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0至21日，“第21届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承办，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布朗大学，韩国汉阳大学、高丽大学、外国语大学，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京大南**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湖南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温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四川轻化工大学、青岛农业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等35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7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就地域文化与中国语言、域外汉字音与韩汉语言对比、汉语方言与语音史、语言类型与语言演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和交流。在京高校的一些研究生旁听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张维佳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齐元涛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介绍了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并对各位专家的莅临表示诚挚的欢迎。他说：“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了20届，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推动亚太地区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地域和文化因素关系研究、加强相关专家和青年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向“重视跨语言、文学、文化的学科融合与交互”，这一精神与北师大语言学科的特点与发展定位正相吻合。北师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和语言学专业两学科，为教育部认定的一流学科建设单位。在不断提升学术研究水平的基础上，语言学学科特别重视国家发展战略对本学科提出的迫切需求，积极为国家相关部门建言献策，努力为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字生活服务。当前，北师大正处于一流学科的中期节点上。一流学科建设给本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继承传统，更新观念，实现本土理论创新，实现理论与应用研究一体化，实现多学科深度合作与交流，实现不同语种语言的平衡发展等，都是未来面临的挑战。本次会议可以助力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随后，本系列会议理事会负责人、韩国汉阳大学文学院院长严翼相做了题为《中国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致辞。他从研讨会的目标、历史、现况和未来四个方面展开，“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探索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新途径。本系列会议源于韩国汉阳大学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组所主持的韩国教育部BK21项目，随着国际更多学者和高校专家的加入，更名为“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国内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更名为“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到目前为止，已有韩国汉阳大学，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校区、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澳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举办了20期，合计发表报告690人次。严教授还展望了本系列研讨会的未来发展，即将会议目标集中于“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中的语言现象”；将联盟成员扩展到新加坡、中国香港及澳洲、欧洲等；鼓励年轻学者和优秀研究生参加。
开幕式后的首场大会主旨报告，由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左思民教授主持，报告人分别是中国*京大南**学张玉来教授、浙江大学汪维辉教授和韩国汉阳大学严翼相教授和王浩博士。张玉来教授从宏观层面回顾了传统音韵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成就和不足；汪维辉教授从微观视角切入，从词义角度考证了《颜氏家训·风操》“其父已往”造成歧义的原因；严翼相教授、王浩博士对韩国现行的汉语外来语韩文标记两大方案进行比较，并提出来解决汉语词外译韩文时标记混乱的实现途径。
此后两天的会议日程中，共举行了两组十场小组报告，专家学者们围绕“地域文化与中国语言”、“域外汉字音与中韩语言比较”、“汉语方言与语音史”、“语言类型与语言演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和研究生进行了积极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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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报告第一场第一组是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专题，由闽南师范大学陈练军教授主持。
*党**怀兴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刘善涛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在《国家认同视角下全国通用语言称名之辨》一文中指出：从晚清新政时期的“官话”到民国时期的“国语”，再到抗战后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普通话”，前贤时彦在全民共同语的建设上存在着紧密的承接关系，但不同称名又因时代背景，政治诉求和理论来源的不同体现出功能差异。上世纪30年代，左翼学者们开始倡导大众语运动，大力推行“普通话”，并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成为法定国家通用语言。在当前国家语言建设中，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建设和两岸语言统一成为新的国家战略，在国家认同视角下，重新采纳“国语”称名并赋予新的涵义不失为加强国家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两岸统一的一种尝试。
罗福腾教授（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做了题为《学校、媒体、社团和精英：马来西亚华人保护华语华文的四大力量》的发言，指出：除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外，马来西亚是惟一建立完整的华语教育体系的国家。马来西亚华人在维护华族文化、华语华文的水准方面，付出最多，水平也最高。在马来西亚宪法中，官方语言有马来语，司法语言有英语，而华语、泰米尔语并不具有国家官方语言的地位，马来西亚华语及方言得到较好地坚持、保护和发展，完全得益于当地华社的四大民间力量 。
柴省三教授和马庆、郑尚毅研究生（北京语言大学）做了《联合国文员中华文化认知调查研究》的发言。通过调研发现，联合国职员对于中国饮食文化和传统节日的认知度普遍较高，对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了解程度不及对古代文学家的了解程度，汉语水平的高低与中华非物质文化的认知度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在认知倾向方面，调查对象的汉语水平与其中华非物质文化的认知倾向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是非常密切。
崔蒙博士（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发言的题目是《方言、普通话与行业形象》。该研究选择行业形象为切入点，关注方言与普通话对行业形象的不同影响。性别与口音变量之间的显著交互作用，“亲和”特质上普通话得分高于方言。据此作者建议：提高普通话水平可以有效提升行业形象；对不同行业可以展开更有针对性的语言培训 ；推普工作应在宣传方式方法上更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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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报告第一场第二组是汉语史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专题，由上海师范大学刘民钢教授主持。
黄树先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在《说“泳”》一文中，利用斯瓦迪士《百词表》，收集基本材料，对“泳”相关的词搜集词，放到汉藏语的背景下进行，进而利用类型学的原理，进行跨语言的比较。
金理新教授（温州大学）做了题为《词缀*k》的报告，他利用阴入变化的功能，从来、麦之区别入手，认为汉语中的词有去声、入声之分，认为词缀*k的功能有致使用法、动词或形容词变成名词两种。
程邦雄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在《楚简里的“免”》报告中，从《唐虞之道》、《曹沫之阵》中的形体入手，总结出五六种不同的读法和解释。进而根据所在的语境进行判断。
罗自群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报告题目是《怒苏语中的“su35人”和“tsong31人”》，她从怒苏语中的“su35人”和“tsong31人”出发，根据“人”出现的位置，把表人词语分为前置型和后置型两种，根据语义的不同，分为特征类和行为类两种，进而通过对藏缅语族一些语言中与人有关的词语进行比较，概括出怒苏语表人词语的特点及其与亲属语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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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报告第二场第一组是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专题，由江苏师范大学陈卫恒教授主持。
彭建国副教授、陈汉钦老师（湖南大学）在《衡南话中的方所和时体标记de及在湖南地区的类型分布》报告中，系统描写了衡南话中的方所和时体标记de的句法位置与句*功法**能，讨论了衡南话“de”与普通话方所义“到”的区别、衡南话“de”与“哒”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推测湖南方言中“de”广有分布，语法化程度很不均衡、语*功法**能是否齐全与地理分布有关。
陈山青教授（湘潭大学）做了题为《汨罗湘语言说动词“话”的语法化》的报告，发现：湖南汨罗湘语言说义动词“话”分别虚化为传信标记、意外范畴标记、标句词。报告考察了虚成分“话”的意义和功能，并探讨了该词的语法化路径。
陈练军教授（闽南师范大学）报告了《“晨”从自由词到复合词词根的语素化》。他以“晨”为个案，从词法角度考察自由词到复合词词根的语素化。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新探索主要有两点：一是将词法构式的理论思想运用于汉语词法演变的研究中，将词或语素所处的结构作为整体进行考察，重点关注形式和意义的匹配关系所发生的历时变化；二是使用定量的方法突出频率和语义因素在词法研究中的作用，强调语言结构在语言使用中产生，高频使用促使语言结构稳固下来。
金梅博士生、朴兴洙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在题为《探析中韩指人类后缀“师”与“士”》中，根据语义特性考察了汉语和韩语*共中**同使用的类后缀“X师/士”的语义对比，总结了中韩类后缀“X 师 /士”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朴兴洙教授、辛勤博士生（韩国外国语大学）在《从“x精”看“精”的类词缀化倾向》一文中，从结构方面和功能方面对“精”类词缀化现象进行分析，从语言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x精”词族产生的原因，即社会文化的影响、语言内部类推机制和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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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报告第二场第二组是汉语与汉语方言史研究专题，由四川师范大学周及徐教授主持。
刘民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做了《民国时期上海方言词汇发展及其特点研究》的报告，根据上海人口发生的三次重要变化看上海方言的三次重要变化，并利用《上海俗语图说》概括出民国时期词汇的发展特点，认为这些方言词的产生和变化折射了当时城市生活的文化背景特色。
焦立为博士（美国布朗大学）在《成语的使用与性别初探》的报告中，概括出成语的类别分为5大类15小类，以此为框架对现当代10位著名男、女作家作品中的成语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女性作家成语少且重复率低，男性作家相反。原因归结为政治气氛特别、女性更关注自身气质。
盛银花教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做了题为《汉语的列举表达研究》的报告，对汉语列举表达法的分类和特点进行了诠释，发现：列举表达有标记列举表达和非标记列举表达，它们的表达形式不同。其研究不仅有利于汉语口语交际，也有利于汉语教学及汉语信息处理。
徐允京博士生（复旦大学）在《汉语词汇与韩语词汇的汉字词比较分析——以韩源汉字词为主》一文中，从“病治好---完治、出院-----退院”等角度引入，研究了《韩国汉字能力鉴定考试1级》中的300个韩语汉字词，涉及韩语汉字词语素结构、韩语汉字词与汉语对应词之间语素结构及语素义对比等方面。本研究有助于找到韩语汉字词的特色，从而对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有一定帮助。
王伟丽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做了《语言接触视角下近百年北京话和普通话词汇语义互动发展变化探究》的报告，以金受申《北京话语汇》（1961）、陈刚《北京方言词典》（1985）为语料，对北京话词汇的语义构词、语义构式、语义衍生、语义认知模式等参数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进而研究了老北京话词汇在普通话影响下的现实情况及语义消长变化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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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报告第三场第一组是汉语方言史研究专题，由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主持。
首先是周及徐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发言，他的《四川方言在元明清时期以来的演变》一文，结合当代田野调查资料，认为四川方言的历史层次是，从西到东流过的岷江，把四川方言一分为二：岷江以东以北的入声归阳平的方言和岷江以西以南的入声独立为主的方言。前者是明清以后湖广移民带来的方言，后者是元以前四川本地方言明末战乱以后的残存。这一结论对当前学界的四川方言甚至西南官话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金那衍博士生（韩国汉阳大学）做了题为《中国上古声调的本质和与韩国固有语的去声–s韵尾的关系》的报告。她指出：韩国固有语含义中也存在-s韵尾，是中国上古音去声字的痕迹。认为郑张尚芳先生提出的汉字共有12字， 仅以此就断定韩国固有语的–s韵尾是受到上古音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有些勉强。2759个去声字中，韩国固有语中具备–s韵尾的文字共有112字，约占4.05%。在3540字的上声字中，韩国固有语含义中具备–s韵尾的文字共有65，大约为1.83%。为了寻找更准确的依据，我们有必要查找平声字和入声字是否有-s韵尾汉字。如果比较4个声调的比率，就可以较准确地判断出声调韵尾起源说的准确性。
陈卫恒教授（江苏师范大学）在《世界语言四分法视角下的中国境内语言》一文中，结合学界的语言调查资料重新梳理相关研究，对中国境内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等语系的语素-音节匹配类型进行判定，回答判定标准设计的相关问题，认为：语言的语素-音节匹配类型具有稳定性，也具有变化性。动因可能有语言结构的内因，但主要应是不同类型语言接触等外因。
翟占国博士、张维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发表了《语言接触引发的自然演化：论甘青河湟方言语音系统演化链》报告。甘肃河湟地区语言接触和自然演变现象极为丰富，河湟汉语方言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多数官话方言的语音特征，如复元音的单化、元辅音的摩擦化、单字调的简化等。作者认为河湟方言语音的历史变迁，是在接触下发生的语音自然演化过程，是自然演化与接触演变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
金美副教授（厦门大学）在《哈尔滨方言近似北京官话的社会历史成因》一文中，认为清代初年、清末民初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3个历史阶段中的3个关键节点的社会历史因素，是导致哈尔滨方言近似北京官话的成因，使得哈尔滨与北京地区一直以共通语为往来交流的纽带，时断时续地进行着政治、经济、军事和语言文化的联系，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贵胄”语言为优的语言意识，影响到“贵胄”语言作为哈尔滨地区族际共通语的选择，从而导致哈尔滨地区清初以来的共通语朝着后来的北京官话方向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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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报告第三场第二组是汉语方言描写研究专题，由暨南大学甘于恩教授主持。
张维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做了《汉语方言音法演化类型库藏研究》的报告，介绍了汉语方言音法演化类型库藏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汉语方言音法演化类型库藏研究的建立目标。同时阐述了音法演化类型学的几个核心概念：音法学、演化音法学、感知对立与范畴化、新研究范式下的语言音法类型研究，并通过表格方式提出了构建汉语方言音法演化类型库藏的设想。
王双成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在题为《西宁方言的并列和伴随》的报告中，用鲜活的方言实例揭示了西宁方言并列和伴随式表达类型：等立型并列、选择型并列、并列和伴随，并对其方言伴随标记的来源和并列结构的类型学意义展开讨论。
张吉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从超音段功能类型看汉语词重音》的报告，他指出：关于汉语有没有重音，一直以来有争议，如赵元任、王洪君、张洪明等。他介绍了重音的性质、重音的语音特征及语言功能，并从“一种语言可以既有重音又有声调吗？”的问题入手，讨论了重音语言的声调和声调语言的重读音节，在此基础上解释了汉语没有词重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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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报告第四场第一组是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题，由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罗福腾教授主持。
甘于恩教授（暨南大学）的《新视野岭南方言中的避讳文化》报告主要以广东闽粤客三大方言为例，结合其他方言区情况来观察方言中的避讳文化。文章认为避讳文化存在区域差异，避讳有一定的心理理据，避讳与各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不同是有关系的，深究下去又常常跟方言的读音相关。避讳的核心区域是避死亡。
张洪燕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做了《“玉米”的方言地理学研究》的报告，文章指出：玉米是从海外传入中国中，在中国各地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有了玉蜀黍、苞米、棒子、玉茭、苞谷、珍珠米等俗称。文章依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图013，将930个方言点“玉米”说法的词形重新分7大类，并结合各类词形的地理分布图讨论词形的分布及本字问题，结合解释性地图讨论了“玉米”词形的历史层次及命名方式。
张仙友教授（韩国高丽大学）在《文化词汇与翻译原则——以韩国语文化词语的汉译为例》一文中认为：中韩两国的差异在语言系统中词汇层面最为明显。文章从韩国语词汇的特征入手，考察了韩国语文化词汇的汉译现状，并据此提出了文化词汇的汉译原则，以期有助于建立韩汉翻译规范。
段瑜硕士生（华中师范大学）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对国民语文能力测试构建的启示》报告中认为：国民语言能力目前还没有一套科学客观的测试系统，1984年开展的普通话测试对国民语言能力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构建国民语言能力测试系统可借鉴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语音测试优势，扩大到识字、朗读、语言表达能力等。认为：要提高国民语文能力，首先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重点要从注重语音转向语音、词汇、语法并重；测试环节内容需进行调整；需根据地区、职业等设置不同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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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报告第四场第二组是汉语方言文献研究专题，由湖南大学彭建国副教授主持。
郑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做了《华夷译语》的报告，根据远藤光晓等提供的文献目录，将《乾隆本》跟之前的“华夷译语”所收各种译语进行比较，从版本的比较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编撰的相关译语之间在体例、番语用字、汉字用字等方面的异同。
申世利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做了《朝鲜文献的数位分析——以古文与古篆关系为例》的报告，根据朝鲜时代文献，整理文字学相关词语（如古文、古篆）的来源及其定义，在此基础上考察朝鲜时代学者所接触到字书的具体字形，解释当时学者对文字学相关词语的理解。
刘*民泽**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刘秋韵博士生（上海大学）做了《北京话探源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介绍了北京话的“源”和“流”，分析了官话入声分派格局，进而探讨了北京话和《中原音韵》的关系。文章着重讨论了三个问题：（1）北京话入声归调再探讨；（2）对北京话-k类入声韵异读的性质和成因进行重新探讨；（3）北京音系探源中的文献解读和证据权重问题。
吴默博士生（台湾师范大学）做了《好+个+x结构中的历时发展及其语义句法探微》的报告，指出：“好+个+x结构”备受学界关注，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厘清。文章梳理了该结构的历时发展，讨论了其语表构件和语里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明确了“好+个+x结构”的句法属性和语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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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报告第五场第一组是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研究专题，由华东师范大学郑伟教授主持。
彭兰玉教授（湖南大学）的《衡阳方言范围、程度副词的“量”及其语法表现》文章，主要讨论衡阳方言范围副词和程度副词的问题。这两种副词是具有描述功能的副词，而描述的目的在于确定事物、行为、性状的“量”的特征，文章考察了两种副词“量”的特征的区别、句法与语义表现的异同以及常用副词的使用特点。
龙国贻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发表了《新中国70年来民族语言研究热点、重点和展望》一文，依据时间线索和民族语言研究的内在逻辑，按照新中国成立到“*革文**”、改革开放到2000年和近二十年等三个历史阶段，概述了70年来中国民族语言研究工作的热点和重点。
李秋霞副教授（青岛农业大学）做了《山东方言地名研究》的报告，主要介绍了自己的有关山东方言地名研究课题的设想，拟根据山东省行政村名名录（约11万），整理村名中的常用字和特殊用字（如冠首字、尾字等），筛选出具有方言特色的村名，在此基础上结合方言村名的基本信息、含义、来源，解释方言地名的语言理据，梳理其方言文化内涵，研究基于地名的语言资源属性来研究地名与方言之间的关系、文化资源属性来研究地名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地理资源属性研究地名与地理空间和地表物象之间的关系。
索伦•维希曼、冉启斌教授（南开大学）《ASJP模式的汉语方言计算分析——以65个汉语方言语档为例》由研究生黄玮代读。文章采用ASJP模式对65个汉语方言点的语档材料进行计算分析，比较了直接以IPA转写进行距离计算、转写为ASJP码后进行计算、转写为修订版ASJP码进行计算的不同，结果显示采用修订版ASJP码后的计算效果最符合汉语方言的实际表现。分析结果表明：东北官话与闽方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最远，处于其间的依次是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北方官话/中原官话、晋方言、客赣徽湘等方言、吴方言、粤方言，客赣徽湘等方言过渡性特征明显，闽方言和吴方言内部接触相对少一些。北方方言和过渡性方言的内部接触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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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报告第五场第二组是语音学与汉语语音研究教学专题，由美国布朗大学焦立为博士主持。
李京徽硕士生（韩国汉阳大学）做了《韩国大学生中级阶段汉语口语偏误分析》的报告，采用语料的采集和数据库的方法，认真梳理了大学中级阶段学生使用口语时产生的偏误，并对偏误进行分析，归纳与总结该阶段学生的偏误特征，为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出了建议。
金大一博士生（复旦大学）做了《韩国庆尚方言的塞音和发声态的特征与声调的关系》的报告，文章指出：传统的语音/音韵学界认为浊塞音会引起后接元音F0值的下降，清塞音后接元音却完全相反，但是在一些语言中却有例外发现。为了解释这种例外，作者讨论了韩国庆尚道大邱方言中声母、发声态、声调之关系，从而勾勒了大邱方言相关音变的三个阶段。
李翔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不同超音段类型语言接触中的特征交互——以西安回族的阿拉伯语音读为例》的报告，分析了西安回族的阿拉伯语音读及其超音段特征，并将其与古典阿拉伯语超音段特征进行比较，指出从古典阿拉伯语到西安回民的音读的变化。
周岷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做了《汉语语流中的音节标注——以当代成都话为例》的报告，以成都著名艺人李伯清评书片段为分析对象，在切分自然语流音节的基础上，尝试归纳总结出一套音节音标的具体原则和方法。根据语流中判断音节的难易程度，将所有情况分为容易标注的音节界、根据时长推算的音节界及其他疑难的音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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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场小组报告中，与会专家、同学们对各报告存在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场面热烈，互动积极。
第二场大会主旨报告在21日下午举行，由首都师范大学黄树先教授主持，报告人分别是高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左思民教授、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黄行研究员和吴安其研究员。左思民教授在2014年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否定域和否定焦点这一问题，增补了内涵否定域，完善了否定域的分类系统，并把否定焦点重新界定为得到关注或指明的内涵否定域；黄行研究员则从语言政策角度结合数据库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实力”状况；吴安其研究员从上古音视角切入，重新解读《诗经》阴声韵字的押韵情况，并提出了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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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闭幕式由严翼相教授主持，张维佳教授做了会议总结。张维佳教授指出，议题丰富、视角多元是本届研讨会的突出特点。本次会议论文既有宏观视域的前沿问题的探讨，也有微观视野下的具体语言/方言问题的剖析与解读。学者们或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尤其是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发展现状；或依据新的文献资料重新审视语音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或采用跨语言视角进行语言对比研究、语言类型研究，或从语言政策与规划层面解读相关语言现象。自由发言环节中，与会学者纷纷表示本次研讨会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学术视野宽广、专业领域丰富，促进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也开阔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
会议互动讨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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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会议秘书组供稿）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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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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