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晓伟

许多民国教育界的领袖，在动荡年代，都秉持着育人的原则，发挥各自特色的办学方针，为中国输出了大量的人才。

开学进行时，我们用今人心态，看看过去的大学之道。

蔡元培：不拘一格聘用人才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3天后，也就是1917年1月9日，蔡校长发表就职演讲中，表达了对学生的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位于要求首位的，是“为求学而来”的宗旨。而要明确这一宗旨，应明确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在此求学，“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因升官发财而虚度这三四年的时光，学问不成，纵使以后为官为商，也是误人误己。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一直秉持的办学方针。就任校长第一年，他就聘请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来北大任教，提倡学术民主。又邀请梁漱溟来讲授印度哲学，徐悲鸿任画法研究会导师。

蔡元培（左一）和陈独秀

其间，为了让教育部顺利批准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不惜为他伪造履历，称陈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实际纯属虚构。蔡校长慧眼“苦心”，可见一斑。

后聘李四光任地质系教授，莎菲任文学教授，鲁迅为讲师。各学科，各思想在北大争妍斗艳，验证了其淳厚的学术精神。

张伯苓：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

1918年，也是南开中学创立了14年的这一年，42岁的张伯苓又正式宣布建立南开大学。之后，他又创办了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小学，被周恩来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

“现代”是与过去的一个诀别，“创造者”从来不是单纯地建起了教室和足球场。

早先在严修家馆教学时，张伯苓就特设过体育课。没有运动设施，就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竿在两张木椅之间，学生长辫盘头，撩起长袍前襟，练习跳高。这在端着四方步一步三摇的读书人中大开体育教育之风。

他说： “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时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南开学生的体质，绝不能像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

南开大学的体育教育由此开展。各类体育器械齐全，学校有篮球场15个，足球场5个，网球场17个，器械场3处，400米标准跑道大运动场2处。各年级每周有2个多小时的体育课，学生体育成绩须达标准才“准予毕业”。

张伯苓也经常和学生一起踢足球，还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以南开队为主力队员的中北足球队曾在1935年的“爱罗鼎杯”比赛中获得冠军，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

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莫若张伯苓。

梅贻琦：任职8年不以政治约束学术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是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时提出的论断，至今是教育界的名言。

甚至有人用这句话解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钱学森之问并不能单纯以这句话作答案，但仍可见梅校长对大学的见解深得人心。

梅贻琦（中）

梅贻琦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在大学发展上同老师一样重视体育。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多次提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其子梅祖彦说：“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

这点在梅贻琦任清华教务长，不顾校长曹云祥的反对，力聘学识超群却连学士学位都没有的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时，已初见端倪。

任校长后在“四破格”华罗庚身上体现尤甚。仅有初中学历，先为小学教员，后为店员的华罗庚被破格召进清华培养；再破格从洗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又破格送到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后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这些都是再梅校长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1937年，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合并西南联大。在梅贻琦运筹下，清华和西南联大引来大批顶级学者，朱自清、闻一多、陈省身、钱钟书、吴有训等，个性相异，但相与共事培养学生。

西南联大办学8年，虽然学校集合了多个组织等，但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这也是梅贻琦坚持的无关政治的学术独立的功劳。

大学教育是正无穷大的过程，关于大学教育的讨论也是一个从不过时的问题。长留图书馆，听着音乐夜跑，和不同学科的老师同学聊天，这些都能助你成为更优秀的大学生，遇见不一样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