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远
画|马桶
前段时间，我收到一封邮件，是一位老人的自传《流年岁月》，洋洋洒洒十万来字，讲述了自己的一生，其中有他在三汊矶一所孤儿院的童年记忆。老人的儿子告诉我，他父亲想通过故事长沙这个平台，寻找当年一起在孤儿院受苦受难的小伙伴。
文章相当不错，这样的要求我更是无法拒绝。于是节选其中孤儿院的一段，刊发出来，希望能帮到老人。
我的故乡长沙，地处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长浏盆地西缘。境内丘陵起伏，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城市滨临湘江，桔子洲纵贯江心，岳麓山雄峙西岸，傍山依水风景优美。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出生在古城长沙北门正街千佛林。
千佛林是北门正街西侧东西走向的一条狭窄的背街小巷，她幽静而又古老，街巷的两侧是低矮的木质民房，居住的大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夜间照明点的是“洋油灯”（即煤油灯）和桐油灯，喝的是加放明矾澄清一下的混浊的河水或是井水，但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帮衬。
父母相继生下包括我在内共八个子女中，由于家境贫困营养不良及疾病折磨，最终只剩下我和姐姐哥哥三人活了下来。
先母程景莲（195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队军**节节败退，日寇侵占武汉后长驱直下岳阳并逼进长沙。 1938年年底，蒋介石来到长沙，恐日寇轻易攻占长沙，故下令长沙实行“焦土抗战”，这便是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
大约在1939年初我两岁左右，母亲仅仅身背一个小布包，牵拉着我加入了抢渡湘江的逃难大军（老人们称为“走兵”）。
文夕大火中的长沙城
1945年年底，历经八年抗战和七年多流离失所的难民生涯后，我们一家终于回到了老家长沙。此时，经过战争的浩劫，长沙这座千年古城几乎变成了废墟，到处残垣断壁，市区一片狼藉，城内垃圾遍地、臭水横流、苍蝇老鼠横行。
大约在1946年下半年，街坊邻居看我父亲死得早母亲又无工作，孤儿寡母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实在太困苦了，加上我们又是北正街老住户大家知根知底的，所以他们联名请求地方上的保甲长，将我送到了位于河西三叉矶黄家大屋的湖南省第四孤儿院（后改为保育院），院长是李融中女士，入院时我用的是学名程致强。
第四孤儿院座落在河西离三叉矶五六华里路乡下的一个小山坳中，可以说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它由一间大点的庙堂和几间土砖平房组成，四周没有围墙。庙堂前有一块大约四十平米的空地是孤儿院学生集合排队的操坪，操坪前面有一口水塘，水塘东面有一个小山坡，整个孤儿院坐西朝东。
我入院时念的是小学一年级，全院共六个班，从初小一年级到高小六年级，共有孤儿学生300多人。孤儿院归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社会救济署管辖，学生吃住全部在学校。
学生寝室是一间间四壁透风用粘土筑成的没有门的房子，这些房子冬不避寒夏又酷热。每两个小朋友挤睡在一张宽不过80公分的木床上，寒冬腊月两人共盖一床破棉被，常常是盖了上身又遮不住脚。
夏天没有蚊帐，乡下蚊虫肆虐，咬得孩子们满身红斑满目，很多人得了疥疮，全身四处出水流脓。
孤儿院给每个孩子夏天发两套短衣短裤，冬天发一件薄薄的棉衣和一条单罩裤，夏天过得去，一到冬天个个孩子冻得直发抖。
吃的是什么呢？早餐时是烂菜叶里放一点先天剩饭煮的粥；中午和晚上吃的是莴笋、萝卜、芋头或是红薯加一点陈米混在一起煮的“饭”。
每个月可以吃到一次陈米饭和一个青菜，逢年过节才有可能看到一丁半点带骨头的肉。
吃饭是有严格的“程序”的：天气好时所有学生分班排队站在操坪里，如果下雨就站在庙堂四周。由学生担任的值日生，在摆放在庙堂里每张矮小圆桌上的八个小碗里装好用陈米做的糠菜饭，若有点青菜就将它盛在碗底，然后一队一队分别走进庙堂，八个小朋友围坐在各自的小圆桌边，只有当值日的老师喊“开顿”时，小朋友才允许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饭。
每八张圆桌中间位置，用小竹篾箩筐还装了些糠菜陈米饭，小朋友用飞快的速度扒完第一碗后，马上抢着去盛第二碗，往往是吃得慢的、年纪小的和女孩子根本抢不到第二碗饭。
吃饭时绝不允许有饭菜屑掉在地上，如果掉在地上必须捡起来吃掉，否则手拿戒尺的值日老师是要打手心或屁股的。
由于经年累月吃的是没有半点油水的陈米糠菜饭，所以我们经常是饥饿难耐，孩子们几乎个个瘦得皮包骨。
我们一些调皮或是胆大的男孩子，常常半夜饿得爬起来，去伙房偷吃熬粥时粘在锅里一层锅巴，如果被工友发现告到老师那儿那就惨了：除了打手心、罚跪在庙堂中外，还罚一餐不给饭吃，我就因多次去伙房偷吃的而挨打受罚。因为老师用来打学生的戒尺是用又厚又长的竹片做的，所以手心或屁股被打时是很疼的，于是我们几个调皮的男孩子“发明”了防止手心被打时减轻疼痛的“土办法”：用细绳子捆紧手腕并在手心上抹上桐油。
有时星期天不上课时，我会与几个胆大的要好的男孩子背着老师和工友，在孤儿院周边农民的地里偷挖红薯或萝卜吃，因为农民很同情我们这些可怜的孤儿，若发现了也只是轻轻地喊上一声，既不追赶我们也不会去学校告状。
前面讲了，我们第四孤儿院离三叉矶有五六华里路。记得有年夏天一个星期天一大早，我与同伴的李开国、唐习牙三个胆大调皮的男生，偷偷溜出孤儿院，从唯一的一条山间小路跑到了三叉矶街上。
三个人中间李开国个子高年纪也大一点，唐习牙最小。当时三叉矶所谓的街一边临江，另一边只有几间又小又破烂的店铺，其中有一间卖包子的小作坊。经三人商量，我与唐习牙打掩护，李开国趁老板不注意偷了几个包子撒腿就跑，我和唐习牙也从另一个方向跑了。
后来三个孩子汇集在一起，一人分吃了两个包子。因为怕偷跑出来太久被老师发现，所以三人往孤儿院回跑时只好抄近路，途中路过一个水坑，三人手牵手，李开国在前面探路，唐习牙夹在中间我垫后，一不小心唐习牙滑进了一个较深的水坑，我与李开国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他拉上来，之后三人又急急忙忙往孤儿院狂跑。
好在是夏天身上衣服不一会就干了，跑回院里后还早，老师也未发现我们跑出去过。
如果天气晴好，一般每隔两到三个月，我们要自己在操坪前水塘里洗一次被子，由于年纪小，所谓的“洗被子”也只不过是过过水而已。被子洗好后就平铺开晾晒在对面山坡的草地上，每个班派一个男生在山坡上做值守，这是我们那最乐意的“差事”，因为做值守时由伙房送饭，饭菜比在食堂里吃得多些，当然吃得饱一些。
还有就是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每个班每天要派四个学生去伙房帮厨，即择菜、洗菜和洗碗，这也是我们极愿意干的活，因为在伙房帮厨可以在伙房里吃饭，也吃得多些。
1947年中秋节的傍晚，老师令全院学生席坐在操坪上，每人发了一袋据说是湖南省社会救济署送来的美国大兵吃的“一人口粮”，每个袋子里装有几片饼干、几粒糖果、几块小巧克力及两支香烟。
高年级的男同学拿饼干或糖果与低年级的同学兑换香烟，此外院里还让每四个孩子分吃一个月饼，并且每人发了几块薄薄的藕片。这样我们全院300多个孤儿总算是破天荒地过了一个“丰盛”的中秋之夜。
这年的中秋节过后不久，孤儿院突然来了一位高大威武的中年男子，他脚穿袜子和草鞋，身着灰布长衫，身后跟随者四个身穿黑衣黑裤的年轻男性跟班。
我们孤儿院全体学生集合排队站在操坪上，李融中院长向小朋友介绍，这个人就是当时长沙大名鼎鼎的“森济医院”院长柳森严。
他对我们训了话，无非是勉励我们小孩子要努力读书，长大了做个好人……等等。解放后我们才知道，柳森严是长沙的大恶霸、大把头，黑势力几乎遍盖长沙，1951年他被人民政府*压镇**了。
1948年下半年，我已经进入小学三年级了。有一天孤儿院里来了不少美国人，有男有女，据说是长沙天主教会组织的，是到我们孤儿院来进行捐助，并准备领养一些孤儿带去美国。
那时我是“童子军”大队长，站在前排第一个向他们敬举手礼欢迎他们，这时有一对中年美国夫妻一下子看中了我，点名要领养我，后来李融中院长不同意放我。因为我在孤儿院虽然调皮，但人聪明，学习成绩总是班上一、二名之列，还认了李院长做干妈，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我最终未被美国人领走。
往事不一定如烟，重要的历史“镜头”会永久留存人们的脑海里。孤儿院的生活是非常凄苦而又漫长的，有几件极其惨痛的事令我一辈子也无法忘怀。
一是我儿时的好朋友男生唐习牙之死——
那时我们孤儿院杂屋里有一口大热水锅，就是在一口大铁锅上放一个高约1.5米、上口小下口大的圆锥形木桶，铁锅下面烧柴火，桶内装满了冷水，冬季每天下午由工友负责将水烧热，好让老师和孩子们去舀水洗脸洗脚。有一天晚上，可能热水剩下不多了，唐习牙独自一人去打水，因为他人小个子也矮小，由于舀不到水他只好爬在木桶上边，尽量弯下身去舀水，结果一头栽进锅里活活淹死了。当天晚上老师和同学并未发现，因为唐习牙平日也比较调皮，大家以为他又跑出孤儿院了。直到第二天上午，工友挑水往木桶里倒水时，才发现唐习牙头朝下直挺挺地淹死在铁锅里。由于唐习牙是孤儿，学校只好让工友在后山挖了个坑，草草将他埋葬了。
一个鲜活而弱小的生命，就这样默默无闻悲惨地告别了人世。
二是有一个高我几届的女同学，是个孤儿，名字记不得了，年纪估计也就10-12岁。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疯了，院里将她关在校舍后山只有一扇小窗户的一间黑黑的房子里，门成天到晚用一把大铁锁锁着，每天由工友负责从小窗口送两餐饭。我们几个胆大的男孩子时常爬在窗口往里看，只见她穿着非常破烂，满屋子屎尿臭，她发现我们后就蜷缩在另一个角落里傻笑着，不时用双手抠地上的泥巴和粪便往嘴里塞。真是可怜，没有人去管她，也没有人对她施以治疗，这难道不又是一幕人间的惨剧吗！
第三件事是：大约是1947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一个低年级小男生不见了。过了年后的一天，有工友发现这个小男孩头朝下淹死在学校屋后一口废弃的装水的大水缸里，缸里水不多，有一个用纸扎成的小船，男孩手中还抓着一根小树枝。
学校老师估计，他是将小纸船放到缸里水面上，上身爬在缸边用树枝拨动着玩，一不小心，一个倒栽葱掉进缸里被水呛死了。由于那几天过年，天气又寒冷，男孩个子小，而缸又比较大而深，所以他淹死后一时未被人发现。
还有一件事，我永远也忘不了：1948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母亲从潮宗街草潮门码头乘小划子到银盆岭，然后靠她那双小脚走了几里山路，到孤儿院来看我。
她买了几个信封和几张邮票给我，要我不时写信回家。她还带了两个用油纸包好的已煮熟的鸡腿给我吃，当时我吃了一个，另一个舍不得吃，仍用油纸包好藏在床上。
过了两天，因为天气炎热鸡腿臭了，被查房的老师发现后将它扔掉了，还打了我的手心并罚了跪。事后我哭了好几回，那么好吃的鸡腿，对我似乎“太珍贵”了，因为我年级小，几年来孤儿院的清苦生活，我还从来没有尝到过鸡鸭鱼肉的滋味。
我记得在1947年下半年，由于连年内战，物价飞涨，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社会救济署给我们孤儿院的经费越来越少，我们连陈米糠菜饭也几乎断炊了。
迫于无奈，孤儿院只好从每个班挑选了一些孤儿院学生，在长沙市六堆子教育会坪（即现今又一村的青少年宫）集合，由老师带领我们30多个孤儿，到当时长沙市大商贾比较集中的八角亭、药王街一带，挨家挨户拜访店家，请求那些老板发发慈悲救救我们这群挣扎在饥饿和死亡边缘的孤儿们。
我记得凡是我们列队去过的商家店铺，几乎都或多或少地给予了捐助，尤其是“介昌绸缎庄”、“协盛绸布庄”、“美丽长鞋店”以及“李文玉金号”和“余太华金号”等几个较大的商家捐助较多。
凡是捐助了的，我们30多个孤儿排成三排单腿跪地向商家表示致谢。
在这次募捐过程中，当我们孤儿们集体跪地时，我看见有些年长的商家老板看着我们这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十来岁的孤儿还流下了眼泪，有些老板还马上吩咐店员上街买了些吃的东西送给我们。确实，这世上还是有不少有良心和良知的人们。
从1946年到1949年的4年多孤儿院的生活，既是凄苦的又是极其悲情的，吃不饱穿不暖，数百个孤儿远离城市、离别亲人在死亡边缘挣扎与徘徊。
1949年8月长沙解放了，是*产党共**和人民政府救出了我们这些濒临死亡的孤儿。
我清楚地记得：刚解放不久，我们四孤儿院即由河西三叉矶黄家大屋搬迁到市内落星田一栋三层楼的大房子里，解放军派了一位戴眼镜姓郑的女军代表接管了我们四院。
当军代表看见我们几百个衣衫褴褛光着脚又面无血色的孤儿时，都流下了同情和痛心的热泪。
尽管长沙刚解放，物资匮乏，国家还十分困难，但我们日常生活一下子就大大好转了，不仅餐餐有白米饭吃，每人还发了新布鞋和新衣服。
就在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53军军部文工团来孤儿院招人，我这个刚刚12岁的孩子就报名参了军。当时文工团驻扎在永安镇，团长是黄影。后来文工团随军部迁至安仁县，由于我年纪太小，所以只在53军军部文工团待了三个多月，就被“*员复**”回了长沙。母亲仍带我去四孤儿院找了李融中院长，于是我又回院读书了。
1950年四院撤消，我们全体师生合并到位于长沙浏城桥外窑岭的第一育幼院，院长是齐新女士，她是李融中院长的结拜姐妹，她们二人均终生未婚。只不过齐院长在抗日战争的逃难途中，拾到了一男一女两个被丢弃在路边的孩子，将他们取名为齐天仇和齐无畏。
1951年我从一院以“优等”（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我们那时的小学毕业证是非常慎重的，盖有“长沙市人民政府”的四方大印，一直到1952年元月才发下来。高小毕业之后，我又考取了位于长沙市北门睛佳巷的“大麓中学”（现九中）和雅礼中学插班读书。
……
时光荏苒，转瞬白头。我今年已是八十有一的老者了，七十多年以来，时时忘不了生死之交的同窗李开国。
由于有上述生死交集，所以我无时无刻不想念他，不知他生活在何处？现在过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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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远近照（曾用名程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