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时，梁山县凤山片区还很破旧，6月的烈日刺眼，空气焦灼。
2005年6月8日下午，所有科目考完后，我感觉发挥还不错，就在凤山附近找了个商店，用公共电话给家里说了一声。怕家里担心，在电话里，我记得给我妈是这么说的：考个二本应该没问题。
触景生情。每到高考季，都有一段逝去的回忆发起*攻反**。就比如05370832111145这串数字，虽已封尘18年，可我仍记得非常清楚，这是我的准考证号。
一
今年春节，和几个高中同学在梁山一中老校区附近相聚。同学们有的是从省外回来的，有的是受疫情影响已经滞留国外好几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高中毕业才十八年，大家竟然开始“鬓发各已苍”，无不感慨岁月的力量。
久别重逢，我们聊起了高考往事。
（梁山一中老校区。）
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考得还不错时，怕商店老板以为我是在吹牛，特意把声音压得很低。撂下电话后，十八岁的我和陶磊在县城里开始游荡，等到夜色渐浓，便扎进了梁山一中附近的一家网吧。我俩凑了五块钱，包了一台电脑，轮流带耳机看了一部电影，当成完成高考的奖励。
其实，当天我给家里打完电话后，受了脚伤的我爸就来县城接我了。可那时没有手机，他在我租住的附近找了一圈无果后，只能打道回府。
我和陶磊，是文理分科后的同班同学——梁山一中42级1班。
高中三年，我是为数不多一直在1班的几个人。因为中考成绩不好，高一我被分到了1班，这时候1班是普通班。到高二文理分科重新分班，我选的文科，1班这时候又成了两个文科科技班之一。
高一时，高考紧张气氛就已经点燃。尤其是几个科技班，在黑板上方都挂着励志条幅，鼓舞士气。反观我们普通班，大多还没从“副榜”的阴影中走出来，学习不上心，还老往网吧钻。直到一位叫戚旬超的同学把我们叫醒。
高一语文课，有一个课前演讲环节。轮到戚旬超了，他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下了“从这里跨进清华北大”几个大字，然后侃侃而谈，说科技班喊出来了要考北大、冲清华，但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普通班也可以有这样的梦想。当时他声若洪钟，感染力极强。三年后，虽然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考上清华或者北大，但不妨碍戚旬超当时收获雷鸣般的掌声。
我还记得高一时，有一段时间教室里充满消毒水味，那是多年前我们战胜“非典”的一个瞬间。
如今，我和旬超以及兴元、成坤、陶磊、国强等高中同学是过年互相走亲戚的好兄弟。旬超年长我们几岁，我们都喊他老大。透过“从这里跨进清华北大”，就能看出来旬超的早熟，事实也确实如此，我曾经晒过与旬超在高中时的合影，一位同事的留言一针见血，“这位同学，看上去更像你们班主任。”
兴元定居在上海，上个月我去上海出差时抽空去找他，兴元爸爸正好在上海照顾小孙子，他说起的一件往事印证了旬超早熟的标签：高中时，兴元踢球时腿部受伤，穿着衬衫、扎着外腰的旬超去兴元家探望，直接被当成是去慰问的老师进行了高规格接待。
二
我吃饭速度快，很多人都说过。这是高中养成的习惯。
每个人的高中生活，估计都不太好过。高一起，我就开始租房子住。学校宿舍数量有限，熄灯也早，在外租房的同学占大多数。我就租住在学校西边的凤山附近，一开始是四个人住两间。临近高考时，我搬到了一间很小很小的房间里，这个足够安静的房间内，仅能放下一张小小的床和一张窄窄的桌。但是那个房间层高很高，在我够不着的地方有一扇小小的窗。那个房间，也仅是睡觉的地方，我甚至没有产生过浪费一秒去开窗透透气的想法。水龙头间隙性来水，需要洗衣服时，我会去附近兴元或陶磊租住的地方，怕被他们房东看出来有人蹭水，只能采取游击战术。
起床时总是天不亮，穿过几条街，涌进学校上早自习。下了晚自习，我们也不回去休息，在教室里点着蜡烛继续狂刷试题，把除了睡觉和吃饭的时间填满。我们披星戴月，像芒种前后麦子地里的父辈一样期待好收成。
在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高考带来的压力成为一个天花板级的象征，如果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难解的困惑，我睡觉时大概率就会梦到又在参加高考。
说到吃饭，印象最深的，是那几年我吃了无数个夹饼、喝了无数碗面条。夹饼是什么？和肉夹馍很像，把面饼剖开，里面塞满各种蔬菜，又咸又辣。想改善一下生活？那就加半根火腿肠。那时，餐厅卖饭的师傅大多是老师的家属，每个人面前一大盆面条，碳水已经充分膨胀。我们拿着饭缸打上一碗，吸溜吸溜很快就吃完。但是到了高三，身体消耗太大，糗大的面条已经满足不了需要。家里知道学校条件有限，我妈经常到学校看我，给我买豆奶粉、核桃粉等各种看起来补脑的东西，以至于我毕业往家搬东西时，还剩了好几袋子没喝完的奶粉。
那时候，食堂里一张椅子都没有，去得早的可以抢到仅有的几张桌子站着吃。大多数人要把饭缸放地上，蹲着解决战斗。防止腿酸，高中三年大大锻炼了我的吃饭速度，保持到现在。
食堂条件不好，那时候大部分同学家里条件也一般。担心摄入的营养不足以支撑青春期学习消耗掉的能量，有一次班会，班主任就这个话题专门进行了探讨。他问大家都是怎么保证营养的，我记得坐在靠窗位置的吴修举是这么回答的：“先吃饱，再吃好。”6个字，言简意赅，充满哲学的气息。
吃完饭，我们顺路去开水房，打上一饭缸开水端到教室。从租住的小屋走到教室，从食堂走到水房再回到教室，相同的路线，我们就这么走啊走，走啊走，走了三年。
十八年后，脑海中的记忆碎片已经发生了巨变。梁山一中搬到了新校区，住宿就餐条件都达到了“小康标准”；夹饼成了济宁特色小吃，有了独特风味；当年租住的凤山，建起了商贸城和公园，老大就住在附近。
三
熬过爬坡过坎的岁月，需要信念，也需要伙伴。
高一时，我和同班同学旬超、兴元组成了“饭搭子”。到了高二分班后，我们仨分到了不同的三个班，说来奇怪，当时没有手机，老师还拖堂，我们竟然很默契，在学校报刊栏下面互相等待，把“干饭联盟”守护得很坚固。
分科后的高二和高三，是最累的两年，但我们班很团结。在班长谢明明以及其他性格外向同学的组织下，还留下了很多现在看起来依然很浪漫的回忆。我们班曾经一起去爬水泊梁山，感受江湖豪迈。还记得有一年下雪，不知哪位同学从家里带来了相机，喊着所有同学去校园里拍照，我们还叫上了老师，留下长满青春痘的回忆。有一天晚自习时突然停电，我们刚点上蜡烛，不知谁带头唱起了歌，旋律和烛光互相映衬，闪烁着年轻面庞。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些画面成了难以忘记的永恒瞬间。
（雪后部分女同学和数学老师、地理老师合影。图片来源：曹雪莉）
这样的回忆还有很多。记得高二时，我们班和一个理科班有一场足球赛，我自认为算是班级足球队的一把锋线利剑，与刘大超、杨睿、田宇、程继忠、张保方、李正、焦德广等组成坚固的首发阵容。但在比赛前一天晚上，我在操场跑步时摔到了下巴，老大带着我去县医院缝了好几针。
文科班男生本来就少，再加上有“主力队员”伤退，一场大败看似不可避免。第二天比赛，队友在球场上奔跑，女同学用在家里拿来的扩音喇叭，班长带着大家在场边呐喊加油。下巴上包着厚厚纱布的我，则在球场外侧当球童。
那场比赛，是我们班精诚团结的一个缩影，队友每一次抢断和射门，都能换来啦啦队的响亮回复。我捡球后，每一次大脚踢回场内，竟然也能得到啦啦队的呐喊鼓励。青春期的男同学们，都像打鸡血一样，拼命奔跑。对手虽然有替补队员，但是没有啦啦队，在我们女同学锣鼓喧天的气势里，他们的心态很难不崩溃。比赛最终打成平局，我们疯狂庆祝，对文科班来说，平局就是胜利！
时隔这么多年，我特别努力描述，想还原出来当时的画面和声响。同学们的嘶哑呐喊、奋力奔跑，似乎就在眼前，那是青春的美好，我也想让你们感受到那穿越时光的力量。
四
把夜路走出光，如果说同学是互相陪伴的战友，那老师就是我们的灯塔。高中老师，我想特别说说其中的三位。
高二文理分班后的第一节课，班主任程云军老师让我们轮流上台自我介绍，说说为什么选择文科而不是理科。大多数同学羞于表达，程老师一直鼓励我们大胆展示。终于到一位叫田宇的大个子同学出现，才扭转了局面。与很多同学说因为理科成绩不好才学文科不一样，田宇说，选择文科是因为文科里有高山大海、可以诗情画意（大概这个意思）。我又一次大受震撼。
或许是受到大家的感染，程老师最后也激动地介绍了自己，他说自己山东师范大学毕业，本来想继续深造，因为种种原因本科毕业就参加了工作。老师话语里透露着不甘心，他鼓励我们要努力追逐梦想，改变命运。高考前最后一节课，程老师给我们做最后动员，他提醒我们在答题的时候，要“简约而不简单”。
这句“简约而不简单”，我们太熟悉了。陈道明和某品牌西服的这句广告词就在我们学校的东墙上，那三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早已深入人心。最后，竟然被教政治的班主任用成了战前动员素材，真是玄妙。
高二后，数学老师叫蒋海燕，她也是值得我一生感激的人。中考时，我数学特别差，都没到及格线。只考上了梁山一中“副榜”，代价是多花了家里4000元钱，这在当时，对我们家可是一笔巨款。
但是到了高二，蒋老师好像拥有魔法一样，让我开了窍，甚至有点喜欢上了数学。高考时，我数学考了144分。后来，能力出众的蒋老师从县城讲台到了北京舞台，听同学说，她现在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的特级教师，印证了她确实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量。
英语老师叫邱清华，她是我高一班主任薛峰老师的妻子，他们的孩子好像比我们高一届，考上了很好的大学，让我们羡慕不已。到我们临近高考时，邱老师陆续把我们班同学喊到了教室外面，为我们加油打气。这种战前动员，一般都是班主任完成，邱老师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也对我们寄予厚望。我记得邱老师对我说，你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不稳定，要有信心。
前几年国庆假期回梁山，我和我岳父带着孩子到森林公园玩，正好遇到邱老师一家。他们儿子也已经结婚生子，三代五口在公园里其乐融融。当时正值傍晚，邱老师、薛老师宠溺地看着孙女玩泡泡机，那一幕，夕阳也温柔了很多。
五
高考近在眼前了。
高考前夕，学校安排我们回家休整一天，回家后，我才发现我爸干活时被砸伤了脚，怕影响我备考，他之前一直没说。回县城高考时，我爸把给他准备的牛奶都装给了我。
根据安排，梁山县高考理科生在梁山一中考，文科生安排在二中。那年，山东省高考报名人数为73.1万，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867万。今年，山东高考报名考生98万人，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人。
梁山二中离租住的地方远，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和陶磊还有班里另外一个同学关义辉组成了打车联盟，三个人共花三块钱就能打上一辆出租车。
第一场考试前，让人没想到的是，陶磊的妈妈竟然也从家里过来了。陶磊家所在的拳铺镇距离县城很远，陶磊的妈妈骑着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兜，里面是给陶磊带的补品。
进入考场前，陶磊让妈妈回家就行了，不用担心他。但是考完语文出来后，陶磊的妈妈仍然在考场外面等着。我们中午要回住的地方休息，为了让陶磊多休息会，陶磊的妈妈让他还是和我们打车走。出租车飞奔离开，陶磊的妈妈在后面骑着自行车费力追赶。
初到济南，每到高考，看到整个城市草木皆兵，都感觉是不是过度焦虑？后来，想到我受伤的爸爸推给我牛奶、陶磊的妈妈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赶这些画面，我瞬间想通了。父母对孩子的爱与关心都是相通的，他们总是把能给的都给孩子。
终于，考试预备铃响起，我和我的同学们踏进考场。就像一场十八岁成年礼，我们把高中三年收获的酸甜苦辣，把十八岁之前练习的一笔一划，都写进了那一张张试卷中。
（我们班的老师和全体同学。图片来源：李兆婷）
十八岁出门远行，高考就是其中的一张车票，高考结束后，我和我的同学们从此各奔东西。高考，是高中的终点，却只是人生的起点。因为高考之后，还有很多“高考”。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道理。我只记得，在凤山那个商店给我妈打完电话后，就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我长舒了一口气。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梁开文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