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红军“长征”之名的来源，目前所知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长征”一词由王明最早提出。王明于1934年11月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提到“长征”一词，但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
第二种说法： “长征”一词在贵州遵义习水吼滩最早使用。1935年2月22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在吼滩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说：“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 ”。这是红军第一次把战略转移称作“长征”。
第三种说法： “长征”一词在四川大凉山冕宁地区正式使用。2016年8月8日，“人民网-中国*产党共**新闻网”发布了曲爱国、张从田《“长征”名称的来源》一篇文章（节选自二人所著的《长征记》一书，华夏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文中记载：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初并没有使用“长征”这个名称。中央红军行动之初，当时所使用的名称是“长途行军与战斗”、“远征”、“转移”或“战略转移”，而在中革军委与红军总部机关所发布的命令、指示中则称之为“西征”“突围”。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大凉山冕宁地区彝民区，红军总司令*德朱**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在成立冕宁县革委会大会上，*德朱**讲话中又提到“长征”一词。9月12日，*共中**中央在俄国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曲爱国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从田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学博士，二人之书所载资料比较详细丰富，但认为“长征”最早出现在冕宁是错误的，可能不知道遵义发现了更早的资料。
综合上述三种说法，“长征”之名的来源，先由个人提出，再到红军总政治部使用，再到中革军委采用，最后由*共中**中央沿用，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王明报告中的“长征”是一种非正式的提法，而且所指范围不是中央红军的“长征”。一般所称的红军“长征”，主体是中央红军的长征，遵义最早使用的“长征”一词，是红军政治部文件，具有官方代表性。冕宁提出的“长征”一词，先后经中革军委、*共中**中央正式使用，是对“长征”之名的最终确认。
贵州遵义（桐梓、习水）是红军“长征”之名的发源地。 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召开后，经桐梓向习水进发，向西作战并一渡赤水，随后又转东二渡赤水，在向桐梓、遵义进军的过程中，在习水县城东北方向的吼滩（今良村镇境内），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宣传发动的对象是“遵桐湄黔北的工人农民及一切干人们”， 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长征”一词。 《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发布时间是1935年2月22日。2月23日，红一军团主力及司令部进抵桐梓高桥一带，红三军团当夜从习水县西南跟进，三军团司令部进驻桐梓花秋坝。24日晚上，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桐梓县城。26日晨，军委纵驻驻桐梓县九坝，毛*东泽**在此指挥娄山关战斗。27日，军委纵队驻桐梓县城，毛*东泽**仍驻在上次的“洋房”内。28日，军委纵队离开桐梓前往遵义。
根据中央红军长征相关史料记载， “长征”之名的初始来源或许是1930年版《桐梓县志》。
中央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后，为保障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北部安全，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于1935年1月9日占领桐梓县城。遵义会议召开后，1月19日，*共中**中央机关、军委纵队从泗渡出发，途经娄山关。到达桐梓县城后，毛*东泽**同志及中央军委驻南门外的砖木结构青瓦白“洋房内”。毛*东泽**令陈昌奉觅得一部《桐梓县志》阅读带走。20日，红五军团司令部进驻桐梓县城，毛*东泽**、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张闻天、*云陈**、*德朱**等领导人亦驻桐梓。21日，*共中**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司令部离开桐梓，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司令部进抵桐梓栗子坝（现九坝镇政府所在地）宿营，毛*东泽**随军经城北翻马陵岗到西门外，沿此路线离开。周恩来、董必武则随军从松坎转四川石壕去赤水。中央红军长征时所经过的地区，出版县志的县非常少。桐梓县作为桐梓系军阀的故乡，已经出版的《桐梓县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自然会引起注意。中央红军在贵州的主要作战对象是黔军，黔军骨干均是桐梓人，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怠”的角度，红军指战员对1930年版《桐梓县志》有重视的必要。
毛*东泽**同志具有极高的文史修养，文史兼备、难得一见的县志自然会引起他的注意。红军总政治部的职能，决定了这是一个笔杆子聚集之处，学习翻阅到手的县志，充分了解掌握地方民情，也有利于开展各项工作。除了毛*东泽**同志看过1930年版《桐梓县志》，他的随行人员和红军总政治部的人员也很有可能看过1930年版《桐梓县志》。
1930年版《桐梓县志·文征集下集》中，清朝杜旭（康熙八年前任职的桐梓县知县，江西丰城举人）所作的《过娄山关》诗中用过“ 长征 ”一词：“四月长征入夜郎，雄关天堑镇南荒。提封久已称华土，怪迹曾闻肇竹王。树隐旌旗云外转，岩垂薜荔雨中长。堪嗟车马空劳碌，博得年来两鬓苍”。
县志就一个县域的历史，按照数百年来的县志编纂体例，多设有建置、沿革、职官、艺文（或文征）等板块，其中有关本县的诗文等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必不可必少的内容。红军指战员在打仗行军的间歇，有意无意地翻阅一下手中的1930年版《桐梓县志》，发现杜旭的这首诗，发现“长征”这个词，不是没有可能。具备文学修养的人都有一个癖好，看一本书粗阅目录，会找出自己关注的重点，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欣赏玩味的精神食粮，作为一种放松休闲的消遣方法。在行军作战的艰苦条件下，在纸质书籍非常稀缺的情况下，1930年版《桐梓县志》应该不会被红军指战员轻易放过。
王稼祥在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职于宣传部，1931年1月任*共中**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月，在*共中**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拥护毛*东泽**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再次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同毛*东泽**、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王稼祥的经历和当时所在的职位，既属于领导层，又必须有文字工作的深厚学养和能力。如果他在随意翻阅1930年版《桐梓县志》过程中，发现并记忆到“长征”这个词，在后来的公文拟草或审核把关过程中，就可以信手拈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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