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盘龙山李自成行宫，院内立有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重修盘龙山真武庙记》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修盘龙山真武祖师庙序》两块碑记。前者云此庙“建自前朝”，后者曰“旧建真武祖师庙一所”，对此庙创建时间都说得甚是模糊。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从来没有明代碑记吗？
清道光甲午年（1834）重修的《圁川艾氏家乘》，收录了米脂第一位进士艾希淳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撰写的《重修上帝庙记》和其长子艾有骢于隆庆五年（1571）春撰写的《修玄帝庙碑记》，这就是盘龙山真武祖师庙在明代的碑记。自然，她本来是矗立在庙内的，为什么后来在艾氏家乘里？厘清这些问题，对研究李自成行宫的前世今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史学价值，甚至可以改写部分米脂地方史。
我们先看看这两部碑记。
艾希淳《重修上帝庙记》曰：“粤惟上帝，圣德神功，恶盈好谦，与造化并。凡天壤间怪诞幺魔，皆赖忠烈果毅神将剿灭之，故曰‘玄天主杀’。故也，我正统朝奸臣*国卖**，车驾北将，驻驿穷庐者三年。上帝灵通神变，阴拥阳护而归。且天地界限，植立森严，乱贼骈首就戮，而群臣名分，宣朗星日。帝德广运，从古及今，未有若此明显者。朝廷钦若于武当，遂祠宇遍天下、及后世，是咸知报功德于无穷者。
成化间（1465—1487），邑义士高網，捐财构殿三楹于马鞍山首，中塑圣像及十帅，亦如武当之仪位，邑人均感威灵。如此迨今，人亡世远，风雨摧剥，甚至于悬流点滴，沾神衣袂。
厥子子成、外孙吕世相、孙尚友，不忍前功终弃，各捐家资修葺之。所不周悉者，绅士邑人艾希清，买庙后及左间地施之，以壮庙制方正之观；省吏高应祥，亦捐资起盖卷棚三间，以为乡人奠献之所；绥德卫舍人王升，施银八两，以辉成金身之用。
是故材木贸诸兴临之美者，工匠募诸汾石之精者；雕琢轮奂，各效其技；妆严绘画，各售其巧。昔也，圣像不免于雨泣风凄，今则金碧辉煌矣；昔也，庙貌不免于栋折榱崩，今则翚飞鸟翼矣！
予阅历世事多矣，淫祠若夷越觊非望之福，若禳田耆利，若剥肤椎髓者，滔滔皆是也。体悉君亲至意，以崇明祀，若高氏；轻财重义，以垂世教，若艾公、王氏；几何人哉？噫嘻，其功与志，皆可嘉也！
工始于季春，落成于仲夏。予因志之，始知兹工之不可废，要自有成。
我贤明父母路公巽菴，牧民之心切，事神之意远，欲其庙貌聿兴，翼我百姓万万也。肆下命，遂成乃事，以昭厥德。
时，嘉靖二十九年岁次庚戌季夏吉日，赐进士出身、诰授大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参政、邑人艾希淳题。”
这里的“马鞍山”，即盘龙山；“上帝庙”即玄天上帝庙、真武祖师庙。
明成化年间，邑人高網于马鞍山头创建上帝庙，到嘉靖二十九年，已有60多年了，庙宇破败，高網的子孙们“不忍前功终弃”，进行了第一次重修，请艾希淳写下了这篇碑记。从碑文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得知：此山建庙前叫马鞍山；当年创修时并未立碑，否则，会有成化的具体年份；此次重修的发起人为创修者高網的儿子高子成、外孙吕世相、孙子高尚友；这次重修，用时仅两三个月，属于简单维修，只在原有庙宇的基础上增建了三间卷棚，规模并不具备后来作为行宫的条件，但却扩大了庙周地盘；这篇碑记对于研究李自成行宫有着很高的文献价值，它记载了上帝庙的创修人和创修时间；这时间，在陕北的真武庙中是较早的了，比著名的道教圣地佳县白云观还要早120多年。
时隔21年后，艾有骢撰写了《修玄帝庙碑记》，其文曰：“环邑皆山也。山头与邑门揖而独高者，则邑之北山也。绵绵远脈，如长蛇相应；晓峰突叠，若金绳曳龟；则北山之形，壮也！其色主玄，蛇龟□□□□□□州，逼边要壤，守御之区也。居人旧设有玄帝祠于北山之岭，因山取义，期神佑于一方也。创始某人，重厘某年，俱载前碣，无冗述也。针杵之□□□□后口，无怪陈也。窃谓庙久矣，而每新实狭矣，而未大也。邑有高子尚友、尚忠，欲侈其制而京观之，尝捐资为之址矣，力未逮而中止也。至我明隆庆天子临轩三纪，邑侯霍君奉命来尹，谒祠，因叩其实，侯欣然嘉其志。适道子杜阳春姓名者，亦来自荆山，徘徊居处于期间。逆订缘书，署于□□□□□。不匝月，而得金若干两，粟若干石。募金鋾像，添立后宫一所，纯以砖成也；立药王庙于东厢，而西立五祖七真庙，制亦如之，构以木也。丹青四壁□□□□。庙貌既新且邃，而观者耸畏。虽明祚方昌神祜，不因兹加捐。而所谓亵神渎神，视夙昔瞻拜而不知举废，罪庶少逭也。工起于丙寅岁黄钟之月，至庚午禾登而成。高子之善，杜子之虔，基之；邑侯之力，终之也。侯为谁？直隶任人霍君维蒞也。（原按，空白系剥落，不敢妄添）时，隆庆五年辛未春分吉日，四川武隆县知县、邑拔贡艾有骢撰。”
从该碑记中，我们可以得知：此山由于有了神庙，马鞍山这个俗名不再适用了，人们因玄帝主北而改称北山；此次重修的发起人为高網的孙子高尚友、高尚忠；工始于嘉靖四十五年，告竣于隆庆四年秋，用时5年；此次重修，“添立后宫一所，纯以砖成也；立药王庙于东厢，而西立五祖七真庙，制亦如之，构以木”，砖木结构的前后宫殿、东西两厢庙宇，基本完成了现在所见的四合院宫殿，规模上具备了作为行宫的条件，但还没有乾隆碑记中大殿之下的捧圣楼、梅花亭、乐楼等大型建筑；时间在1571年，距传说的李过于崇祯十六年（1643）改制行宫仅72年；碑文“始创某人，重厘某年，俱载前碣，无冗述也”，证明了其父艾希淳的碑记就立在庙院，而且艾有骢的碑记也自然会并立在一起的，这是一般常识；这篇碑记在文后所加的“空白系剥落，不敢妄加”按语，证明艾氏家乘是直接从石碑上抄录而非从祖传文稿中得来。
这就证明了一个史实：最迟在乾隆年以前，有人特意将这两座碑碣从盘龙山庙宇中移除了。
那么，是谁于什么时间、出于什么目的从庙宇中移除了这两座碑碣呢？
从隆庆年至乾隆年的200余年中，整个真武祖师庙宇能够完好无损地保留，独独不见了这两块记录庙宇历史的石头，证明移除碑碣是出于改变庙宇功能的目的。艾希淳所撰的这块碑记能完好无损地被保留在清道光甲午年，证明了碑碣在移出庙宇前并未受到任何破坏，而艾氏子孙又没有任何理由主动将碑碣从庙宇中撤出。
这就只有一种解释：李过将真武庙改建为行宫的传说是历史的真实事件。
因为，李过要将庙宇改建为行宫，就要消除一切庙宇痕迹，搬走神像，清除石碑。这在逻辑上是符合“充要条件”的，即形式逻辑中的“有前件必有后件”，二者之间属因果关系。我们再用逻辑学中著名的“反证法”来证明：如果不存在将上帝庙改建为行宫，那么，这两座上帝庙石碑就不会被清除；石碑被清除了，所以将上帝庙改建为行宫是存在的。当然，此时的李过已是见多识广的大将军，他深知家乡这两块石碑的意义，所以并没有鲁莽地直接毁掉，而是转交给艾氏族人保管，于是我们才能在《圁川艾氏家乘》中赏阅到这珍贵的史料了。
列宁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我们在不能找到县志及有关史料记载的情况下，依据碑记被清除出上帝庙的史实，通过严谨的逻辑分析，不也能推理到历史的大致原貌吗？
艾希淳父子这两篇碑记，从玄天上帝庙中移出的史实，就是李自成侄儿李过改建庙宇为行宫的铁证！
掌握了这把解开历史谜团的钥匙，一切关于李自成行宫的谬传就会烟消云散。
那些历史学家、李自成研究专家们，以《永昌演义》为小说、县志无记载，而怀疑或否定李过改建行宫的结论，就不攻自破了；那些认定行宫的所有建筑，都是李过所修，属于夸大其词；那些先有行宫后有庙宇的猜测，只是源于清代碑记，不知其厚重的历史。
真正的李自成行宫的前世今生之500余年历史轨迹是：玄天上帝庙（明成化年间至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行宫（明崇祯十六年）—玄天上帝庙（清顺治元年至康熙元年）—元帝庙（康熙元年至乾隆年五十六年）—真武祖师庙（乾隆五十六年至公元1927年）—米脂中学（从1927年初创的三民二中至1982年）—米脂县*物文**管理所、米脂县博物馆（1982年至1984年）—李自成行宫纪念馆（1985年至今）。
按说，正常的情况下，旧县志应该记载李过改建行宫这一米脂历史大事件，但康熙二十年（1681）修《米脂县志》时，距明朝灭亡还不到40年，清朝统治者在全国还处于肃清明朝及李自成影响的政治高压时期。而在李自成的家乡米脂，五年前刚刚发生过一件心有余悸的大事，形势则尤为严峻。
据光绪版《米脂县志·纪事志》记载：“康熙十四年四月，定边叛将朱龙、绥德贼周四儿从西川（那时为米脂辖地，今属子洲）至州，据绥德城……米脂胁从者颇众。十五年六月，平逆将军毕力克既克绥德，献议者请屠米脂。榆林中路道高光祉闻之，趋赴军门，极力陈说米脂人民无反状，县城赖以保全。”
惊魂未定的米脂，当时有7人参与了编写县志，虽然他们最清楚此事，但对涉及李自成行宫这样敏感的事件，自然会更加谨慎，不敢贸然记载了。翻开《康熙米脂县志·祠祀》篇，玄天上帝庙非常低调地被记载于小小的马神庙和五龙洞之后，而且还因犯康熙乳名“玄烨”之讳，被改为“元帝庙”，地址只写了“北门外”三字，连“盘龙山”都不敢写出。所有这些，又进一步印证了明朝灭亡后米人为保护庙宇，立即在行宫中塑了神像这一传说的真实性。
《康熙米脂县志》对此应写而未写，200多年后的光绪县志和民国县志对此则想写也不能写了，因为他们不能只据传说而违背史志“以信传信”的编写原则。
现在，如果让明代艾希淳父子这两通玄天上帝庙碑记重回原位，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与清代现存的碑记前后呼应、相得益彰，不是更能证明李自成行宫的真实性，更能增添行宫的厚重文化，更能激发瞻仰游览者的沧桑之感吗？
作者丨常文树（来源/榆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