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秀莲
整理：陈曦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中，中医对疫情介入的深度、广度、力度史无前例。”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感慨。临床实践显示，中药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减少激素用量、减轻并发症等方面具有优势。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中医药治疗的内容与此前各版本相比有了明显增加。
纵览历史长河，中医药在历朝历代治疫过程中都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汉以来我国先后出现过300余次瘟疫流行。在西医抗生素、抗病毒药没有出现之前，中华民族靠什么战胜瘟疫 ？是中医！正是由于中医的有效防治，才能在有限时间和空间内控制了瘟疫的蔓延，没有出现类似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那样严重的瘟疫悲剧。
中医是如何防治瘟疫的？从金、元、明、清时期代表医家的治疫历程中，或许找到答案。
金代 李杲（公元1180年—1251年）
治疫历史贡献：中医脾胃学说创始人，金元四大名家之一。治疗疫病大头瘟，创普济消毒饮。
为了救治更多病人，李杲不图利，不留名，让人把药方刻于木板，立在人多醒目的地方，供大家使用。凡照此方治疗的病人都好了。当时老百姓以为是神仙留下的神方，于是把它刻于石碑之上世代留传，李杲因此也就有了“神医”之名。
李杲生活年代正值元兵南下，战乱频繁，百姓饥饿劳役，流离失所，时有瘟疫流行。金泰和二年（1202年），北方出现瘟疫流行，很多人患了“大头天行”。这个病的表现是病人怕冷发烧，头面肿，眼睛睁不开，呼吸困难，咽喉不利，舌干口燥。由于是新的瘟疫，当时医生从药方书籍中找不到对应的方子，有的用通下大便的方法，结果没有效，若一泻再泻，伤及元气，往往加重病情甚至导致死亡。
李杲从症状到病因反复琢磨，认为：病的部位在上，是邪热停留心肺之间，上攻头面，造成的头面肿。”立清热解毒疏风为治法，创制普济消毒饮方，用黄芩、黄连、连翘、升麻、柴胡等药组方治疗，“施其方，全活甚众”。用他的方子，救活许多人。
元代 罗天益（约1220～1290年）
治疫历史贡献：中医易水学派承前启后的医家，军中治疫， 对于难治、危重的患者，他多种方法并用，除用方药及膏丹丸散外, 还采用针灸疗法。
罗天益为元代太医，元兵南下，他一再随军征战。宪宗九年，息州军中流行疟疾，他用辰砂丹、白术安胃散治愈。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夏，元中书左丞董彦明领军攻济南。当时正值盛夏，军人喝冷水，痢疾、霍乱吐泻流行。他用大黄汤、芍药汤等治痢疾；用香薷散、桂苓甘露饮等治霍乱吐泻，军中患病者服之普遍见效。
对于难治、危重的患者他多种方法并用，除用方药及膏丹丸散外, 还采用针灸疗法。如医案记载，征南元帅一天一夜腹泻五十多次,咽喉肿痛，耳前后赤肿，痰粘吐之不出,言语艰难。罗天益首先采用砭石刺其喉肿上，“紫黑血出，顷时肿势大消”；再用清热解毒的中药，药热时漱口，之后将药吐出，避免因药性寒凉伤害脾胃加重下利；而后服涎清肿散，能说话后再用神应丸辛热的药，驱散胃寒，燥脾湿。吃了几付药，腹泻止住，嗓子不疼，病痊愈了。
另有医案记载：至元己亥，廉台壬千户四十五岁领兵镇涟水，至深秋，疟疾痢疾同时发作一个多月，吃不下饭，形容羸瘦, 周身无力，呕吐不止，手足发凉，……脉弦细而微如蜘丝，罗天益诊为寒湿伤及阳气，日久阴阳皆不足。治疗内服中药，外做艾灸，温养脾胃之气，生发元气,续接阳气……经过一个多月治疗，逐渐痊愈。
“传染病”学祖师爷：明代 吴有性(1582—1652)，
治疫历史贡献：瘟疫学派创始人，创“戾气病原说”，以湿热疫立论，制达原饮方。
在明代提出戾气致病说不仅对于中医瘟疫诊断和预防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是世界传染病史上的伟大创举。
著成我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瘟疫论》，《瘟疫论》中祛邪的创新方剂达20余首，至今仍在在某些急性传染病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全国瘟疫横行，山东、浙江、南北直隶发生大疫情，五六月间更严重。“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吴有性观察到：有的是误用伤寒的方法治错了而死，有的误以为7天自愈或14天必愈, 耽误了病情，还有的攻邪补益不当而死，病情轻的还可以侥幸活着 ,病情重的就白白死去。他亲历疫情，追溯病源，潜心研究，依据治疗经验，创造地提出“戾气病原说”，著成我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瘟疫论》。
“戾气病原说”（又称杂气、异气），不同于前人认识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说。指的是自然界中的一类特别的致病物质，导致瘟疫的发生。这类物质的特点是：杂气种类多样，引起多种疫病；某种杂气专入某个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种疫病；具有种属感受性和种属免疫性，如“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兽禽**不病”等；致病的途径有空气传播、和患者接触传染；流行方式有大流行和散发。
吴有性不但将瘟疫与伤寒加以区分，而且还把瘟疫与一般温病区分开来。他还将30余种疾病归结为疫气所感，如霍乱、痢疾、疟疾、麻风、痘疮、发颐、目赤（多为流行性结膜炎）等，在当时是创新的见解。
以湿热疫立论，创立的达原饮等方剂，在甲戌瘟疫流行时。“依方投之而即愈。”用他的方子治疗就治好了。他强调对戾气尽早祛除，“早拔去病根为要”“急证急攻”。认为疫邪为病的本，发热为病之标，治疗当以祛邪为主，邪去则热自清，反对随便用寒凉药清热。
清代 余霖（1723—1795），
治疫历史贡献：瘟疫学派名家，对瘟疫有突出贡献的医家。他提出“病由热疫”，“疠气乃无形之毒”，“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并结合临床总结出一套辨斑疹形态色泽判断疫毒轻重的新方法，创制清瘟败毒饮等效方，著《疫疹一得》。
余霖，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时疫流行，死了很多人 ，他的父亲传染上了瘟疫，被当地医生误治而死，余霖抱恨不已。此后，他努力研究疫疹,读了很多医书，加之在临床观察，对这一类发斑疹的瘟疫病有自己的见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余霖到了京师，正赶上大暑节气，瘟疫流行，医生都素手无策，而余霖用大剂量石膏治之，如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桐乡冯鸿胪星实姬人，呼吸将绝，桐城医士投大剂石膏药，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
《清史稿》记载，北京正阳门外祁某感染疫病，周身斑疹紫黑症状十分严重，余霖以大剂清瘟败毒散，每剂石膏八两，犀角七两，黄连六两，因石膏用的太多了，竟然使“医家不敢用，病家不敢服，铺家不敢卖。”。结果连投15剂，计用石膏6斤。病人霍然而愈。按这种方法治疗，治愈不计其数。余霖对当时京师疫疾起了很大作用，“服他药不效者，俱皆霍然”，成为当时治疫名家。
《疫疹一得》中所用的两首主方：一为余氏清心凉膈散，一为清瘟败毒饮，“遇有其证辄投之，无不得心应手。”这是余霖自南而北，三十年救治疫者不计其数的经验总结。
清代 杨栗山（1706—1795）
治疫历史贡献：瘟疫学派名家,提出“疫毒多兼秽浊”，创制升降散等方。他区分了伤寒与瘟疫不同，著有《伤寒温疫条辨》。
乾隆乙亥、丙子、丁丑，夏邑连年瘟疫盛行，死了很多人，杨栗山一生曾经历了多次的瘟疫流传。他观察到，瘟疫毒气的猖行与湿热秽浊、死尸腐败、患者排泄物等环境污染密切相关，还观察到病人初期症状是内外大热，中焦热盛，容易传变加重病情。由此判断病因是火毒，并提出毒气多挟秽浊。
他明确指出治疗瘟疫最重要的是祛除秽浊与清解热毒并用。逐秽浊须道路通畅，于是采用一升一降，内外通和的方法，创制了升降散等方。解毒用黄连、黄芩、栀子等。据记载瘟疫流行期间，杨栗山用此法仅救治瘟疫危重证患者就达十多人。他还将升降散方传给亲友，贴在集市，救治了很多人。
到了晚年，在江苏溧水县，又赶上当地瘟疫流行，以他的方法治疗，也获得很好效果。对于瘟疫的危重症，以祛邪为主，攻补兼施，其创制大复苏饮，解毒与养阴的药配合，治疗神昏谵语，不省人事的重症病人，疗效很好。
清代 陈念祖（1753—1823）
治疫历史贡献：尊经派医家,治疟疾重视给邪出路，提出逐邪五法。
清嘉庆六年（1801年），河北发大水，陈念祖奉命“勘灾恒山”，当时恒山东北温疟流行，他一边组织救灾，一边为百姓治病，治好了很多人。《长乐县志》记载：辛酉夏，三辅大水，温疟流行，他到了疫区观察周围的环境，了解风俗习惯根据人体胖瘦、寒热体质不同，制成三种药丸，分给百姓，治愈者不计其数。
对于时疫，陈念祖提出逐邪五法:在天之疫，邪从经络入，治以发汗为去路。在人之疫，邪从口鼻入，治以解秽为去路。至于经络、口鼻所受之邪，传于阳明之经，治以清火为去路。如邪入胃腑，治以攻下为去路。体虚的人患疫，或病久变虚，或误治变虚，治以补养托邪为去路。
清代 吴鞠通（1758—1836）
治疫历史贡献：温病学四大名家之一。辨证辨病结合，自制霹雳散治燥疫，代赈普济散治温毒。
他一生中经历多次大疫，治疗过大量的患者，为他著《温病条辨》一书提供了可靠的临床依据。
吴鞠通26岁在北京四库馆中任钞胥，在抄写《四库全书》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经典医书,攻读十年，收获很大。他强调精通气运在瘟疫病临证中的意义；以三焦为“纲”，九种病名为“目”，辨证与辨病紧密结合；力抓主证结合兼证进行辨识；合理“祛邪”、“扶正”，其确立的新治法，创立的新治方，疗效卓著，为瘟疫的治疗提供依据。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公元1793年），吴鞠通36岁时，北京瘟疫大流行，造成严重危害，死者不可胜数。在朋友敦促下，他开始治疗，不到一月，几十个重病患者在他的精心治疗下转危为安，因而他出了名，成为杰出医家。有评价其“全活甚众”，可见其医术之高。
道光元年（辛巳年，公元1821年）吴鞠通64岁，遇京师疫病流行，病人大多上吐下泻，肚子痛，甚至病死，他细审病证，详辨病性，认为是凉燥导致病患，特制霹雳散，具有苦温芳香、扶阳逐秽的作用，临床使用，疗效甚佳。当年顺天（京城）乡试，由于疫病流行，考试的主考官购买吴鞠通所制的霹雳散100多剂，让考生考前服用，果然考场无患疫而死的人。
吴鞠通自制的代赈普济散是他临床治疗大头瘟、痄腮、外感喉痹、杨梅疮的常用方。临床每遇温毒、温疫流行之时，为防备众多患者急需，常将代赈普济散作为成药，预先大量配制。将组成代赈普济散的16味中药共杵细末，混合均匀，分包待用。服法：先煎一包仰头含漱，吐出许多涎液，再重复上法，半日，嗓子肿消，“每一包药煎一碗，咽一半，浸吐一半。”疗效很好。
清代 王清任（1768—1831）
治疫历史贡献：对我国的临床医学和解剖学颇有贡献的医家。他首次提出疫病瘀血理论，并运用于对疫病病机的认识，创立制解毒活血汤等一系列有效方剂，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王清任30岁（1798年）时，正是河北滦州稻地镇行医，正赶上瘟疫大流行，小儿死的甚多，王清任路过墓地，见到被狗拖咬的尸体内脏外露，他冒着传染的危险，不嫌臭秽，每天清晨都去观看小儿尸体，连续10天观察了30多具，发现了与古书所描绘的脏腑图形有不符之处。他认为，治病不明脏腑，如同盲人走夜路，故精心观察人体之构造，并绘制图形，纠正前人错误，写成《医林改错》， 为中医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
道光元年（1821年），霍乱流行，京师尤甚。王清任看到临床有经过用针刺治疗而好的病人，流出来的是黑紫色血，认为上吐下泻是瘟毒入血，气血凝结，产生了瘀血，堵塞津门，造成水不能出来。因此光清热解毒是不够的，于是他创造性的提出了解毒活血法，就是将清热解毒法与活血化瘀法合二为一，创制了解毒活血汤，用作治疗吐泻初起的病人。治疗吐泻后身发冷汗多的病人用急救回阳汤,方中均有桃仁、红花活血祛瘀之品。
清代 罗汝兰（生卒不详）
治疫历史贡献：清代广东名中医。他确立鼠疫 “热毒迫血成瘀”，解毒活血有奇效，鼠疫治愈率约达90%，并著成《鼠疫汇编》一书。
光绪年间（1875-1908年），省内鼠疫流行。清代广东名医罗汝兰，受王清任的启发，结合自己临床经验，著成《鼠疫汇编》一书。确立鼠疫是“热毒迫血成瘀”，与霍乱相似, 故沿用解毒活血汤，并根据鼠疫出现的不同症状加减治疗。史书称，只要对症用药的，肯定都有效。光绪十七年(1891年)，鼠疫流行。岭南鼠疫大约有300多人发病,罗汝兰治了270人，死亡40多人，除去死亡的人里面耽误治疗和没服药的20余人外,“尚救九成有余”治愈率约达90%。在治疗中他一改传统煎服法，对危重之症采用大剂量、连服10剂，白天黑夜连续喝，不能间断。除喝汤药外，有的采取外用汤药涂敷, 或以针刺放出“毒血”等方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罗汝兰家乡石城发生严重的鼠疫,为救治更多的病人，他刻印了更为详尽的《鼠疫汇编》发放。当年秋天海口暴发疫病,患者有几千,他将《鼠疫汇编》带到了海口，然而,当地医生开始不太相信书中提供的良方。次年春天,鼠疫肆虐,更加严重,当地没有什么好办法,患者去找罗汝兰,得到有效医治后，才消除了当地人的疑虑,治鼠疫的良方顺利推行，让更多鼠疫患者得到快速救治。《鼠疫汇编》的方子很快成为岭南各地及福建医家的共识。
虽然光绪年间,岭南地区鼠疫肆虐，所幸的是,在这30多年间涌现了如罗汝兰一般的众多岭南名医,救活无数人。1894年时当地流行一句话“省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
（结语）历史上，伴随着重大疫情的出现，中医始终奋战在抗击瘟疫的第一线救治百姓，从金代李杲中原治大头瘟，到清代余霖京师治疫疹，再到罗汝兰岭南治鼠疫;从汉代《伤寒杂病论》对寒性瘟疫规律的临床记录和理论升华，到明代《瘟疫论》我国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产生，再到清代《疫疹一得》《鼠疫汇编》等书问世，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治疫名家出现和医学著作的诞生。中医在防治瘟疫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的成熟理论，留下的经典著作，是世界任何民族无法比拟的。