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重庆小说取得大奖零突破
8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官方公众号发布《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告（[2022年]第3号）》（以下简称《公告》）。《公告》发布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获奖作品名单。 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张者短篇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获奖 。 这是重庆作家创作的小说首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取得零的突破，此前傅天琳、李元胜、李永毅曾以诗歌和翻译获得鲁迅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97年，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奖之一，每四年评选一次。本届鲁迅文学奖评选年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设置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每个奖项获奖作品不超过五篇（部）。
短篇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发表于《收获》2021年第3期，《小说选刊》2021年8期转载。这是一个以*疆新**矿区为背景的故事，在花草踪迹难觅、杂石荒凉遍地的深山矿区中，作者讲述了围绕移植一棵茂密而孤独的胡杨树到学校发生的故事。用石头、红柳枝和油毡搭建的简陋学校里，一群求知孩童心中，树有着各种特殊的意义。而这本身是一棵向死而生的胡杨树，读罢让人不禁感叹。
〇重庆文坛热议张者
著名作家，重庆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黄济人：“听到张者获奖的消息很高兴，张者是老朋友，值得高兴。诗歌是重庆的强项，小说却是短板，作为短板中的强人，张者一直在小说中不断突破，他的长篇小说《老风口》曾获得茅盾文学奖前20的第17名，完成了一次突破。他的短篇小说获奖，他完成了自己的又一次突破。”
重庆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何浩说：“张者获奖，是重庆文学界的喜事，也是重庆文学创作的一大突破，之前重庆的诗歌和翻译都先后获得过鲁奖，而小说获奖还是第一次，展示了重庆作家的实力，对推动重庆文学发展，建设文化强市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希望张者此次的获奖，能起到带动作用，带动重庆的作家们继续推出精品力作，将更多的力作写在重庆大地上，写在中国大地上。”
著名诗人、环球人文地理刊系总编辑李海洲说：“张者获奖一点不吃惊，这本就理所应当，因为张者早就可以获得这个奖，但是多年来，张者的目光其实一直盯着的是茅盾文学奖，他最好的成绩是茅奖的前二十，他的长篇《桃李》《老风口》都写得很棒。”除了表示祝贺，李海洲说：“重庆茅盾文学奖要取得零的突破，张者是关键性的人物。”
重庆出版集团科技分社社长，重庆作协诗创委副主任吴向阳：“祝贺张者获得鲁迅文学奖。张者获得短篇小说奖，是重庆文学创作很有意义的突破，说明重庆不仅仅是诗歌重镇，而且在小说创造方面也在积蓄力量。这是对重庆近年来一大批中青年小说家潜心修炼实力的检阅和成果的认可。”
〇关于重庆著名作家张者
张者，本名张波， 曾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学位，国家一级作家，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长篇小说《零炮楼》、《老风口》，中篇小说《远水》，中篇小说集《或者张者》、《朝着鲜花去》，散文集《文化自白书》等。作品曾多次荣登各大文学年度排行榜，曾获庄重文文艺奖，小说月报百花文艺奖等。其中，长篇小说《老风口》曾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前20名。
附：文本 &《山前该有一棵树》（节选）
这是个啥地方嘛，都是光秃秃的石头，裸山。
树不知道跑哪去了，草也难觅踪迹，花儿那些娇惯的美丽都躲在人们的记忆里了。补鞋匠巴哈提说，这个地方连石头都不穿裤子嘛，别克（男孩）也不需要穿裤子，巴郎（男孩）也不需要穿裤子，汉族的小子也不需要穿裤子嘛。他说着还向我们裤裆里张望，然后哈哈大笑，这弄得我们十分难堪。“巴哈提”是幸福的意思，他每次逗你玩都会找到幸福的感觉。他一会说哈萨克语，一会说维吾尔语，还会说汉语，我们都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民族。*疆新**少数民族多，我们统称他们为“老乡”。
这时,上课铃声突然响了，同学们 “轰”地一下从他的补鞋摊撒丫子跑了，就像一群被惊飞的麻雀。巴哈提老乡在我们身后嘿嘿笑，说，跑快点嘛，快点跑嘛，鞋子坏了,我来补嘛。我们跑着完全能想象到他那八字胡诙谐地左右抖动的样子。巴哈提老乡的补鞋摊就在我们的小学校墙边的阴凉处，那叮叮当当的钉鞋声，让我们经常误认为是下课的铃声。
这是一个矿区，属于天山深处的神秘所在，一个荒山秃岭寸草不生的地方。天山南坡和北坡完全不同，北坡降水丰沛，风景如画，而南坡干旱少雨，就如一幅画的背面。南坡没有山坡草地，没有如盖的塔松，也没有蘑菇般的毡房和满坡的牛羊，只有满山的砾石。那些石头在西部烈日的灼烤下，散发出铁锈的气味。那里属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可是，由于找到了一种神秘的石头，兵团突然从三个建制团中抽调了近千人，集结到了这里。人们也懒得给它起一个像样的名字，只用了一个编号，叫506矿。506矿到底有什么矿？从这个编号中你只能读出神秘的气息却读不出实际的内容。关于506矿的传说只能在黑夜里进行。我第一次听到它的传说是在晚上熄灯后，我那刚上一年级的弟弟从被窝那边爬到我这头，然后对我耳语道：“你知道506矿是什么矿吗？”我问什么矿？他神秘地说：“是铀矿。”铀矿是什么矿呢？弟弟又降低声音回答：“铀矿是造原*弹子**的。”
原*弹子**的赫赫威名谁不知道，它不用爆炸，就能把人震得昏头转向。于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有了一种神秘色彩，哪怕是喝着苦泉水也不觉得苦了，因为我们的父母正干着一件天大的事情。
父母被调入矿山后，我们这些孩子属于家属，就跟随着父母上了山，这样，一个简陋的学校就在山前用石头搭建了起来，屋顶用的是红柳枝和油毡。每天的上课铃声让正在开矿的父母们十分安心，只是他们开山的炮声却让我们十分惊恐。在炮声隆隆中上课，飞石砸在房顶上，如天神的战鼓。教语文的胡老师正领读课文《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听到房顶的咚咚声，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大家就会心一笑。胡老师也笑，望望房顶说，三而竭了，没事。同学们就哄堂大笑，疲惫的午后课堂突然就活泼了一下。相比来说，我们更喜欢作文课，因为胡老师有满肚子的故事。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派右**，发配到*疆新**就成了我们的小学老师。让一个大学教授当小学老师，这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一种惩罚，对我们来说却是最大的福分。我们这些在绿洲出生的*疆新**兵团人的二代，通过胡老师了解到外面的大千世界。他坚持让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他说什么叫语文？一是语，二是文。“语”就是通过课文学习语法，语言，古诗文都要背下来；“文”就是文学，就是要学会写文章。每周写一篇作文。他在命题作文前常常给我们讲故事，启发我们，然后望着窗外随意给我们出作文题目。比方：《苦泉水》《戈壁滩》《矿山人物之一》《矿山人物之二》等等。当他望着远方的戈壁和漫山遍野的石头让我们写《树》时，我们不干了，因为我们的眼前根本没有绿色，更别说树了。
有同学就喊，胡老师，我们山上连一棵树都没有，怎么写？胡老师就说，眼前没树，心中难道没有树吗？回家问问父母吧。
于是，在第二周的作文讲评中，同学们就写了很多不一样的树。有村口的大榕树，有门前的大槐树，有坝子上的黄桷树。我爹给我讲了老家的大桑树。他边讲边咽着口水，说起了小时候吃桑葚的故事，那些黑紫的甜蜜安慰了他童年的饥饿和贫困。父母们都是有故乡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屯垦戍边来到了*疆新**。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棵树，而每一种树都寄托着他们的乡愁。比方：写黄桷树的父亲是四川人，写大槐树的父母是北京人，写大榕树的老家是福建人……我爹是河南人，他给我讲了门前大桑树的故事。
可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兵二代”，眼前连一棵树都没有。在一次作文讲评课后，我们望着窗外所有的石头，喊：
“山前该有一棵树！”
胡老师望着我们，然后又望望窗外说，同学们，真不该让你们在没有树的地方成长。可是，没有办法，你们是兵团人的孩子，父母走到哪里，就要跟到哪里。然后，胡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些关于*疆新**树的故事。老师讲到一个叫左宗棠的清朝人，抬着棺材收复*疆新**，沿途栽下了柳树，叫左公柳。老师还讲到了胡杨树……
我们是从山下绿洲来的，那里就有树。有婀娜多姿的沙枣树，还有高高的白杨树。果园里的树就更不用说了，不但有花香还有甜蜜。老师所说的胡杨树也有，有一棵最茁壮的胡杨树就生长在胜利渠边上。水罐车从胜利渠给我们拉淡水，会从那棵孤独的胡杨树边路过。我们夏季上游泳课，就把胜利渠当游泳池，那棵胡杨树下巨大的荫凉就成了我们的集合地。
那棵茂密的胡杨树孤独地生长着，在夏季它给我们带来一片巨大的绿荫，成了我们的课堂；到了秋天，它会很隆重地展示自己，金黄的叶子展开来照亮了荒原。它是那么茁壮，又是那么孤独，美得却让人震撼。
那次关于树的作文课，让我们想起了那棵胡杨树，大家就齐声喊，把那棵胡杨树移到我们山前吧，让我们回家能找到路。
胡老师说：“山上没有水，树不能活。”
同学们喊：“山上没有树，人不能活。”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可以喝山上的苦泉水，用山下拉来的甜水浇灌。胡老师被我们打动了，眼眶有些红，下课时他没有和我们告别，就独自走了。同学们面面相觑，都有些内疚，也许我们的要求有些过分，在这寸草不生的地方非要一棵树，这不是给老师出难题嘛。
没想到，我们的无理要求在第二周的星期三就有了结果。那应该是春天，虽然大家见不到春暖花开，棉袄却已经穿不住了，凭借着身体的感受，知道春天来了。矿长派出了东方红拖拉机，拉着爬犁子，还派了一辆水罐车，要去为我们移那棵胡杨树了。
星期三是体育课，也由胡老师代课。胡老师让同学们坐上了水罐车，下山去看移树的过程，让同学们好好观察，要写作文。这样说来，我们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或者说体育是语文老师教的。胡老师把语文课和体育课混搭了。无论是语文课还是体育课只要是胡老师上，我们都喜欢。虽然春季不能游泳，但是我们觉得移一棵树比游泳重要。那棵美丽的胡杨树将移到我们的山前，成为我们的消息树，成为我们的故乡树。从此，我们的心里也有一棵大树了，无论将来走到哪里，那棵树都会存在。无论我们走多远，那棵树都会在山前指引着我们回家。
搭乘水罐车下山是有风险的，只能站在水罐车的边上，抓住水罐车上焊接的钢筋。胡老师本来不想让女生去，可是女生提出了抗议，说胡老师不能重男轻女。在女生的强烈要求下，胡老师只能同意。为了保证女生的安全，胡老师让女生钻进水罐内，男生站在水罐外。站在外面的男生就笑，说女生都变成水了，还是甜水。有男生就说女人才不是甜水呢，是苦水。他爸爸讲的，越漂亮的女人越是男人的苦水，他爸爸就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大家不懂，就问为什么呀？男生说他爸爸每天晚上都要给他妈妈洗脚，还不苦嘛。大家都笑了。
女生蹲在水罐内，男生站在水罐外。调皮的男生就用鹅卵石敲水罐，女生就喊，胡老师，你管不管，震耳欲聋呀！女生一喊，胡老师就追查谁敲的，老师就把查到的男生塞进水罐车内，陪女生。这一招非常奏效，其他男生再也不敢敲了。
不久，女生在水罐车内又喊，胡老师，谁放屁了，臭气熏天呀！站在水罐车边上的男生就“轰”的一声笑了。胡老师也笑了，说先忍忍吧，马上就到。女生问，还有多远呀?大家就喊，能看到那棵胡杨树了。
下车后，我们问那个男生水罐车内什么味道？男生说里面空气不流通，有味，开始是搽脸油的香味，后来，我实在憋不住了，就放了一个屁，就不知道是啥味了。大家一听大笑。
那棵胡杨树还没有生叶，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萌芽。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没有夏天的雄壮和秋天的美丽。我们知道它会有枝繁叶茂的那一天。大人们沿着胡杨树四周挖了一个大圆圈，然后那圆圈越挖越深，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树根终于露了出来，大人们就用稻草绳把带土的根部绑成了一个大圆球，再然后用撬杠和拖拉机拉动大圆球，让它滚上大爬犁。
在大人们挖树的时候，同学们就到胜利渠边喝水。大家成群结队地趴在渠边，尻子撅到了天上，就像一群羊，而牧羊人是胡老师。春季的胜利渠水冰冷刺骨，肯定是不能游泳的，但是，喝水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胜利渠冬天是枯水期，各家各户储存的冰也没有了，我们已经喝了很长时间苦泉水了。
我们在渠边喝饱了肚子，装满了随身的水壶，胡老师就吹响了哨子把整个班集合起来上课。上课的内容没有什么新鲜的，就是跑步。同学们围绕着正在挖树的大人跑步，踏着胡老师的哨子，一二一，一二三四……其间，胡老师还带领我们唱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家围着那已经躺倒的胡杨树一圈又一圈地跑，就像给大人们加油。春天的阳光暖洋洋的，不一会我们就满头大汗了。胡老师让我们休息，男左女右，撒尿。然后，喝壶里的水，灌满水壶后又开始跑步。胡老师对挖树的大人说，这叫新陈代谢，这些苦孩子整个冬天喝的都是苦水，要好好洗洗肠子。
附：
自说&创作谈 《山前该有一棵树》创作谈
文+张者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为一棵树操心。那棵树在天山余脉的一条山沟里，在那个废弃的矿山小学的山前。当时，我已经到了山清水秀、古木参天的内地读书，却对远方的那棵孤独之树念念不忘。那是一棵胡杨树，人们在它身上赋予了很多神奇的传说，说它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朽。这个传说不可信，树哪有不死的？死后的木头哪有不朽的？这只是人类对胡杨树的一种精神信仰。
在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的一个山沟里，我们太需要一棵树了。一棵树有时候比水更重要。水关乎我们的生命，树却关系到我们的心灵，这不仅仅是遮荫那么简单。人类是树上下来的，树才是人类真正的精神原乡。
后来，我把那棵树移进了我的心里，我让它在我的心中成活。我还准备着把它写出来，告诉所有人，我心中种着一棵树。我想真实地为那棵树写一篇散文。可是，每当我要动笔的时候，我眼前就会出现两个人：一个是刘亮程一个是李娟。在西域的天空下的这两个男女，让我失去用散文写一棵树的信心和勇气。他们原本就是生长在西北旷野中的两棵树，野生的。大凡野生的比家养的更有生命力，况且我辈还是嫁接的。本来是一棵桃树，却又嫁接成了桃李，嘿嘿。他们是天生的散文家，发芽那天就确定了成为作家的品种。写作对他们来说已不是做秀，是生命的一部分。
由于这两个人的存在，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集中精力自信地将一棵树写下来。因为，在我看来写西部的一棵树已经不需要我绕舌了。刘亮程能在一个人的村庄住很多年，在村外的野地里扛着铁锹转悠一天，回来就能写一本书。李娟在最普通的羊肠小道上，能寻求万物命运的某种可能。他们将万物个体的向死而生置换成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思考，这是他们的本领。李娟的豁达和超然，刘亮程的知天命和安宁。哪怕是浮光掠影的一段语言描述，就足够使西域的天空光芒万丈。
我要和他们保持距离，他们在天山北坡，我曾经生活在天山南边。天山是一座神奇的山，否则为什么叫天山？借“天”之号为一座山命名，可见这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这是把虚幻命名现实化了。可是，这么伟大的天山却如此的不公平。北坡松柏朝天，绿草成原，而南坡寸草不生。
我希望能唤醒天山南坡被旷野和风沙尘封的生命意志，我希望表现大漠边缘和戈壁滩上与生俱来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在天山脚下在西域的天空下显得天真烂漫和无奈。这种天真烂漫无法靠散文完成，我要写小说。
散文需要用一种抒情的有气韵的语言，那需要无中生有，需要从内心中自然流淌出来。可以没有情节和人物，可以没有故事。小说却是一种叙述语言，要讲故事，要向着一个方向努力。你要带着读者走完荒野中的一条路，到达那美丽的绿洲。如果你把读者扔在旷野上，那就是耍流氓。一部小说让人们记住的通常是故事，是人物，无论你的小说语言再好，很少有人记住小说语言本身。语言是小说之所以能成为小说的品质，它不具体，就如好钢锻造成利刃。一部小说读过后，语言忘记了，却记住了人物和故事。就像一首歌，我们可能忘词了，却可以哼出那个调。散文却需要让人记住的是语言本身，语言的语调，语音，韵味。当你记住了某一篇散文，肯定能记住那些好句子，可以吟诵，这是散文语言的力量。当你记住了一部小说，你可能把故事讲出来，这是小说叙述的力量。
当我动笔写这一棵树时，我才发现，我写的不仅仅是树，原来是人，是我们的老师。他是和那棵大树一起死去的。那次死亡是我少年时无法忘怀的经历。
写作和自己的经历有关系，这十分正常，当你要成为一个专业写作者时，经历又是显然不够的，需要根据经历创造一个故事。我创作了这个故事，这就是《山前该有一棵树》。我写了一个生存环境极为不完美的地方。后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说：“从不完美中发现完美，便是爱这世界的方式”。
我们现在谈论一个作家，基本上不谈文学本身了，谈的是这个作家拿了什么奖。当你奋不顾身地把某个作家的获奖作品拿来一读时，你发现那只不过是一堆老生常谈的破旧文字，没有生命力。你的失望情绪会像雾一样从内心的山峦中升起。这让人对文学产生一种幻灭，开始怀疑文学的意义，开始反省自己写作的意义。这时，你写不是，不写也不是，这就是一个写作者遇到的瓶颈。如果不写你会失去那种让人甜蜜和满足的生活；如果硬写，你会用笔尖划伤自己柔软的内心，从此厌倦写作。这种瓶颈每一个写作者都会经历，想走出来全靠自己。
如果文学只是为了丰富我的人生，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很丰富了。年轻时突然在 “文坛”上引起关注，被媒体评为所谓的”最有潜质的青年作家”。这么多年过去了，而我好像还活在青年作家的心态里。反思一下，我也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我感兴趣的东西太多，挣钱，炒股，写剧本；种菜，养花，栽果树，所有的一切都要用时间和精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写作生活在一种自在和松弛的状态下。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所以我的产量不高。在写作方面我没有来压力，写与不写无关生活。李洱兄说我太松弛，太舒服了，没有压力……这样好吗？这不由让我猛醒。
其实我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我花在文学上的时间也许太少。既然我对写作还有野心，那么和整个社会产生摩擦力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仅通过阅读，我还要走出去，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只有这样才能在生命中经历更多的可能性。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也许是我今后的生活方式，这也许对我未来的写作有好处。
附：
他说&评论 张者的变与不变
文丨李洱
张者还叫张波的时候，上的是中文系。后来到北大读硕士，却读了法律系。上中文系的时候他对文学没什么好感，读了法律系他却深情地怀念起了文学，开始写小说，而且给自己取了文言式的笔名张者，译成白话就是“姓张的人”。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我曾经猜测，这或许说明他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是一个对家族问题很敏感的人。我曾经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呵呵一笑未置可否。但是最近几年，他在写作中呈现的种种变化，似乎验证了我的猜测。
熟悉张者的读者或许记得，张者最早引起文坛瞩目的，是他的校园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我称之为“桃色系列”，人们称之为“大学系列”。三部曲第一部《桃李》因与拙著《花腔》同年（2002年）出版，经常被人同时提起，我不由得开始关注这位作家。《桃李》聚焦于校园的爱情故事和学术生态，但用的是年轻学子的视角，有一种发现了生活秘密的喜悦，笔调轻松幽默。到了《桃花》，张者运用了自己的法学背景，写的是证券法师兄以玩世心态搅入情感游戏，最终却为情所困的故事，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罪与罚”。及至《桃夭》，小说已是回忆性视角，三十年前的情爱与猜忌扑面而来，轻喜剧式的故事却透露出人到中年的张者苍凉的心境。我之所以重新回顾张者的名作三部曲，是想说明，张者的故事虽然常常给人以轻松俏皮的印象，但小说的视角、主人公的知识背景、经历和喟叹，都说明张者其实入戏很深。
三部曲之后，作者从桃园生活转向*疆新**题材。这还是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因为张者是*疆新**建设兵团子弟，称为“兵二代”，就是被父辈们“献了青春献子孙”的那一代。他的《老风口》虽然写的是自己父辈的生活，但毫无疑问，那也是作者童年经验的呈现。对主人公胡一贵（外号胡日鬼）的性格、命运的展示，既有张者的惯有风格，又有新的拓展。事实上，正是通过《老风口》，我看到了作家张者的稳定性和丰富性。他有能力去表现性格各异、文化传统各异的人物，并让他们在恰当的叙述链条发展出各自的命运。这部多少被忽视的作品，对张者而言其实是一部相当重要的长篇小说。需要再强调一句的是，这部作品的出现，预示着作者一旦跳出桃之夭夭的都市和校园，西部的酷烈就会随风而至，但是酷烈中却带着不泯的柔情。
这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后来又写出了相当深情的中篇小说《远水》，以及他近来捧出的《虚构的花朵》和《山前该有一棵树》。正如《虚构的花朵》所写的，沙漠与绿洲只有一步之遥，一条细细的水渠将之连接起来。事实上，就文本而言，那涓涓细流连接的是两种生活、两种心境、两种风格。位于水渠旁边的兵团子弟学校的学生张波，从水渠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更多人的影子。这三篇小说，可以放到一起来读。尤其是《虚构的花朵》和《山前该有一棵树》，几乎可以看成一对姊妹花，一篇阴柔，一篇阳光。《虚构的花朵》讲述了特殊环境下的爱情故事，充满了忧伤；《山前该有一棵树》却讲了一棵向死而生的胡杨树的故事，读后让人感叹。这两部小说，故事性都相对散淡，类似于回忆性散文，但其中隐含的戏剧性冲突却极为生动：在人生的门槛，小主人公都第一次经历了成长和死亡。我阅读的时候，不断想起海明威笔下的密执安营地，想起海明威的《尼克·亚当斯故事集》。
总的来说，张者的写作越来越内敛了。某种意义上，随着回忆的加深，张者的小说是以“去风格化”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风格化。我将张者近来的写作，看成是他的“朝花夕拾”。小说的人物、场景，如同天幕下的某种剪影，情节似乎只是剪影与剪影的位移。当然，你可以从生态文学的角度去品读这两部小说，可以从成长小说的角度去分析它们，甚至可以从地方性写作的角度去考察它们。但我最感兴趣的却是，从早年的“桃色系列”到如今的“西域系列”，张者的小说都有哪些变化中的不变，以及不变中的变化？变化与不变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张者眼下的小说？
张者近年就像一只候鸟，冬天在重庆，春暖花开时来到北京远郊一个叫湾子的地方。他在那里读书写作，养花种地。孤寂似乎是难免的，但他却相当享受。早年北大校园里的那个长发飘飘的、浑不懔的、逃离式的法学硕士，如今成了一个双鬓有霜的、嘘寒问暖的、披月荷锄的人，这当中已有多少岁月流过？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心魂其实从来没有彻底安定下来。比如，他总是一遍遍地回到*疆新**。没错，说到去*疆新**，他说的都是回*疆新**。我开头说过，他应该是个怀旧的人，对父母生活的地方、对自己的童年记忆有着深刻感受的人，如今看来没有说错。对他来说，回*疆新**大概就是马尔克斯所说的“重回种子的道路”。所以，他的系列故事肯定还会继续，因为种子总是要再次发芽，并且生长。（来源《小说选刊》）
李洱：著名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著有《饶舌的哑巴》《遗忘》等小说集多部，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 。2019年8月16日，凭借作品《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