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多元内涵：上海探索与实践
第一章 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理论基础和重大意义
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从讨论提出到清晰确立有一个过程。这既是一个对城市定位、城市发展的思想认识和理念更新的过程，也是一个内涵不断充实、框架基本建立的持续探索实践的过程。
上海城市发展目标定位的不断明晰，与国家发展战略中上海地位的不断上升、现代城市理论的发展、上海历史文化深厚积淀和上海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密切相关，而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正是在此目标的指引下不断展开和深入。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可谓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出发，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不断深入推进、繁荣发展。
1978年召开的中国*产党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上海城市发展的新阶段。虽然进行经济改革的最初目标是为了消除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但重塑上海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也是检验这些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将上海重新定位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在推动上海实现全新发展转型的同时，为上海文化重现生机、获得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开始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研讨。1984年9月，中央派出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到沪进行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邀集了中央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召开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讨论会”。同年10月，*共中**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并上报国务院。1985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报告。上海城市发展的思路基本形成，到20世纪末“上海应努力建设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产业结构合理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城市”。按照上海在1986年确定的城市发展目标，是要把上海建设成为“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城市发展目标也在循序渐进向更高的层次迈进。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以浦东为龙头，尽快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简称一个龙头，三个中心）；2001年，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中，上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口号，国务院批复了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目标（简称四个中心）；2007年，*共中**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上海在今后五年，要建“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的目标；2010年11月，*共中**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提出：全面增强城市文化国际影响力，加快建设更具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充满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2011年11月，第九届上海市委十六次全会确定了到202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在2012年5月举行的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上，上海明确了要加速向国际大都市迈进的目标。
在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基础上，上海这座城市又有了新的追求，向新的目标昂首挺进：在国务院2017年底批复的《上海城市发展2016—2035年总体规划》中，上海又提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
第一节 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理论基础
21世纪是人类从“增长主义”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世纪，是从“技术时代”走向“人文时代”的世纪(1)。这种发展理念的变化必定会反映到城市发展理论上来。在过去的50多年里，西方的城市发展理论逐渐摆脱了现代主义“功能理论”的束缚，在反思功能理论所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基础上，转而强调城市人文生态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构建，文化可以让每座城市与众不同，并赋予城市独特的风格。据此，世界发达国家竞相调整更新国家和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文化观崛起，即文化日益被视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内驱力，文化在刺激城市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城市发展的焦点问题。
2005年美国城市理论家芒福德（L.Mumford）《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以及雅各布斯（J.Jacobs）《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两本书陆续在中国出版，对中国城市理论和规划理念带来了重要的启示。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城市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强调人文、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对城市的重要性，并将城市中人的精神价值提到了比城市的物质形态和经济活动更高的位置。在芒福德看来，“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2)“城市有包涵各种各样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必要的浓缩和储存保管，也能促进消化和选择”。他主张复兴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3)
这些城市理论被引入中国，对中国城市发展理论和城市规划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市建设和发展是在计划经济轨道上运行，中国城市建设基本是一种单中心、摊大饼的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逐步确立，城市经济社会迅速转型发展，城市化加速带来城市经济贸易繁荣发达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城市问题，而很多城市病的解决要依赖于文化的嵌入和参与。
随着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文化已经成为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综合性要素。在城市发展现实需求的牵引下，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我国率先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目标，上海从此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征程。
一、国际化城市、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
国际化城市或世界城市的概念最早萌芽于18世纪中后叶的欧洲。伟大诗人歌德（Goethe）在作品里包含情感地把罗马和巴黎称作“世界城市”（Weltstadte）。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Patrick Geddes）在1915年首次提出“世界城市”概念。在格迪斯看来，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不成比例数量的城市、国际商业活动高度集聚的城市即是世界城市，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就可以称得上“世界城市”。这一概念的提出距今已过一百年，其间世界城市都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国际大都市或世界城市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1966年，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德·霍尔（Peter Hall）通过分析和排列全球性活动的地理位置选择偏好以及跨国公司总部在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来确定世界体系中某些世界城市的主导地位。他把世界城市定义为：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
1986年，弗里德曼（Friedmann）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角度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设”的理论，其后进而在前述基础之上提出了世界城市等级层次理论。这一理论将发挥资本控制中心功能的主要城市的特征概括为：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国际化组织；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和人口规模。美国经济学家丝雅奇·萨森（Sassen）根据生产*服务性**业的国际化、集中度和强度等标准来鉴别世界城市，把全球性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其本质是为全球资本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不是它的具体管理。1996年，卡斯蒂尔斯（Castells）则从全球网络和流程空间的角度，把世界城市视为全球范围内“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点以及中心。
传统的世界城市概念往往是指一些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地域面积庞大的超级大城市。这些城市规模大、经济力强、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侧重于城市的空间存量、自身地域的财富积累与规模扩大。而在今天这个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世界城市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世界城市的本质属性，更多地表现为全球化中的连通性。一个城市是否具有世界城市的功能，关键在于其融入各类世界网络体系的程度。正如卡斯蒂尔斯所言，世界性大城市继续累积起财富和权力的过程，是与“先进服务、生产中心、全球网络市场相联系的”。世界性城市的产生与再发展是通过其流程（如信息、知识、货币和文化等流动），而不是它们的存量凝结（如城市的形态和功能）来实现的。世界城市的确立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生产和消费高级、先进的服务及其促进该城市发展在全球网络中发生联系。因此，那种把规模大小、城市功能齐全等作为衡量世界城市的主要标准已不合时宜了。
由于世界城市已成为信息、文化产品和资金流动的控制中心，世界城市为全球和当地之间提供一个发生联系的平台，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组织机制上的，其功能是把国家和当地的资源引进全球经济中，同时把世界资源引导本国和本地。
可见，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是国际化城市的高端形态，是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高端标志，是具有世界影响力、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和人才的城市，是国际活动召集地、国际会议之城、国际旅游目的地。
二、国际化城市的类型
国际大都市是在全球不同衡量尺度范围内具有一定支配和控制能力的城市，根据城市不同的支配能力具有不同的类型。国际化大都市有综合性和专业性之分。根据国际化城市职能不同，按照常规的分类，可以将国际化城市分为综合性国际化城市和区域性、专业性国际化城市两大类。综合性国际化城市主要代表城市有：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区域性、专业性国际化城市又分为政治型、金融型、工业型、文化型、旅游型、宗教型、总部型等。政治型代表城市有华盛顿、日内瓦等；金融型代表城市有法兰克福、苏黎世、洛杉矶、香港、新加坡等；工业型代表城市有芝加哥，它是美国五大湖地区最大的工业中心；文化型代表城市有雅典、罗马、开罗等；旅游型代表城市有维也纳、巴黎、悉尼等；宗教型代表城市（一般通称国际化城市）有耶路撒冷、麦加、梵蒂冈等；总部型代表城市有日内瓦、纽约等。(4)
2009年，国际“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将全球242个世界城市分成5级12段。处于顶级的世界城市被公认的有纽约、伦敦和东京三个城市。除了三个顶级城市之外，还有顶级B段的世界城市，如：巴黎、芝加哥、法兰克福、香港、洛杉矶、新加坡。根据该小组的研究结论，世界城市不仅仅有分层，在不同层次上各个城市的内涵和职能也不尽相同，有些城市是综合型的中心，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有些城市是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香港；有些城市是物流信息中心，如：芝加哥、米兰、法兰克福；也有些城市是历史文化中心，如：马德里、罗马、柏林。
由于各个国家、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和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世界城市出现了分型，即各个世界城市形成的路径是有差距的。其中顶级的三个世界城市就分为：资本吸收型或称资本管理型，最典型的就是纽约和伦敦；资本供给型或称产业中心型，最典型的就是东京。(5)
资本吸收型是国际金融和高端服务业的区域或世界中心，也被称为金融中心型世界城市。纽约是现代世界城市的先驱，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构建世界城市的战略时，正值制造业衰退、经济危机，因此，选择了向国际金融和高端服务业倾斜的策略，而不是跨国公司的世界中心。这种类型的世界城市由于缺乏广泛产业基础，对外界经济的依赖度过高。
资本供给型世界城市集聚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制造业和产业咨询类跨国公司总部，除了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之外，也是世界产业的中心。东京提出强化世界城市功能的战略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在“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1987年）和“东京都第二次长期规划”（1986年）中提出的，比纽约晚七八年。
由于日本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因此，东京与纽约不同的是，集聚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制造业和产业咨询类跨国公司总部，除了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之外，也是世界产业的中心，具有很强的生产型服务业。
受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国际化的国际形势影响，我国在20世纪80年*开代**始了对城市国际化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和城市国际化理论研究的不断进步加强，在国际化城市评估标准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城市国际化的评价指标开始出现城市现代化基础和国际交流并重，城市经济国际开放度和城市人文国际开放度并重的局面。
受这些国际化城市理论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有必要不断融入全球经济的浪潮中去。在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的背景下，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有着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必然会给自己提出更高的定位，自然要向国际文化大都市乃至卓越的全球城市的目标迈进。
第二节 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基本内涵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说过：“城市绝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单单具有各种社会设施，诸如街道、路灯、建筑物、电车电话等等聚合体，城市也不仅是各种服务部门管理机构如法庭、医院、学校、警察和各种民政机构等的简单聚集，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的活动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征和人文精神。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就更需要具备一些特定的条件。这和一个城市在世界经济的潜在地位和作用密切联系，也跟这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条件联系在一起。建立国际大都市的基本条件从理论上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生产要素和资源条件；本地区市场的结构，包括市场结构背后的文化；有效的区域性市场规模和特性；各个方面活动的配套条件；地理位置，特别是与国际社会接触的地理位置。这个问题国际上没有很明确的界限，但起码有以下几个要素：一是经济实力；二是基础设施，尤其是对外交通和航空等方面的条件要非常好；三是金融，在国际经济方面往往是国际金融的中心；四是文化。总之，国际化大都市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城市规模大，人口规模巨大；二是在经济或政治上具有中心与枢纽地位；三是具有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
什么样的城市才能称作“国际文化大都市”？对此众说纷纭，仁智互见。就当下而言，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至少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具有国际化大都市的规模、地位及功能，空间上具有广泛的交流与沟通能力，时间上具有与国际都市同步律动的功能；在国际视野与全球坐标上享有国际化的声誉；其二，必须以文化的繁盛作为其主要的标志。
都市文化精神的彰显于都市文化和新价值观的确立，都市市民文化意识的觉醒、文化观念的自觉和文化素养的提高，文化资源的传统承续与现代创新，文化生产的不断繁荣与文化消费的日益兴盛，开放的心态与内敛的气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与辐射功能的强化。
一般而言，成熟的国际文化大都市通常具有以下特征：社会经济发达、人口结构多样、文化生活多元、文化环境包容、市民积极参与文化事务，文化创造力不断革新，吸引各类国际人才聚集和发展，形成对周边地区和全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因此，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社会经济发达
社会经济发达是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标志和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一定体量的经济规模，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机构、高密度的经济要素集聚等，概括来讲主要反映在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现代产业体系方面。主要通过GDP、人均GDP、服务经济的比重、高附加值制造业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功能性龙头机构/企业集聚数量等指标来反映。作为成熟的国际大都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经济体量巨大，服务业比重近90%，地均产值高，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多，各项经济指标在国际城市中排名靠前，人口和产值在本国的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
二、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国际文化大都市作为复杂文化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协同空间，其文化生产协调机制成熟，投入产出规模化。文化人才规模是国际文化大都市区别于一般城市的重要指标。国际文化大都市聚集着文化艺术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以及通俗文化艺术名人和体育明星。他们都集散于一流的歌剧院、大学和球队；也有可能是城市的经常性的访客。他们处于城市文化创意体系的顶端，之下还有大量的文化创意人才。
在这里不仅文化创意人才集聚，而且有专业化、网络化和社会化的融合模式。国际文化大都市作为世界文化孵化器的功能在人才方面表现明显，各地的文化创造和创造力汇集于此，希望借助大都市的文化和商业传播力来将其文化创造的价值最大化。这些要素造就了文化大都市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三、文化的多样和包容
文化大都市的特质往往体现在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和教育体系能够有效地认同文化创意和艺术型人格。一般而言，容错和容异的社会价值对国际文化大都市非常重要。自由宽松、多元兼容的文化环境，是一个城市各类文化人才集聚和发展重要条件，是一个城市具有较高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条件。
国际文化大都市除了一般性的移民国际社区外，特别需要吸纳大量国际商业机构、国际投资机构、国际组织入驻，其人口、文化、饮食、语言和生活方式因之具有丰富性、多样性。除了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之外，布鲁塞尔和维也纳也通过引入欧盟委员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等高层次国际组织，提升高端文化需求的多样性，亚洲的东京、香港、新加坡、首尔等也通过引入国际型商业机构的总部和地区总部经济，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大都市的国际化程度。
四、市民对文化事业的高度参与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居民文化消费力强，文化消费倾向高，文化参与互动多，文化体验要求新，文化与商业和生活紧密融合。本地居民财富和收入水平高，这对文化的孵化具有催化作用。
国际文化大都市能提供各种层次的表演和展出，满足居民的炫耀、体验和互动文化消费需求，通过品味培育推动都市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经济发展。
那些成熟的国际文化大都市积极承接各类大型国际文化活动，节事*行游**、街头表演等民间文化活动也极为丰富，城市成为全方位的表演空间，发挥积极的活化都市文化和吸引游客观光的功能，甚至创造了全新的城市景象，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
五、全球性的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
国际文化大都市普遍具有标志性的公共文化展示场所、媒介组织和商业机构。这些场所和机构具有较大的国际知名度，是业界人士的高端交流空间，也是非业界人士观光和观赏的重要选择。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文化传播力强、辐射范围广，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品出口，文化观光导入，文化人才集聚等实现文化的经济价值。城市引领着国际时尚和思潮，市民身份认同感强；通过导入型游客文化观光消费和导出型的文化出口实现国际文化大都市辐射价值的文化外部消费。
第三节 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基础
当今世界，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成为城市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加入WTO特别是上海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成功后，上海城市发展的列车已在全球化竞争的轨道上提速，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加快文化的发展，建设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国际大都市，已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上海一方面作为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窗口城市，自1843年开埠以来，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商贸、文化交流的门户城市，文化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远东最大最开放的国际化城市，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城市之一，都市文化异常繁荣，曾经一度辉煌，被称为“东方巴黎”。另一方面，上海受江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浸润，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积淀也非常深厚。这些现实条件和历史积淀为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时代背景
世界城市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逐步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城市转型时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伦敦、纽约、东京、巴黎为代表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其金融、商务、办公为城市服务业的主导门类。进入21世纪以来，上述城市纷纷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下一步发展战略产业的培育重点，制定各自的文化战略，以有力的政策引导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并使文化发展战略成为城市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改变中国在新的全球秩序中的弱势地位，把重建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提高到国际生存的战略高度。上海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国家发展战略由自力更生向参与全球经济转变的一个环节。上海全球化不仅仅是恢复过去上海在国际上的突出地位，更是一项主动探索，以期通过上海的“龙头”作用，使中国能积极地参与到新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上海市委、市政府也致力于复兴上海城市在全球城市中的地位。上海在1986年确定了城市发展目标，是要把上海建设成为“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但是后来改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而在最近又更正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文化中心”一词在城市发展最高战略目标中消失了。但是，在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中又强调了上海与其他国际城市一样要追求以人为本的、以文化与生态城市建设为目标的城市发展的潮流。
200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原则上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总体规划指出到2020年上海要初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希望通过城市文化政策把上海建设成为文明城市、学习型社会、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加入WTO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的成功，为上海新一轮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党**的十六大以后，上海等九个省市被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地区，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决心改革建设发展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以及经营性的文化产业的政策开始。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和要求，2004年9月召开了上海市文化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中，上海市委、市政府把文化城市的概念定为文明城市、学习型社会以及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同时规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意义为“挖掘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增强城市文化气息、提升城市艺术品位、体现历史与未来的共融，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海派文化氛围、高品质文化气息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快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提高上海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此次会议下发了《上海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上海文化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两个文件。通过此次会议以及上海世界博览会准备工作的部署，新世纪上海的城市文化发展政策就全面展开了。
《上海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上海文化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两个文件中决定了上海市文化建设十大任务：一是着力提高市民思想道德素质；二是努力构建合理和谐的文化设施空间布局；三是大力推进精神文化产品的创新；四是积极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五是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六是集中力量推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七是精心打造国内外文化交流品牌；八是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综合试点改革；九是大力培育开放统一的文化市场；十是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
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里规定“城市形象”政策的主要内容与城市发展文化政策紧密相关：一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全面提升上海城市功能和形象的重要历史机遇，要以世博会举办为契机，着力建设以一纵两横(6)为骨架的世界级城市空间景观带；二是上海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要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主题，着力塑造具有时代精神和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人文风貌。加强对中心城区12个历史风貌区和398处优秀历史建筑、郊区历史文化名镇和有历史特色村镇的保护。三是以大规模城市公共绿地和郊区林地建设为标志，着力构筑“生态城市、绿色上海”新形象。
上海在此期间对文化建设进行了大手笔的投入，“八五”期间上海文化总投资为52.6亿元，“九五”期间快速升至93亿元，而“十五”期间增至200亿元，同时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为早日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国际经验来看，文化的繁荣和发达程度是体现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国际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除了要继续推进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以外，上海还必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上多下功夫。从国际一流大都市如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城市来看，他们在拥有发达繁荣的商贸、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同时，均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不仅建造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文化娱乐设施，同时还吸引了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全球顶级的文化创意、艺术、设计人才和团体，从而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一张具有特色和个性的名片。相比之下，上海在文化建设上与国际大都市应有的地位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积极推进上海文化发展也是加快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的客观要求。(7)
二、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历史文化基础
从上古至清代中叶，上海传统文化的积淀并不深厚，但是滨海临江的地理位置，却使上海显示出成为商业物流和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发展趋势。近代以来，上海航运、贸易港口位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远远走在全国前列，成为近代百年中国发展的标志，有“远东国际都市”、“东方巴黎”的称号，初步具备了“国际大都市”的功能。
大上海的兴起，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抢眼的历史事件和*片鸦**战争以降的时代巨变中最耐人寻味的变化。它不但改变了上海的命运，而且牵动并深刻影响了江南区域社会的变动和近代中国的整体变迁。这种变化伴随西人、西物、西学和西制“东渐”而来，是“欧风美雨”浸灌和洗沐的结果。它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变外来为内在，促成上海城市社会的改组和裂变，上海因此而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先行区域和特殊区域。
开埠以来，上海迅速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和远东的金融中心，成为西学传播中心和中国近现代的窗口，吸引了不少文人、学者旅居或工作在上海。
开埠前上海地处江南边缘和大运河漕运体系的边缘，民情、风俗、习惯、信仰等俱受江南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影响，可以说是江南的上海。开埠以后，江南的区域城市格局随着中外贸易体制的确立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上海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互动日益紧密，并在这种日益紧密的互动中日趋现代化和国际化。据滨下武志、古田和子等学者的研究，早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商人已成功建立起以上海为中心、覆盖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商业网络（即所谓“上海网络”）和“交易圈”。甲午战争后，民间资本投资兴业解禁，在一派“商战”的呼声中，上海快速步入工业时代，沪东、沪北、沪西、沪南等都市工业区次第成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在此前累积的外贸、工业、制度和西学传播等方面优势的基础上，快速发展成为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江南的上海遂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的上海。1949年后随着国家政权的更迭，上海发展由“面向海外”转到“面向国内”，上海与世界的广泛联系被人为阻断，上海港口的远洋轮船几乎绝迹，外资企业、外国侨民纷纷撤离，“对于一个经济上紧密依靠经由海道畅通无阻地获取原料、生产和消费用品和市场的城市来说，这种形势不能不在基本上影响它的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发展不能不主要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国内的市场，世界的上海蜕变为中国的上海。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小平邓**南方谈话之后，上海再造通向世界之桥和通向历史之桥，重新接续传统，融入世界，上海由此进入“再全球化”的时代。上海再度回归到世界的视线之内，成为全球瞩目的最具活力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从江南的上海到世界的上海，从世界的上海回到中国的上海，再从中国的上海到全球化的上海，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赋予上海这座城市不同的内涵，这些来自不同阶段的内涵不断沉淀和不断丰富，就构成了上海区别其他城市的城市基因、性格和传统。(8)
开埠后上海真正的优势在于国际化和工业化，前者使上海成为中外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知识、思想的聚集与融汇之地，后者则使上海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之地和“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不仅工业门类最齐全，民族资本家与产业工人最集中，而且是中国工业化的孵化基地。据国民政府实业部商标局于1934年底统计：全国有华商注册商标9224件，而仅上海一地就有7932件，占86%。1949年初，全国有五万多件产品商标，其中上海有四万多件，占80%。这说明上海在工业化过程中已经累积起巨大的优势。所以，1949年中国*产党共**执政之后，要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能够依仗和可以依仗的就只有上海。那个时候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不是北上广，是“上青天”。上，即上海；青，即青岛；天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是天津，有的人认为是奉天（今沈阳）。不管怎样，上海都位居首位。*共中**执政后充分利用并强化了上海的这种优势，1949年以后，上海在新政权的擘画下迅速变成了纯粹的生产型城市，进而转型成共和国的工业基地。上海于是变成了工业上海。
可见，上海是一个以“世界性”为特点的城市。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在上海开埠地建立了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曾容纳了多达15万的来自58个国家的外国人。与历史比较，当今上海在建的“国际大都市”具有全新的意义，它的建设主体是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而不是西方殖民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到“四个中心”，再到“国际大都市”，“五个中心”，上海的城市定位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国际大都市”意味着上海已具有城市品牌营销意识，而“国际文化大都市”则明确了以文化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策略，它说明城市的发展重点已从经济导向转向了经济与文化并举。
作为规模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借助加入WTO带来的积极效应，2002年吸纳外资占全球比重已经达到8.42%。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这一比重下降到5.96%，但2012年又强劲反弹到8.96%。同时，中国的对外投资占全球比重持续大幅上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2014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如果现有趋势持续下去，中国的对外投资不久就会超过吸纳投资。其间，世界贸易版图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变，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从生产、贸易和投资三个维度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是十分显著的。北美和欧洲作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其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总额、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占全球比重都是下降的。在经济板块层面，七个主要发达国家所占比重显著下降，而新兴经济体出现了明显增长，中国的增长幅度最为突出。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与世界交流的重要门户，必将作为中国的代表城市融入世界网络，作为一个重要节点城市发挥联系功能，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或国际文化大都市成为了可能。
综观各种现实和历史条件，上海明显具有率先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优势。上海的文化，其优势就在于“交流”。放眼全球，和世界一流“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离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还有一定距离。但是，从上海城市发展潜力和前景着眼，仍可以看到这一战略定位的合理性。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是上海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尽快融入国际市场、加速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上海面对历史和现实作出的睿智选择。
抚今追昔，上海早在1996年就确定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可谓领一时风气之先。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上海围绕“四个中心”的功能建设，成功地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实现层级提升，跻身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第二梯队。在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基础上，如今上海这座城市又有了新的追求，正向新的目标昂首挺进：在国务院2017年底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上海又提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目标。这个“卓越”具有超越传统的全球城市的理论与实践的含义。一方面，要以这个蓝图为高起点建设中国自己的全球城市；另一方面，要从这个版本出发探索有中国背景和世界情怀的全球城市理论。
第四节 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历了多轮战略讨论和发展。上海每一次新的发展战略讨论，都起步于对前一阶段战略与发展的反思。在此期间，上海从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内大都市，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大都市，其速度之快成绩之大有目共睹。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上海对城市建设发展不断进行深入反思有着紧密的联系。
近年来，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持续推进，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强文化人才资源开发建设以及相关保障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上海在国际文化大都市排行榜上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城市居民的文化获得感和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发展的最好说明。
其一，国际大都市是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高度集聚的地方，这种高度集聚为经济活动的高效化和文化活动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国际大都市建设对提升城市能级，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其二，一个城市当它想摆脱原有形态和功能的困锁，想快速迈向远景前途时，往往会不断更新自己的阶段发展目标。这对于形成强大的内部发展动力、吸引更多外在资源有积极作用。
其三，战略起于定位和设计，但关键在于推进实施的手段。推进的实质是打破原有的平衡。城市经济的发展的确是可以规划设计的，但是城市的文化和城市精神不能全靠规划设计。因此，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推进，可以弥补城市文化发展的短板，增强城市的魅力。
其四，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是城市发展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我们主观意志这只“看得见的手”交融互动的结果。城市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大有可为，但必须防止“看得见的手”挤压“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空间。
其五，上海城市发展在非经济因素方面的不足，将是上海迈向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无形障碍。在城市经济总量上追赶甚至超越一流国际文化大都市只是时间问题，上海要蓄养城市内涵和氛围，则是一个颇费时日的“酵化”过程。
国际经验表明，国际大都市的培育和发展，不仅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还有多元的综合性建设，要从一个更高层面来考察城市建设与发展。国际大都市的魅力，在于其凭借城市综合竞争力产生强劲影响力，城市的独特优势及发展潜力增强城市的吸引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营造浓郁亲和力，城市辉煌的未来前景深具发展想象力，巨大的想象力又提升了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加强城市的亲和力。如此良性循环，不断累积和增强城市的魅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城市是在城市化及城市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级形态。因此，考察世界城市的发展，首先要置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之中，使其具有历史演进的延续性。对于世界城市发展之路的探索，必须研究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及外部环境条件对其影响。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及研究思路。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把世界城市发展与城市竞争力联系在一起，视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为促进世界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强调走“城市积累”之路。早在十几年前，哈维就观察到全球化的冲击、城市间竞争所带来的影响和一些具有竞争力城市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正是因为城市间竞争及城市经营大大拓展了发达国家各种新型的城市发展空间，这导致了一系列科学公园、现代化中心、世界贸易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和有后现代设施的大型购物中心等的产生。(9)
迪厄斯（Deas）和乔达诺（Giordano）强调了城市竞争力的根源就是“呈现在每个地理意义单元上的最初的资产存货”。作为这个理论的结果，就是各个公司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资产实力。克鲁格曼（Krugman）从宏观经济角度阐述了城市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城市的成功就是在本地范围内的储蓄聚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其实践往往是通过利用这个城市所拥有的本土化资源，将其重新创造为一个知识丰富并拥有不同文化流向的新型城市。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世界城市发展与提高国际化程度联系在一起，强调走“城市流动”之路。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与它作为国际城市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与网络系统中的其他城市相连，它也可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正如一个城市没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它也会被连接到国际网络系统中。克莱索（Kresl）解释了为什么不用提高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它也会在竞争能力以及国际竞争能力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这些学者强调，世界城市之所以要突出其外部联系与流动，是因为世界城市作为全球经济中一个节点，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重要性是由它的连通性来体现的。从这一角度讲，一个城市只有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前一种观点或多或少代表了早期世界城市发展路径，更多地反映了工业化时期传统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后一种观点更多体现了现代世界城市发展路径，反映了顺应全球化与信息化要求的新型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当然，迈向世界城市离不开提升城市竞争力，特别对于后起发展的城市来讲，提升城市竞争力是其迈向世界城市的基础。即便如此，后起发展城市也要看到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新变化，通过城市流动以及与全球建立广泛联系来提升其城市竞争力，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走出一条新型的世界城市发展道路。
在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除了其内在动力机制或作用机制外，外部环境条件对其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或导致一个城市迈向世界城市的路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城市发展之路，不仅要从城市的兴起过程来研究，而且也要从其衰落来考察。东京曾经被看作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世界城市。尽管经济活动规模依然庞大，但就其全球城市中的等级地位来说，正在走向没落。因此，很有必要对东京这一衰落中的世界城市进行考察与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随着对全球城市的理论研究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全球城市概念中已经注入了更多的要素，比如伦敦搞创新创意产业，把文化纳入进去，这样就有人提出了全球城市2.0的概念或综合型全球城市的概念。日本森财团的研究提出的全球城市评估的六个方面及其指标就是基于这样的综合型概念。例如，社会公平和绿色发展，是每个城市都必须有的，不是全球城市才有的，也不是全球城市独一无二的竞争力。又如，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不管是全球城市还是非全球城市，也是必须要有的，也不是全球城市竞争力的独特维度。
上海正是基于对全球城市理念认识的进一步深入，对城市发展战略的讨论和反思，依托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历史积累和现实条件，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制定了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目标：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人文之城公正包容、更富魅力，中外文化交相辉映，现代和传统文明兼收并蓄，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城市始终有温度。这一目标激动人心，也引起了我们对全球城市特征的进一步思考，这种思考必将进一步推动城市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一是全球城市的竞争力应该有两个维度，即经济竞争力维度和可持续性竞争力维度。前者是城市经济功能的全球控制力，后者是城市地点质量的全球吸引力，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两者都有强竞争力的城市。全球城市1.0版强调经济功能的竞争力，常常导致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治理等系统的不平衡；而一般的城市或全球城市2.0版可以有强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力，但不一定具有全球城市的经济功能竞争力。从20世纪的经济增长时代进入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全球城市发展需要两个系统的双向互动、相互支撑。因此从传统的经济意义的全球城市到未来的卓越的全球城市，不是沿着原来的延长线简单做加法，而是要上一个台阶，在新的起点上做非线性的发展。
在经济竞争力维度层面，上海过去十多年明显呈上升趋势，现在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可以相对稳定地排在前10位。但是在地点质量或可持续竞争力维度层面，上海的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常常排在90—100多位，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新加坡有较大差距，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之间有严重的不匹配。上海发展原来比较多地强调“四个中心”（现在是“五个中心”）的经济建设，对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研究不够。现在强调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同时对什么是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强研究。一般而言，经济竞争力要有特色和不可替代性，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要有均衡和全面发展性，两者互为因果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上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就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提升经济竞争力，后者作为原因的作用在增大。
二是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要靠创新创意来驱动。对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现在更深度的思考是要靠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来驱动来渗透，所以经济竞争力维度包含了金融、科创、文化三个重要的要素。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中，描绘了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再到创意经济的发展过程，认为全球城市是创新创意的城市。他把从事非重复性的创意创新的人，包括科技、法律、艺术、设计、教育等称为创意阶层，认为这应该成为衡量创新城市的非常重要的指标。特别是研究全球城市，世界上已经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即所谓金融科技（fintech）概念，强调资金的流动要有利于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科技新产业，这些产业的特点是通过金融服务来使用创新技术。例如东京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全球城市排行中能够超越纽约和伦敦名列世界第一。他们注意到单独的金融中心已经当不了未来的全球城市，而是需要创新中心与金融中心相整合，“东京2020”行动计划强调要在东京都及其周边地区建设10个创新中心。这对“上海2035”如何提高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应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要更加彻底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建设具有金融科技新版本意义的全球城市。
在提高经济竞争力方面，全球城市特别要发挥好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力。上海作为中国桥头堡意义的全球城市，一方面要对接国际，另一方面要对接区域。应该说，在全球城市理论的中国化中，上海是有优势的。上海建设全球城市，长期对标的短板仍然是对外的辐射力量，但恰恰可以利用它的国内后盾区域来做支撑。现在大家讨论全球城市发展，有一个美国的城市区域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即旧金山湾区。旧金山不在全球城市榜的前十位，但旧金山湾区变成了全球创新区域的一个标杆。它带给上海的启发在于，崛起中的长三角和杭州湾区，应该并且可以变成中国东部沿海的新型全球城市区域，这给上海建设全球城市提供了新的话题。原来的区域中心城市概念是科层制导向的中心—外围观念，认为中心对外部的资源配置作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因此重在封闭式地自我设计城市发展功能，不管这些功能是否对外部真正有作用。现在看城市区域发展，需要强调网络状的关系，需要从外部的横向需求中强化上海独特的资源配置功能，强调用长板功能加强上海的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影响力。上海有很多跨国公司总部，他们是通过上海作为门户城市往中国内部辐射的。但中国本土的公司，通过上海变成跨国公司向外辐射的能力却不成比例，这当然是上海的短板，但上海的长板是有长三角这样的内部非常广阔的腹地。所以，在补短板的同时，更要发挥好长板的作用。
三是全球城市的地点质量强调可持续性的三重底线。经济收入、就业、缩小社会差距、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公众参与水平等是所有城市发展应该注意的方面。这恰恰是联合国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概念或一些城市经济学家强调的地点质量概念（quality of place）。建设全球城市要注意到人才对城市竞争力的增强具有“绑架”意义，在发展战略上要从工业城市的People follow business（人追随商业）模式转入创新城市的Business follow people（商业追随人）模式。(10)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建设是商业吸引人才，市长招商引资，招来商业以后，就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就业岗位了。但搞全球城市是倒过来的，变成了商业追随人才，跨国公司追求的是有创新创意潜力的高质量人才，而这些人才追随的是地点的质量。所以城市质量成为了城市竞争力的支撑系统和触发系统。把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纳入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除了包括社会面的生活质量、经济面的经济增长和自然面的资源环境消耗之外，重点是要强调三者之间的关系，要从原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资源、土地、能源消耗正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
地点质量的概念对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三个分目标都有启发意义。一是就创新之城而言，原来的营商环境理念只针对那些全球公司，以为全球公司来了，就能吸引人才了。现在发现人才是可以“绑架”全球公司的，因此需要倒过来用地点质量吸引人才，然后吸引高质量的全球公司。二是就人文之城而言，地点质量表现为城市中的人应该不分等级高低可以平等地获得公共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三是就生态之城而言，要从先发展后治理的“摸麻将”状态，转化为资源环境生态约束下的经济社会繁荣的“换麻将”状态。
概而言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市社会经济建设，上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与“五个中心”建设，从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两个层面共同支撑起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首先，文化创意和文化消费是转型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是产业升级和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拉动力。其次，上海作为代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的门户城市，其文化繁荣有益于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开放、创新、包容、内敛的和平崛起价值观，以及共建、共享、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也有益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减少经济摩擦和政治争端。最后，在人文魅力方面，国际大都市强调其对于全球资源的支配能力，而具有创新性的人才则是国际大都市最珍贵的资源。优越的人文环境对于吸引和培育创意阶层，进而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无疑，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对上海的城市能级提升、人文环境优化和人才集聚有着极大的驱动，从而推动上海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繁荣。
(1) 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
(2)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峻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574页。
(3)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峻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574页。
(4) 刘永红：《国际化城市规划建设的指标体系建设》，《中国名城》2013年第4期。
(5) 周伟：《对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城市国际化论坛》2010年第6期。
(6) “一纵”是指延安高架及其延伸线，“两横”是指黄浦江两岸和苏州河沿岸。
(7) 李奎泰：《和首尔和上海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文化政策之比较》，《当代韩国》2006年春季。
(8) 周武：《上海研究再出发》，参见《文汇报》2015年5月8日。
(9) *子唐**来：《对标“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应怎么做》，见《解放日报》2016年8月2日。
(10) 诸大建：《光对标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上海还成不了卓越的全球城市》，见《上观新闻》2018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