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诗人 恣肆名士——易顺鼎事迹评介
四、文坛巨擘，百变诗魁 。
易顺鼎逝世后，他的诗友袁嘉毂在《卧雪诗话》中说他：“才捷学富，雅丽宜人，著作等身。”[1]易顺鼎的文学著作包括诗歌、词、骈文、散文、对联、诗钟等，甚至还有自传体小说《呜呼易顺鼎》。李肖聃《易顺鼎传》曰：“（张之洞）颇导之研治朴学，授以高邮王氏诸书。实甫闭门修习，著有《经义莚撞》、《淮南略诂》数卷。”[2]陈衍说：“君于学无所不窥，为考据，为经济，骈文体，为诗词，平生诗将万首。”[3]说他作有诗词万余首，恐怕不虚。由陈松青校点的《易顺鼎诗文集》，应该是目前收集最多的版本。该书收集有诗四千多首，词作五百余首，辞赋骈散文上百篇，共计一百余万字。顺鼎曾说：“赖诗尚存一二，乃畸零旧稿，半存箧中”[4]如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一生作诗应有三、四万首。
易顺鼎的作品以诗歌成就为最高，他的诗很有影响，很得编辑诗集出版者的青睐。陈衍编《近代诗钞》选其诗148首，钱仲联编《近代诗钞》选其诗136首，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录其诗70余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选其诗50首。之所以能选这么多，是因为有几大特点：
一是名震当时，直追杜韩。 易顺鼎在晚清诗坛上的地位，当时之人已有评论。如：诗友李肖聃说：
自予游江户归，居北京，遍识天下名士，以为作诗歌才力雄大，未有如实甫者。[5]
李肖聃既然说顺鼎诗才无人能及，那么差不多可以说是天下第一。有人会质问诗才不等于诗，谁都知道诗写得好自然要有诗才，有诗才就能写好诗。张之洞对他的《庐山诗》题记说：
此卷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采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具足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亦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境，亦臻超诣，信乎才过万人者也。[6]
张之洞不仅是政坛大佬，也是文坛巨星，他说易顺鼎的诗与杜、韩、苏相似，评价是不会虚高的。陈衍说他的诗“近于温、李（晚唐诗人温庭筠和李商隐的并称）者居多”。[7]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曰：
易诗题为《万杉寺五爪樟歌》……按：此诗说者谓实甫借题誉张文襄，或亦近于附会，然其气魄之大，结构之精，则真一时无两矣。文襄评云：“雄伟恣肆，如张颠以头濡墨，狂叫作得意草书，真世间奇作也。以诗境论，惟韩昌黎有之耳。”[8]
可见易顺鼎不仅是晚清的大诗人，也是中国古代诗史上大师级人物。
当时有个张之洞的弟子叫樊樊山，名冠诗坛，与顺鼎并称诗坛双雄。但很多人说，樊山不如实甫。如与顺鼎同时代的常德人陈锐《袌（bào，同“抱”。）碧斋杂记》云：
时诸名士多集京师，实甫与恩施樊增祥日有诗歌登诸报章，而《彩云》、《碧云》二曲，才力相抗。天下谈士，竟言樊山、实甫。实则樊才远不及易也。[9]
他说的是樊才远不及易，相差很大。邵镜人在《同光风云录》中说：
（顺鼎）诗才绮绝，工于骈文，与樊樊山称诗坛两雄。而实甫豪情盛慨，急国家之难，至不顾身，又疑在樊山之上矣。[10]
邵镜人讲的是政治标准，在以身为国方面，易在樊之上。钱仲联所编《近代诗钞》评论云：
樊、易齐名，哭庵才大于樊山。正因为才大，故他能在清末专学汉魏六朝的湖湘诗中，异军突起，别树一帜。[11]
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曰：
樊山、哭庵，惊才艳艳，并辔诗衢。自《丁戊之间行卷》至《四魂集》，所作沉沉夥颐，各体俱备，较胜樊山。[12]
钱仲联讲的是诗歌的风格，易顺鼎吸纳各体精华，自成一体，称雄诗坛。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云：
易实甫顺鼎，近代才士之最著者。晚年与樊增祥齐名。实则樊山涂泽为工，伤于纤巧。易虽恣肆，其真气犹拂拂从十指出，樊不如也。[13]
汪辟疆讲的是从艺术标准来判断二人的差距。
顺鼎好友程颂万在《易君实甫墓志铭》对他诗才作了盖棺之论：
惟君之才，沐日浴月，海涵地负，糜有际涯。而学综百家，代取事据人文，顷刻万有，造于自然。时若鬼烂神焦，光怪四出。旷古论才，惟太白、东坡可相上下矣。[14]
二是百变其诗，自成一派。 中国诗史，派别林立，诗风多样，易顺鼎不拘一格，恣肆变革，而表现自己的真性情，在晚清诗坛独树一帜。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曰：
庚寅在上海，从表叔瑜（绪钦）处见易实甫所刻《丁戊行卷》，及《出都》、《吴蓬》、《樊山》、《沌水》、《蜀船》、《巴山》、《锦里》、《峨眉》、《青城》、《林屋》、《游梁》、《摩围阁》各诗卷，学谢、学杜、学韩、学元白，无所不学，无所不似，而以学晚唐者为最佳。古体尤为恣肆，无不可说之事，无不可用之典；近体尤惟以裁对鲜新工整为主，则好奇之过，古人所谓君患才多也。[15]
陈衍在他自编的《近代诗钞》评论顺鼎的诗曰：
实甫则累变其面目，为大小谢，为长庆体，为安、陆，为李贺，为卢仝，而风流自赏，近于温、李者居多。虽放言自咨，不竟为世所訾謷（zǐáo，攻讦诋毁。），然亦未易才也。[16]
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指出：
实甫才高而累变其体，初为温、李，继为杜、韩，为皮、陆，为元、白，晚乃为任华，横放恣肆，至以诗为戏，要不肯为宋派。[17]
易顺鼎学习前辈诗人作诗，提出了“师古而胜于古”的主张：“胜于古者以其能兼，不及于古者，殆以其不能专乎？”[18]这里的“能兼”就是能“熔铸”，能兼收并蓄，就能胜古；而不及古则是因为泥古，不能化为己专有，顺鼎学古人“无所不学，无所不似”，不是简单地模仿、简单割裂、分别模拟，或只学一派，而是博采众长，取其精华，将诸家的主要特征加以整合，既能各有所似，又能兼容并包，学而有所不同，形成平易而奇诡之主体风格，使易氏诗歌既不同于同光体的“生新奥衍”，也有别于湖湘派的古色斑斓，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
黄曾樾在《陈石遗先生谈艺录》说：“易（顺鼎）则时时更变，诗各一格，集各一调。”说的是易诗融合各种诗格而自成一派。陈三立说易顺鼎《庐山诗录》“以魏默深山水诗比之，谓能独开一派。”[19]而李鸿章在看了易顺鼎的文章后，就对于式枚说：“易实甫在湘人中另成一派。”正如研究者黄培、吴翔所说：
与其他诗家稍有不同的是，易顺鼎是有意识地“开宗立派”：“自有诗家以来，要自余始独开此一派矣。”（琴志楼摘句诗话）事实上，易顺鼎在诗学渊源、诗歌形式、美学风格等方面，一直是有意识地寻求与当时流派的不同，从而形成一整套戛戛独造、特立独行的艺术主张。而在诗歌创作中，在内容风格等方面，易顺鼎整合出新，形成工整之外有放恣、艳丽奇崛又平易恢诡的独特风格。[20]
易顺鼎能够自成一派，还在于他的诗表现的是真性情的自我。他在《读樊山后数斗血歌作后歌》中说：“我诗皆我之面目，我诗皆我之歌哭，我不能学他人日戴假面如牵猴，又不能学他人佯歌伪哭如俳优。”他的诗反映的是他本来面目，他不会被人牵着当猴耍，也不会学他人像戏子一样假唱卖哭。
易顺鼎的“真性情”不为人所左右，而是以我为中心，“我之眼观物，我之舌言情”，率性而为，不顾一切，放纵、宣泄，甚至无时不哭，无事不哭。他说：“天下事无不可哭，……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自号曰哭庵。”[21]这样，他的诗学思想既冲出了古代诗论的藩篱，又迥别于晚清近代盛行的社会功利性诗学观，大力突破传统诗法，以自我真性情为出发点，以奇艳为时尚，写出真想法、表达真感情，不伪善，不矫情，寄托深情，表现出一个极端真切的“我”。
三是工巧浑成，空前绝后。 易顺鼎说：“余尝有一推到一时豪杰之论云：无工巧浑成对仗，竞可以不必作诗。盖尘羮土饭、人云亦云之语，虽数十万首亦作不完，何必千*雷手**同，徒费纸墨乎？”[22]有人批评他《四魂集》寻章摘句，好为巧对，他回复说：
余自信此集为空前绝后，少二寡双之作。盖毁余者皆以好为巧对为病，即张文襄亦屡言之。不知以对属为工，乃诗之正宗。凡开国盛世之诗，无不讲对属者。如唐之初、盛，宋之西昆，明之高、刘皆然。自作诗者不讲对属而诗衰，诗衰而其世亦衰矣。杜诗亦讲巧对，如“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及“大司马”、“总戎貂”之类。况余对仗皆用成语，且不喜用僻典，而所用皆人人所知之典；又皆寓慷慨悲歌、嬉笑怒骂于工巧浑成之中。自有诗家以来，要自余始独开一派矣。[23]
顺鼎认为开国盛世之诗，均讲对仗，故有盛世盛诗，不讲对仗则诗衰，诗衰则国衰，他把对仗、作诗与国运联系起来，可谓史无前例，后无来者。正如研究者所说：“易顺鼎诗歌的主要成绩在于诗歌形式。诗律在易顺鼎笔下几乎是“‘百炼精钢化为绕指柔’，达到极度的熟稔工巧，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创新在晚清已经走到了尽头。”[24]这样看来，“工巧浑成”的对仗就成了顺鼎自开一派的标志。
他说自己用典“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用僻典，又无一字稍杂凑而不浑成。必如此，方可讲对仗也”。[25]顺鼎的“工巧浑成”的“三无”论，在他的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李怨牛恩朋*党**论，桃生羊死贱交贫”（《津门感旧书怀束于兄晦若四首》），字字有来历。李怨牛恩、朋*党**论，一句中连用两典，“裁对新鲜工整”[26]而“灯落尽时花落尽，蝶飞来后燕飞来”（《和盛芰芰看桃花原韵》），“前生地主今生客，新鬼天人故鬼儿”（《过苏州吊曾季硕女士因访前生张灵墓兼省亡儿墓作》）。前生今生，新鬼故鬼，内容对仗，语言回环，诗歌因为高度的技巧几乎成为文字游戏。
今人王彪在《琴志楼诗集前言》中曾评价易顺鼎七律说：“追求对仗工巧、用典精切、设色富丽、造语新鲜。前期名作如《金陵杂诗》等，而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四魂集》。”[27]易顺鼎自己说：“《四魂集》句，属对工巧，隶事精切者，盖不可枚举。”他接着列举了如“苍狗白衣悲世事，青牛紫气愧神仙”数十句后说：
以上数十联，无一字不出自心裁，无一字肯拾人牙慧。其实此集中诗数百首，句数百联，几无一联不可入摘句图者。盛矣哉！盖为古今诗家所无，而虽以剑南（陆游因《剑南诗稿》而名）、遗山（元好问之号）之佳句最多者，恐亦无此之富有也。[28]
但实际上，按照汪国垣的评论，易顺鼎之诗最著名者还是晚年之《癸丑诗存》。汪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说：
（易顺鼎）至《四魂集》，则余子敛手，至《癸丑诗存》，则推到一世豪杰矣。造语无平直，而对仗极工，使事极合，不避熟典，不避新词，一经锻炼，自然生新。至斗险韵、铸伟辞，一时几无与抗手。[29]
民国初之癸丑年（1913），他应梁启超之邀，为京师万生园作《癸丑三月三日休禊万生园作歌》中，无处没有对仗，或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古风，骚体皆有属对，甚至直接引古人语而皆对仗，无处不工：
且相与采华芝，玩菊篱，餐蕨薇；亦安用谈刑天，说精卫，称钦鹞。梁夫子，与其有朱虎、熊罴、伯夷、龙夔，同列廿二人，召风使之南；不如有骅骝、脲摒、山子、盗骊，亟行三万里，追日使不西。所以候人之歌曰“猗”，梁鸿之歌曰“噫”，丁令威之歌曰：“城郭犹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楚接舆之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儒家之歌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用含珠为”，汉田家之歌曰：“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生不行乐，死何以虚谥为”；元亮曰：“时运而往矣”，逸少曰：“死生亦大矣”。[30]
如此“属对工巧，隶事精切”之作，在中国诗歌史上亦不多见。
[1]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936.
[2]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912.
[3] 陈衍编：《近代诗钞》，商务印书馆，1935，664.
[4]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94.
[5]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912.
[6]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一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7.
[7] 陈衍：《近代诗钞》，商务印书馆，1923,664.
[8]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944.
[9]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912.
[10]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917.
[11] 钱仲联：《近代诗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112.
[12]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954.
[13] 《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26.
[14]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908.
[15] 《民国诗话丛编·石遗室诗话》卷一，上海书店，2002,25.
[16] 陈衍：《近代诗钞》，商务印书馆，1923,664.
[17] 《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2.
[18] 《易顺鼎诗文集·慕皋庐杂稿·国朝文苑传赞》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286.
[19] 《易顺鼎诗文集·琴志楼编年诗集自记》第一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7.
[20] 黄培、吴翔：《论易顺鼎“自开一派”的复古诗学》，《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1] 《易顺鼎诗文集·慕皋庐杂稿·哭庵传》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290.
[22] 《易顺鼎诗文集·辑补·琴志楼摘句诗话》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867.
[23] 《易顺鼎诗文集·辑补·琴志楼摘句诗话》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866-1867.
[24] 黄培、吴翔：《论易顺鼎“自开一派”的复古诗学》，《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5] 《易顺鼎诗文集·辑补·琴志楼摘句诗话》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866-1867.
[26] 《近代诗钞》第十册,民国十二年（1923）刊本，25.
[27] 《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5.
[28] 《易顺鼎诗文集·辑补·琴志楼摘句诗话》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871.
[29]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953.
[30] 《易顺鼎诗文集·诗集·癸丑》第二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108-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