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杀年猪是永远的乡愁，它凝结了童年的纯真快乐记忆，沉淀着患难与共的友情，共度时艰的亲情，铭刻着坦荡真诚的人间真情。杀年猪是纳人的祭祖节，感恩祖先，慎终追远，至今俄亚、三坝、加泽、托甸、瓜别等地保留了传统习俗。杀猪客也是一面镜子，可以窥见人情世故、社会变迁，折射出光怪陆离、悲欢离合的大千社会。这是一篇融情感美文、民俗漫谈、社会剖析于一体的实沉之文，值得收藏深读。
狂欢与感恩:杀年猪漫谈
杨杰宏
一进冬月，树木枯立，严霜铺地，肃杀之气隐隐而至；而一旦杀猪时嚎叫的声音响起来，这种清冷马上被热气腾腾的杀年猪习俗消融掉了。杀年猪习俗是中国各地的传统习俗，与农耕时期的养猪传统及准备过春节密切相关。汉字的“家”就是圈里有猪，这意喻着家里养了猪就有了肉吃，日子也好过了，这个家才像家的样子。民谚这样说：“年猪叫，年快到，冬至杀年猪，不用翻黄书。”杀年猪对孩子们来说，无异于提前过年。从农村长大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份深沉的杀年猪记忆。
苦乐年华：杀年猪的岁月记忆
在孩提时代的记忆里，杀年猪季节是一年中不可多得的狂欢节，不只是这时节里有好吃的，还在于小伙伴们可以借此机会痛痛快快玩个够。一个村基本上就是亲戚套亲戚关系，不是宗族，就是姻亲，上百户的一个大村，杀年猪时间是轮流来定的。这样，全部轮下来，至少要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孩子们欢天喜地，而大人们却并不轻松，男人们要宰杀剖肚切割清理，还要制作火腿油团胰子；女人们要参与协助清洗，制作米灌肠、香肠，准备当天的宴席，往往要忙到深夜。大人们在杀猪时，孩子们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到了拔猪毛时表现最为积极。这样献殷勤是有意图的：拨下来的猪毛码好后，交到供销社里可以换得一元钱。当时的一元钱可以买到一包萨琪玛一袋花生糖，有些性急的买回来后与大家分享，分分钟就消灭干净；有些小气点的把买来的糖果藏在书包里像小老鼠样地每天嚼几颗，可以磨蹭着吃到一个周，故意让旁观者咽口水。
最先吃到年猪肉的应该是这些小屁孩。大人们进入切割肉块环节时，总会割下几块鲜嫩的瘦肉丢给我们；我们如获至宝，拿着肉片欢呼着跑到火塘边，忙不迭地把肉片丢到火塘里的火碳上。肉片唧哩滋嘞地在火碳上乐开了花，香气四溢，闻着就忍不住淌口水。孩子们性急，看到肉片冒油了，就赶紧拿起来撒上点盐巴，顾不得上面还沾着碳灰，就忙不迭地往嘴里塞，烫得龇牙咧嘴还觉得味道美不可言。也难怪，当时能这样开心吃肉的日子一年也就那么几天。
吃饱了肉就有了力气，接下来就得追求精神享受——踢“足球”。“足球”是猪尿囊做的。大人把猪尿囊从体内摘下来后，放在一张羊皮褂子反复揉，这样尿囊的韧性就增强了。吹足气后与老外的橄榄球大小及形状差不多，呈椭圆形。那时候村里玩伴多，20多个孩子们在村头空地上追逐着这个猪尿囊，一时飞沙走石，灰尘仆仆，大汗淋漓，直到踢破了才肯罢休。破了也不要紧，村里杀年猪是挨家挨户轮流来的，今天破了，明天又有新的了。当然，也有人家舍不得拿出来，听大人说猪尿囊还是一剂治疗小孩尿床的偏方。这样我们给这些人家的小孩起了“尿床小气鬼”的绰号，玩踢球时他们是不受待见的。杀猪客在中午就开始了，但这只是小席，主要招待帮忙杀猪的朋友亲戚，也就简单地搞两三盘小炒。有一盘菜印象深刻：在切割猪肉时，主刀的切下来一块大小适中的胸脯肉，然后交给女主人，让其煮个半熟后捞上来，和着腌菜、辣椒一同爆炒，味道鲜美可口，同时极为下饭。
做杀猪客最怕与大人同席，一则大人话多，一顿饭可要吃上一个多小时，吃饭成了形式，谈天成了内容，应了“纳西讲句逸”的俗语(意为纳西美言可餐)。我们这些小字辈沦为了陪客，不仅要耐着性子听，还要考验你的礼数：大人不先动筷，作为晚辈绝不可先下手;大人谈兴正浓时，切不可只顾自己挑好吃的，不然德高望众者会扫来不屑的余光，乖乖!晚上回去就有父母的批斗课等起了。这还不算什么，最担心的是大人的关照了，“做杀猪客就是来吃大肉的，学生不吃肉，文章哪里来?”一块大肥肉就关照到碗里来了!吃?还是不吃?真的成了一个问题。吃吧，肥肉油腻望而生畏，不吃又违了大人的脸色，只得强忍着翻胃的危险吞下去。有了第一块，就有了第二块，连续吃了两大块，胃里已经承受不住，最后实在咽不下去，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地把“好意”丢到桌子下；肥肉从天而降，桌底下的馋狗们一下子争咬起来，惊动了大人们的谈兴。大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了!
受够了这种“礼遇”，所以孩子们尽力避免这种“厄运”，大伙儿总是围在一起同席，边吃边玩，其乐融融。最好吃的当然是炒瘦肉，炒法极为简单，就是和着蒜苗与辣椒同炒，肉的鲜嫩与蒜苗的清香构成了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这道菜一上立马就见底；还有一道是粉丝汤，粉丝是用肉汤煮熟的，上面放一小把葱花，同样香味扑鼻，但对于这道菜，小朋友们主要是用来玩“打电话”的。粉丝很长，必须站起身才能挑起来，还得要另外一人帮忙从粉丝下端接起来，这样形成了两人间的“电话线”，两个人从各自一端吃起，直到互相碰头。孩子们吃饭是风卷残云式的，不到十分钟就只留下残羮冷炙了，而中间的那一碗大肉依然完好无损。
吃过饭后，大人们围在火塘边互道桑麻，其乐融融。但最高兴的还是我们，大伙儿在院子里玩老鹰捉小鸡、抓特务、模仿演电影、学打战。有一回，县文工团下乡送戏，有个小品曾引起轰动。第二天我们又把这出戏搬到杀猪客上来，还演得惟妙惟肖的，“正学正学自，正学名美呢，高狗没梭仁……”(大意为：名字叫正学，说是要正学，好的却不学。)逗得大人们前俯后仰，我们的演出也大获成功!更多时候是玩捉迷藏，有一次我躲藏到楼上的草料堆里，可能玩得太累了，一不小心就睡过去了，害得家人到处找人。
后来长大后一直读书，离家越来越远，年味越来越淡，包括杀年猪更多是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聚会。以杀猪的名义搞个化賨，吃吃烧烤，喝喝啤酒，打打麻将，也就过一天了;孩子们大多是独生子女，看动画片，或玩游戏，很少有集体疯玩的场景。前年去城郊一亲友家做年猪客，却吃出一大股牛肉膻味，一问才知家里所杀的年猪是由附近牛肉餐馆里的泔水喂大的!
（遥远的小山村）
二十年前的一次杀猪客倒至今难以忘怀。那是到一个偏远山村的朋友家做的杀猪客。山路崎岖蜿蜒，开车都要一个多小时，一直在一座接一座的大山间盘旋而上，最后抵达一个稍微平缓的山坳间，底洼处还有一面湖水，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密林，缓坡田地里还有未收上来的蔓菁。村子就紧挨在森林与缓坡之间，也就7、8户人家，正房是瓦房外，其他都是木楞房，菜园子都是用树枝做的栅栏围着，有一群黑山羊在不远处慢悠悠地吃着草。
我们一进家门，年猪已经宰割完毕，男人们忙着制作火腿、揉制油团，厨房里妇女们忙着制作米灌肠、洗菜、切肉，城里开出租车的女儿在指导邻家女伴怎么制作牛肉冷盘，孩子们像我们小时候那样满嘴流油地吃着烤肉，旁边的小狗看到小主人没有丢肉的可能性，就使劲往上跳着想抢吃……整个小院里洋溢着浓郁的年节味道。
夕阳西下，附近的山民们吆喝着牲畜回圈，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也收工了。天黑下来后，朋友家也热闹了起来，亲戚邻居们陆陆续续来到母房里，围在火塘边，大声地说笑着。这里的妇女们都披着大羊皮子，脸色都红朴朴的，时不时听到她们爽朗的笑声。这一带的羊披比丽江坝子的要大得多，下端几乎垂到小腿处，也没有丽江坝子里的七星圆盘及绣带，感觉把羊皮剥下来后简单揉制后直接就披了上去，显得粗犷实用。在山区，这块大羊皮其实充当了垫背、垫肩、坐垫、睡被等多种实用功能。厨房是传统的母屋建筑，神龛、母柱、祖先石是神圣空间，火塘、格顾鲁(上座位)、灶台是俗凡空间。吃饭前，家中长者先给神灵与祖先们敬献一下饭菜及酒水，口中吟诵几句祈福吉祥话，这样才正式开席。大家围着火塘盘腿而座，饭菜沿火塘四周围成一圈，热气腾腾，香气四溢；主人不断地给碗里添菜，给火塘里添加栗柴，熊熊火光映衬着大家幸福满足的表情。酒足饭饱，大伙围着火塘谈兴不减，老人们讲古，年轻人讲城里的新鲜事，孩子们玩累了就挤回到大人的怀抱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谈到晚上11点多，有人开始打哈欠了，大伙为了明天的活路也就散了。大人们用羊皮把孩子裹在里面背着出门去了，客人中住得最远的是要翻过对面那个坡走五公里才能到家。过了十多分钟，我们出去解溲时，呼啸的山风里还传来他们爽朗的谈笑声。
（四川木里纳人杀年猪 王长军提供）
祀与戎：纳人的杀年猪风俗
后来随着到全国各地做田野调查，发现杀年猪是个全国普遍性习俗。东北至今流传着童谣：“小孩小孩你别哭，进了腊月就杀猪。”据考古发现，我国养猪历史至少有一万年的历史了。“拘兽以为畜”，把野猪驯化成为家猪，吃肉有了保证，而不再是靠捕猎的单一渠道来获取肉类，毕竟捕猎要风餐露宿，而且还有一定风险，尤其在平原地区获得野兽的机率更小，反不如畜养划算。杀年猪的季节一般是在春节前，最晚也不迟于大寒，因为大寒之后天气转暖，不利于存放肉类。
地处西南的纳人杀年猪之俗应该是晚于元代的。这里的纳人指自称为“纳人”的不同族群，包括纳西、纳罕、纳汝、纳日、纳木依等，前面的“纳”本义为黑，引申为强大、伟大，后的“西”“罕”“日”“汝”皆为人、族之义，汉文献中称其为麽些或摩挲、摩梭等。据元代的《云南志略》载：“(麽些)岁暮竟杀牛羊邀请，一客不至，则深为耻”。这说明，元代的李京到丽江时，当时的纳西人家杀的不是猪，而是牛羊，这与纳西族当时仍保持畜牧经济传统有关。元代后期，尤其是明代以来，丽江纳西族进入农耕文明以后，耕牛杀不起了，代价太大，才由猪来代替而已，但纳西的热情好客之风仍然源远流传下来了。
越是在传统社会，宗教祭祀氛围更为浓厚，过年过节，吃好喝好点都得借托神灵或老祖宗名义。韩国把端午节称为端午祭，说明节日与祭仪式密切相关。杀年猪也不例外，它与纳人的祭祖传统有着深层关系。一年之中，纳人要举行三次祭祖仪式：春祭（三月）、夏祭（六月）、冬季（十一月）三次家祭，分别称为“卢如补”、“余塔补”、“初补”。三次祭祖有向祖先神灵许愿、还愿之意，表达了纳西人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价值观。春祭要念诵杀猛鬼的东巴经书，古人认为祖灵降临之际，猛鬼恩鬼会前来抢吃供品，会把祖灵拘留扣押起来，因此要*压镇**猛鬼和恩鬼。故讲述这种鬼的来历，镇杀这类鬼。六月有小春收获，要让祖先一同享受新麦面，感恩智慧能干的祖先保佑之功。“余塔补”里的“余”指祖先，“塔”指智慧能干。十一月为秋收完毕的冬藏之季，家里粮食满仓，六畜兴旺，所以在立冬后，各家各户要杀猪来举行祭祖仪式，以迎请祖先神灵回来共同享用丰收成果。东巴经《祭祖·献牲》中如是说：
哦！挥洒净水，把净水挥洒在这祭献的初冬肥猪身上。曾到山上带狗去狩猎，但这祭猪不是狩猎得到的宝；曾去山沟里捕鱼，但这祭猪不是沟里捕鱼捕来的财。宰杀后不兴不剖割，愿剖割祭猪时祭祀进行得顺利；不兴不剔骨，愿剔骨的时候肩胛骨能完整剔出。挥洒这圣洁的净水。洒中肺上愿肺上的心好；洒中肝上愿肝上的胆好；洒中肚子愿肚子里的脾好。净水洒在骨节上，愿剔出的肩胛骨明净，卜兆吉祥；净水洒在三层的肠子上，愿里边的泡沫白净不出来。今天是祭祀先祖的隆重日子。这里已经布置得稳稳当当了。
（东巴在家祭祖）
东巴祭祖仪式主要强调人要有感恩之心，感恩父母与祖先，东巴经《迎接回归享祭的祖先》中如是说：
篙草已黄了，栎叶枯萎了，一群群白鹤又将飞落在了轮休的田地里。在冬天的美好日子里，祖先又将回来了。父亲老了，但要偿还抱养之情；母亲老了，但要报答哺乳之恩；报答当年给额头抹酥油的恩情。来偿还祖先给我们开下天、辟下地的恩情；来偿还祖先为我们建村立寨的恩情；来偿还祖先为我们修房建屋的恩情；偿还当年把屎把尿、用尿布捆扎，把儿女从一尺婴儿起就辛苦哺育的恩情；偿还用陶罐常常为儿为女煨饭的恩情……
祭祖的另一功能是期望先祖永久赐福保佑后人，东巴用悠长的腔调吟诵唱：
在先祖们来降福泽、赐吉祥的这一天，愿养儿儿能干；愿养女女俊美。愿好田地里种庄稼，庄稼好，结籽饱满获丰收。愿放牧畜增。愿福泽永存，一切美好。愿吉祥长在，与邪恶能分开。先祖在今天，恩赐了福泽，给予保佑了，愿千种的福泽降临福地，愿这得福泽得保佑的地方有好头领来照应。愿祭司长寿，家人命长，获得福泽保佑，样样美好。愿获得长寿延年，事事如意。
传统宗教祭祀仪式是建立在普遍的民众信仰基础之上，随着社会变迁，传统文化的宗教意味越来越减淡，而世俗娱乐味道越来越浓。现在丽江境内还在严格遵守一年三次祭祖仪式规程的恐怕没有几户人家了。礼失求诸野，从笔者调查情况来看，有些偏远地区仍有些遗俗保留。
地处四川省凉山州的俄亚乡是个“纳人古王国”，这个从明代木氏土司强盛时期迁徙过去的古城堡仍顽强保留了古纳人的文化传统，杀年猪中就可感受到这种古风。俄亚杀年猪是从立冬之后开始，一直到腊月间。杀猪日期一般要请东巴通过占卜来确定，以避开主人的厄年。一般以选择属兔、羊日为多，如果养猪或家中牲畜不太顺，就选择属猪日这一天。杀猪当天一大早，主人家要举行烧天香仪式，向天地神灵祈福。杀完猪后要制作猪膘肉、香肠、火腿。猪膘肉是很重要的仪式用品，象征了六畜兴旺，家底殷实。在家举行成人礼时，当事者要站在猪膘肉及粮食袋子上接受东巴及家人们的祝福；在婚礼上，新娘与新郎要一同钻进放有猪膘肉与粮食的柜子里，比喻一生有吃不完的肉与粮食，这里的肉与粮象征了幸福吉祥。“幸福”的东巴字为碗里有饭，而“贫穷”的表意为碗里无饭。
杀年猪当天还要举行庄严隆重的祭祖仪式，当地人称为“斯补余颂”，即祭祀祖先。这一天一大早主人从山上砍一棵松木立于母房前，供桌上有牺牲猪肉、糖果、酒水、香、茶等，主祭者面北吟诵祭祖经书。仪式主要有除秽、请神、生献、熟献、送神几个步骤。杀完猪后要给松木涂上血，并献上些内脏，等肉煮熟后再献一道，这就是生、熟两献。最后还要向母房内的神龛及火塘边祖先石上也要祭献。有意思的是，猪尿囊在俄亚是很少当足球来踢的，而是要吹胀后悬挂在母屋的火塘上方。火塘上方是利于飘散烟子的天窗，猪尿囊悬挂于天窗之下，以此比喻财富吉祥如常流水，从外面流到家里来。也有人说水克火，有避免火灾之意在里面。祖先伺候好了，大家就可以放开吃了。吃完后在村中空地上手拉手载歌载舞，欢快深情的《金佐措》（搭云桥）歌声飘到了云天外：
在云端搭一座桥
先说三声喂默达
喂默达是民歌之母，
搭上了云桥就搭上了金桥，
金桥就连到了神山，
神山上什么树都长，
老虎在这里跳跃
我们将麻布衣服织成了虎纹
……
与俄亚仅一河之隔的宁蒗拉伯乡纳人杀年猪风俗也大同小异。他们也在冬月间杀年猪，举行烧天香及祭祖仪式。不同的家族有不同的日期规定。据石川江措介绍，每个村的同一家族固定在同一天杀猪，如布落村的石氏家族的杀猪日统一规定在11日，阿氏家族、和氏家族都在12日；而在油米村，杨氏家族杀猪日是在8日，阿氏家族、石氏家族都在10日这一天。
（布落村纳人制作的麻花、米花糖 石川江措提供）
每个家族到了杀猪日当天，要把各家各户的年猪(只能是公的)统一拉到老祖房屋顶轮流宰杀。宰杀前先请东巴主持仪式，东巴首先感念天地神灵及祖宗护佑之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禀明杀猪以示答谢之恩。等东巴吟诵完毕，众人齐心协力动刀杀猪，把猪心、猪肝等内脏掏出用来作祭品，猪嘴里要含一根白萝卜，然后把整只猪缝制起来腌制成猪膘肉。这一天，由杀猪的这个家族请全村的长辈及妇女儿童过来做客。现在这些传统慢慢变化了，从家族集体宰杀演变为各家各户自己杀，而且每家杀年猪往往是好几头，但有个规矩没有变：不管杀多少头，必须有一头是公的，而且要得把这头公猪在家里神堂前杀，死后头朝神堂，嘴咬萝卜，猪胆要挂在神龛侧边。在年猪饭开席前，东巴正式举行祭祖仪式，把家族里的每个不在人世的人名都念一遍，念到谁就必须敬一勺汤洒在锅庄旁；然后祭自然神，念诵村里四周的神山、神泉，以及周边的名山，如永宁狮子山、盐源百灵山、四川贡嘎雪山等，念到一处敬一勺汤；最后祭自家土地神。杀年猪期间，杀猪客这一家要带着猪心、猪肝看望家族里的长者。
（宁蒗县拉伯乡布落村一户家庭合影 石川江措提供）
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三坝是东巴文化发祥地，那儿的杀年猪习俗保留了一些古俗，统一冬月中下旬杀年猪，不请杀猪客。杀猪都是几家亲戚一起杀，一天之内就杀完几家的年猪，第一家杀完第一头猪，家人就开始准备烧烤猪肉，杀完第二头就开始烧香，给家神祭祀后开始吃烧肉，然后去下一家，最先杀的那家开始准备午饭，其他每家就烧天香，祭祀家神。据和根茂回忆，以前村里杀年猪是制作猪膘肉的，现在整个村只有两三家制作猪膘肉了。可能一方面与现在猪体型太大，不好保存有关，另外猪膘肉时间放长后感觉不太好吃，或者说现代人的胃口变叼了。杀年猪期间也是春节来临之际，三坝吴树湾村的民间艺术团在村中空地跳起了呀哈哩歌舞，这既是春节前的排练，也是休闲娱乐，为春节的到来营造了浓郁的节日氛围。
从现存的纳人杀年猪的祭祖习俗而言，以四川盐源瓜别纳人祭祖保留最为完整，也最为宏大。瓜别纳人杀年猪时间在腊月底，一般在除夕前六天。当地有“史”“宏”“耶”“川”“布”“哦”六个氏族，不同氏族都有不同的杀年猪日。杀年猪主要是为过年祭祖作准备。据当地人朱逸凡先生介绍，当地人在过年前三天要举行“查撒”仪式，即祭祖仪式，这与西部纳西语的“崇饶”（coq ruaq）相似，指历清祖先神灵的名字。查撒仪式上，由达巴来背诵家谱及家族迁徙线路，然后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教育子孙铭记祖先恩德，慎终追远。初四全体村民出动，到山上进行打猎活动，带有军事训练之性质。
与此相对应，瓜别纳人的过年分为两次，除了正常的春节外，还有五月端午节一次。当然，这与内地的端午节的性质是不同的，当地人视为补过的春节。当地有民间传说，以前瓜别纳人家里的长子都要出去当兵，因长年在外打战，春节也不能回家。有一次是在五月五那天返回家里，全村人欢天喜地迎接亲人们回来，把腌制好的猪膘肉打开来款待这些英雄们，并把这一天当作补过的春节，由此就流传下来这个补过春节的习俗。与春节期间的狩猎相似，五月五那天还有进行革囊渡江或骑射比赛，反映了纳人尚武传统。
纳人的尚武传统源远流长，与纳人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秦汉以来，麽些（汉文献中对纳人的称呼）势力依靠自身的“盐铁之利”，在川西南及滇西北地区叱咤风云近千年，曾控制了西部及东部的两大盐矿（*藏西**盐井与四川盐源），尤其以四川盐源的盐矿储存量大，成为这一区域的经济命脉。民族学家任乃强说：“麽些为康滇间最大亦最优秀之民族也”。为了争夺盐矿，麽些势力与周边的中央王朝、吐蕃王朝、南诏发生了多次血腥战争，藏族史诗《格萨尔》中的《姜岭大战》就是麽些与吐蕃争夺盐矿的历史为原型。残酷的生存环境也塑造了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尤其是军事实力成为维系族群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一直到嘉庆至道光间(1796—1850)，瓜别土司管有土民1253户，其中麽些312户，西番(今普米族)941户。西部纳人以祭天为重，东部纳人以祭胜利神为大。“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这是有历史根源的。
（木里利家咀纳人的铠甲舞 王长军提供）
由于强敌环伺，交通闭塞，与外界交流不足，加上内部分化严重，没有出现强而有力的民族领袖与政权，原来作为这一区域霸主的纳人势力逐渐衰落下去，人口锐减，地盘紧缩，民国时期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据地方史料记载：“1924年，宁蒗、盐源、盐边彝族部落武装焚掠盐源、盐边全境，杀瓜别土司纪镇藩全家，又攻陷、焚毁中所、前所、后所土司衙门，掳盐源、盐边、宁蒗、华坪、永胜、米易等地汉族、摩梭人、西番人数万入山为奴，焚毁汉族村堡、场镇数百，哀鸿遍野，庐舍为墟，两盐摩梭人自此浩劫以后一蹶不振。”
晚清名人赵藩在成都武侯祠留有一幅名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赵藩曾经受学于丽江李玉湛门下，对西南历史颇为熟谙，他洞察到了这样一个铁定的历史规律：如果没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远见卓识，不能采取开放的文化政策，加强对外商贸交流来增强自身实力，一味地穷兵黩武或者单方面强化军事力量，只会遭受更大的灭顶之灾。
当下，我们也强调尊重历史，铭记祖先仁义功德，继承开拓创新精神，但也要警惕过度神化祖先，导致泥古不变，抱残守缺。“敬天法祖”也是木氏土司的家训。木氏土司顺应历史大潮，拥护国家统一，采取区域内民族团结亲和政策，率先垂范学习外来文化，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整合了西部纳人，结束了“酋寨星立，互不统摄”的内耗局面，强有力地推动了其历史进程。东西两部纳人命运迥异，其间原因，值得今人与后人的深思。
（太安山区纳西人家杀猪忙 ）
变与不变：杀猪客的文化变迁
俱往矣。“祀与戎”与现代人的生活渐行渐远，杀年猪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文化内涵，其宗教意味不断被淡化的同时，世俗的人情来往意味越来越浓厚。当然，这与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联系的。如在经济困难时期，人们为了节约社会成本，避免铺张浪费，严禁大操大办，杀年猪经历过类似的移风易俗。1980年代初期，奉科乡杨柳村按照村规民约，统一在一天内完成杀年猪。1994年，金山乡敏儒村在离休干部和绍天倡议下,全村统一在冬月初二那天杀年猪，杜绝轮流请客之风。当时的一头年猪，担负着全家一年到头的食用油、肉类供应，如果遇上婚丧宴席就更吃紧了。
现在的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以前靠一头猪过一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了，杀年猪逐渐演变为人情往来的社交平台，人们通过这一传统习俗延续着亲情、友情，保持了人情的温度，开创着更为美好的生活追求。杀猪客当天，有些老人因年老体迈过不来，主人家就把煮烂的猪肉及肉汤送过去；如果家里有外婆、外公、阿舅等内亲或关系比较铁的友人，往往要送里脊肉或尾椎肉，这两种肉是一头猪的精华所在，所以要送给最亲近的贵客。从杀猪客所请客人可看出这家人的朋友圈及人缘关系。如果你与他非亲非故，但受到其邀请参加杀猪客，那就很能说明二人之间的亲密程度非同一般。“他俩在杀猪客时是相互邀请的。”村民在评判比较铁的关系时往往这样说。
杀猪客犹如一面镜子，可以看出主人家的待客之道、处世之风，也折射出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有一次到文笔峰背后的高寒山村——南溪村做杀猪客，我们竟然吃到了一桌与城里高档酒楼水准不相上下的盛宴，不只是其做菜功夫高，而且荤素、冷热、咸淡搭配合理，很合大家口味，加上食材都是家里产的，食之美不可言。起初我们还以为可能请了一个城里大厨过来做的，事后一聊才知道是家里儿媳妇与村里几个女伴一起做的。她们都在城里开出租车已十多年了，熟悉了城里的生活方式，从中也学到了做菜的方法。主人家很自豪地说，那些城里头刚出现的新菜肴，新花样，不到几个月，就出现在我们村里的宴席上了。南溪村历史上处于石鼓往鹤庆的茶马古道上，加上地处高寒，经常以土豆、木材、中草药到丽江、鹤庆坝区进行交易活动，由此形成了开放、进取的民风。
过了一周，又到另一个山村做杀猪客。端上来热气腾腾的米灌肠，大家纷纷趁热吃开来，但刚放到嘴里，半生的米粒把牙齿硌得嗞嗞直响，感觉咬了一口沙子；端上来的大肉肉皮上还带有没刮干净的猪毛，更瘆得慌的是还有几块奶头肉；最后寄予厚望的炒瘦肉没炒熟，感觉在嚼弹弓橡皮。让我们自愧不如的是当地村民却吃得津津有味，安之若素。
岁月是把杀猪刀。一切都在变，包括人情世故。好多人都在说，与过年一样，现在杀猪客中有些变味了，利益交换的意味越来越浓，有些杀年猪异化为权力交换或公关工具。有个朋友说，他们村里有个大学毕业生考上公务员后在政府工作，每年杀年猪就请一些与他儿子升迁有关的官员，甚至把大半头猪都送到官员家里，使传统的杀猪客有了“朱门猪肉臭”的感觉。有些人家杀年猪，攀比的是门口停放豪华车的数量与来宾的官职与头衔，家底一般的亲友们倒有了应景凑数之嫌。
现在城区附近的杀的年猪不是自己家养的，而是在市场里直接买的，猪肉价格快变成金价了，加上其它菜蔬、酒水、烟茶，花销上万元很正常。这样一来，请客的主人家觉得与其图一个杀年猪的虚名，还不如直接到饭店里大吃大喝一顿，既免了一家人忙前忙后之苦，尽可享受被他人服务之乐。刚好这两年闹非洲猪瘟，也给这种不请杀猪客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这几年，请杀猪客的明显少了，而“*杀暗**”趋势明显增多。
逝者如斯夫。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在怀念杀年猪记忆？因为这里有纯真快乐的童年记忆，有患难与共的友情，共度时艰的亲情，坦荡沉实的人间真情。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杀年猪终会成为尘封的记忆，但这份乡愁与情感会慢慢沉淀下来，一次次地温暖着人心，生动着清冷的人生季节，鼓励着人们走向更远的未来。
丽江坝区的杀年猪 杨一红提供
初稿于1999年11月18日
修订于2019年11月11日
注：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朱逸凡、石川江措、木诚、秀哥、和根茂、和志菊、和正钧、和素文等好友提供了相关材料，杨嘉慧老师朗诵拙文，在此一并特致谢！
【作者简介】杨杰宏，纳西族，云南丽江人，人类学博士，文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南方民族神话与民俗，对东巴神话着力较多。著有《族群艺术身份的建构与表述》《东巴叙事传统研究》《东巴仪式叙事程式研究》《纳西族民俗通论》《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等著作，曾获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中国优秀博士后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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