不过,也缩着头发抖。母亲说他把我魂领了,那可真是。我清晰地老师用巴掌扇大个子广田的样子。留了几级的广田脸红脖子粗,伸出全部手指,慌乱地算着五加七,越算越不知道。“你咋把脚指头不算上?”可怜的娃娃像个四类分子,头都要低到脚面梁上了。王老师叹了口气,“哎,我把你个笨蛋啊”,就抓起手指,继续讲起来。

几十年后,同学聚会上,我们说起他,却一律满怀尊敬,“现在想起来,他的课堂就是三个字,念,背,打,可小学学过的东西,不但过目不忘而且记忆深刻”,广田尤其感慨,“没有他当年的严打严抓,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刨土呢。可惜他已经走了,临了也没去烧张纸”。

“严师出高徒”,虽然不是什么高徒,但他那种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方式,至今还影响着我们这茬人。

故乡固原,那些打骂过学生却依然被学生念念不忘的老师们

拐过街口,一般会遇到的人是语文赵老师,家住在南街口的兽医站,所以总是和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段上下学。

赵老师是个很洋气的女人,娇小白皙,温柔耐看。每天早上,她都会提着个帆布包,不慌不忙地从家门口走出来,走到正街上。一路上,除了随时和来往的人打招呼,还会和拐角处说闲话的几个老人拉呱几句。我们一群孩子,由少到多,由远到近,汇聚成一堆堆,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大气也不敢出。大家不说话光走路,听她黑色皮鞋敲打着石子路,发出沉闷的声音;看那件粉色的确良衬衣颤巍巍,没风也抖三抖。即使上课铃声响了,马上要迟到了,也没有人敢贸然超过,只是急得你推我搡、挠痒抓腮。她回过头,见身后跟了一大阵,笑一笑挥挥手。大家吐吐舌头,野风般刮过,一趟子跑了。

我虽然个子小年龄小,是满校园乱滚的小豆子,但成绩较好,颇得老师青睐。要过六一了,她嘱咐我作为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还说要攒攒劲劲的,为班级争光。六一那天我早早就到学校,满校园乱蹦,骄傲地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可到了正式上场时,才发现崭新的白衬衣已脏兮兮,胸前的红领巾也七扭八歪。最重要的是,头上的小辫七零八散,耷拉在肩上,活像个超妇人。老师看着已排好队升*旗国**的队伍,又看着脏乱的我,皱皱眉,一把把我抓出来,来到办公室。

“记住啊。无论啥时候,女孩子都要干净整洁、端端正正地”,她给我拽好了衬衣,系正了红领巾,又开始梳头。我的发质软发量多,加上全身汗津津,长发成了一堆乱毛线,使劲也梳不开。老师只好把梳子咬在嘴里,用手撩起搪瓷盆里的水,打湿了头发,然后一缕一缕梳,边梳还边问,“疼吗?疼了就和我说”。哪里顾得上疼,心底有个东西扑闪扑闪,要从眼眶里出来了。那一刻,依偎在她怀里,我觉得老师就是母亲,慈祥的、温柔的、美丽的母亲。我希望时间慢点再慢点,就可以多享受享受这温暖了。

大喇叭里传来了校长铿锵有力的声音,“现在请XX同学讲话”。老师忙用皮筋绑住发梢,又拍拍我的头,“怕吗?”我说:“不怕。”她看着我笑,“好。上去声音大一点”。我望望会场,人很多,有几百人吧。尽管两腿有些抖,却像个冲锋陷阵的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冲上主席台,开始发言。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也不知道声音大不大,当我走下主席台,看见其他人赞许的目光,同学们羡慕的笑脸,觉得自己就是个大英雄。老师稳稳站在那里,眼镜后闪烁着欣慰的笑容。风把她的短发,她的衬衣吹得一齐向后,飘飘洒洒,我看着那个娇小玲珑的身影,觉得她就是电影画报里的人。

赵老师是外地人,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和广播员一模一样。我们跟着她,学会了很多字的正确读法(纠正了王老师的方言),学会了区别前后鼻音(王老师就没有教过这些),学会了标注音节音调,还学会了抑扬顿挫的朗读课文。她爱笑,总是笑眯眯的,没一点愁的样子,也没有一点架子。当我把全班作业抱到办公室时,她问班里有不会做的题吗;当我把试卷发下去时,她说这次咱班考得不理想;当我们说不会写作文时,她就说下午空堂上咱补一补。说这些话时,她都在笑,好像吃了笑果子,不笑就不会说话似的。

她从不训人,也不说脏话。上课谁要是乱吵了,她就停下来,用亮晶晶的眼睛瞅着嚷嚷的人,微微一笑。几秒钟后,空气里仿佛有了净化剂,教室里一下就静悄悄了,连最调皮的学生也不敢捣乱。她讲课非常详细,常常一边讲一边写,一节课下来,黑板上就出现个完整的板书画。我们舍不得擦,总是磨蹭到下节课铃声响起,才喊叫值日生。值日的同学噘着嘴拿起板擦,先擦左边再擦右边,最后看一眼,才一下子全部抹去。我坐在下面,看着那些板书一块块消失不见,心里空落落的。

许多年后,我在街上遇见她。她拉着我的手,问我父母情况问我的情况,我一一回答。她又说起自己的儿女,说起自己多病的身体,似乎都有点不如意。我们站在十字路口,有一阵忽然都沉默下来,看着一辆辆疾驰而过的车辆,来来往往的人群,如同看着一段过往的时光。我偏过头盯着她,皱纹爬满了瘦窄的脸,背佝偻了许多,眼镜又厚了几圈,衣服上也洒满了脏点点,眼泪就下来了。当年那个剪发齐肩、娇小婀娜的时尚女人,已变成了个小老太太;不笑就不说话的人,现在一说一叹气。她没有觉察,接了个电话,说要和朋友去领超市里的购物券,就匆匆走远了。蹒跚、褴褛的背影渐渐消失不见,我一时如在梦中。

我还记着她戴着厚底宽边的黑眼镜,穿着黑色的列宁装,站在主席台下,用眼神鼓励我别害怕,用微笑鼓励我大声说话地样子;记得她说“无论啥时候,女孩子都要干净整洁、端端正正地”的样子。无论什么时候,它们都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将永远镌刻在我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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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班主任是新来的大学生,浓眉大眼,高鼻梁阔嘴巴,典型的回族帅哥,高大健硕,篮球打得好,足球也踢得好,不但人长得帅,而且性格活波。他家也和我家相邻不远,都在南头子。他叫我母亲高姐,也叫我外甥女。我们每天一起往学校走一起回家,迟早也不过几分钟。

老师特别聪明好学,接连跳几级,十四岁就考上学,所以毕业了也才十八岁,在我们班,据说和他年一年二的就有好几个。那几个大同学,不但我们不敢惹,就连其他老师也畏忌几分。有个外号叫“骚胡”的,人长得黑胡叭嚓,而且很高很壮,留了好几级,还总惹是生非。只要年轻老师来上课,就故意捣蛋。一次,老师正在讲方程式,最后排的他突然站起来,朝着前面的人吐唾沫,一口两口三口。前排的男生气疯了,掂起一个凳子抛了过去,两个人就在教室里扑打在一起,互相叫骂撕扯。大家吓得一动也不动,扭回头去看。老师也愣住了,气得脸上黑气往出冒。他从讲台上走下来,手里的粉笔被捏成了粉末,扑簌簌往下淌。走了半截,他停下来,长长呼吸了几次,才说,“既然爱打架,你们俩就打个够。等你们打完咱们再上课,好吗?”奇怪,他俩反而不打了,尴尬地站在那里。老师继续说,“我就不信,来学校念书的学生就是这样子?我今天不打你们也不骂你们,只是想说一个事实。你俩想想,几十年后,咱班这么多同学提起你们,会说什么呢?你们这个样子,能不能在大家心目中留下好印象?”两个同学没意思地站了好一会儿,悻悻然松了手。老师没理睬他们,继续上课。

下课了,他拿起书本就往外走,两个同学红着脸跟在后面。我们盯着那魁梧的身体、有力的步伐,佩服极了。才懂得遇上事不要一味去打去骂,镇定沉着、冷静处理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那时,我已开始了叛逆期,对大人的好话坏话置若罔闻,还时不时间偷出木箱里的书,藏在麦垛后或装粮食的库房里失踪半天,任凭母亲高声呼喊却一声不吭。他总是给劝说母亲,这个年龄段的娃娃都这样,不要骂,只要爱看书就是个好事。我感激地听着,心想一定要好好读书,和他一样考上大学,将来也教书,也这样和我学生的家长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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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得能染蓝叽叽喳喳的麻雀翅膀,风暖和地捏住一缕能把人化掉,阳光金子般晃得人眼晕心晕。一棵大杨树在操场边稳稳站着,树影斑驳,投下些许清凉。我们坐在树下,集体背着《黔之驴》。不知谁踢了林同学一下,他猛然拧过身子,结结巴巴地说,“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我们哈哈大笑,为他的聪明机智善于联想叫好。不远处的教师宿舍里,语文老师听到笑声,从屋里走出来看了看,见学生集体装模作样,又走了进去。这个大胡子黑脸庞的中年男人一般上课都不讲,只是让我们在操场里自己读写背。偶尔有兴趣讲起来,倒也神采飞扬,可惜这样的机会太少,我们只能自学。

生活一天天延续,我一天天长大,到了初二,换了个语文老师,黄脸黄头发黄眼珠,不知道为什么外号叫“阿尔巴尼亚”。他很少来上课,即使来了,也只说从30页看到35页,就坐在凳子上沉思冥想。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忽然检查起作业来,字写的最差的杨同学被叫了上去,他看了一眼作业本问,“你以后想干啥”?杨同学老老实实回答,“我想当个开火车的”。“那不行,你应该当阴阳”。见全班都竖起耳朵听,他慢慢地说,“就你写的这字,阴阳画符一样,鬼一见就吓飞了。你说你不当阴阳可惜吗?”我们想笑又不敢,只能偷偷乐,杨同学羞愧地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过了不久就不念书了。我就想我以后当了老师,绝不会这么讽刺挖苦学生。

平时他匆匆忙忙,一到集日便不见人影子,知道的同学就说他投机倒把、贩羊皮子去了,连校长也没办法。他不在,大多数同学睡觉的睡觉打闹的打闹,教室里能吵翻天,我和几个人却悄悄坐着写作业。因为初一语文老师的“懒惰”,我们已习惯了自学;又因为对语文很感兴趣,自学似乎也没多大障碍。好在英语老师戏言慢语,洋派作风,赢得所有女生崇拜,我们又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背单词上。即使他上课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大家就认认真真听天书。

最认真地人是政治老师。他马上要退休了,却从早到晚待在学校里,从不迟到早退。“我不爱上他的课。他就会照本宣科,还是个皮松肉颤、腰弓背驼的焦蛋蛋老人”,一个同学总结,我们集体点头。他不但一节课都不拉,而且每节课都早来几分钟,下课铃响了好久也不见下课。他家就在附近,上班权当浪门子呢,有同学这么猜测。大家没办法,经过集体商量,让我这个学习委员在教室日志上重重写下“早到迟退”四个字。他不知看到了没有,估计是没看,因为还是老样子。

上课时,他一转身写字,大家就偷着换座位,他明明看见,也不做声。他女儿也在本班,外号“莲莲”。有一天,他正讲“破迷信除四害”,隔壁人家的驴不知为啥子昂子昂大叫起来。下了课,叫“长嘴”的男生就追着撵着喊,“莲莲,你爸讲课羞得驴都嚎呢”,大家都哈哈笑。莲莲一下子哭着找父亲去了。过了一会儿,“长嘴”被叫到办公室,我们跟在后面挤眉弄眼地看,心想这下子挨上了。可老师一点也没生气,只是语重心长地说,“人念书为啥呢?就是为了知书达理,明心长见识嘛。娃娃,不说脏话不笑话别人,做个文明人多好呢”。“长嘴”羞愧地低着头回来了,坐在座位上一声不踹。铃声响了,老师又来上课,依旧认认真真地讲,工工整整地写板书。我们静*坐静**着,谁也不好意思再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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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班主任。

老韩,瘦削精干、精力旺盛、脾气暴躁,眼里见不得沙子,却又多才多艺,心口如一。即使一人身兼语文、政治、历史三门课程,也从不喊苦喊累。讲起课来激情澎湃,手舞足蹈,听他的课就是一种享受。记得上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单是时代背景就讲了整整三节课,他在上面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在下面听得津津有味,不停记着笔记。讲到女学生受难细节,老师在讲台上模仿“匍匐”“又一个扑上去”的动作,全班人满含热泪,沉浸在一片悲痛中,下课铃响了也一动不动。还有一次上历史,讲到晚清腐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时,他面红耳赤,结结巴巴,连连猛拍讲桌,然后转身走下讲台,拉开教室门,直戳戳走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出了什么事。好半天他才进教室,慢悠悠开了口,“每次讲到起这段历史,我就气愤不平,人善被人欺,国弱被人欺啊,同学们。我刚出去在操场上转了一圈,平息了一下情绪。接下来咱继续学习第五十四页”。

这个小个子黄皮肤、眼睛细而长的班主任很少来教室,却知道班里的许多秘密;也很少跟自习,但了解全班的最新动向。只要班里有个风吹草动,比如谁和谁约个架,谁和谁在约会,他准会第一时间知道,然后在班会上高调提几句或叫当事者面谈,为此大家以为班里有“奸细”,而且不止一个。好事的人调查了几次,也没找出来。后来我们才发现,教室后门上有个不规则小孔,他早晚自习都通过那个洞口“窥视”。一切尽在掌握中。

平日里他对学生非常好,但如果犯了错误也毫不手软。一次班长带着所有男生,半夜跑去起(偷)了村人地里的白萝卜,被人家跟着脚印追到教室,人赃俱获。老师气得浑身发抖,自己掏了钱赔偿,然后命令全班男生站成一排,把手伸出来,拿着半截凳子腿一个个打过去。打得人人哭爹喊娘,连告状人都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软话,他却不依不饶,又挨个打了一遍,还罚站了一周。自此,再也没人敢犯此类错误了。

他不爱记学生名字。我们班是个138人的大班,光复读生就有70多位。有的是八年抗战终未果的老书棍,有的是出师未捷身先败的新兵蛋子,还有我们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生瓠子”。一次因为很多人不上早操而被校长点名批评,他就让那些同学站一排,用一个竹棍挨个打,边打边问,“叫啥名字?这是打第几次了?”。直到现在我们同学聚会,见面都会互相问一句,“你叫啥名字?”,然后笑作一团。

他上课声如洪钟,学生们一点也不瞌睡,其实是不敢瞌睡。偶尔见谁瞌睡,他便走过去,把大拇指和食指绷圆了,“弹一个壳壳”,这个壳壳就疼得人眼泪淌。但他很少骂女生。常常说,男生嘛,就要打,不打不成材。女孩子嘛,点到为止,千万不能动手。其时,我虽还是学习委员,但已严重偏科,尤其是物理,上课啥都听不懂,只好偷看小说。物理老师不点名批评了一次,我不好意思,每次交作业时就放在宿舍外的窗台上,他说了几次也不改。老韩知道了,把我叫了出去问情况,我边哭边说学不进去要放弃,他叹了口气,“哎,你要是我女儿,我就把你一巴掌”,又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放弃,先跟着,分了科就好了”。

他身世很苦,少时丧父,母亲家贫无以为生,又带他改嫁别人。在白眼和冷遇中中长大,从识字班中脱颖而出去,在样板戏中学会了拉手风琴,又因为聪颖勤奋中被保送到师范。回家任教后,只能和长期周济他们母子的、舅家的女儿结婚,因为是*亲近**,三个孩子都长到十一二岁就夭折了,恶果一次次轮回,搁在谁身上都受不了,难怪他平日里几乎很少笑。夏日傍晚,斜阳正浓,在宿舍门口,他抱着手风琴,眼睛紧紧闭着,踩着节拍,手臂一开一合,忧伤的曲子水一样流出来。师生们围拢站成一圈,静静听着。物理老师说,“男愁唱女愁哭。老韩这哪里是在拉琴,他是在哭呢”!

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女儿,命根子一样守着。女儿也争气,读了大学考上了研究生。孩子结婚时,我们一帮子同学都过去恭喜,老师高兴地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直道歉,说那时候脾气不好,对男生太苛刻,大家都笑,“没有您当年的严厉,也没有我们今天”。过了不久,听说女婿不成器,不但吸毒贩毒,还祸害家人。好容易女儿离了婚,为躲避骚扰,他只好带着一家人逃到另一座城市。“老韩成了一把柴,这个女子的婚姻把心都揪了”,我们商议着去看他,可惜大家都有事,最终没有成行。

故乡固原,那些打骂过学生却依然被学生念念不忘的老师们

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是个大个子红脸膛的胖子,外号“洒壶”,一张口口水四溅,前排同学深受其苦,常常把课本撑起来做成“伞”抵挡。他上课讲得忙写得忙,写了擦擦了写,不一会蓝衣服就变成了白衣服,自己也由干干净净变成个粉刷匠。虽然讲课用方言,但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深得我们喜爱。还有个很好的特点,就是绝不拖堂。只要下课铃一响,不管说到哪都马上停止,斩钉截铁地说下课,然后潇洒而去。他还有一手绝活,就是随便在黑板上一点,抬手便能画出一个标准的圆。单凭这一点,学生们就敬佩得五体投地。

地理老师慈眉善目,可爱极了,是个已退休又被返聘回来的老爷爷,上课特别认真,就是一口“老土话”,惹得我们笑个不停。一上课,小个子、圆圆的他就抱着个和他一样圆的地球仪,开始提问:XXX,你给我说“得(dei)归”(德国)在哪个半球?“孪帮得(dei)归”(联邦德国)在哪个洲?“挪螺丝”(俄罗斯)主要有哪些矿产”?“苏孪”(苏联)由哪些联邦组成?“闹大利亚”(澳大利亚)*旗国**上的图案是不是袋鼠?学生们笑得前仰后合。他也不恼,只是平静地说,“‘嫩可斯”(恩格斯)说过,谁肯认真学习,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班里一下子静了,只剩下笔在纸上的声音。我有次笑着给家人复述,母亲马上严词厉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可不敢背后说老师坏话。”

还有卷发大眼的英语老师,喜笑颜开的体育老师……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高丽君,70年代生于宁夏西海固。宁夏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级研修班(文学评论)学员。有多篇作品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散文选刊》《飞天》《青年文学》《朔方》《黄河文学》《散文诗》《罗马尼亚华人报》等发表。出版散文集《让心灵摇曳如风》《在低处在云端》、随笔评论集《剪灯书语》,有文字被翻译为英文。《在低处在云端》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剪灯书语》获第三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单篇获“孙犁散文奖”、第四届国土资源部“景芝杯”征文一等奖、首届林非散文奖、第五届中国“徐霞客游记”奖、宁夏“六盘山旅游杯”全国诗文大赛奖、宁夏固原市“新锐作家”奖等各种奖项,现为固原第五中学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