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抵达蒂兰之前，我发现了一个美妙的惊喜；毫无预警，幸福翩然而至。我突然就来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途经克拉斯的小村庄之后，我们开始启程前往蒂兰。倏忽间，壮美景象跃然眼前，堪比提香笔下最昂贵的画卷。
——司汤达
6月1日 周一
里昂-佩拉什火车站，早晨7点21分的高铁。驶向巴黎的回程。两小时后，我就可以把行李放进巴黎的公寓中了——我既住在里昂，也住在巴黎。在巴黎，我住在里昂路上。巴黎的布列塔尼人住在蒙帕纳斯附近，南部人则聚居在巴士底狱、民族广场和巴黎里昂站这片区域。“里昂路，这让我觉得安心！”贝特朗·塔维涅这位地道的里昂人曾经如此说道。2000年的秋天，当我接到戛纳电影节的任命时，他是里昂卢米埃尔中心的主席。那时，戛纳电影节主席吉尔·雅各布和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凯瑟琳·塔斯卡都建议我保留在里昂卢米埃中心的职务。
我又恢复了工作节奏。接下来的几周，我都将保持这样的状态：总的来说，周一和周二待在巴黎，然后回里昂，周四往返于里昂和巴黎。三天在巴黎，两天在里昂。从9月到来年5月之间，无论我是待在巴黎还是出差旅行，玛丽对我的安排都没有任何异议。但从6月开始，她只允许我在外逗留一晚。不过遇上以下情况，她还是会网开一面的，比如：工作加班，参加点映活动，与途经里昂的导演吃饭，或者去贝西体育馆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演唱会。
巴黎七区的艾米丽街，戛纳电影节总部所在地。所有人都在此重聚，氛围像极了开学返校，大家都满怀完成了作业的满足感。中午，我跑去了文化部，芙乐尔·佩勒林为戛纳电影节获奖者、光彩照人的阿涅斯·瓦尔达准备了一场鸡尾酒会。接受戛纳终身荣誉奖时，难以抑制的激动情绪让瓦尔达呈现出了与她一贯以来“特立独行的女性”标签相去甚远的模样。事实上，这个标签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刻画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漫长、艰辛的世事之中，以坚韧的姿态宣告自己的在场，并承受着艰难斗争带来的伤痕。每一次在公众面前现身时，阿涅斯都作出一副“不会上任何当”的样子。她给我打过多少次电话让我揭露那些在她看来是媒体闹剧的事情啊？不过，对于生活，对于周遭的人和朋友，她总是释放着特有的温柔。
突然，弗朗索瓦·奥朗德出现了。我们本该预料到这一“惊喜来访”，但我没有上心。皮埃尔也因为重感冒而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赴宴的决定。好吧，又该让美国人震惊了，我对自己说道，他们永远不会看到法国总统竟与本国文化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总统先生放松地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是众人赋予了我生活的能量和乐趣，可政治家们究竟是怎么做到每天都有如此鲜活的气色），然后在台上说了几句话：“我们从不要求电影只是简单地呈现幸福美好的景象。尽管有些电影呈现了让人无法愉悦的现实，但那也是好的。”有人曾跟我说，他很惊讶地读到如下话语：对面临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政府当局来说，“关注社会题材的法国电影”就像鞋子里的鹅卵石（这是今年不断引起讨论和争议的话题，在现代影迷那儿，社会题材的法国电影简直展示了人们拒绝政治介入的姿态），应该自行式微，而不是被庆贺其功劳：为法国带来了一座金棕榈奖。“还有诸多故事，不断战斗与抗争的男人和女人，这些都应该成为电影表现的一部分”，无论失业与否，都应该是这样。
6月2日 周二
今天早上，一辆紧挨着自行车道行驶的出租车差点儿把我挤到塞纳河里去了。但我得说，能重回巴黎还是挺好的。不管在哪儿，我每天都骑车。我是一名自行车手——在工作日和礼拜日是，在荣军院是，在加利比耶山口也是。为了从我居住的巴黎里昂站街区赶到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我要在塞纳河左岸骑行7.5公里。回程也一样。在巴黎的所有行程，无论电影放映、午餐会或会议活动，我都骑车。也就是说，日常平均每天20公里骑程，一年大约200天，共4，000公里骑程。巴黎“自由自行车”公共租赁系统的出现终于让人们不再把骑自行车的人看成古怪愚蠢的乡巴佬了。这件事情最早是在里昂推广起来的。在里昂，人们把这个公共自行车系统叫作“出租自行车”，这名字会呈现出另一种气质——人们绝不会在把酒言欢的夜晚把自行车扔到罗讷河里。“你要骑‘自由自行车’吗？”别人经常这样问我。“不，我骑我自己的自行车。”在巴黎，我有一辆洛克；在里昂，有一辆捷安特；在蒂兰，有一辆斯科特——碳质框架，法国产的车轮，意大利产的刹车，英国产的车把手，日本产的换速叉，搭配美国产的骑车服。
我必须时时跟进媒体报道。我会浏览互联网、杂志或者法语、英语及西班牙语网站，还有克里斯蒂娜·艾穆及其团队为我收集整理的文章。我会读美国记者的文章，比如斯科特·方达（《综艺》杂志的记者）或者托德·麦卡锡（《好莱坞报道》的记者，曾长期供职于《综艺》杂志，担任首席影评人，与其比肩的还有非常优秀的影评人贾斯汀·张），还有爱说笑的安妮·汤普森，她曾写道：“今年，主竞赛单元最棒的两部电影是……非竞赛影片！”她说的正是《头脑特工队》和《疯狂的麦克斯》，而她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在英国记者里，《卫报》的彼得·布拉德肖或者《闲暇》杂志的高夫·安德鲁斯都很重要。在西班牙媒体、拉丁语系媒体（阿根廷和墨西哥）、日本媒体、韩国媒体、德国媒体和意大利媒体里也同样有出色的批评文章，而我总是以阅读法语文章作为收尾。
媒体发挥其力量，严厉地点评官方选片。即使不时地会有始料未及的赞誉和表扬让我欣喜，但2015年的戛纳电影节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小年。没什么好惊讶的：我和克里斯蒂安·热那都认为整体的选片挺好，也很强大，但我们的主竞赛单元略弱。我们在选片上犯了错误，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另外，2014年的大获成功让人预见了其对来年产生的反作用，而今年这些着实脆弱的电影还要应对大众对“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电影节”的期许与焦虑。
每年的戛纳电影节不仅是全球电影界数百名导演、制片人和发行商赖以存活的平台，也聚集了全球的媒体名流，他们需要对这一盛事进行快速、清晰而坚定的自我表达。那些高水准的记者之间在相互激烈地竞争着。所有这一切让电影节变得很重要，但有时未免太重要了，使那些参展影片成为众矢之的，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有人跟我谈论过《世界报》对选片名单作出的“不太客气”的总结。它的确……不太客气，事实上我真是找不到比它更咄咄逼人的文字了。雅克·曼德鲍姆和奥雷利亚诺·托内做了他们身为记者该做的工作，指责我们犯了几个错误。他们高调地（比如拎出主竞赛单元里薇拉莉·邓泽里的电影）发出了一记严厉无情的边线抽球（说“德斯普里钦竟可耻地缺席主竞赛单元”）。我还可以再补充几部被认为“大失所望”的电影，甚至连格斯·范·桑特也成为了无情葬礼的牺牲品。另外，人们还觉得他们心目中的“宠儿们”遭遇了不幸的命运：菲利普·加瑞尔和米古尔·戈麦斯只进入了“导演双周”单元，阿彼察邦、门多萨、河濑直美和波蓝波宇则屈就于“一种关注”单元（他们甚至忽略这样的安排是经过他们本人同意的）。
一到作总结的时候，每个人便马后炮式地对主竞赛单元来一次重新的编排——这种时候，根据已知的受欢迎程度，要作出一个理想化的排片表实在轻而易举。这不过是总结结果而得到的一场幻觉。往常，我们默认的选片方式可以说是狭隘的，这一年则开始拓展更开阔的空间。我们试着去开拓边界，人们却对这种开拓表现出了不信任。
全景廊街的斯特恩咖啡馆是麦温挑选的非常巴黎的好地方。两年前，当《警员》在主竞赛单元受到欢迎时，她曾请我吃饭表示感谢。这种少见的姿态让我相信，她是唯一会做这类事情的人。倒不是说其他人不通人情世故，而是她的确是这样优雅、坦诚的人。“我很清楚，颁给艾玛纽尔·贝克特的奖为《我的国王》抵挡了好些攻击。”她一脸沉思，带着些许迷失的模样对我说道。对年轻的电影人来说，初来戛纳电影节就令人信服是不容易的——哪怕在主竞赛单元首次亮相就一鸣惊人的并不在少数，麦温便是如此。她在2011年因为《警员》的成功放映而成名，也在十字大道上的争议声中收获了最佳导演奖。电影在普通观众中的巨大成功马上印证了以鲍勃·德·尼罗为首的当届评审团是一个正确选择。可以很容易地肯定的是，那些最初伺机绊倒她的人第一步便失误了，因为《我的国王》是一部野心勃勃的成功之作。但很明显，它会成为被粗暴批评的对象。这种批评看似发自人们对电影的思考，其实却是针对她的导演水平。她因此很受伤，也不想现身面对：“你懂的，一旦我惹恼了那些人，好吧，我就再也不会看到他们了。”不过她并未因此而沮丧，仍想尽可能地创作出最好的电影。她说：“你让我剪掉一部分是正确的，现在影片还是有点儿长。正式上映之前，我还有时间再改一下。”
6月3日 周三
我又要提到2015年的“国际电影节”了，有些事情必须记下来。举办时间是5月13日至24日（曾经，电影节是提早一个星期开始的，入选影片会在初春公布，如此，“后戛纳时期”会更长一些，对之后上映的电影也会更有利）。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文森特·卡索、西西·迪·法兰丝、爱德华·贝耶、梅拉尼·罗兰、贝热尼丝·贝乔或奥黛丽·塔图的继任者）是朗贝尔·威尔森，以英法双语主持。
评审团主席是乔尔·科恩和伊桑·科恩。这是第一次的双主席制，消息是在2015年1月19日公布的。一个月后，海报揭晓：英格丽·褒曼的一张极其罕见的照片——由玛格南图片社（Magnum）的大卫·赛摩尔拍摄。
4月13日，公布开幕电影：《昂首挺胸》，导演艾玛纽尔·贝克特，主演有凯瑟琳·德纳芙、伯努瓦·马吉梅、莎拉·弗里斯蒂及一位暂不为人所知却非常出色且迷人的年轻人，罗德·帕拉多特。按照惯例，我们本该在冬季过半时就公布开幕电影，但直到3月末4月初之前，没有任何电影为此作好了准备。在那之前我们只看过《疯狂的麦克斯》，华纳兄弟和我们都不希望用它来开幕——那样的话，就会成为又一部开幕的美国电影，而多样性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4月16日，在巴黎的UGC[13]诺曼底电影院召开了官方评选入围影片的发布会。入围名单受到了欢迎。不过，哪怕不受欢迎（有时会发生）也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人们尚未观看电影。但是，广而告之很重要，人们对我们注重引入新面孔的意图表示欢迎。一些少数派精英针对德斯普里钦缺席主竞赛单元而进行抨击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对他们来说，阿诺·德斯普里钦是一位偶像（然而当我们毫不犹豫地把《吉米·皮卡尔》放入主竞赛单元时，有的人却厌恶地捏着鼻子才说了几句好话）。总体来说，氛围上佳。法国（5部电影入围主竞赛）和意大利（3部电影入围主竞赛）都是有力的竞争者。好莱坞处于弱势，这也体现了当时的现实状况。
皮埃尔·莱斯屈尔首次在公众面前履行了电影节主席一职。在他有关私人赞助商的回忆里还有一段难忘的插曲，关于这个，我之后再说。
开幕典礼在5月13日星期三晚上7点15分举行，在十字大道尽头的棕榈沙滩上举办了官方晚宴。海上吹来凉似二月的风。19部电影入围主竞赛单元（照往常，一般至少20部，有时候是22部，有好几年是24部），18部电影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同上，一般会有22或者23部电影入围），还有一些非竞赛影片或者特别放映场（尤其是纪录片类）、“致敬”单元、戛纳的经典修复版放映场及闭幕式的吕克·雅盖的电影。
再加上我们的电影市场（在戛纳，人们主要是来工作的）和平行单元（“影评人周”和“导演双周”）。总共来说，官方选片有58部电影，展映350场，市场放映1，000场，注册参与者40，000名，记者4，500名，在媒体号召力上堪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然而后者是四年举办一次），也是全球最盛大的四大活动之一——其余三大盛事分别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锦标赛和环法自行车赛（其他三者都是体育运动类活动，只有戛纳是唯一的艺术类活动）。戛纳市政府称，在电影节举办的12天中，一共有100，000人奔赴戛纳。
6月4日 周四
天亮时到达里昂，周遭像是换了一番模样。参加“特殊教育服务”的会议。“特殊教育服务”是专门为居住在里昂以北的利莫内地区的孩子们设立的教育机构，这是一场与可爱教员们的愉悦往来。在滔滔不绝的大人们面前，话题的主人公小维克托有些尴尬，溢美之词让他的窘迫加重。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是在自嘲还是在自我享受？他来自他所属的一代，坚信“我就是我，将始终是我”。当我和他的母亲一起对他说“你真是一名青少年”时，他回答道：“是少年！”
里昂，让我忙碌的第二舞台。每当戛纳电影节开幕，我就没有时间停歇喘气了。卢米埃尔中心需要我花费很多精力，这些精力来自与团队每日相处而带来的愉悦和义务——这支团队在争论时却毫无耐性可言。我的工作将包括关于准备新一届的卢米埃尔电影节，接下来就要公布它的片单了。虽然电影节已经举办到第7届，但没有任何事情是轻而易举的。
6月5日 周五
我接受《法国电影》杂志的采访出来了。在这个采访印刷发行之前，法新社的记者已经读过，并以简化却不准确的方式作了一个总结：“蒂耶里·福茂控诉社交网络。”在对文章进行二次发挥的所有网站上，没有一家网站对完整的采访作过哪怕一点点的认真分析。我知道这个标题的源头出自哪儿：去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我曾表达过对自拍泛滥化的反感与厌恶，特别是针对那些走在红毯阶梯上满怀虚荣的人。除了我们这些每晚都要站在红毯阶梯顶端的人，没有人会觉察到这一点，但这种愚蠢的行为确实让红毯在每晚都变成了可笑的、自恋者的舞台。不幸的是，如果呼唤寥落的矜持，呼吁回到被塞尔日·达内称作“电视机屠宰场”（那是1983年的事，若是在今天，他又会说什么呢？）的时代之前，人们就会立马把你放入*动反**者的阵营。在网上，《解放报》表达了他们的讥讽，有标题作证：《莱斯屈尔和福茂的自编自导》[14]。
6月6日 周六
美好的晨曦宣告平静的一天到来时，我将行驶在伊泽尔省的河岸上，从今以后要从格勒诺布尔搬到圣-热瓦——我曾在雅克·莫里斯的书上读到，那儿也是莫里斯·加瑞尔出生的村庄。因此，莫里斯·加瑞尔曾是属于这个国家的。我经过这个地方时便不由地想到他，想到他在法国电影中神秘、不可或缺的存在。他骁勇地登上一个个彼此迥异的导演的领土，从苏台到他的儿子菲利普的电影里，他都出现过。今晨，河水喧哗、躁动——春雨滴嗒，和山间的激流混合在一起。那山间的流水注入了山脚如常的激荡湍急中。两周之后，将迎来我承诺和朋友们一起完成的阿尔代什省130公里骑行。我没有足够的体力让自己和他们对战，他们从冬末开始就在骑车了。只是在平地上骑行，戴着耳罩和朋友们聊天，就已经累坏我了。
这周，我们埋葬了热内·博尔达。这位死于突发心脏病的“戛纳人”，享年86岁。他曾在接待团队工作，性情温厚谦逊，必要时威严十足，一向都坚持在场。每晚，他都会站在红毯阶梯最顶端，负责控制走红毯的节奏和走上红毯阶梯的人流的密度。在那些炎热的夜晚，当队列加速前行时，他的存在总是让我们感到安心。
晚上，我的麻烦事在网上发酵。法国《首映》官网的新闻标题是：《蒂耶里·福茂：世界上最具媒体影响力的电影节的老板，再也不懂媒体了》。他们没有拼错我的名字真的很棒。
6月7日 周日
我恢复了正常的作息，急匆匆地去图书馆，再次观看老电影的DVD，听着电视上的那些连篇蠢话（塞尔维·皮亚拉曾告诉我，莫里斯喜欢看电视。这多少消除了我心里的罪恶感）。而且，我找回了睡眠。我想在独处的同时能和所有人说话。我在渴求诉说和希望保持沉默的状态之间交替转换。我回忆起戛纳电影节结束后和伊丽莎白·甘、斯科特·方达及塞尔日·卡甘斯基进行的长谈，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很珍贵的记者朋友。电影节结束后，人们总是希望通过谈论来重温它，尤其是我。这是散发着某种平静温暖的怀旧心绪。或者，有没有可能是恰好相反的情况：我们如释重负，因为一切都很好地度过了，没有发生安全问题，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事故——我们的担忧总是与活动是否能顺利进行相关，而无关乎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脾气、情绪。
我对着这些被您现在捧读的文字扪心自问。以前，我常常想写一本《选片日记》，但每次刚动笔，便很快放弃。我该有多骄傲才需要通过讲述个人生活来自夸呢？也许一本日记对“以后”会有些价值，我说的是对未来的人，某个女人、孩子、朋友或是陌生人——他们将知晓某个人一段人生中的所有境遇，如果他们真有兴趣的话。就拿电影领域来说，许多人的日记都是一份礼物。我愿意出高价拥有一本亨利·朗格卢瓦的日记，上面记载着他在1936年和让·米特里及乔治·弗朗叙一起创办法国电影资料馆的事。还有菲利普·艾兰杰在战后的1946年让·扎伊逝世后重建电影节的日记。我很愿意多了解以前的戛纳电影节，吉尔·雅各布曾在日常谈话里跟我说起的那时的戛纳电影节。当他想起罗伯特·法瑞·勒布雷和莫里斯·贝西时，就会说起他记得的故事——那是20世纪60年代，他还在当记者。
经历了电影节所带来的兴奋之后，我们的头脑丝毫没有歇息。戛纳，戛纳，戛纳……电影节已经连续几个月占据了我们的全部心思，要突然摆脱这一切实在不容易。
悔意向我袭来：由于其他单元的开幕电影都是法国电影，我便选了河濑直美而非阿诺·德斯普里钦的电影作为“一种关注”单元的开幕电影。这是一个错误，毫无疑问，这让阿诺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并不想给外国人留下我们只偏爱本国电影的印象，攻击却来自法国人内部。阿诺的8部长片里有6部进入过官方选片，几乎是被媒体称为“戛纳嫡系”中的榜首人物了。那一刻让我觉得是时候暂停一下了。然而，那是一个错误，简直应该被罚红牌。
《疯狂的麦克斯》和皮克斯的动画电影《头脑特工队》也都够资格参与主竞赛。那样的话，它们会获得同样的欢迎吗？奇怪的是，虽然《疯狂的麦克斯》未被列入主竞赛单元，它却让影评人和观众们体验了纯粹完整的观影享受。换言之，它在戛纳的放映堪称完美，同时引爆了票房；而且，在电影节首周四放映这样一道大餐等同第二部开幕电影。当动画电影被选入主竞赛单元时，观察者们会一边维护它的纯粹性，一边强烈质疑选片员的幼稚。就像其他类型片一样，人们嘴上说着喜欢，却不喜欢看见它们参与主竞赛。我更愿意高兴地看到华纳、皮克斯和迪士尼公司携大部队来戛纳，但他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全球性平台推出电影。像约翰·拉塞特那类人，在戛纳就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还有杰弗瑞·卡森伯格，那个和梦工厂一起开路的人。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再听到往年的陈词滥调：“（美国的）制片公司是不会来戛纳的。”
6月8日 周一
马埃尔·阿诺，这位卢米埃尔中心的“哨兵”发来信息：“我们必须加快进度了！”一到春天，家族酒庄的公园就开始充满魅力——街区的上班族们都来这儿，在草地上享受午餐，餐布和餐具都是精心准备好的；旁边学校里的中学生们霸占了长椅和任何可以坐的地方。我们就像穿梭在法国电影《同心协力》和《毕业生》之间。年轻人把公园附近都变成了他们的根据地，不过在这儿可找不到任何涂鸦标记或人为破坏的痕迹。
肯·洛奇发来消息：“亲爱的蒂耶里（此处为法语），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好好休息。我想告诉你我到底有多赞同你发的推特。花时间思考，三思而后评论，这些都是曾经的批评者习惯做到的。但在推特上可不是。还有，你让人们停止愚蠢的自拍这事儿真是干得漂亮。我这样说是不是太显老了？好吧，我就是老了。但我们还有足球。我们正在和一支很好的团队合作组建自己的小俱乐部（与巴斯有关）。革命将从足球领域开始！祝好，蒂耶里，我希望你在里昂一切都好。回见。”
6月9日 周二
不论是罗伯特·法瑞·勒布雷、莫里斯·贝希还是吉尔·雅各布，我之前的电影节艺术总监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都牢记这样一条准则：“一次出色的选片，得幸于电影本身；一次糟糕的选片，则是选片人失责。”我也遵从这一准则。关于2015年的选片，我读了正反两极的所有评价。没关系。所有从事公众事业的人都要学着在工作中吞下巨量的愚蠢案例。焦躁也无济于事，更何况戛纳电影节是人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梦想之地，大家都会想象各种阴谋论或抱怨一些本没有必要去四处宣扬的事情。所以我选择：沉默是金。
与莱拉·贝克娣共进晚餐。她将在夏天去瑞典拍摄法国电视四台制作的电视剧。我们在“瓦尔多·里瓦先生的马克思咖啡厅”相聚，这是巴黎七区最棒的餐厅——能与之比肩的还有杜米纳酒吧和布雷斯风味酒馆（还有别的几家。身在巴黎，我们真是幸运儿）。虽然现在并不是品尝帕蒙蒂耶烤土豆泥的最佳季节，但是厨师为我们准备了很多其他不错的食物——厨师本人还是一位自行车骑手。另外，瓦尔多向来宾行吻手礼的方式一向令人愉悦。
自从莱拉在“一种关注”单元当了一次“扰人”的评委后，我就常常见她。那一年，蒂姆·罗斯是评审团主席（成员分别有女导演托尼·马夏尔、蓬皮杜中心的西尔维·普拉斯和阿根廷记者鲁奇阿诺·蒙提亚古多）。莱拉是正值风华的年轻女人，从头到脚的巴黎范儿。她说一口绝妙的法语，夹杂着让人猝不及防的切口词[15]，这种表达会让人在几秒钟内来不及作出恰当的反应。她有教养，充满好奇心，表现得既有趣夸张又保守矜持，特别是当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忧郁的时候。她很欣赏她的女同行，那些女演员有着其自诩，不对，是其“自称”所不具备的各种优秀品质。莱拉的陪伴对我来说很宝贵，面对她，就像是一场面对当代法国年轻人之旅。这个国家及其电影在守护着这些年轻人的前提下，尚不清楚自己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他们。我交给她一本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她翻着书，摘选这样或那样的章节，立马就理解了这门语言和这个女人的重要地位：
心不会和心锁在一起，
如果你想——尽可离去。
太多的幸福早已
为路上自由来去的人准备就绪。[16]
好吧，莱拉的丈夫塔哈·拉林在用餐快结束时带着微笑出现了。这种在现实生活中自带阳光的风采，可与雅克·欧迪亚在《预言者》中赋予他的阴郁角色对照欣赏。我们聊到了他们常回的阿尔及利亚，具体地点就在瓦赫兰的旁边。当我向他们说起我曾和朋友们一路南行、曾在阿尔泽海湾洗海水浴时，他们发出了惊叹声。到了要结账的时候（而不是再点些东西的时候），塔哈消失了，偷溜去买单了。既无法让他改变主意，又无法拒绝他的心意。
6月10日 周三
让·格鲁奥去世了，他是《巴黎属于我们》《祖与占》和《我的美国舅舅》的编剧。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电影银幕上（也曾在电视荧幕上出现，虽然只是偶尔出现）是在薇拉莉·邓泽里的《玛格丽特与朱利安》里。这个剧本最初是为特吕弗创作的，特吕弗本人也参与了创作。本来这是一部让我们喜爱的电影，但放入主竞赛单元却让它变弱了。
在卡尔丹大厅里，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为2016年的欧洲杯召开了记者会，我作为里昂大使出席。另一名大使候选人温迪·雷纳德并未到场——她曾在加拿大参加了世界杯女子足球赛。那次，我们的球员们都表现得很出色。温迪是位“大人物”，这个修饰语既符合字面意思（她长得高大），也符合引申义：她是里昂奥林匹克女子足球队和法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的队长。我们俩都接受了向欧洲组委会介绍里昂的任务，这届组委会主席是雅克·朗贝尔和米歇尔·普拉蒂尼，我很高兴再遇见米歇尔，还有巴斯力·波力和蒂耶里·雷。米歇尔全情投入，都是为了让202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在巴黎举办。米歇尔风趣，不墨守成规。当有记者尝试诱导他回答有关国际足联主席和或将继任的赛普·布拉特的敏感问题时，他耍起了太极，说：“我跟您一样，我还专门在手机上设置了谷歌提醒，好让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嗯，他知道的可比谷歌多。
下午5点，返回里昂，去参加文森特·裴雷摄影展的开幕酒会。我很高兴地再次在高铁上享受清静。在一节几乎没人的车厢里，我着手处理拖延回复的手机短信、社交账号留言、电子邮件和信件。近黄昏时，穿越等待着丰收的法国，壮观的兽群四散在勃艮第地区的山谷里。卢米埃尔中心的画廊接受了这个曾出演过法国电影的瑞士前帅小伙[17]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他曾在一部商业电影中与南特的赛罗家族切磋过戏剧经验，但那部商业电影完全不合他的胃口。一年前，我们曾共进晚餐，然后同时得知了赛罗的死讯。那时，文森特的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
6月11日 周四
法新社电影版的记者想要写我“与社交网络的关系”。毫无疑问，就为了《法国电影》杂志采访中的几句话，他们认为有料可挖——那几句话还被重点画了出来。不，并没有什么料。不用成为大哲学家也可以立论证明社交网络有时会成为一场不恰当乃至被误导的操作，甚至严重到了让我们自问“这到底有何用处”的地步。除了晒出人们自认为最帅、最美、尽显诱人魅力的脸孔（通常得到的反馈却恰恰相反），也再一次证明了沃霍尔的预言：现代社会中的名望是转瞬即逝的。至于其他的情况，没有什么能证明我们生活的本质因为使用社交网络而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轻易地认为，事实恰恰与之相反。说虽这么说，但如果没有了推特和互联网，现代人的幽默感可能就会被埋没，而我还欠社交网络几个傻笑，就像在上次的总统竞选中出现的这条推特：“伊娃·格林和伊娃·若利[18]不能互换姓氏这事儿，真是好遗憾。”
6月12日 周五
远观戛纳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近观亦然。这是一台迷人的机器。吉尔·雅各布曾在迎接我加入时说：“等着看吧，你会为之欢喜的。”这的确让我欢喜，也不知疲倦，就像我的前任雅各布一样。“管理这样的事情应该会让人疯掉吧？”人们常这样对我说。首先，我并不是独自一人，戛纳电影节常设一名电影节主席（从今往后将由皮埃尔·莱斯屈尔担任），有一支25人的固定班底，还有1，500人的战队，时刻开启“进攻十字大道模式”。这个组织日臻完善，由行动灵活、十项全能的人员组成。“是，是，但这还是会让人疯掉吧，嗯？”确实，还是会疯。好吧，我总是想，管理巴黎戴高乐机场肯定也是一件让人会疯掉的事情。
下午，我赶到巴约纳参加第1届“文化体育节”。可以说，它是三年前由卢米埃尔中心举办的“体育、文学和电影节”的“兄弟活动”。壮观的开幕式被城市上空的瓢泼大雨扰乱。我展示了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与体育相关的电影，卢米埃尔中心则提供了德帕东[19]拍摄的关于奥林匹克竞赛的摄影作品。雷蒙德和克劳汀·努加雷都在场，他们正在此区拍摄一部关于“法国”的电影，片名叫作《居民》。这名字真让人兴味索然。
6月13日 周六
2015年戛纳电影节总结。评审团成员：主席是美国的科恩兄弟，其他成员有罗基亚·陶雷（马里）、苏菲·玛索（法国）、西耶娜·米勒（英国）、罗西·德·帕乐马（西班牙）、泽维尔·多兰（加拿大）、杰克·吉伦哈尔（美国）和吉尔莫·德尔·托罗（墨西哥）。
评委们互相欣赏，然后亲自发出了非常深情的沟通邮件——骄傲地讲，我也是收件人之一。不过我基本上没有干涉过评审团。无论是为了高质量的讨论还是为了让他们在一起时感到愉悦，评审团内部的凝聚力都是最根本的。我很想和他们一起工作，但我没有那样做。我们共同度过了15天，每天早上互相拥抱，某些晚上会再次遇见，然后，一切消散，离去。评委们对于自己的喜恶都守口如瓶，在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了同样的审慎，我们多次在讨论中对机密性作出提醒。但当评审团会议室的大门关上的时候，这种审慎就不复存在了。有几晚，当他们走上红毯阶梯时，我都试图通过他们的眼睛来揣测他们的想法，猜想他们的感受，忖度他们偏爱哪些电影。结果是，零。亚历山大·佩恩（我曾和他进行过持续数年的电影讨论）在2012年来电影节担任了评审：我们在一起时从未说过这么少的话。我只是看见他和艾玛纽尔·迪弗在那儿发牢骚，一起吐槽一部他们不喜欢的电影。这激怒了我，便丝毫不想知道更多了。
2015年戛纳电影节获奖名单：
金棕榈奖：《流浪的迪潘》，雅克·欧迪亚导演
评审团大奖：《索尔之子》，拉斯洛·奈迈斯导演
最佳导演奖：侯孝贤，《聂隐娘》
评审团奖：《龙虾》，欧格斯·兰斯莫斯导演
最佳男演员奖：文森特·林顿，《市场法律》，斯蒂芬·布塞导演
最佳女演员奖：艾玛纽尔·贝克特，《我的国王》，麦温导演）；鲁妮·玛拉，《卡罗尔》，托德·海因斯导演
最佳编剧奖：《慢性》，米歇尔·弗兰克导演
而我们（电影节组委会）将金棕榈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阿涅斯·瓦尔达。
评审团曾说，他们评出的获奖名单为强大的法国电影赋予了荣光。他们只是做了想做的事情。在颁奖典礼之后的记者会上，伊桑·科恩（他在审议电影时总是保持站姿，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思考）作出了另一种解释：“我们9名评委作出了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是另外的9个人，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了。他的兄长，也是一位智者（我曾听人说他们打破了记者们对榜单的预测），他接着回答道：“你们知道吗？我们可不是媒体记者。”
6月14日 周日
在巴黎参加《卢米埃尔！被创造的电影》最后一天的展览，这个在大皇宫举行的展览从3月开始展出，由我和雅克·杰尔贝担任组织者。我心里涌动着小小的悸动，因为这几个月与雅克、朱丽叶·哈永、娜塔莉·克里涅尔、哈鲁斯·贝子健、玛祖丽·乐宽特还有让-保罗·克鲁兹尓共同度过的美好旅程终将难忘。看到卢米埃尔中心的团队通过承担一个这样的项目取得长足的进步，还得到了大皇宫和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支持，我感到很骄傲。看着卢米埃尔兄弟的名字出现在巴黎这座绝美之城建筑外墙上，再想到一个世纪以前，两兄弟也是在这里参加了1990年世界博览会，便更感欢欣。办这个展览是有财务风险的，最后需要清偿债款。但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开阔一些。这是一份《爱的劳工》，一场奉献，一个承诺。我们将在全球继续寻找其他的主办城市，继续执行这项神圣的任务，然后准备与卢米埃尔兄弟有关的下一阶段庆祝活动：制作一部由114部修复电影组成的纪录片，我和马埃尔·阿诺准备执导。
杰克·吉伦哈尔来了巴黎，他想和我共进晚餐，但我错过了。真遗憾，要是能在电影节期间跟他进行更多的交谈就好了。他表现得专注又有趣，和吉尔莫·德尔·托罗两个人像说相声似的，一唱一和。在开幕之夜的首次会议上，我们向他们解释了评审规则、着装要求及颁发奖项的流程。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在那儿准备参加颁奖了，一个好的评委也能颁好奖（在别的电影节上，曾出现过评委为了抗议“平庸”的选片而拒绝颁发奖项的情况——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从大皇宫的屋顶跳下去自杀）。嗯，然后我们过了一遍主竞赛单元的片单，吉尔莫和杰克看到贾斯汀·库泽尔和玛丽昂·歌迪亚主演的《麦克白》时停住了：“我们要颁发最佳编剧奖了，得奖的是，”他们在目瞪口呆的乔尔·科恩面前欢呼道，“莎士比亚！”
6月15日 周一
我从里昂路上像一阵风似的冲进了我的公寓。十几张DVD铺开散在地板上，这是上次选片的遗留物。我得把它们都收拾到办公室去，然后寄还给那些制片人。不然，就用剪刀销毁它们。一张张装在塑料套里的DVD，来源不明，有手写的标题，英文、法语，有时是阿拉伯语或者中文，随时都可能开启旅行。当然，不仅如此：我们会看上百部电影长片，老实说，不是每一部都让人愉悦。但它们都会被试看，无所谓国家、风格或名声口碑的差别。这是选片最大的民主所在：无论什么电影，哪怕是无名之辈导演的，哪怕来自蕞尔小国，哪怕拍摄器材简陋到用电脑、智能手机或速8摄像机，都会被选片委员会审看。2002年，一个日本朋友给我寄了一盒老式磁带式录像带，那是他的一个朋友导演的电影。我们照样看了，而且很高兴。片名叫《祝福》，安妮·芳婷和她的评审团给它颁发了“一种关注”单元的第一个奖项。这就是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八年后，他凭借《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代表泰国第一次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并最终获得了金棕榈奖。
美好的回忆继续向我涌来，这回是关于日本的是枝裕和与河濑直美。韦恩斯坦公司发布了消息，确定了塔伦蒂诺的影片将在年末于美国上映，也就是说，戛纳被他们遗忘了；《侏罗纪公园》破坏了一切。约阿希姆·提尔凭借《奥斯陆，八月未央》参加了“一种关注”单元后，今年带着《猛于炮火》入围了主竞赛单元。他给我写道：“我被欢迎、被陪伴、被保护着度过了电影节的首映之夜。您让我体验到了成为世界之王的感受。这一切，对于我们那脆弱的电影来说弥足珍贵，这是独一无二的。请务必记得，在奥斯陆，还有您的朋友。”
6月16日 周二
另一条是来自皮埃尔·里斯安的留言，这是一个藏在电影世界幕后的男人：“你好，老朋友（他总是以‘你好，老朋友’作为开头）。这些天我先让你清静清静，但当你愿意的时候，我得跟你聊聊戛纳。你知道我的，我会跟你说选片的真相，即使是那些人们不想让你承认的事情。我还有一些咱们的美国朋友的消息，想必你已经听说了。”太神秘了，每个字都是，像总结陈词。“你知道，你可以信任我。”他到底在说什么？像是一个和里斯安一模一样的人在玩着什么电话诡计，试图用故事鼓动我给他回话。
卢米埃尔电影节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我高兴地重新扎进了最初的热情中：电影史，街头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卢米埃尔中心的团队，贝特朗·塔维涅；还有我亲爱的伯纳德·夏尔德尔[20]，曾是第一任总监，并将我带上了马；以及雷蒙德·希拉特，一个月后他就要庆祝93岁的生日了；马埃尔·阿诺负责组织制定项目计划，莱斯利·皮修负责沟通工作，塞西尔·布尔加负责财务，朱丽叶·哈永负责经典电影市场，劳伦斯·徐洛负责嘉宾，我的助手玛格丽耶·斯比克曼负责日常事务。这些里昂女人既骁勇又多才，和那些里昂奥林匹克女子足球队的女人一样。
贝特朗在筹备一部关于法国电影的大型纪录片，同时也在准备一个探索相同主题的特殊项目，类似“那些从旅途中带回的事物”。亲爱的卢锡安·洛格特给我发来了一些关于杜维威尔的消息——我们将给他看一些修复电影，它们源自一部被低估的作品。我们也将修复黑泽明在东宝时期的电影，狂野边缘发行公司（Wild Side）的年轻团队保证电影将在10月前完成修复。
6月17日 周三
菲利普·加涅尔说：“对于这届戛纳，我已经拥有了美好的回忆。总是在少数派这一边！”菲利普对傲慢成功的厌恶和他总是一如既往地倾向失败者这件事让我挺乐呵。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提供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任何负面花边新闻。
但《世界报》的记者们没有放弃他们的游戏。一到4月中旬，当得知某些导演缺席了主竞赛单元，我们就已经通过一些文章感知到了他们糟糕的幽默。他们连一部电影都还没看呢！但对于这群信奉着“后新浪潮”时期的“《电影手册》派”而言，签名效应便已足够。这理论形成于1962年，认为如果缺乏事实地判断作品的优越差异，那么与友谊相联的主观喜好也构成了评判电影的重要因素。
两周后，他们并不曾收回对我们不利的总结。“导演双周”获得到了应得的称赞（不是通过前文提到的导演们，更多的是通过两三部我们会留存的好电影，比如《法蒂玛》或者《野马》），还有“影评人周”单元，作为回报也收获了它应得的评价。官方选片没有得到任何宽容，称赞就更少了，反而“一种关注”单元被认为是近年来最成功的一届。
重点是，官方选片持续引发着不同寻常的兴趣，各种批评构成了自相矛盾的攻击。创新性，反倒成了对体制自身的攻击点。进攻来自《世界报》，5月13日，它利用对莱斯屈尔主席的刻板形象的攻击打响了第一枪。头条标题是：《赞助商的红毯》。报道希望有一张够特别的皮埃尔的照片，他们便让摄影师雅恩·拉巴涅陪他去了一家服装店，在那儿试穿他的礼服——对于法国电视四台集团前主席这种会鼓励人们说白痴蠢话[21]或者开安托万·德·高涅[22]式玩笑的角色来说，这种招数显得平庸了点儿。显然，皮埃尔没料到这张照片会成为一篇旨在揭露私人赞助商“染指”戛纳电影节的文章的配图——想必他也听说了，却没有多留个心眼：赞助商也赞助了礼服。从那时开始，文章就在暗示并故意将电影节主席的职能和大街上的人形广告牌相混淆。这就越界了。不过，以报道上的首次攻击来说，还算是比较优雅的。
每个人都知道，新闻媒体无法只靠读者的厚爱存活，它们还需要大量广告，并会毫不犹豫地与赞助商建立关系。而读者也注意到了，《世界报》简直创造了一个与戛纳有着同样赞助商的“电影节”。不过，毫无疑问，供职于由三位亿万富翁掌舵的传媒集团，这位文章的作者认为，最首要的事情是攻击私人企业的商业赞助，哪怕这些钱维持了电影节的存在，哪怕这些公司从未干涉电影节的运转，也从没要求过电影节应该是其他的样子。作为曾经的文化活动的单一财务来源，公共资金如何衰退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私人企业的登场同样有意思。在这个角度上，确实存在探索、调查的动机，但绝不只是去嘲笑讥讽或胡乱猜疑。
5天后，回应他们之前观点的总结出炉了，《世界报》总算能通过玩弄对未来的焦虑来攻击选片，进而攻击整个电影节了：“奢侈品和金钱日益专横地存在，赞助商的干涉让他们成为了项目中的合作伙伴……今年，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吉尔·雅各布这个曾将电影节带向出色水准的男人离开之后，这种平衡的突然出现就像一个标志性符号。”结论是：“电影节再次回到了双人领导模式——主席皮埃尔·莱斯屈尔和总监蒂耶里·福茂——将在2016年向我们展示，这次职位变动将会维持热度还是会发生协奏变调。”
如果提炼出道德课堂上曲解而又嗜古的奉承并不能让报道做到自我取悦，那么《世界报》就应该知道，电影节管理层面的改变是成功的。而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样一来就终结了影节宫里的嘈杂声音，也终结了那些正在彩排的权力游戏。一年前，在获一致同意而当选的皮埃尔·莱斯屈尔的倡导下，电影节参与者做到了完美的着装。一位真正的组织主席具备政治性和外交性，为团队而服务；谦逊，愉悦，爱开玩笑——像一阵清风吹进门。活动中的亮相过程证实了他的自如自在。我曾提醒过他，可能会有感到孤寂的时刻，踏入一个电影节就像踏入了一个熙熙攘攘而又组织有序的蜂箱里。不过，由于他的个性，他自身的人脉关系和他的服务意识，他很快就适应了角色。自他掌舵的首届电影节，我们在2015年6月相聚之后，已经过去一年了。他真正的主席生涯开始于现在。我们会继续好好工作，即使《世界报》盯着我们。不过，依照“高额报价的性丑闻、享乐的普遍性的炫耀”之类的说法，在报道里，他们好像在戛纳度过了烦躁不安的夜晚。那是我从未看到过的。
6月18日 周四
在里昂-蒙普雷兹地铁站的“第一电影路”举办第7届卢米埃尔电影节的记者会。现场来了里昂或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的许多记者，还有巴黎的媒体及本地区文化领域的同人们。在卢米埃尔工厂的厂棚里匆匆咽下一杯咖啡和一杯孔得里约酿葡萄酒后，人们开始在卢米埃尔中心爆满的大厅里落座。一群放松的业内人士、一个半小时的电影节选、各类影迷的思考，还有教学讨论。人们向已满120周年的高蒙公司（Gaumont）致敬，向音乐家亚历山大·德斯普拉致敬，向墨西哥古典音乐致敬，向让·雅南致敬——他能使我们追忆起那些无聊却有趣的短幕喜剧和歌曲（比如这支杰出的戏仿歌曲：“如果你会去，如果你把我独自留在世界上，我相信，若有一*你日**要离去，我便会死去”），他在法国电影中占有一席之位。当宣布将卢米埃尔大奖授予斯科塞斯时，受到了现场观众隆重热烈的欢迎，台上同时*放播**着斯科塞斯的电影片段，背景音乐来自滚石乐队的《东西战争》和《街头斗士》[23]。
在脸书和推特上，反响同样热烈，每个人都在上面分享他们喜爱的斯科塞斯。整个下午，大量留言评论涌入，其中还有杰拉德·哥伦布[24]的留言，刚开始，这位里昂市长希望在向媒体通报卢米埃尔大奖得主之前能认识得奖者，现在可不这样了。“第一年，当你们宣布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要出席时，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但当时我担心他会在最后一刻取消行程。然而他来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信任你们。”
6月19日 周五
刚醒来，我就坐到了电脑前，重新捡起上一次被留在那儿的文字，被标点符号、字体和语义不明的语句困扰，拾起翻译的自由，删去一个词，再用另一个词去填充。由于南方文献出版社[25]重新编辑的《美国朋友》获得了成功（这本书算得上玛格南摄影师塔维涅的精神*片鸦**），我说服塔维涅，让他和让-皮埃尔·库尔索东重新将《美国电影50年》升级，推出新版《1915-2015：美国电影100年》，并且从《一个国家的诞生》[26]开始，加入关于默片的章节。这是一个疯狂、昂贵且让人疲惫的项目。我真不该这样干！但和贝特朗一块儿，我什么都可以干。而且，我是可以在第一线观察到两个资深影迷如何调研、交流、展开百科全书式批评工作的人。
雷吉斯·瓦格涅，这个宽容而又无情、尖刻而又有趣、能将电影一眼看穿的法国电影观察者，在布列塔尼对我说道：“我今年不能来戛纳，我可不喜欢那些授意评审团成员要选出‘好榜单’的人的态度。好吧，那并不是评审团的口味。可电影节的美好和有趣全在于：‘有争议’的选片（比‘好的选片’更好）、始料未及的榜单、参与讨论的人们……你比我更清楚一个电影节除了这些还能剩下什么。做到这些，就已经完成任务了。我没见到马提欧·加洛尼或格斯·范·桑特，反而被太多高傲的、足以将他们埋葬了的蔑视震惊了……还有些话，咱们以后再谈。”
6月20日 周六
昨晚，我没去在爱丽舍宫举行的《市场法律》放映会，这部电影在法国的票房可谓一路高歌。孩子们、周末、疲惫等因素让我只想回到家里待着。“总统先生会理解的。”奥黛丽·阿祖莱，总统的文化顾问对我说道。我还是很希望可以与文森特·林顿、斯蒂芬·布塞、制片人克里斯托弗·罗西尼翁和发行商米歇尔·圣-让在一起的。今早，皮埃尔给我发来这样一条短信：“你好，蒂耶里，我们出发晚了。我让文森特和他的孩子及团队自己去晚餐。奥朗德直到晚上7点15分才到。从布拉迪斯拉发回来的，探照灯就绪。之后，所有人在露天座位上观看了时长近两小时的电影。提到电影时，奥朗德还说到了戛纳电影节独特的影响力。‘你们赶紧创下百万级观影人数吧，’他说，‘增长又将开始了！’明天，我上午10点30分到12点没空。但在其余的时间里，只要你想，我们随时可以通话！”
又享受了一个美好的夏日夜晚，今晨，查特和韦科尔山区间升起的旭日抹去了最近在我心里沉积的遗憾。我曾是心怀遗憾的。我本就是一个容易心怀遗憾的男人，太阳双子上升双子似乎是经典的痛苦身份，是那种一整天都在画布上涂抹着蓝色却自问“红色会不会更招人喜欢”的类型。这经常让我感到疲惫，在爱情中会更加可怕。而像现在，后戛纳电影节时期往往是一个存在很多质问的时期，自责遗憾在所难免。“在爱中死去，比无所遗憾的喜欢更值得。”艾吕雅曾这样说道。他曾以自己的名字为我们在曼盖特的初中命名。有些人，我没能私下跟他们通话，而我知道，这种沉默伤害了他们——以友谊之名，以历史之名，以相互的尊重之名。有些人会过度把玩没有入围的耻辱：“让我难过的不是我的电影没有被选上这件事，而是选片人压根就没有通知我。”我很少从那些入围过主竞赛单元的电影人嘴里听见他们对我的缺席有过抱怨。事实上，谁与我交谈，我便与谁交谈；谁向我提问，我便回答谁的问题。假使我和一位导演开始了谈话，那么也是由他来终结谈话。如果导演没有联系我，那么谈判就是和制片人、发行人或销售商进行。但是，按照单一的方法并不能抚慰友谊的创伤。这种亏欠别人的情感就像扰人的精神絮语，而这些细微的嘈杂声总让我在夜里醒来。
6月21日 周日
今天是妮可·基德曼的生日，我们互发了信息。从我到戛纳工作开始，我们之间就维系着一种真挚深情的关系。那时，我算是吉尔“脆弱、或然、可能”的电影节艺术总监继任者，并与他一起选择了《红磨坊》作为2001年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那也是我的第一个戛纳电影节。彼时，妮可尚处于艰难的个人阶段，与汤姆·克鲁斯分开后，她的事业被挑剔地审视着。而巴兹·鲁赫曼影片[27]的成功上映改变了这一切。在两个小时里，她再一次令世人折服，还将红毯时间，尤其是走下红毯的一幕，变成了一场让人难以忘怀的表演。影节宫的舆论高效而有魔力，聪明地混合了调配着多样属性的陈词滥调、不容置辩的激情冲动和决绝的断言，却也的确是可以对大众情绪进行即时核查的温度计。影节宫的舆论正是戛纳电影节才有的，能够将一场放映变成电影世界的燎原之火，去制造平地一声雷。同样也是它，能够用批评的热情去为初出茅庐者创造一个光彩的未来，能够用国际媒体几何级数倍增的报道传播，让那些满纸的夸赞、热情的评论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长久回响的掌声触动着影迷和院线经营者的心——他们可能来自日本，可能来自瑞典，可能来自澳大利亚。
这是在乡村度过的一个周日。由于没有像往年一样参加在阿尔代什省的全法最大业余自行车骑行大赛，我得以参加了一场音乐节，听到了迪伦几首罕见的歌曲，其中有音乐会录制版本的《像一颗滚石》，在叙事部分大肆展开。他在蒙大拿的某个乡村音乐节上演唱过删减版。迪伦是摇滚史上最伟大的华尔兹舞者。
6月22日 周一
阿尔贝托·巴巴拉——威尼斯电影节的掌门人说：“在意大利，人们一旦发现我们的三部电影没有一部出现在得奖榜单上时，就开始抱怨了。”我还有点儿不信，就查了一下法新社的新闻快讯。《信使报》[28]说科恩兄弟用几句话了结“意大利的问题”。《共和报》看上去有些紧张，而且，从米兰开始，《意大利晚邮报》就写道：“意大利电影在戛纳失利，法国抢走了一切。”好像在形容欧冠比赛似的……三部意大利电影入围主竞赛，这可能让我在那里受欢迎了一阵子。但在法国，人们又指责我对它们太过慷慨：一部莫莱蒂的作品，仅凭导演的名字就能从媒体那儿取得无尽的信任；一部索伦蒂诺的电影，总是被质疑受到发掘他的电影节的过度保护（他之前得过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但这并不会改变什么，反而可能会加重上述的偏见）；还有马提欧·加洛尼，勇敢地改编了那不勒斯童话《故事的故事》，导演的美好野心和难以应付却充满诗意的选择，很是值得我们在主竞赛单元亲眼观赏，不过在评论界并未激起多大的水花。
意大利人的愤怒同样来自……评审团里没有意大利人。这很正常，他们有三部参赛电影。不过他们相信，假如有一个他们的评审，就能避免溃败。阿尔贝托在《信使报》里证言：“一个意大利人总是能为了祖国而被奖赏。”
6月23日 周二
我再来说说所谓“戛纳的失控”：关于赞助商。去年4月16日，在2015届电影节的新闻媒体发布会上，皮埃尔带着崇敬和谦卑的态度，继承了吉尔·雅克布留下的传统，尽了他作为主席的责任，感谢了电影节的赞助商；并且，他用惯有的方式进行了表达，轻松而坚定，逻辑无可挑剔：一个品牌撤出了，另一个品牌加入。经典的模式，听起来和其他文化机构的赞助商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我们的海报上没有显露出任何品牌的标志，屏幕上也没有。这在全世界的同规模活动中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不能混淆“官方合作伙伴”和那一堆利用电影节来宣传、炫耀其存在的公司。戛纳电影节是一个公益组织，它的账户一直被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法国文化部和法国经济财务产业部[29]共同监督。为了维持固有的水准，电影节需要经费资源，而且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我们并不想滥用公共资金——文化界已经太常把自己塑造成被宠坏的小孩了，好像全世界都亏欠了我们一样。吉尔·雅各布和皮埃尔·维奥曾将品牌赞助引入了戛纳电影节，并认为在预算中，私人资金占一半将是一个合理的比例。然后，我们和皮埃尔·莱斯屈尔决定将这个准则贯彻下去。但是由于皮埃尔在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轻松地谈起这个话题，这个举动就被视为戛纳的“转变”。不，没有任何“转变”。
6月24日 周三
在克里斯蒂安·鲁贝托的店里，梅丽塔·托斯坎·度·普朗蒂耶为尼拉杰·加万的《生死契阔》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电影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梅丽塔是制片人。不过电影在征服这个单元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不管怎样，戛纳的魔法也不是每一次都会奏效。克里斯蒂安·热那主要负责亚洲地区的影片，我们为放映了这样一部处女作感到自豪。这是一个电影次大陆将要重新崛起的信号，一切都让人相信，它将要发起猛攻。印度电影，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在原来的二元模式——经典宝莱坞歌舞片和孟加拉作者电影（萨蒂亚吉特·雷伊、李维克·伽塔克、莫利奈·森）之外，诞生出了觊觎斯科塞斯和吕美特地位的新一代城市电影，一种印度的新好莱坞电影。这类印度电影讲述很多关于国家现状——警察、政治经济腐败和年轻人对未来的炽热信念等问题。摄影机和编剧们走进每座房屋，讲述每个家庭饱受的折磨，讲述女人和青少年的故事，不是那种我们在《音乐室》里看见的老式印度家庭，而是今天在孟买或德里的忙乱的城市街区。
一部分媒体在“质疑他人的想法”和“对同行自动奉承”之间犹豫不决。在今天的《解放报》上，面对一个奉承到几乎令人感动的记者（然而这名记者来自一家一向自夸对公众人物毫不手软的媒体），《一千零一夜》的导演米古尔·戈麦斯针对电影没有进入主竞赛单元一事，在采访里扎了我几刀。
因为今天是《一千零一夜1：不安之人》上映的日子。导演了这个三部曲系列电影的葡萄牙电影人对于没有被邀请进入主竞赛这事儿还在气头上。没有任何冒犯。不过，很简单，在我们看来，它的位置就应该是在“一种关注”单元里。我和我的副手克里斯蒂安·热那进行过第一轮讨论后，电影的制片人们给我写信，表示坚持想进主竞赛。这很正常，也很合理。在等待回复的时间里，他们克制着躁动不安的性子，接受了进入“导演双周”单元展映的提议。正如惯例：对于实在想前往十字大道的人来说，平行单元是一个不错的出路——今天，每个人都渴望能抵达十字大道。
自其杰出的前作《禁忌》以来，米古尔·戈麦斯在部分舆论看来，已步入了天才导演的行列。这些人在观看导演的新电影之前，会先将其默认为杰作。他的支持者们准备好了欢呼——而我们让他们失望了。但是，没有进入主竞赛单元并不表示我们不喜欢这部电影：我们也曾是它杰出口碑的“受害者”，并被最后的结果弄得挺狼狈。我们期望太高，以至于愈发不耐烦。电影人应该对自己的狂热信徒保持怀疑。不管怎么说，虽然它不完美，我们仍希望可以在“一种关注”单元展映这样一部堪称壮举的电影，并等着有一天可以在主竞赛单元迎接导演。最终，它还是在“导演双周”单元里完美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一部这样的影片出现时，“导演双周”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幸好有它。这部电影出现在了戛纳，这才是最重要的。
6月25日 周四
我很高兴再次遇见伯努瓦·雅克。好几年了，由于他之前一部电影都没有进入主竞赛而引发的误会，我们曾互相认为彼此在生气：他生气，因为我让他失利了；我生气，因为我觉得他这样的想法对我并不公平。领导戛纳电影节总会让我经历这类反应。伯努瓦和我都很高兴地看到，虽然双方都不承认，但一种基于某些原则和对法国电影史上共同参照物的理解所达成的共识，比我们在戛纳发生的那点儿小问题重要多了。
奥尔逊·威尔斯，1915年5月6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的基诺莎县——我一直都很喜欢基诺莎这个名字。在美国，电影人的出生地诉说着20世纪伟大的美国梦：林奇出生在蒙大拿州的密苏拉，亚历山大·佩恩出生在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霍华德·霍克斯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歌珊。所以在2015年的春天，我们致敬威尔斯[30]。卢米埃尔中心和法国电影资料馆都将做他的回顾展，是同时进行，而非联合举办。威尔斯也可以说是一生把更多时间用于寻找电影资金而不是手执导筒的人。去年，在科罗拉多州的特柳赖德，汤姆·拉迪、嘉里·梅尔和朱莉·亨特辛格的电影节上放映了《约翰逊的信》这部影片，它由意大利乔治·伊士曼之家[31]的老板、电影研究者保罗·谢奇·乌塞重新发现并修复。发现年轻的奥尔逊第一部“真正”的电影（拍摄于1938年，摄于康拉德项目和雷电华电影公司[32]时期之前）实在让人目眩神迷。并不是因为它的品质，这部业余电影丝毫不能让人猜到日后《公民凯恩》的遽然面世带来的一声惊雷，但它让人看见了一种具备了天真、集体性、创造性和自由的举动。加上这还是一部残缺的电影，有些缺失的场景是由保罗用精彩的表演来讲述的。
今晚，我在卢米埃尔中心向大家介绍《上海女人》，一部杰出而又肆无忌惮的电影，轻松导出了耀眼的水准，连它的局限处都在银幕上传递着爱情生活中的想象力与忧伤。在卢米埃尔中心的公众面前，我打算说这个笑话：有一天，一个男人走进一家电影院，影院里正在*放播**《公民凯恩》，而他从没有看过。门童陪着他一直走到座位边上，并向他伸出手，想要点儿小费。男人没有动。门童用她的手电筒明显地照了下自己的手，好让男人明白她的意图。但是男人一直没动。门童生气了，她走近男人，凑到他的耳旁低语道：“玫瑰花蕾，指的是他的雪橇。”[33]
6月26日 周五
寻常日子又回来了，也忧愁，也像在混乱且无惊无喜的日子里度过的糟糕旧时光。正如朱尔·雷纳德引用亨里克·薇拉-马塔斯的话——出自他那本诙谐的关于巴黎和海明威的书，是克里斯蒂安·布尔古瓦推荐给我的：“人生如此短暂，竟有人还有办法让自己无聊。”梅拉尼·罗兰到了“第一电影路”，要在今晚介绍她和西里尔·迪昂共同执导的电影《明天》的初剪版本，这部电影采用了众筹与互联网平台等方式。在放映厅里，她的里昂“合伙制片人们”都对这部环保电影怀有坚定的信念，并且坚持着自己与这部电影休戚相关的梦想。由于我在那儿，便走出办公室想要对梅拉尼说几句夸赞的话。她是让人动心的演员，也是成长中的导演。我顺便展示了卢米埃尔电影节的宣传片。梅拉尼很高兴塔伦蒂诺给这部宣传片提供了一首灿烂版本的《呯呯》——就是那首由南希·辛纳特拉原唱、因《杀死比尔》在新一代年轻人中走红的歌。
上午，我们得知在距离里昂几公里开外，一个宣称来自伊斯兰国的小伙子实施了一起袭击事件，斩首了一名男子并发布在了互联网上，使里昂成为现代恐怖分子的聚集地。被杀的男子应该是他的老板，名叫艾尔维·科纳拉——我想把他的名字记录在此。他在圣-昆汀-法拉维耶经营着一家小工厂，那儿的街道，我烂熟于心。目击者和亲友们大批涌来，伤心欲绝。这凶残的行径竟发生在大白天。
夜晚将近尾声时，百代档案馆和法国电影资料馆的行政咨询负责人苏菲·赛杜向我透露，刚刚发布了资料馆2015-2016展映概况的塞尔日·图比亚纳已经给所有理事写信，通知大家，他将在年底离开中心，而不是在两年后。12月，转眼即至。我和塞尔日算得上亲近，也常常碰面，但这件事，他一个字都没对我说过。
6月27日 周六
穿过杂乱萌发的野花、干枯的树枝，忍受荆棘与荨麻混乱的侵袭，我继续修缮着这条路。经由这条路，人们曾经可以直达这座屋子，然而长达三十年的荒废和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生命力让这条路消失了。在儿子朱尔的帮助下，这些被枝蔓覆盖着的老树被重新发现，也打开了我尘封的点滴回忆；朱尔后来才知道有这项修缮工作，而接下来的活儿还会更多。一天之中开垦出两米宽的路所带给我的幸福感甚至比在过去几个月里走过几千公里所带来的，还要多。
我给塞尔日·图比亚纳打电话。他很平静，好像完全放松了下来：“我想尝试别的事情，回到写作上，好好补偿艾玛纽尔。我们想待在一起，想在布列塔尼更多地团聚。而且，电影资料馆的工作让我感到疲惫，我还时常觉得孤独。下一季已经准备好了，它很美好，而我就在那时离开。”因为斯科塞斯的项目，我们将在9月开学季时碰面，届时电影资料馆将举办一个盛大的展览。在《新观察家》杂志的报道里，即将离职的法国国家电视台主席雷米·普弗林林的一名合作者谈到了雷米：“自从他得知自己将不再是这座巨大建筑里的头儿之后，连腰杆都变直了，就像沉重的负担突然从身上卸下来了一样。”塞奇肯定感受到了同样的如释重负。这一切结束得令人措手不及，让我满怀遗憾。
6月28日 周日
里昂国际机场，晚上8点的航班，方向博洛尼亚，参加博洛尼亚探轶电影节[34]。航行了近一小时后，波河平原出现了。学者博洛尼亚[35]就在那儿，在意大利北部的中心地带，方石道路沿着拱廊铺砌，散发着神秘的美——不会轻易被人看透，当我们谈及这个国家的荣光美景之时，它也从不会出现在名单上。但是，在我们经典电影的领域里，它却是大写的“那座城”，和阿尔贝托·巴巴拉的都灵并肩。
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创立于1960年，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启动，由吉安·卢卡·法里内利领导——这人想出了天才点子，想要摆脱公共档案的传统功用（比如保存、展示、自吹自擂、自我抱怨等），来成立一个实验室：和影像修复所一道，让本是经济产业化的事情变成了与文化传统遗产有关的事业，方式是将电影胶片实现未来时代的数码化。这样，这些意大利人就将博洛尼亚这座城市放在了世界电影地图的重要位置上，让上百部电影重获生机，并让查理·卓别林作品中的造型美学大放异彩，而它原本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被辨识。十五年前，我们就是这样在此朝圣的。我想起了里昂市剧院放映《城市之光》后贝特朗的心情，电影的美好既让他喜悦，也惹他懊恼。“我们曾经多么愚蠢啊，”他嘟囔道，“真是故作聪明的笨蛋，非得在卓别林和基顿之间作出选择。”他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那部分更喜欢巴斯特·基顿的影迷是如何对待卓别林的。与卓别林相比，基顿没那么走运，没那么大众，也没有那么“成功”，可这才是那个先锋时代里的影迷，只有在对比交锋中才能作出设想：“告诉我你不喜欢谁，我再告诉你你是谁。”那一时期的“迷影”风潮奉行在热情与厌恶之间寻求愉悦共生的游戏——那是一个慷慨的时期，既允许《电影手册》拒绝布努埃尔和黑泽明，也容忍《正片》杂志对希区柯克和戈达尔做同样的事。而今天却是，所有人都被喜欢，或者，无一人被厌弃。说到底，也没有人会在乎。
除了卓别林，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还有其他闪耀的成功案例，比如修复《天堂的孩子》或里西、莫尼切利、帕索里尼这些“意大利的孩子们”的作品。卢米埃尔中心选择了联合“闪电实验室”来修复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实验室的老板大卫·波兹还说服了我们修复出版4K版本。
除了这些，电影资料馆的两间放映室分别被命名为“斯科塞斯”和“卢米埃尔”，对此，我们想不到更好的欢迎信号了。夏季的每一天都会有4，000人在夜晚来临时聚集在博洛尼亚主广场，参加受惠于圣佩托尼奥大教堂的露天电影放映活动，这里与瑞士洛迦诺、巴黎维耶特、里昂蒙普雷兹并称欧洲最美的露天电影院。今晚致敬的是很令人惋惜的芬兰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冯·巴赫，他和阿基·考里斯马基都宣称探戈是在赫尔辛基发明的。
6月29日 周一
有一年在博洛尼亚，我在一家名叫“卡米奈托”的家庭传统饭店里重遇了伯纳德·贝托鲁奇。店主马利亚在饭店里迎接了我们。在我向贝托鲁奇轰炸了上千个问题时（比如在《1900》中德帕迪约与德·尼罗之间的关联；他的父亲阿蒂利奥的诗歌；他与白兰度在《巴黎最后的探戈》里的合作；他与意大利*产党共**之间的关系；他对戈达尔无止境且从未熄灭的欣赏之情）……伯纳德跟我讲述了关于比利·怀尔德的一个故事——他是电影史上最能引人发笑的男人，也是最高水准的编剧和导演。我专门收集怀尔德的趣事，估计这辈子都搜集不完。20世纪70年代，伯纳德在洛杉矶时，有一天，他接到怀尔德的电话，邀请他共进午餐。那时他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电影人，已经完成了《革命前夕》《同流者》和《婴儿车攻略》。他们在餐馆碰面了，在一番例行寒暄之后，菜单来了。怀尔德一如既往地表现得非常兴奋。点完单，他毫不掩饰不耐烦，欢呼道：“现在，点酒。”那时候，伯纳德并不喝酒，也时常害怕面对非得承认不喝酒这件事的时刻。“年轻人，你喜欢红的还是白的？”贝托鲁奇有些不悦了：“好吧，不要红的也不要白的，我不喝酒。”“好吧……”怀尔德有些窘迫地回答道，“那你喝什么？”“只喝水。”“很好。你要哪个年份的水？”
法里内利的陪伴非常宝贵。他五十岁上下，有一张活泼的脸，连最熟悉的老朋友都从没见过他刮去胡子的模样。他说话的声音高亢有力，一口让人欣赏的法语，常常爆发出响亮的大笑声。他组织电影节，了解一切环节，认识每一个人，尤其是真的观看了所有被他重赋生命的电影。几年前，他尝试放下一切去从政，但没有成功——我们几个朋友劝他放弃了那趟冒险。规划电影放映，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让·卢卡是戛纳“经典”单元的常客。我们在2004年开设了这个单元，旨在迎接全世界保护文化遗产的人。今年是《洛克兄弟》的修复版，去年是罗西里尼的《恐惧》，三年前则是加长版的《美国往事》。这次对这部影片的复原是根据莱翁内留下的笔记，由斯科塞斯电影基金会制作的。这是一次极致的复原：要给原始版本添加新的场景，但只要有一丁点儿不同的胶片，都会轻易被看出来。莱翁内自己都没有将它们剪进去。但影迷们就像所有的艺术史学家一样，想知道与作品相关的一切。22分钟的加长戏份点燃了人们探究、阐释的热*欲情**望。这些场景无声无息地突然重现，特别美。复活莱翁内人生中所拍摄的影像——他留下来的影片甚少——让人无比动容。
6月30日 周二
放映《同心协力》和《穷途末路》，两部由百代修复的杜维威尔的影片。前者颇负盛名，就像法国人*阵民**线的代表作，还裹挟着绝望；第二部比较不为人熟知，这部讲述演员们衰老的作品令人心碎，杜维威尔也由此开创了“黄昏电影”。它们就像新鲜事物——每个人都会欣喜若狂，除了塔伦蒂诺，他喜欢古老的35毫米胶片。他八成会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它们是新的。”不过他终究会喜欢的。
下午5点，我收到了贝特朗的一封邮件，提及他最近一次体检的结果：活检，扫描，验血。塔维涅标志性的愉快语调，任何时候都能跟人开玩笑。他并没有说出“癌症”这个单词，而我却感觉读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