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已习惯了足协政策连年变动，想一出是一出的业余姿态。不过，日前出台的两项中超新政却十分必要，一个球员限薪，另一个是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据悉，中国足球俱乐部的名称中性化要求将提前启动。各俱乐部需在2021赛季开始前完成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改革，届时若未能通过中国足协认证，将不被授予联赛准入资格。也就是说，2020赛季将是中国俱乐部以企业为名的最后一年。目前一些俱乐部已经主动更换了中性名称，如“大连一方”更名为“大连人”，“武汉尚文”更名为“武汉三镇”。
从长远来看，中国足球俱乐部的名称中性化改革是必然趋势。豪门底蕴、球队传统，都是足球文化的重要体现，而这种底蕴和传统不可能依托于投资企业而获得。每当幕后资本更迭，俱乐部也要随之改名。比如天津的两支球队，如今的天津天海经历过松江和权健时期，如今的天津泰达也经历过三星和康师傅的冠名。不过，仅仅是将企业名作为后缀更改已经算是稳定的了，有的球队甚至连“姓氏”都得随时改。有一支球队，早在甲A时期就几经换名，从上海中远汇丽到上海中远三林，从上海国际到上海永大。后来主场迁移至陕西西安，又经历了西安浐灞国际和陕西宝荣浐灞时期。2012年，俱乐部又搬移至贵州贵阳改名贵州人和，而这支球队就是如今的北京人和。包括广州富力也是，从沈阳金德到长沙金德，从深圳凤凰涅槃为今天的广州富力，所谓的传统早已面目全非。这种联赛乱象不利于俱乐部自身的品牌建设和文化建设，因此中超联赛一直给人以金元堆砌的丑陋印象。
当然，我们担心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无法保证投资方的利益，而资本的懈怠很可能会将中超推向另一个深渊。毕竟，欧洲豪门无须依靠用企业命名来留住资本，他们的影响力足以吸引外来品牌的赞助，比如巴萨皇马球衣上的耐克阿迪LOGO就已经价值连城。中超这种十八线联赛旗下的球队不可能有此待遇，只能把筹码全部压在背后撑腰的企业身上。值得一提的是，限薪政策的适时出台则给予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改革有力的支持。这两者看似关联不大，实际上却有它的内在逻辑。球队作为企业行走的广告牌，在名称中性化后其广告效应自然大打折扣，而与此同时，给球员限薪可以压缩俱乐部的投入成本，这对于投资方来说或是另一种方式的补偿。不过，从深层考虑，中超俱乐部需要用战绩荣誉来吸引更多投资，而限薪政策难免打击球员积极性。一旦处理不好，又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另外，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部分俱乐部名称为非中性，但已被该俱乐部长期连续使用，使其名称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或在球迷群体中已有普遍影响力。考虑到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这些俱乐部可在规定时限内经俱乐部向中国足协申请并批准，将该名称认定为中性名称，不过申请此类名称认定的球队必须满足2004年中超联赛前已经参加过甲A或甲B联赛并连续参赛至今且俱乐部未发生过所属地方会员协会变更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名称中性化政策并非专为打击冠名企业，而是帮助俱乐部重塑品牌文化。
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改革是中国足球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与其让俱乐部对投资企业的依赖性越来越高，不如早点切断源头。只有这样，中国的足球俱乐部才能真正成长为独立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