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夕颜TALK

编辑 | 夕颜TALK

直到18世纪，在欧洲人的眼里，中国都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有劳动精神的国家，是人们羡慕、模仿的榜样。但是18世纪欧大陆社团迎面而来的“中国风”并没有提升中华的文化，而是让它受到了极大的怀疑。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形象已被划分成两个阵营。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自迪弗以后，中国从一个被世人称颂的古老而繁荣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西方世界看来闭关锁国、独裁统治的国家。笛福的小说成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学对中国意象描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笛福是第17世纪末期、第18世纪初期的人。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所以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旅行文学，二是传教士文学，三是商人和使节的报道。

西方世界第一扇通往中国的窗户，是从纪事类文献开始的，例如《马可波罗游记》，其中所记载的关于东方世界的奇妙景象，引起了欧洲人民对这个远在东方的国家的好奇。16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以“传教士语文”为主。

在这些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意大利籍作家利玛窦所著的《中国札记》及法国籍作家李明所著的《中国近事报道》。他们将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秩序归结为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思想指引下的“开明”君主政体。在7世纪中叶，随着贸易的发展，一些渴望在东方发迹的商人和使节来到了中国，他们的记述和自传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这个时代的了解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估价，却不能脱离先辈的传教士之手。只是，他在夸赞了中国的辽阔和富裕以后，又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问题。

在十八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面貌逐渐明朗化的同时，西方对于中国的新闻也出现了异化的理解。在散文作家威廉·坦普尔，以及启迪者如狄德罗，伏尔泰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国家，有着自由的政治；但在现实主义者笛福，沃顿，乔治·安生的眼里，中国却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的帝国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匮乏进行了批判。

陈受颐在列出了与笛福同时代的十个人关于中国的看法之后，得出结论：

“赞成的人是那些支持古老学问，相信自然和宗教的人，而反对的人则是那些认为现代科学比传统更好的正统或保守的基督徒，以及那些在国外经商的商人。”

外国学者则把重商派的商业思想与提倡共和国而不是独裁的政治立场，这是促使迪弗尔入侵中国的重要因素。大卫.波特以十八世纪的中英两国间的贸易为例，指出：在“中国风”的影响下，英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如茶叶、丝绸、瓷器等，都有很高的需求，而中国人却对英国产品兴趣不大。

进口商品的迅速增长，造成了英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大规模外逃，再加上清朝实行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违背了“重农”时期的黄金和白银的基本价值，也违背了笛福等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贸易”，这些都是造成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看法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笛福研究员斯达认与大卫的看法一致，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是“意在沛公”一样，他讽刺中国的政体和文化，其实就是在反驳詹姆士的支持者和保守派，他们以“遵从古制，维持社会安定”的名义，要求绝对君主独裁的合法性。

笛福的中国观念是“异域意象的文学想象”，也就是，它的创造者以中国这个“他者”为其文化使用的客体，在必要时，对其进行评价、选择和转化，以一种“比自己的真实更优越的乌托邦他者，或是一种比自己的真实更差的他者”的形式出现。

陈乐福认为，“笛福*谤诽**中国，是欧洲殖民者的启蒙和启蒙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也是笛福为了*翻推**欧洲耶稣教会对中国的看法，所采用的一种政治和文字手段。他们认为，笛福所描述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它只是一个虚构的“他者”，根据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和文化观念，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错误的描述和解读。

笛福是十八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时尚派”的思想家。因此，他在中国问题上的见解，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公元8世纪末，马勒尔尼先生访问中国之后，西方人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18世纪初期，英国就开始出现了这样的对立，中国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歧视，就是因为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富有阶层，其中就包括了迪尔弗。

笛福所处的时代正值英国的政经转换之际，正是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成功地走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以生意人为表征的新型富豪阶层已初见端倪。就是这样，他对自己的中国文化充满了自信和自负，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它。

笛福在《凝结录:月球记事》、《鲁滨逊漂流续记》、《鲁滨逊感想录》等三本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的描述与评价。

第一本著作《凝结录:月球记事》是一本充斥着科技奇观的书，它把中国描述为一个“被最高尚、最有天赋的人统治着的国度”。在如此开放的政治氛围中，中国在科技上远比英国在世袭制下更具优势。不过，中国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多亏了月亮上的贤能，才能维持统治。笛福一如既往地以尖锐的嘲讽口吻，看似赞美中国，实际上却是在暗示中国的睿智与仁慈来自于月亮上的神话，这一切都是虚假的。

笛福在其《凝结录》中对于中国的评论较为含蓄，而在其《续记》与《感想录》中，对于中国的评论却是直截了当。《续记》里，鲁滨逊在游览了北京、南京之后，说中国是一个“只有野人才会好一点的异教国家”，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一团糟，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他目睹了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的衰败，人民的贫穷，这与英国所说的完全不同，他叹道：

“我觉得很奇怪，我一回家，就听见我们的人民在讨论中国人的力量，他们的光荣，他们的商业，他们的力量。”

笛福无情地批判了中国的君主政体，认为中国的君主政体是“*政暴**”，而君主则是*制专**的暴君。用最单纯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中国普通民众“极度傲慢，身处逆境而不自知”。在鲁滨逊看来，中国的*队军**实在是太弱小了，连英国*队军**都打不过，最多也就是对付鞑靼之类的野蛮人罢了。笛福同样鄙视中国的经济，鄙视中国的货物。他相信，中国陶瓷的杰出成就，与其说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不如说是由于土壤的优良品质。总而言之，笛福否认了中国在先辈们心目中的富裕和繁荣。

笛福关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及宗教的观点，在1720年的《感想录》一书中有所体现。鲁滨逊谈到中国人对于近代科学的认识，曾说过：

虽然他们已掌握了地球或天文仪器，以及一点简单的算术，但他们对于地球上的物体运动，几乎一无所知。

因此，当太阳被吞噬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太阳被一条邪恶的巨龙攻击了，他们会发出巨大的响声，就像我们在赶走一群蜜蜂似的！”在鲁滨逊看来，中国人之所以狂妄自大，愚昧落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是基督教的异端，再加上孔子的教义，以及对神灵的信仰，让他们变得十分顽固，很难改变。他永远也不会认为，没有基督教，一个民族就可以脱离蛮荒。

鲁滨逊认为，中国的传统信仰崇拜，是“纯粹的，毫无意义的迷信，中国的信仰是世上最原始的。”笛福显然是站在欧洲基督教的立场上，总结道：

“在所有的不发达的民族中，中国是比较发达的民族之一。但在许多文明国度中，也算是最为落后的了。

笛福利用鲁滨逊的话，在他的演讲中，将中国的繁荣、富裕、强大和文明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体现了18世纪早期英国中产阶级的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是完全不同的。为了更好地了解笛福为什么会攻击中国，我们可以把他关于中国的评论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

笛福在十八世纪写商业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英国的迅速发展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超过了封建制度，所以他把所有的成就都归结到了商业和工业上。在他看来，商业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其核心在于货物、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动。

他在欧洲大力发展殖民与对外贸易，以抵御法国的入侵。然而，18世纪，这种在那个时代十分先进的自由化理念在中国遇到了重重阻碍。由于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由于统治阶级的“重农抑商”，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不允许外来的商人进入中国，因此，在奉行“贸易至上”的笛福看来，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落后国家”。

笛福拒绝中国发展的另外一个经济原因，是因为他对于英国产品的不信任，以及为了维护英国市场而产生的爱国主义狂热的忧虑。18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一种中国产品是“茶”，根据记录，自从1658年伦敦一家咖啡厅做了关于“茶”的宣传后，中国茶在英国的销售就呈几何倍数增长。1701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卖出了六万六千斤的茶，到1780年，这就变成了五百万斤的茶，这不仅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给皇室带来了巨大的收入。

当喝茶在18世纪流行起来的时候，它受到了像乔纳斯·汉韦这样的商人们的批评，他们把它看作是一种令人厌倦的习惯。更坏的情况是，中国的茶的输入将造成国内黄金和白银的大规模流出，英国人将会最终自食恶果。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总体上处于顺差状态，但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英国的产品，比如羊毛产品，对这些国家没有任何吸引力，比如与印度，比如与中国的交易。

18世纪初期，在《续集》和《感想录》的出版期间，印度的棉花和中国的丝绸大量地进入了英国的市场，这两种材料的输入对于英国的羊毛工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危险。由于国家间的相互间的相互竞争以及禁止交易等因素，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而外贸发展却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这是笛福非常担心的问题。

一是由于英国对进口面料需求的增长，势必会引起国内毛料需求的下滑，进而造成了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毛料”的衰退；

二是对英国经济在稳定时期会不会继续衰退的担忧。

富勒先生在1719-1721年的一篇文章中，几次三番地呼吁英国政府禁止从亚洲进口棉花。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之所以不喜欢中国，就是因为他想用鲁滨逊来宣扬自己的产品有多好，这样才能让大家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中国产品产生兴趣，从而维护自己的经济。

笛福对于政治事务和他对于商业的狂热一样，都很关心。1703年，他因对保守*党**高教派对非民族主义者的*害迫**感到愤慨，出版了一本《惩罚异端的方法》，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却为自己招致了“柳条之耻”与“监狱”。笛福始终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他在1705年出版的《凝结录:月球记事》一书中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这篇文章的写作技巧与《惩治不同教派的途径》相似，真正的用意是否认中国君主制度，警告英国民众，千万别被中华虚假的文化所蒙蔽，千万别让独裁皇权重现的历史重现。

笛福是“新贵族”的代表人物，他强烈地反对“君权神授”，提倡用“契约主义”的方法治理国家。在他看来，好的君王和好的政府依赖于民众的同意来治理自己的国家，而*制专**的统治者却依赖于恐怖而不是忠诚。中国的皇帝被百姓奉为至高无上的君王，对百姓言听计从，在鲁滨逊看来，皇帝就是一个*制专**的国家。

笛福借用了鲁滨逊的话，“事实上，他们的政府都是独裁的，”他说，“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管理方式。这样的局面，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但对我们来说，只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笛福支持威廉当政的原因，在于其建立的立宪制逐渐将王权转移到了国会，为其下属的商业集团提供了在国会中维护其自身权益的机会。所以，虽然欧洲很多人都对中国充满了敬意，但他还是对其提出了异议，他担心“中国风”会给詹姆士派带来更大的麻烦，从而使英国回到斯图亚特王朝。

中国强大的君主*政专**的意识形态就是以儒教为根基的，笛福当然不会喜欢这样的文化，他以儒教鄙夷自然科学为切入点，来抨击中国的文明。在传统的儒学观念中，人们对科学技术嗤之以鼻，认为自己的发明创造是“奇技淫巧”。威廉·沃顿是一位英国神父，他相信现代的科学比古老的科学更有价值，他说，“中国的科学造诣太低了，欧洲的神父，只凭简单的医学和数学，就能在中国的宫廷里混得风生水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兰德’。”

笛福也是这么认为的，科技的进步，航海的进步，征服世界的顺利，让笛福、沃顿等人都有一种“欧洲中心论”的感觉，他们瞧不起中国的传统，甚至将中国的祭祀孔子的活动，都说成是偶像的行为。

综上所述，在各个阶段，中国人的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立足点，即反映了英国初期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其中心思想是：反抗绝对的封建君主制度，反抗对非天主教的压迫，保护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促进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外， 笛福还在强调中国是一个原始和保守的民族，这也是他为英国殖*运民**动寻找道德上的支撑。

16至17世纪，在儒学的影响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治理有序，贸易兴旺的国家，与欧洲经历了“三十年”的战乱相比，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早已显现出其强大的优越性。18世纪初期，由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启蒙思想的兴起，古老的君主政体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形成了束缚，此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思想家，他们亲眼目睹了波旁王朝的独裁统治，他们期望以颂扬中国来针砭时弊，从而推动法国的改革。而在英国，在那里，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了成功，像笛福这样的人，由于爱国精神和商业精神，已经对这种盲目的赞美中国产生了怀疑。于是，在“中国热”在欧洲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关于中国的评论也开始出现了，但那时候，大家都在追逐着中国的潮流，评论的声音很快就被赞美的音乐给掩盖了下去。

笛福在其著作中的成功运用，使其中国观念得以广泛流传，并伴随著《鲁滨逊漂流记》的大卖而被世人所熟知，这也是18世纪西方人对于中华文化的看法发生变化的一个切入点。笛福发表文章后，诸如乔治·安逊、孟德斯鸠等人相继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并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批判。

这种“生育”的理论，与笛福的理论如出一辙，它体现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另一种看法，即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发展是由欧洲现代科技引导的，而不是来自于一个陌生的国度，从而颠覆了商人、学者和耶稣会士们对中华文化的赞美。笛福通过鲁滨逊关于中国的言论，流露出英国资产阶级的骄傲和歧视，这是一个象征着西方文化的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十八世纪初期，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距十八世纪中晚期，欧洲各国的工业化、商品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殖民与侵略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使得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低，越来越没落。

乔治·马戛尔尼的外交使团以失败告终后，中国的批判声浪席卷全球，中国在欧洲的形象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在中国的全面*退倒**。从笛福他们审视中国的眼光来看，显然可以看出，经过了资本主义改革的西方人，对这个还在夕阳下的国家的不屑和鄙夷。在理解笛福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之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从十八世纪初期起，西方人就对中华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排斥，他们贪婪地觊觎中国的财产，蔑视中国的文化，在一百年后，引发了*片鸦**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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