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我从外地调回了母校。时隔二十多年，除了几个多年前的同事还相互走动，其余的均是即将相处的新面孔了。“老兵”回到了新环境，过去那些熟悉的身影在头脑中自然地一个个跳了出来。其中的曲永明，我的同事、一个易于交往的邻居，就是我很想见到的朋友了。听别人说，前几年他已调入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改行做了旅游学院的专业教师，而且现在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校办大酒店的管理之中。这个消息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曲永明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从黑龙江一所商学院冷冻贮藏专业毕业，后分到了安徽财贸学院商品学系任专业教师。我是本校当年计划统计专业的毕业生，被分配到商品学系任政治辅导员兼做新生班主任。我们在系部新教师会议上认识了。曲永明年龄比我小几岁，在自我介绍中却表现的轻松老道。一口的东北腔，思维清晰，语言干净利落，语速不紧不慢，用词简练，寥寥几句就把大家所要了解的内容说清楚了。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个系的新教师被分配到同一座宿舍楼同一楼层，每天在系里、在宿舍低头不见抬头见。渐渐地，彼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近了。曲永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坐落在哈尔滨的一所著名军校的教授，六十年代末，他们一家随父亲的学校迁入湖南长沙。后来，曲永明考回了哈尔滨，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长时间的接触中，我发现了他对事对人热情与淡定的特点。这集中表现在他主动承担商品学有关实验室的建立与建设的准备工作中，以及以后发生的感情关系上。
安财隶属于中华供销合作总社，其中的棉花检验与加工专业是国内商业院校唯一开设的专业。按照计划，商品学是安财八三年计划新招的专业。时下的曲永明是商品学系专业教师中距离新专业最近的教师之一。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向系里提出了负责实验室建设的请求。系部对他的主动请缨十分赞赏。从此在系领导的支持与鼓励下，他没天没夜地忙活起来。当时学校没有奖金制，没有硬指标考核制。但对于曲永明来说，既然接受了建设任务，千头万绪没完没了，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休息日，更不需要领导的表扬或督促。平时我们都看得到，他浑身是劲干得愉快。我经常戏逗他像是一块不上发条的电子表。他哈哈一笑，单身汉嘛，忙一忙才感到倍儿爽。
这家伙，是个干事的人。我暗暗欣赏着。
可是，愿干，能干，不计较得失，往往也容易引起别人的揣测与是非议论。这不，同一宿舍同一教研室的、来自于另一所重点农学院、比他又小了三岁的同事，心里就不太乐意了。你这样积极，不等于把别人绑上架了吗？因此背后少不了牢骚怪话。我听到后也为他担心，闲下时提醒了他几次。起初他并不在意，后来见我认真的样子就笑了，“无所谓的，我多干些事情也只是想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要是在别人的舌头下畏手畏脚，活的多受罪呀。”
好豁达的心境！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年，随着商品学专业的新生进校。系里也分来了一位在北京的重点大学商品学专业的毕业生。曲永明不知疲倦的工作，同样遭到了正统出生的新同事的异议。倒不是他对曲永明的业务技术看不上，而是看不惯他忙来忙去的样子。对此曲永明知道，与年轻的同事相比，自己在专业学识上确实存在一些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所以在态度上总是善意去理解人家的言下之意，并且借我们大伙的交谈时机，用不干事就闲得无聊的自嘲来平息别人的不解，同时表现出向新同事委身求经的真诚。因为曲永明的宽以待之，特别是他愿意动手，不辞辛苦，不在乎别人干与不干的“装楞”举止，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新来的同事不得不转换了对他的误解。三年后，这位同事还投票选举曲永明做了商品学教研室的副主任。
后来我离开了学校，直到九一年在常州我俩又见面了。在交谈中他告诉我，自我走后他本来可以接任教研室主任，但是因为与系里的专业课女教师刘玉萍走得很近，两人谈得来。经常夜晚从彼此的宿舍出来太迟，引起了不少人、尤其系部资深行政人员的非议。这件事一度传到了学校领导那里。校方放出风来，准备对他俩的行为进行调查，再做出一定的处理。在这种压力下，刘玉萍受不了，于是在八八年考上了东欧国家的研究生，现在已经续读博士生了。曲永明一个人留在学校，心里却十分平静，因为人们的闲言碎语反而促成了他与刘玉萍生活在一起的决心，去年他们领了结婚证。这样，曲永明就不需要在一些人的异样眼光中走来走去了。而且，借这次老主任退位的机会他连教研室副主任也不干了。无担一身轻，他成了逍遥自由身。但有一点没动摇，就是教学与实验室的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一点没有松懈。即使不是他的任务，只要领导或同事招呼一声，他照样认认真真协助干好。他说自己不图任何回报，只要在教师这个岗位上能够安身立命，工作充实就对得起自己的追求了。就因为他这样的坦荡和照旧，八九年高校职称评审一解冻，他也就顺利取得了讲师资格。
说过这段经历后，他觉得意犹未尽，再一次郑重告诉我，他和刘玉萍之间的结合没有撞上任何道德红线。虽然刘玉萍在大学期间谈了朋友，但毕业时两人各奔东西了。尽管刘玉萍比他大几岁，但他俩在业务上、志向上、情趣上更有说不完的话题，况且刘玉萍爸爸也是省城的大学教授。所以，只要彼此两厢情愿，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在这件事上我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那些背后的议论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一直认为，只要我行得正，坐得端，满打满地做好工作，就已经享受到人生的快乐了。除此之外还要什么呢？”
听了他的一番倾述，我感到感情方面的非议还是给他俩带来了很大的负担。不过，我十分赞赏他俩在感情上的勇气，对他说：“这就是你，虽然六七年没见了，你还是一点没变。就怕将来也不会变了。”
这以后我去了山东济南，与过去的友人、包括曲永明再也没有联系了。
现在我回到学校，从别人那得知了他离开安财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刘玉萍读完博士打算回到安财，但学校在待遇、住房、子女上学的安排上难以达到夫妻俩的基本要求。这样，根据省城大学人才引进的规定，曲永明作为博士的直系亲属，也就随刘玉萍一同调入了同一所学校，只不过换了一个专业了。正好，安财的商品学在高校调整专业的九十年代中期就下马了。此时的曲永明也想在新的专业上有所作为，所以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新单位的工作分配。
既然我已知道了他的大体情况，也就了却了这一时段的念想。谁知不久他就给我打来电话。除了谈过他委托我的正事，我就顺势问了他一句职称的问题。电话那面的他马上就笑了起来。“我十几年前就跟你说过，只要我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就可以了。职称对我来说，身外之事，上不上本来就是无所谓的。”
“这么说，你还在原地踏步？你的心真宽！”我吃惊地质问。
他停顿了一下说：“的确是这样。告诉你，我现在已经兼任校办大酒店的经理助理了，忙得很那。身边还带一个组的实习生，充实得很。等有空来我这享受享受吧。”听那口气，心情好得很。我不禁感叹，这家伙果然心地坚韧。甚至变得另类了。
二零一六年的年尾，我去合肥上课，这时我已退休。顺便就到了他们学校的大酒店。我俩已经二十五年没见了。他虽然磨去了年轻时的纯真，看起来老道多了。但是一点不掩当年的直爽与热情。他告诉我，明年他也要退了。自己虽然是个讲师，但刘玉萍晋升到了教授。儿子毕业于名牌大学，现在进了国家安全局。整个家庭其乐融融。特别是他们学院的院长向他承诺，明年你教学退休但经理助理的工作不能退辞。你要在大酒店，至少陪我再干八年，到时候我俩一起退下去。
这次见面我是真正看出来了。他虽然不在乎职称高低，但他在乎的是工作。只要有工作，在工作中获得领导和学生们的充分认可。对他来说才是所要的。
我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享受着大落地窗透射进来的温暖阳光；看着他来来回回不停地与人交谈，处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匆匆忙忙的身影、起步和转身敏捷的动作，还像刚来学校时的那种勃勃生气。我在心里为他祝福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无欲之人，总是快快乐乐生活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之中。
尽管我肯定了他的所作所为，但对他的人生理念还是有抑制不住的好奇、惋惜和疑问，说出来，请读者们能与我共同探讨，共同提高。
一。曲永明关于工作是快乐之源的认识，与他成长的环境密切相关。他出身于军校学者的家庭，受供给制的间接影响，在成长阶段名利观似有被淡化的影响、而且还始终受着定型取向的惯力作用。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大学校的优良作风，与“只要能干事、多干事就可以享受到快乐的观念”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以其相推，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凡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多数出身于家境条件好、衣食无忧的环境。特别是从小接受过父母良好的熏陶、或受过理想主义教育深刻影响的儿童，他们或多或少存在着相同的心理特点。环境塑造了他们，使他们能在不愁不焦、无拘无束的人际互动中塑造成了无欲无求的心理特征，也就是看淡了外部物质条件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二。曲永明一向认为，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只要身正以范，诲人不倦，关心学生、帮助学生，培养出学生的勤奋、学识和实践技能，就是一个教师的成功所在。在此之外，职称，荣誉，职务等，都不能取代努力工作所创造的快乐之本。正因为如此，持有这种认识的人往往还容易轻视外部因素的激励作用，甚至会出现有意的曲解。应当承认，工作产生快乐观表现出较高的思想境界。但是否也割裂了人的内在需要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互动互促的关系？或者是不自觉地拉大了相反相成的代价距离、即处理不好内外需要的关系，可能会使人走向工作或生活的偏执。两者之间任何方面取得了成功，也少不了与其相关的多种需要的放弃、丧失作为代价。
三。传统文化总是表现在人们活动的方方面面。修养深厚境界更高的大家在名利面前，总是会用“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观天上云卷云舒”之类的名句捋顺失衡的心理。这可以视作一种处理事故的胸怀与境界，把名利看作为浮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在现实社会中，很难作为人们持续奋斗的动力源泉。因此，人生只是为做事而来，只要多做事、做好事就能带来快乐的单纯理念，只能被极少部分的人所持有。曲永明的工作行为值得我们点赞，所持有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不管如何，这种单纯的认知在现实竞争潮流中不可能成为大多数人的追求与行为模式。
大家的看法怎样？悉听教益。谢谢！
笔者：彭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