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峰
第一章：人之初
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农村，总有一种亲切、温暖和朴实的感觉，无论春夏秋冬，泥土中的草腥味都在庄稼地里氤氲着，辛苦和汗水是必然的，却必须义无反顾。或大或小的希望，都在脚下，都在手里，都在高高低低地期盼中。
蒲文记事时，村里的生产队还没有解散，一个小村，一个大队，大队分 3 个小队，小队分几个小组。那时候的村子，地是大家的，粮食是大家的，牲口是大家的，锅碗瓢盆也是大家的，总之，除了自己之外，什么都是大家的。自己的小家或只是睡觉的地方，最多的也是女人专属区域。女人是辛苦的，白天在地里做活，晚上还得挑灯干活，缝衣服，纳鞋底，定期拆洗汗液浸久了、发了霉的被褥，微弱的煤油灯光下，青丝照成白发，白发换成青丝，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早上起来，好多女人的手指上都有个数不一的针眼，很少有人说疼，似乎都心安理得，怕说出来很丢人似的。而每当村里的大槐树悬挂着的钟被值班队长敲响后，街坊邻居便扛着各自趁手的农具鱼贯而出，或仰天打着呵欠，或揉搓着惺忪的双眼，或拖拉着鞋，或急或慢地到位集合；偷懒或者不想干活的，蹲在自家门口，慢腾腾地从衣袋里捻出一张纸条，又从腰带挂着的布袋里捏一小撮烟叶，食指粘了一下嘴唇，与拇指合力轻轻一转，把烟叶均匀地卷成一个白棍，舌头一舔，口水当胶，于是一头大一头小的烟卷做成了。火柴“嗤”地一划点燃，放在嘴里还没来得及抽上一口，忽然不翼而飞，仰头定睛一看，刚卷好的烟卷已叼在了小队长的嘴上，横眉冷对，骂了他一句：“懒人屎尿多！”偷懒的人自知理亏，白了白眼，撇了撇嘴，“呵呵”讪笑着起身去了。
老实巴交的，蒲文的爷爷便是村里的大队长，70 多岁的老头子，当了 30 年的队长。沉默寡言，一辈子和锄头䦆头作伴，似乎只知道榜样的力量，没有脾气，只有忍让，习惯揽责，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推。张家长李家短的，找他评理，一般都会被他“呵呵”一笑，便什么都烟消云散了。好多人都说：“老队长一来，就挺不好意思的，算啦算啦！”
蒲文的爷爷也总给蒲文说：“咱们农村人，都是从土疙瘩里刨出来的命，死了还得埋回去。真要分个对错的话，错就错在不知足上了！”也就是从那会儿起，蒲文知道了，错是什么。
庄稼地光景不好的年季儿，爷爷也会生闷气，独自卷着旱烟，闷头不吭声，坐在后院发呆，每天最先一个出门，最后一个回家，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串门儿，太阳落山后下
工，在家凑合两口，便出去了。奶奶是了解他的，这个时候就开始絮絮叨叨，埋怨他瞎忙活，比如张家的孩子多，挣得工分少，分的粮食不够吃；王家的老人病了，没钱治病；李家的二娃子干活积极性不高，影响了其他人。
奶奶的唠叨自有道理。大多数的问题，爷爷是解决不了的。更何况有的问题也大可不必亲自去人家家里，田间地头敞开心扉说说也一样，他却很少这样做，这是他的性格，全村的人都知道。按爷爷的话说，人都有苦衷，谁都得要个面子。
奶奶总撇嘴：“就他们的面子大？咱家挣工分的人少，这么多张嘴要吃饭，谁又给粒粮，给点面哩？”
说归说，日子总还得过。对于蒲文来讲，那会儿的记忆尤其深刻。物资是匮乏的，世界似乎像被封闭了一样，每一个稀罕的玩意儿都是惊喜；精神是简单的，简单地没有了遐想的必要；人是单纯的，心里只有土地、庄稼、粮食和期盼着的风调雨顺；社会是安全的，看不见小偷儿，更少有诈骗。
那时候的糖很甜，那时候的油条很香，那时候的傍晚，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天却很蓝。
儿时的蒲文，无忧无虑，平平淡淡。父亲 28 岁时才生了他，这在当时的农村是真真正正的晚婚晚育。作为老蒲家的第一个男孩子，自然得到了最多的关爱：即使全家饿肚子，也会让他吃饱，但凡有点儿好吃的，也一股脑儿往他嘴里填。
爷爷对他是严厉的，只要有一点错，也要矫正过来。蒲文至今还记得五岁的时候，当有一次他把馒头皮儿揭了扔在地上的时候，爷爷拉着他在地头坐了一天！
爷爷以农民特有的方式告诉他，毒辣的太阳光就是对他的惩罚，不尊重粮食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
让年幼的孩子长大，是大人的义务，让年幼的孩子成人，更是大人的责任。
在这种环境下，蒲文自然也乖，和爷爷一样不爱说话。大人们出门干活，把他一个丢在家里，不哭不闹也不乱跑。在城里厂子工作的父亲，经常捎回一些小人儿书给他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铁道游击队》等等五花八门。他也有好多字不识，便四处去问，每本都会翻上十几遍甚至几十遍，直到翻烂为止，还没上学，便知道好多字的模样了。
再后来，人民公社解体，大锅饭被打破，农民分到了田，积极性高了，家家便有了粮吃。
爷爷大队长的身份还在，下工后的串门儿还是他的业务，然而每家每户一旦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共同的话题自然也少了，隐私开始多起来。
一块地不大，却分裂了很多个世界，连爷爷都经常说：“不知道咋回事，人越来越不热情了！”村委会还在，已然门可罗雀，爷爷还喜欢去大槐树下，自然不自然地摸几下那口上工钟，钟声当当，似乎依然回响在他的耳畔，因此每每感叹地说道：“分了田，难道也分了心？”
不管怎么说，再也不用每日必须早早起床，心急火燎地摧工干活了，依然有好多事要处理，却已经与生产队无关：诸如张家媳妇儿因为男人赌钱打架，哭着过来找平衡；结了世仇的张家的庄稼地被牛家的猪拱了，必须讨要公道；东头口碑极差的李二光棍想找西头的孙二狗借点儿钱做小生意，托蒲文的爷爷担保……
蒲文的爷爷总是为此伤神，叹息着过往。“还是大锅饭好，人简单，想法少啊！唉，这地分了，人却生分了，心就杂了，就想法多了，很多事儿就复杂了。”
好多事莫过于此，好多人也莫过于此，简单才是最好的做事方式。不过让蒲文最感到奇怪的是，爷爷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从来就没有特别的方法，更没有什么创新的手段，表面看起来还有些木讷的爷爷，好多看起来很棘手的事儿，都会被他一一摆平。
为赌钱大打出手的两口子，最终因男人金盆洗手、改过自新而破涕为笑，言归于好了。甚至口碑极差的李二光棍，不但借到了钱做上了生意，还懂得了知恩感恩。平日经常看望爷爷，嘘寒问暖。即使结了世仇的牛张两家，重新修好，亲密无间。
人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蒲文的娘也总说：“宁管一军，不管一村。”村里的事儿管不好落埋怨，越管事儿越多，然而老实巴交、沉默寡言的爷爷似乎总能化解张家长李家短式的各式各样的矛盾，这真的是一种本事，也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蒲文的奶奶心里却明镜儿一样，“这个死老头子，他哪来的本事？当年日本人强收“皇粮”，那会儿他是甲长，有本事他就不会把自家的地卖了换粮，替全村人交上。”
蒲文的父亲说：“你爷爷呀，他眼睛里只有活，没有话。他自己不是自己，别人才是他自己。”爷爷给蒲文的印象却是甚好，总是笑盈盈的，喜欢眯着眼神看着他，摸他的头。偶尔会生气，也是微笑着的样子。
当然，蒲文有时候也怕，怕爷爷自个闷头抽旱烟，不搭理他。
或许，这便是一个男人特有的威严和亲和力吧。
生产队的大队长或许根本就算不上一个干部，但随着蒲文后来的工作经历，他能深深感觉到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尤其是作为一个优秀带头人的肩膀上的承担。
这个社会，不简单！
有人说，社会之所以复杂，是社会经济搞活，人们开始逐名逐利，人心不古，变得浮躁，变得自我，直到无法把控自己的结果。
蒲文也总想：“爷爷为什么就不变呢？即使大队长没有什么权利，但是耍一些旁人看不出来的小手段，为家里谋求一点儿好处，也是极为方便，这样家里的日子就不会那么捉襟见肘！”
但有一种善良，叫作干净。这是蒲文最后的总结，它也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上学后，蒲文是班里最小的学生，他喜欢独处，独处是他的偏好，也好强，他认为这个世界只有他自己，每天上学也要第一个到，去晚了，哪怕上课的铃声还没响，也会一天不开心。
蒲文好胜，从不喜欢拉帮结派。和村里的孩子摔跤，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展开车轮战，从不服输，即使脸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母亲埋怨他逞强好胜，他不作声。直到后来，比他高一头大两岁的大孩子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蒲文爱学。小说是他的最爱，崇拜景阳岗打老虎的武松，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长坂坡七进七出的赵子龙，更推崇勇于献身、酷爱学习、嫉恶如仇、不畏艰难的保尔柯察金，而饱经忧患、意志坚强、机智勇敢的牛虻也是他的偶像。他厌恶宋江表里不一的双面性格，更不喜猪八戒的贪吃、贪睡、贪色的做派，尤其是墙头草、变色龙式的人物，更是让他深恶痛绝，因为看的书多，二年级的时候，就能识别小学阶段的全部汉字。
蒲文胆大。月明星稀之夜，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竟敢独自钻进丘子坟（旧事家境不好的人家，在地面用砖砌起来的以上的坟丘，现在已不多见）里，学猫叫；七八岁时，漆黑的夜里也敢一个人偷偷摸摸、穿过高高的玉米地去两公里之外的村庄看电影，即使所谓的“勇敢”的背后，少不了挨揍，却死不悔改。然而一件事改变了他好多。
一天，从钢厂回来的父亲买来一支笔，以奖励考试名列前茅的蒲文。蒲文很开心，正要接过来，不成想刚上学的弟弟也抢着要。
母亲试探地问他：“阿文，弟弟小，给他吧？”
“不！”
“当哥哥的，让着弟弟不应该嘛？”
“就不！”蒲文很倔，旁边的弟弟开始哭。
“就知道你自己，为啥不想想别人呢？”母亲有些不高兴了。
“是我的，就是我的，给他没门！”蒲文拿起笔，跑远了。
跑归跑，晚饭吃饭的时候，母亲还是找了个借口，从蒲文的手里拿过来，偷偷转交给了弟弟。
当弟弟拿着笔在蒲文面前炫耀，“它是我的，气死你，哼！”
蒲文静静地看着他，猛然起身把弟弟推倒，抢过笔，径直走到厨房，把笔扔进烧得正旺的煤火炉里！一向省吃俭用的家庭，绝不想看到这样的场面，全家人一时都呆了。他们知道蒲文倔强和胆大，却怎么也想不到一向很乖的蒲文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奶奶皱着眉头数落他，母亲不说话，一脸惊愕，张大了嘴巴。父亲一把拉过他，按倒在地上。巴掌还没有落下的时候，被爷爷拦住了。
爷爷抿了抿嘴唇，放下碗筷，拉着蒲文来到后院。
与其说是后院，不如说是篱笆墙围成的菜地，菜地中间有一个废弃的沼气池用来储水。菜地不大，半亩见方，为了保障全家四季有菜吃，爷爷绞尽脑汁地实施着他的计划：春天的大蒜、茼蒿、菠菜，夏季的黄瓜、西红柿、芸豆，秋季的菜很简单，种一些萝卜、大白菜用来储藏过冬。
两棵百年的枣树，红彤彤的枣儿挂满枝头，煞是好看。
人民公社撤销后，闲下来的爷爷喜欢到这个地方鼓捣点什么，种点菜，饲养点家禽。最爱的莫过于自己的那头驴了，被爷爷伺候的膘肥体壮。
勤劳的人才配拥有更多的生机。蒲文家后院的这块菜地，从每年的农历三月份开始，爷爷就像一个魔术师，他的这块地早已经是绿意盎然、争奇斗艳了。
后院当然也是爷爷带蒲文经常玩耍的游乐场，在这里，蒲文知道了种子种下才开花，花落才有果，有果才有实的道理。
爷爷每年总会把最大最好看的瓜果留下来，晒干之后，认真地挑选那些一粒粒饱满、油亮的种子，远超所需。蒲文总是问：“爷爷，咱家这点儿地，用不了这么多吧？”爷爷摸着他的头，笑眯眯地说：“每年都会有好多邻居来找咱们要，这些我还怕不够哩!”
其实爷爷当然知道，即使每年留下的种子再多也不够，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爷爷的种子，种的菜肥壮，瓜果更甜！
也因为如此，爷爷在打春儿后摆弄后院的时候，总是先整上几畦地，精挑细选一些种子全部撒下去，施肥、浇水、松土，然后蒙上塑料薄膜，直到嫩油油的苗儿长到适合移栽的大小时，爷爷会把菜苗挖出来，把根用塑料布包好，整整齐齐地码在空地。蒲文知道，这是种植某些瓜果蔬菜的必要程序。
当蒲文跟着爷爷来到后院的时候，爷爷已经挖好了一些苗儿码在空地上了。
蒲文走到几尺见方的地畦旁边，爷爷拿出一个小铲子扔给他。“学着我从前的样子，把苗一棵棵挖出来，注意啊，一定要深挖，连着泥！”
蒲文噘着嘴，不说话，挖苗儿是个细活儿，也是个累活儿。
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轻松，时间长了，蒲文双腿便开始酸胀起来，几乎撑不住刚要站起来，爷爷就在一旁说：“快点儿！天快黑了，天黑前把剩下的全挖完！”
爷爷的命令，从来没有过的严厉！汗水一点点儿从蒲文的下巴颏儿滴落下来，甚至感觉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蓦生厌烦，想要甩手不干，偷偷瞟了一眼站在旁边监督着他的铁青着脸的爷爷，心头不禁一紧，又无可奈何地继续。
对于爷爷，他是敬畏的，尽管从来没打骂过他。但是，对于一个未满 10 岁的孩子来讲，怕的不是长辈的打骂，而是一向和蔼亲近的人变得严肃或者严厉后，那一种不可预知的敬畏。
“都挖这么多了，早就够了吧，干啥还要挖这么多呢，多浪费啊！”蒲文还是忍不住地埋怨，整个人都成泥猴了。
“张家你二爷需要辣椒苗 50 棵，摆渡村的刘大爷，南瓜苗 13 棵，辛庄儿的张叔，茄子苗 15 棵，王村薛爷爷，丝瓜苗 6 棵……”蒲文的爷爷一连串说了 10 多家。
蒲文不相信，“爷爷你在骗我吧？我不信！”
“为啥不信？”
“没有本记，这么多人要，我才不信你会记得这么清楚！？”
爷爷把小推车推了出来，装满了一车，“走，你跟我一起先送几家！”
“太晚了吧？”蒲文腿都木了，找个理由偷懒。
“晚也得送，明天一早移种，成功率高！”
无奈之下，蒲文一屁股坐在地上，噘着嘴，揉搓着自己的双腿，半天儿才极不情愿站起来。挨家挨户送完，蒲文相信了！于是他开始惊讶于爷爷的记忆力，每家需要的数量都与爷爷嘴上说的数字一致。“爷爷，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他当然很好奇。“你要是觉得别人的事儿比自己的事儿更重要，记忆力就会很好！”爷爷看着他，意味深长。
而出于乡里乡亲的礼数，几乎每家收到种苗儿，感激之余，都会给蒲文拿一些好吃的东西，却都被爷爷婉拒了，这也让蒲文感到纳闷，毕竟礼尚往来，人之常情。
“干啥不要张二爷的糖？”喜欢吃糖的蒲文心里耿耿于怀。
“为啥要人家的呢？”爷爷反问。
“咱们给他苗儿，他给咱们几块糖，应该的呀！”蒲文的理由似乎很充分。
“咱们为啥给他苗儿？”爷爷又问。
“因为他没有呗。”蒲文不假思索地回答。
“也对，也不对。人家没有的原因是啥呢？是去年咱们没给人家种子！”爷爷掰开揉碎给他讲。
“那你给他一点儿不就行了，非要自己给他苗儿，多费劲啊！”
“二爷家的儿子你知道，傻呆呆的，你*奶二**奶常年卧床，你让他种，他可没这功夫儿！”爷爷看着蒲文，问他：“你知道为啥不能要人家的糖吗？”
蒲文摇摇头。
“他那几块糖，放了半年都没舍得吃，给你吃了，你心里舒服吗？不要说张二爷的糖，其他的啥好东西，咱也不能要！”
“那到底为啥？”蒲文还是没听懂。
“咱送人家苗，是咱们心甘情愿的，不能贪求别人回赠咱们的念头。”
“可是人家也是心甘情愿的呢！”蒲文还是不解。
“做好事不留姓名，老师给你说过吗？”爷爷耐心地解释：“为啥要不留姓名呢？”
“不想让别人知道呗。”
“不想让别人知道，就是说人做事要单纯，不图回报，对吗？”蒲文若有所思地点头。“咱们送苗儿也是同样道理。为啥做好事，还要给别人增加负担呢？送你好吃的啊，好玩的啊，不管人家乐意还是不乐意，都是给人家增加了负担。所以呢，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做好事，而不是给邻居增加负担。你说对吗？”爷爷摸着他的头，继续说道：“其实吧，我也觉得咱们留够自己的就行了，但咱家种的菜确实还行，街坊邻居就认为种子品质好，人过来要，也越来越多，你说不给人家行吗？后来我也看到了，即使给了他们种子，好多人也种不好，为啥？早期培育太重要了。所以呢，除了一些种田行家里手我给一些种子，其他的人就给他们苗了。苗壮才能结果哩。”
“就像这小孩啊，从小就不端正，任性，不忍让别人，心里面更想不到别人，长大了就能成好人、成事的人？就像这瓜果蔬菜一样，苗都种不好，咋能有鲜果鲜菜吃？皱皱巴巴长大的那些蔬菜瓜果，人吃不了，就喂猪了。人也一样，长大了，好多事儿上用不了，便和猪一样了！”
“阿文啊，你知道你错了吗？”
蒲文不说话，小脸儿憋得通红。
“记住一点儿，做人做事儿一定要学会忍让和心善，更要学会不求任何回报地付出。
这男子汉大丈夫的，没必要为小事儿较真儿。老话说吃亏是福，记住没？”爷爷眯着眼睛微笑着，又叹了口气：“你现在小，爷爷还能给你说这些话儿！但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呢，或许爷爷就不在这个人世了。到时候啊，我也希望你要经常想一想我今天说的话！人要想长大后变得更好，就必须学会单纯和善良，不管你身边出现了啥样的人，发生了啥样的事儿。帮助别人越多，才能得到更多！”
“帮助别人越多，才能得到更多。”若干年后，蒲文也终于明白，“为他”是人生最起码的原则。
而每每想起这句话，他的内心之中，也总感到莫名的温暖和激励！生在大平原，长在红旗下，出生于 70 年代后期的蒲文，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像蒲文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触摸到了人民公社的尾巴，却似乎还没有闻到它的味道，这段时间便一转眼逝去了。相比于父辈，他们能够接受系统的教育，从来没有过饿肚子的无奈，无疑也是幸福的，而相比于饱经战火*乱动**的爷爷那一辈，没有经历战争的残酷，更没有面对生死的考验，更是幸运的。
人民公社懵懵懂懂的记忆，更像是对他这一代人的一个提醒，让努力奋斗的有心之人不断地总结和提炼，最终找到自己的归宿。这一种幸运中的幸福，或是时代的福音，或是思想的进步，也是新时期的符号在历史长河之中一个深深的烙印，更是无数先辈给他乃至他这一代人砌好的平台，给了他们在传统理念中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好或坏，高或低，苦或甜，勇敢或者懦弱，成功或者失败。
他们懂得珍惜，知道奋斗的价值，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却也懂得与传统文化融合，能接纳创新，却始终不忘本心。
当然更多的人一路走过来，也会把所谓的得到和失去看得格外的重，这是时代的符号，也是正常的反应。毕竟已经翻过去的历史那一页中，某一种艰辛告诉他们：“珍惜当下，就会一切安好！”
改革开放初期冀鲁豫交界的平原，似乎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人口众多，教育水平不高，除了有一方还算肥沃的土地，便无任何可以夸耀的资本了。
资源是贫乏的，这个地方农村的人们，一般只会盘算他的庄稼地的收成多少以及目前庄稼地里大豆、玉米、高粱或者小麦的长势，偶尔也会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议题大多也和庄稼有关。
那会儿农村人的憧憬，叫作“一亩三分地”。
土地对于农村来讲，永远是亘古不变的元素。绝大多数的人们，大多都会从自己庄稼地一次次丰收中感到知足和喜悦，也在丰收中让日日夜夜的张望变成了真实的样子。
粮食是可爱的，像磨碎了的阳光，碎在了心里，更像一缕缕希望，让绿色的兴奋弥散在血液中，陶醉着自己的眼睛，陶醉着自己的神经，陶醉着自己的心胸。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他们来说，这便是人生了。
距离蒲文所在村庄的 5 公里，有个叫做老城的村子。
老城，顾名思义，便是“老的城市”了。这个村子曾经是宋代的一个府城所在地，历史的变迁和自然造化弄人，大自然的变化和行政区域的更替造成了人口的自然流动，撤的撤，改的改，走的走，留的留。城消失了，又变回了农村。
该留的，自然还要留在这里，城里的衙门成了传说，土地依然是命根子。
因为一段历史，老城村的规模相比于周边的村庄明显要大，庄稼地似乎更肥沃一些，村路更宽一些，小伙子更精神，女孩子更漂亮一些。这让老城村的人腰杆挺得也直，一种曾经“城里人”的感觉，叫作“传来下的优越感”，即使现实已不存在，但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出身似乎显得很“重要”，哪怕是曾经，也必须去在乎。
有很多的人特别讲究一种“根”的文化和道德上的阴阳黑白评价：“英雄”必论出处，人不能犯错，一次罪过，一生赎罪；做好事的必须是好人；所谓“坏人”必然做不出来好事；君子和小人的界限似乎是分明的，容不得半点中和，即使自己也是中庸者。
然而更多人开始对名利的狂热追求，即在新的环境下内心之中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却改变不了自己固有的看法，所以虚伪的人便越来越多了。
恰如老城这个村子，一千年前有过当府城的历史，这在当地人看来，便会有特别之处，这个“特别”，即便现在自己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曾经存在，那就是合理，既然合理，那就很“特别”了。
姿态却是他们的，别人认可不认可，自有这个社会的衡量标准。
蒲文的爷爷说：“那个地方，有啥好哩，鸟不拉屎的地方，千年之前的事儿了。呵呵，咱们这个村或许在更早之前还做过都城呢，谁又知道哩！”
蒲文也纳闷，他也感觉这个上学经常路过的地方，根本也没有大家所说的特别之处。
好奇心怂恿之下，他还专门去了趟县史馆，查阅了一下资料：“老城村，原为北宋川大府城所在地，后，历经多次黄河泛滥，逐成不毛之地，人迹荒芜，贼盗聚集祸众，官府几经围剿，奈贼寇凶猛狡猾，余孽不尽，反反复复。为稳局势，杜绝隐患，明崇祯年间，又将川大县衙迁至此地，以固灭寇之效。”
当蒲文把这段历史讲给老城村的人听时，没人感到惊讶，也没人疑惑，更没人追问，最多的会说一句：“老辈子的事了，呵呵……”
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人必须活在当下，生活还是要继续。
只是所谓“尊贵”的依然被“尊贵”着，“卑贱”的依然还在“卑贱”中，好多历史都是传说，真正的历史只有一个，但已与自己无关，即使闲暇之余挣得面红耳赤，也是自娱自乐而已，没必要当真，但蒲文却是较真的人。
邱默林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他的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腿残疾，祖籍河南，生在东北。19 世纪末的一场黄河大水，淹没了房屋和田地，几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无奈之下，爷爷的爷爷带着一家老小，闯了关东。
邱默林的爷爷曾参加过抗日队伍，后来队伍打散了，伤了一条腿，几经辗转，留在老城这个村子里养伤，因伤始终没好利索，也因落下了残疾，便就此定居下来。兵荒马乱的年月，邱默林的爷爷拖着一条腿，靠给地主和富农做短工度日，虽说残疾，性格却坚韧，身子板还行，“一人吃饱，全家人不饿。”。平日里邱默林的爷爷话不多，做事却是果断，主意也多，讲义气，渐渐地，老城村的人也接受了他，因腿残疾，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独腿狼。
邱默林的爷爷出生在一个大雪天，出生后便发着高烧。连续几天的大雪，堵住了屋门，全家老少 7 口人，就挤在两间破茅草屋里，单靠着一些高粱米，苦等天晴。
孩子的出生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破旧的茅草屋里装着独腿狼撕心裂肺的哭声，还有大人们的束手无策、一脸的愁容。
“算了，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不行我放到路边，万一他命大，被人捡走治好，还能捡条小命哩！”父亲咬着下嘴唇，打定了主意，抱起孩子就往外走。
“不行，他是我身上掉下了的肉啊！”母亲扑过去夺过孩子，呜呜大哭起来。“你说能咋办？你也没有奶水，咱家里也没东西吃！看看这小东西，熬得过天明？”
男人的脸憋得通红。
女人接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额头紧贴着孩子的额头，不住地流泪。
一旁的爷爷缓缓起身，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酒壶，脱下大棉袄，抖抖索索，从破着大洞的棉袄里扯出一团团棉絮，把孩子接了过来。
“来，来，来！乖孙子，爷爷给苦命的孙子续续命吧！”他把孩子放到炕上，拧开
酒壶盖，倒完仅剩的半碗酒，把棉絮团成一个个棉球，放在碗里，然后把包在孩子身上的麻包片一层层解开。身体全部裸露的孩子，小肚皮忽上忽下地起伏不断地抽搐，张着嘴，却已经哭不出声来。“或许这是孩子最后的机会了。”奶奶知道爷爷的目的。爷爷用棉花球轻轻擦拭着孩子的身体，颈部、躯干部、腋窝、肘部，直到大半碗酒用完后，在孩子的身上盖了一层小薄被。
“孩子会冷！”母亲说着，拿着大棉被走了过来。“我这点儿酒怕是不够，你去烧些雪水准备着！等会儿我把这些酒用完了，体温会降一些。孩子可能还会烧起来，那就用温水，按照我的样子给他擦洗，记住不要盖厚被子，体温不好降。”爷爷伸手阻止了，看着一家人说道：“看这孩子的情况，一半天儿的怕是够呛。没别的法子，也只能给降降温了，如果抵抗力强，或许还能捡回一条命，就看他的造化了！”
死马就当活马医，一切听天由命！
奶奶点了一炷香，对着菩萨默念起来了。
一炷香的功夫，孩子的呼吸已经不再急促，迷迷糊糊中睡着了。
爷爷上前摸了摸孩子的额头，“你们看着点儿！”说完便悉悉索索从口袋里掏出旱烟袋，点着了，闷头抽了起来。
整整三天三夜，烧了退，退了烧，几次三番，这个脆弱的小生命竟然熬了过来。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刚出生的孩子被折腾的奄奄一息，好在一条小命留住了。当年以山东、直隶为主的关内人的闯关东，多数是因自然灾害和战乱而迫于生计的人们钻山林、涉河流、挨饥饿、斗野兽、避土匪，突破重重险阻，最终来到关东大地上，为了生存而谋生。大难不死的独腿狼留在这个世界，跟着闯关东的长辈们，风风雨雨，守着眼前的黑土地。
但凡活着，生活就要继续。闯关东也是为了生计的人们在无可奈何之下采取的自我救赎的手段和生活方式。关东肥沃的黑土地时时刻刻就在你面前，家是破的，人是流离的，但要勤快，填饱肚子是没有问题的。
活着，是真真正正的第一要务。
然而却总有外敌虎视眈眈，对华夏的肥沃垂涎欲滴，条件成熟后，难免会露出狰狞的面孔。
他们是残忍的，烧死掠夺无恶不作。他们又是奸诈虚伪的，挑拨离间，打着“亲善”的名义，给淳朴的民众*脑洗**，左手拿糖，右手藏刀，搞两面派，软硬兼施。
耿直的人在扭曲的社会环境里生存度日，一般都很艰难。独腿狼的父亲就是因为几个狍子皮被几个暴徒抢走，嘟囔了几句，竟然被当街枪杀了！
但所谓的虚伪亲善的面孔还得伪装下去，为消除影响，假惺惺的侵略者借口枪支走火道歉，后来还送来一笔钱，以此表达他们的“大仁大义”和“慈悲为怀”。
幼小的独腿狼眼睁睁地看着亲生父亲惨死在侵略者枪口之下！这一幕，很多年在他的脑海里都挥之不去，每日噩梦连连！
当他趴在已倒在大街上的父亲身边，拼命用手捂着父亲嘴里止不住向外吐着的鲜血的时候，当一脸凶恶的侵略者用枪口对着他的头，恐吓他不要说出去的时候，仇恨的种子就此在他心里埋下了！
15 岁那年，为了*仇报**，更看不惯侵略者的罪恶和伪善，他参加了当地抗击侵略者的队伍，奋不顾身，满腔热血，在深山老林中和他们玩命。
战争是最残酷的，独腿狼所在的队伍后来在一次大战役中，被冲散了。
几经辗转，他再也没有找到组织，无可奈何，独腿狼只身南下，后来他又参加了冀南平原的一支游击队伍，一场*击狙**战之后，腿被*榴弹手**炸伤，战友们把他从战壕里刨出来，藏到了老城村的一个老乡家里。没过多久，侵略者投降，落下残疾的独腿狼无奈就在老城这个村子留下了。
安静下来的独腿狼也会经常回想抗击侵略者的日子，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
他是英勇的，从来就没有怕过死，也是值得的，想起这些年他的大刀片下一个个倒下去的侵略者，心里很坦然。“九泉之下的父亲，应该可以合上眼睛了吧！”
战争结束了，然而新一轮的人生却刚刚开始。
独腿狼其貌不扬，一瘸一拐，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也让他成了村里的传奇。
他是打过侵略者的外乡人，村民们对他总会带着陌生、畏惧和敬意。
刚开始的时候，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他，内心的压抑一时无法放松，他需要发泄和关心。但凡一般沉默寡言、想活得更好的人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在恶劣环境下活下来的人，脸面或许是最肤浅的东西，他对温暖和爱的渴望会压倒一切。渐渐稳定下来的独腿狼，对于家的渴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
善良会融化一切，但只要爱人，并坚定地认为自己还有活着的价值。独腿狼的谦卑和忍让，让村子里的人感到温暖，没过多久，这个村子便接纳了他。
村东头的张二黑暴病而亡，留下了他的女人。女人是张二黑从路边捡来的，张二黑一走，女人又开始流浪。独腿狼把女人带回了家，他的茅草屋便有了温暖的感觉。女人一连串给他生了五个儿子，生活依然艰辛，独腿狼很知足，也很珍惜。“人丁兴旺”是独腿狼的梦。邱默林的父亲邱满仓便是这五个儿子中的老大，邱满仓是老三届的高中生，说是高中生，其实也就读了半年的高中课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学校推进了轰轰烈烈的时代之中。
也正是因为邱默林爷爷的这个背景，有些文化的邱满仓被选调县粮食局的干部，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或许是因为邱满仓的忙碌，让邱默林觉得父亲是陌生的路人，偶尔的关心似乎是蜻蜓点水、逢场作戏罢了。这也让他感觉他和父亲隔着很远，无法靠近，时间久了，便也不想靠近了。
相比之下，邱默林更喜欢他的爷爷，有故事的爷爷是善良的，更是可亲的。父亲邱满仓经常给他说：“你只属于你自己，所以你必须努力，要学会自理、自强，未来的生活要靠你自己，没人会帮助你，包括我在内。”
爷爷给他说：“这个世界上，有老虎、狮子也有羊，生存质量的高低，不在于是哪一种动物，而在于选择适应环境的方式。懦弱的老虎一定比坚强的羊活得更好？有的时候，外表上的强悍不等于内心的强悍。人同样如此，内心坚强的人，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只要努力。”
爷爷的话，邱默林更喜欢听。而相比出生在大运河以东沙棘村的云天成，邱默林无疑还是幸福很多。沙棘村，顾名思义，因沙棘而名。这个村的土地沙化比较严重，相比蒲文和邱默林所在运河东的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不少。土地贫瘠，庄稼收成自然也低，为肚子而活的人们，土地更是心肝宝贝儿！
云天成 5 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了。
父亲死于中暑，家里人发现那会儿已经是第 2 天了。父亲就躺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手里拿着玉米杆，嘴里塞满了没有嚼完的玉米杆的渣渣，他的眼睛是睁着的，似乎极不甘心。
这个清苦的汉子，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为养活自己的 7 个孩子耗尽了他最后的一点儿力气。
每天早出晚归，农田是他唯一能去的地方，死得倒是其所，心虽不甘，这或许是他的命。
“其实他不应该死的！”街坊邻居们说。
家里云天成最小，他的四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已成人，那几亩薄田，即使家里一半劳力出动也会整得妥妥的，怎么会一个人中暑，累死在地里呢？
即使没人逼他，但终归是放心不下。或许一把杂草也会影响到农田半两八两的产量，他舍不得。勤劳的父亲把土地当成了自己的命，土地既然是他的命，而他自己的命似乎便没有那么重要了。
在云天成幼小的心灵里，衰老的父亲冷冰冰身体僵硬地横在田垄间的样子，却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使他无法肯定父亲是否伟大，更记不住父亲给予他的温暖和抚养之恩。
只是脑海里始终浮现的那一具躺在玉米地里睁着眼睛的父亲，让他憎恨上了土地。
他甚至有些憎恨农村，如果不是农村，不去种田，父亲便不会死，他的童年时代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欺凌和委屈。
云天成的童年是坎坷的，这种坎坷来自于他冷冰冰的家，来自于身边人的漠视和冷眼，让他深感无奈、无望和沮丧。母亲是爱他的，却照顾不了他。父亲死后，受了严重刺激的母亲，因此患上了间歇性的狂躁症。也正因为如此，哥哥们的婚姻都成了问题。
他和母亲似乎成了多余的累赘，尽管哥哥们谁都不说。然而媳妇儿总是要讨的，个别尖酸刻薄的娶过门的嫂子，总会针对云天成和疯疯癫癫的母亲，在明里暗里与自己的男人“约法三章”：少理，少管，少接触。对于有些人来讲，责任和义务是次要的，被给予或者少付出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即使有善良懂事的嫂子隔三差五地多多少少给这娘俩一些救济和帮助，塞点儿零花钱，送碗饭，买个衣服啥的，却总是禁不住这个大家庭中所谓“女人”的冷言冷语，指桑骂槐。
但凡出于本心的一种热忱和善良，一旦受到冷落并屡遭打击，就会失去主动的积极性。好人不图好报，更甚至好心被误认为别有用心，于是很少有人再去坚持了。
不可否认，云天成的家足够大，人足够多。但好多时候，云天成都认为自己是被冷落的人，像个孤儿一样，甚至有时候自己都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
虽说姐姐们是爱他的，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帮衬着这个失衡的大家庭。然而女孩子终归是要外嫁的，而女人一旦有了自己的家庭就会心无旁骛，甚至包括她自己在内都是次要的。
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刚刚填饱肚子的农民，精神的需求似乎还处于萌芽状态。填饱肚子就是幸福，这种知足感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享受到的最大的精神快乐。
这样的生活对于云天成来说却是残酷的现实。
他当然是聪敏的。能说会道，为了不让自己吃亏，他习惯于“借力打力”，四个哥哥是他坚实的“后盾”，总把自己包装成一幅强大的样子，让同龄人敬畏，让大一些的孩子心有顾忌，不敢轻易招惹。
他也很顽皮，甚至顽劣。老师上课说要破除封建迷信，于是三更半夜，竟然抱几捆麦秸杆儿，伙同几个胆大的小伙伴把村里上百年的小庙烧了！当村里的奶奶们查到头上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天天拜庙磕头，难道不是迷信吗？老师让我们破除迷信，听老师的话，不对吗？”惹得老人们跑到学校大闹了一场。
在他看来，学习无非就是一场游戏，像他们经常玩的过家家游戏一样，每门功课代表一种角色。在他的概念里，“爸爸”就是语文，总体指导，一字一码，方方正正。“妈妈”就是数学，东拆西补，精打细算，准确无误。“孩子”便是所谓的副科了，打打闹闹，不成系统，一旦对他们严厉起来，也好收拾。而学习好坏的关键，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贪恋和自尊的心，他总习惯于告诫自己：“这个游戏得好好玩，玩不好，很没面子！”至于家，或只是一种概念的存在。家庭环境的节奏也总会随着母亲病情的忽好忽坏，让他七上八下。
母亲发病狂躁的样子就像世界末日，孤立无助。但提心吊胆的日子会让一个人慢慢变得习惯而淡然，见怪不怪了。当一个年幼的孩子把现实的不正常问题认可为“正常”现象，那么他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必然更加的现实。
童年是每个人感慨人生的起源和人生最初的影子，也有着人生最多的回忆。我们的人生从孩提懵懵懂懂的时代便定了调了，恰如一首交响曲的前奏，磅礴或者委婉，质朴或者激越，忧伤还是喜悦，奔放还是低沉，一切尽在不言中。环境改变着一个人的性格，也决定了或影响着一个人的未来生活和节奏。
无论蒲文、邱默林还是云天成，三个同一时代出生的人，大环境让他们学会了如何懂得去珍惜，然而小环境也很关键，这决定了他们未来珍惜生活的方式。
那时的饭菜都带着大自然的味道。有月亮的夜晚，炊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家里的女人会把做好的饭，端出来摆在院子当中的小饭桌上。饭一般都很简单：一筐子馒头，偶尔烙个饼，一大盆的菜，很少有荤。肉是过年过节才出现的佳肴，细心手巧的女人也总要想办法做出肉味来，炸几块豆腐或者一碗豆瓣酱，油条切碎做成汤。
蒲文喜欢小葱拌豆腐，清清白白的，看着舒服，吃着自然。
邱默林喜欢大饼卷着菜，当然能卷上肉便最好，他更喜欢吃辣椒，在他看来，不刺激，无人生。
云天成从不苛求饭菜的质量，饿不着就行。肉是嘴角上的向往，要是谁家灶台飘出了肉香，他会记住很长时间。生产队解散后的最初几年，农村大队部的那一片空地，便是村民们最好的活动场所了。
还未天黑，高高架起来的一台小小黑白电视前便围满了人。电视频道很少，节目自然便不多，很少有人为选择哪个节目类型去争执，没有好节目的时候，即使是电视广告，大家也会百看不厌。甚至街头巷尾的孩子们也都会把电视广告词烂熟于心，随便哼出几句，便能作为消遣了。
那会儿的电视信号一般都不太好，尤其遇到大风天气，随着电视天线杆的摇摆起伏，屏幕上的图像便也阴阴阳阳地闪烁不定，屏幕上的麻点麻木不了人们看电视的心，即使画面隐隐约约，大家也乐此不疲，“嗯嗯，好歹有故事听哩！”没错，电视是那个时代最神奇最有凝聚力的东西。不管信号好坏，一旦有人说，“这已经是最好了！”电视机前的人们便“哦哦”表示接受。一旦遇到好的节目，便是万人空巷了，即使好多大人，晚饭也是胡乱塞上几口，便早早地拎上小马扎，颠颠地跑到小广场，占一个好位置。
其实占到好位置是不易的。“有心计”的人多得是，还未到傍晚，便就有人咬着馒头、端着饭碗出门了，大家嬉笑着，打闹着，互相调侃着。开心的时候本来就不多，何不借此乐呵乐呵消遣一下呢？当然，很少有大人厚着脸皮坐在“最佳”位置，他们即使占座也是为了孩子。电视前的观众是分层次的，小孩一般坐在前两排，说是坐，其实就是随便铺一点东西在地上，妇女坐在孩子后面，方便照顾，后面的座位便是长凳和椅子了，那是老人专属座位。而那些青壮年男人们一般都要站在老人的后面，实在站不下，脚下垫块砖照看不误。
规矩在简单中快乐着，在层次分明中约定俗成。当然，电视并不是农村孩子们的唯一，当电视没有好节目时，街头巷尾的某一块空地，就成了孩子们的开心乐园。那会儿的作业似乎都很少，学校老师们似乎也都很人性，惯性地配合着家庭和农活合理安排着时间。
电视没有好节目的时候，尤其是在月明星稀之夜，贪玩的男孩子便左手一个馒头，右手一块儿咸菜，迫不及待跑出家门，女孩子自然矜持一些，但也会在不多久之后，单独凑在一起玩她们自己的游戏。
“西头的孩，东头的孩，吃完饭，都来玩，玩什么，你来猜。”一个嗓门，逐渐几个、十几个的声音齐刷刷一起喊，一眨眼的功夫，村中间的小广场或其他的空地中，便满是孩子的身影了。
好玩的游戏自然是丰富多样的，几个、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聚在一起，根据喜好分组，变着花样玩儿，乐此不疲。摔跤，碰拐（一种游戏：一腿站立，另一条腿弯至胯间，双手紧提，彼此用膝盖互相冲撞，以对方双脚着地或者摔倒为赢），摔啪儿（一种用硬纸折叠而成的四角，一个人放置在地上，另外一个人拿出一个用力摔向地面或者砸到对方的四角上，如果对方的四角翻了一个面，翻过面的四角便归属对方），这几种小游戏，一般的同龄孩子是斗不过邱默林的。
而蒲文最喜欢的莫过于是捉迷藏的游戏，他觉得这样的游戏才富有挑战性。他们事先会划定好一块不大的区域，让一人先闭上眼睛，其他的孩子隐藏在树后、草垛和玉米杆垛里，如果在有限的时间里不被人找到，那就是胜利者，而最先找到的孩子就是下一轮游戏的寻找者。云天成喜欢“过家家儿”的游戏，他善于扮演“家里”的各种角色，并不断创新游戏的玩法。没有惊喜，也很少有悲伤，更没有大起大落。70 年代末或 80 年代初农村出生的孩子，每天的日子都在开开心心、平平淡淡中度过，学习的压力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那会儿的农村孩子很少能见到足球，但足球比赛直播却是蒲文的最爱。因为时差原因，国外足球联赛或者世界杯的比赛，他总要熬到大半夜，也每每会在大队部的小电视机前睡着。
蒲文的犟脾气，父母是拦不住的。
既然无法堵，就顺着理。蒲文的父亲是聪明的，他认为控制孩子嗜好最好的办法，是以自己有计划的安排来控制他的“嗜好”，防止并杜绝他沉溺其中。于是便狠下心，花了半年的工资买了单户家庭第一台电视机！“山西的猴儿，戳不起头。”于是，生活渐渐富裕的人们纷纷效仿，他们当然也要去享受丰富的物质给自己生活带来的便利。没几年的功夫，挨家挨户的电视天线，像雨后春笋般地矗立在村子里的上空了。大队部的小电视前，依然还有稀稀拉拉的人驻足观看，却已经是冷清了许多。
而适合老人们的节目似乎也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冬日里的正中午，“无奈”的老人们会并排坐在墙根，眯着眼睛，彼此在唉声叹气中回忆，回忆或许是他们活着的最好内容，也是最好的消遣方式。物质上的富足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享受，却似乎也疏远了老人们和世界之间的距离。孩子们聚在一起嬉笑打闹的场面已经逐渐看不到了，村子里开始变得安静，孩子一波波地生，又一波波地长大，只是越来越少。前村和后村的学校收不来学生，便合并了。为数不多的老师还在坚守着他们的岗位，叹息并忧虑着，“孩子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怕 10 年后，农村老师是不是要大量失业了？”
不过退休也好，农村为数不多的老师大都是民办，且已经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精力明显大不如从前。这样的工作年轻人自然是不肯干的，微薄的工资根本养活不了他们越来越现实的生活，即使最基础的生活欲望。退了休的老师自然是桃李满天下，有了出息的学生总会给自己的老师送一些礼物，年迈的老师每每也会受宠若惊：“嗨嗨，早就看出来了，你才是最聪明的孩子，肯定有大出息，这不，明显着么！也就是那个时候，蒲文、邱默林、云天成三人，同时考上了川大县的重点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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